赵振江教授学术小传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高等院校专业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务。著作有《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拉丁美洲文学史》(合著)、《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合著)、《拉丁美洲文学大花园》(合著)等，译著有阿根廷史诗《马丁·菲耶罗》、《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西班牙当代女性诗选》以及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斯、希梅内斯、阿莱克桑德雷(以上五位均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卢文·达里奥、加西亚·洛尔卡等人的诗集十余部以及《火石与宝石》、《金鸡》等小说。1987—1989和1996—1997年两次赴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从事翻译、修订和校注西文版《
红楼梦》(全三卷)的工作。译作和著作曾多次获得北京大学科研成果奖和国家出版总署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智利一中国文化协会曾于1995年授予他“鲁文·这里奥”勋章；西班牙国王于1998年授予他伊莎贝尔女王勋章；阿根廷总统于1999年授予他五月骑士勋章；智利总统于2004年授予他聂鲁达百年诞辰勋章，以表彰他对中外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2004年，被国家人事部和教育部评为全国模范教师。
采访人(问)：赵老师，您好!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谈。首先，请您谈谈您是哪年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的，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学习西班牙语?
赵振江教授(答)：我和段若川、赵德明两位老师一样，是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的。当时北京大学还没有西班牙语专业。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了，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第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1960年，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西班牙语的热潮。北大的西班牙语专业就应运而生了。半年后，也就是在我们学习了一年半法文之后，系里决定把我们三人从法语专业调到西班牙语专业。当时很明确，将来要留校做教师。其实我本人在1959年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有人告诉我，我本来已被中文系录取，是西语系把我要过来的。
问：这是为什么呢?
答：当年招生，根据学生将来从事的工作，不同的系有不同的政治标准。比如，当年东语系主要是为外交部培养翻译人才的，招生是按绝密专业的标准。而西语系本来好像也是机密专业，但是到了1959年，又改成了普通专业，系里做人事工作的人就到学校去反映情况，要求学校从其他系给西语系调一些学生“骨干”。我高考的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于是就把我从中文系调到了西语系。最初，全国只有北京外国语学院(即今天的外国语大学)有西班牙语专业。它当时属于外交部领导，主要培养外交翻译人才。北大的西班牙语专业，从1960年开始招生，文革前一共只招了三届，1960年、1964年、1965年。目前，我可以算是对这个专业最了解的人了。赵德明老师虽然跟我一样，但是，他后来到智利留学去了。我留校教书的时候，他还没回国。他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回来的。徐曾惠老师是1964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分配来的。那年，西班牙语专业招生，我也提前结束了学生生活，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
问：当时您学了几年西班牙语?
答：从理论上说，读了不到四年，因为先读了一年半法语。实际上，充其量也不足三年半。因为其中还有一年被调出来“半脱产”，当团总支副书记，系学生会主席(还是民兵营长)。所以真正念书的时间是很少的，而且当时的师资条件极差：只有两位从法语改行的老师(蒙复地和刘君强)，他们只学了六个月西班牙语，就开始教书，所以当时的西班牙语专业号称是西语系的“大庆”，就是说，和大庆一样，是“白手起家”办起来的。
问：学了六个月的教师就教了您三年半?
答：到了三年级，就都是外国人教我们了。中国的教员已经教不了了，只有聘请外国人来教了。也不光是北大，当时北京外语学院也是如此，主要靠外国老师教。那时候，大部分外教是我们驻外机构介绍来的西班牙语国家的流亡者。第一批由官方派遣来华任教的西班牙语外教是古巴人。那是1964年，北大第二次招收新生，我被调出来任教，就是与这位古巴外教合作。他叫伊布拉因·桑切斯，36岁，他先来的，没过多久，夫人带着三个孩子也来了。当时在北京有一个古巴专家小组，在中国推广视听教学法。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回国了。多年来，这位老先生对那段经历念念不忘。2003年我随北大的两位副校长访问古巴时，还请他吃过饭。老先生对中国，可谓一往情深。有一位阿根廷人，对我们系的教学，也有很大的贡献，叫杜契斯基，他的夫人是乌拉圭人，叫席尔瓦。他教的时间最长，有好几年。他好像是俄国犹太人的后裔。“文革”开始后，他就回国了。后来作过导游，陪旅游团来过中国。我翻译的《马丁·菲耶罗》在阿根廷参展时，他还在阿根廷报刊上写文章，介绍我们当年的学习生活。另一位阿根廷外教叫罗梅洛，他的弟弟是巴拉圭很有名的诗人。他当时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教师——律师协会主席。他的身份很高，但不会教书，上课的时候只会叫我们朗读，一个一个地念，他就听着，也不管，后来任期未满就回国了。还有一位演员，叫奥莱吉娅，是智利人，是跟着她丈夫来的。她丈夫是歌唱家，叫阿朗西比亚，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她就到我们这里来教口语。第一位西班牙外教叫雷盖赫，是西班牙内战后，流亡到国外的。他倒是一位教授，但比较保守，对拉丁美洲的一些词汇和用法不屑一顾。还有一位叫里维拉的，是秘鲁的印第安人，从瑞典请过来的，好像是个油漆工。“文革”中，他在友谊宾馆参加了李敦白组织的“白求恩——延安”战斗队，是个“造反派”，后来被辞退回国了。等到“文革”后期，又来过两个，其中一位叫阿尔瓦罗·门多萨，是秘鲁特鲁希略大学的教授。这个人的水平是很高的，是左派学生运动的领袖；另一位叫乌加尔特，是秘鲁语言学院院士。他们对北大西班牙语系的建设都是有贡献的。
问：您那个时候学习西班牙语的人不多吧?
答：招生的时候并不少。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就60年那一届，大概有15到20人吧。当时只有两个中国老师：蒙复地和刘君强。沈石岩老师是后来从北大留学生办公室调过来的。来了没多久，就到古巴哈瓦那大学进修去了。回来时就是1965年了，也就是快到“文革”了。
问：把您这样调来调去的，您当时有什么想法吗?
答：那时候，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个人就应该也必须服从国家的安排。包括像段若川老师这样的，她父亲是外贸学院的法
语教授，是留法的。学校倒还曾经问她，给她换专业，她父亲会不会有意见，她根本就没跟父亲说，就同意了。还有一件事，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是不可思议的：当时系里找我们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将于1964年，与同年入学的人一起毕业，领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可是等到了1964年，我们也提前调出来教书了，却没人管这回事了。我照常每月领18元5角的助学金，段老师每月依旧从她父亲那里要20元的生活费。当时就从没想过向系里去说工资的问题。一直拖到1965年，我们才领到了见习助教的工资，每月46元。等一年后，我们该转为正式助教(工资56元)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了，更没人管这事了。因此，一直拖到1968年才转正。
问：段老师怎么会到北外去了呢?
答：赵德明、段若川和我，三个人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一开始，我和赵德明留在本校，段若川和另一位法语三年级的同学(后来那位同学放弃了西班牙语，又回法语专业了)去北外，当时就算是“国内留学”吧，因为那里的学习条件比北大好。后来，赵德明又被派到智利留学去了，只有我一直留在了系里。回头想想我们这个系，确实是创业艰难。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很不容易的。有点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我们这三个人，一个走了，两个退休了，系里又面临着艰难的形势了。
问：您刚才提到当时是只有两位老师吗?
答：对了，实际上是三位，还有一位女老师，叫周素莲，是菲律宾华侨。菲律宾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年纪大些的人都会点西班牙语。她教得还是蛮好的，发音很标准，人也很和气。她丈夫也是华侨，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文革”一开始，她就走了。我们从法语调过来的时候，60级西班牙语专业的学生已经上了一个学期的课，我们就没学过语音阶段，就让这位周老师专门教了我们两周语音课。后来慢慢就能跟上了，因为法语跟西班牙语毕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
问：当时那些老师都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授课方式呢?那时候有教材吗?
答：当时用的是北外的一套油印教材。那时候北外有一对西班牙夫妇，可以说是中国西班牙语教学的奠基人。男的叫梅连多，他的夫人叫玛丽娅·雷塞亚。西班牙内战后，他们流亡到前苏联。他们应该是共和国的“儿童团”吧。大约是1952年，梅连多已经在苏联获得了博士学位，玛丽娅·雷塞亚的博士还没念完，一听说新中国需要西班牙语教师，他们就来了。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老师。上世纪的60年代，中苏分歧愈演愈烈，他们便离开了中国，去了阿尔及利亚。“文革”后，玛丽娅·雷塞亚又回到了中国，那时梅连多老师已经去世。玛丽娅·雷塞亚曾在北外和二外任教。1973年，西班牙与中国建交，对她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为她颁发了“智者阿丰索十世”勋章。后来，她在西班牙退休，住在马拉加的女儿家里，现在已经去世了。我在格拉纳达大学任教时还常见她。因为段老师是她的学生，所以她总认为我也是她的学生，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在西班牙翻译《
红楼梦》的时候，她常让我到她家里去玩。董燕生教授、黄志良大使等人去西班牙的时候，也都曾去看望她。
问：最早的教材就是这两位外教编的吗?都是用西班牙语写的吗?
答：是他们主编的。但是有中国老师与他们合作，是用汉语的。他们编的这套教材，我个人认为，科学性还是很强的。他们还编了一套语法书，包括两本，一本是练习，一本是语法讲解。练习中举的例句几乎全是古典名著中的句子，只是内容显得陈旧了些。当时还有外贸学院的张雄武先生编的一本语法书，“文革”前就出版了。所有的学习西班牙语的学校都是用这些油印的教材。至于其他的教材，诸如听力、口语、翻译之类，就是临时应付了。比如听力课，一般是老师读一些小故事，让学生听，然后回答与故事相关的问题。当时一个班都没有一台录音机。听录音，要先向录音室申请、登记，由他们统一播放，大家在教室里听广播。
问：那时候一个班有多少人呢?
答：文化大革命以前，每届大约20人。我从1964年开始教学工作，前面说了，与古巴外教合作。当时，古巴派来的专家小组在北大、北外、经贸大学授课。他们在一起备课，使用的就是视听法：不发教材，不专门教语音，上来就说话。这种视听法是一个比利时人首先采用的。开始第一个月效果很好。当时我和徐曾惠老师跟这位古巴人一起教64级那个班，后来徐老师到平谷搞“四清”去了。实际上就是我与他合作，什么课都是我们俩一起上，那时候也无所谓工作量，整天跟学生泡在一起，我就住在学生宿舍，在40楼。这种教学法有一定的效果，但也有局限性。开始的时候，外教用动作比划，说一些句子，学生能理解，像“起来、坐下、开门、关窗”等等。但后来涉及到抽象的词汇就不行了，很容易造成歧义。所以任何教学法都不是绝对的、万能的，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成年人学外语，明明可以一点就通、举一反三，为什么非要像对待小孩一样呢?
问：那时候的西语专业毕业生分配的去向怎么样?比如说您那届的学生都去那里了?
答：我们这一届，除了留在北大的四个，比较集中的就是在拉丁美洲研究所了。那个时候拉美所属于中联部，不属于社科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那里主要是搞政治经济研究的原因。像拉美所的所长苏振兴、副所长徐世澄，还有白凤森、石瑞元等人都是我们班的。其余的人去了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国际广播电台、国家科委、中调部等单位。其实，各学校的西班牙语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大致相同，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当时虽然也填写志愿，但最后大家都会填上一条：“服从分配”。在那种情况下，不服从分配也是不可能的，是没有前途的。
问：您觉得当时北大的西语专业有什么明确的方向、特色或者说区别于其他院校的主要的优势吗?
答：其实当时能应付教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作为一所全国顶尖的综合性大学，它的学习环境、学术氛围和综合素质是其他学校所没有的。比如，我上学的时候，作为外语系的学生，中国文学史是必修的，从古到今。当时授课的就是金开诚、袁行霈等老师，如今都是著名的专家学者了。此外，像普通语言学、文艺学概论等课程，也是其他外语院校所没有的。又如，我们上的欧洲文学史，当时是每一位老先生讲自己擅长的那一部分，冯至先生讲德国文学，吴达元先生讲莫里哀喜剧，赵萝蕤、李赋宁、杨周翰先生讲英国文学……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全国的文科学生的最高理想，就是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文科学生可选择的专业相对较少，北大中文系的录取分数是全国最高的。西语系的招生标准要低一些。但作为过来人，我对从中文系调到西语系，并不后悔，也不遗憾。因为如果留在中文系，我或许做不了这么多的事情。在那样的条件下，研究外国文学还好过些，与国内的阶级斗争毕竟没有直接
的关系。
问：您认为您在教学科研中取得了哪些成果?
答：除了语言教学，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学史研究，一个是文学翻译实践。西班牙语专业的所有课程我几乎都教过，精读、泛读、口语、文化概况(西班牙、拉美)。但后来我教的基本就是文学课了，文学、文学史、文学翻译，我自己做的研究基本上也是同一个范畴。我认为，做科研，首要的是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选准一个大的方向，然后一步一步地去做。先是一个点，然后是一条线，最后便能连成一片。否则，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零敲碎打地做，那就很难做出什么像样的成果。这是我一直跟学生、跟你们这些年轻教员们强调的。就个人而言，我的大方向就是西班牙语诗歌。开始时是一个诗人、一个诗人地研究，然后再扩展到一个时代或一个流派，最后把各个时代连接起来，就可以做诗歌史了。
问：刚才您提到了文学翻译，您也是翻译名家了，而且在诗歌翻译方面颇有造诣，那么您在翻译方面对年轻的后学有什么建议和指导呢?尤其是在诗歌翻译方面。
答：翻译实际上是个很难的事情。我每次重读自己译过的东西，都会有不满意的地方。前些天，阿根廷要出一本西、英、汉三种语言的《马丁·菲耶罗》。今天上午我还在看我的译文，还是有许多要修改的地方，不是因为误译，而是文字上还要推敲。我本身是喜欢中国诗歌，古典的、现代的都喜欢。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诗歌都讲究韵律，讲平仄。因此，任何一部稿子的译文，都要反复朗读、反复推敲才行。而且每看一遍，都会发现要改动的地方，所以说翻译是无止境的。对翻译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还有就是，你觉得好的，别人未必觉得好；你觉得不好的，别人说不定还觉得好呢。个人的欣赏趣味不一样，见仁见智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诗歌翻译，我认为：诗歌翻译要像创作，要让中国读者读起来自然，流畅，该清晰的要清晰，该朦胧的要朦胧。当然，这是我个人所追求的，是很难做到的。现在有时恰恰相反，我倒觉得，非但我们的翻译不像创作，有的创作倒像蹩脚的翻译了。这个话题，要说起来就很长了，而且可能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问：您的翻译事业可谓硕果累累，我们知道您得过几个国家的勋章，您能谈谈具体情况吗?
答：智利一中国文化协会在1995年曾为我颁发了“卢文·达里奥《蓝色》百年骑士勋章”，并聘任我为他们驻北京的形象代表，原因是我翻译并介绍了智利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斯特拉尔和聂鲁达的诗歌。说起此事，我一直觉得有趣。那年夏季的一天，北京大学外事处(现在叫国际合作部)通知我和段若川，说智利一中国文化协会副会长夫妇要来学校见我们，叫我们于某日某时到勺园2号楼的会客室。我原以为，段若川刚从智利回来不久，她又认识智中文协的会长和副会长，一定是人家想见见她。我们按时到了勺园，外事处的同志与我们是老朋友，见面后很亲热并说：“两位老师，你们都是老‘外事’了，等智利朋友来了，你们直接交谈就行了，我又不懂西班牙语，就不在这里陪你们了。”待一切准备好之后，她就走了。没过一会儿，对外友协的一位女翻译就领着两位智利老人来了。彼此寒暄几句之后，那位老先生便迫不及待地从背着的旅行袋里掏出一枚勋章，挂在了我的脖子上，然后便又掏出授勋证书和一张聘任我做他们驻京代表的聘书，并说来北京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我授勋。这一切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我当时真是茫茫然不知所措。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授勋仪式”了。幸亏当时还有一位对外友协的翻译在场，并拍下了一张照片，否则，就连个见证人都没有了。
第二枚是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于1998年为我颁发的“伊莎贝尔女王”骑士勋章。目的是为了纪念中西建交25周年，也是对我翻译加西亚·洛尔卡和《
红楼梦》的表彰和鼓励。说起《
红楼梦》的翻译，酸甜苦辣，五味俱全。1987年3月，我突然接到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秘书长的来信，信中称我“是翻译《
红楼梦》的最佳人选”，要我尽快去那里承担此事。我当时莫名其妙，他们怎么会知道我是何许人呢。后来才知道，是中国驻西班牙使馆文化参赞张治亚先生举荐的。此前，张先生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任文化参赞，我翻译的《马丁·菲耶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展时，他正在任上，因而对我有一定的了解。当时，对格拉纳达大学的邀请，我不大敢接受。原因很简单，第一，我虽然喜欢读《
红楼梦》，但我不是红学家；第二，我的西班牙语水平，怎么可能翻译《
红楼梦》呢!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已经有了外文局提供的译文，只要对照中文校一下就行了，这才接受了邀请。谁知到了那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认为外文局提供的稿子不能用，要重新翻译。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勉为其难了。我第一次与格大秘书长(后来曾任副校长、校长)谈话，就要求他给我找一位西班牙语水平很高的合作者，最好是诗人。幸运的是，我和我的“搭档”配合默契。他比我小20岁，此人毛病不少，有点野，语言水平不错，诗歌小诗人。我关心他，他尊重我，这就为西文版《
红楼梦》的质量提供了基本保障。前后三年半的时间，夜以继日，这项工作完成得还可以，第一卷印刷2500册，一个半月售完，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记得有一年的暑假，别人都走了，整个招待所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坚持工作。一只猫带着一窝小猫，陪着我。平时有食堂，它们不缺吃的，可那时食堂关门了，我每天买面包和火腿时，就多买一份给它们。三年半的时间，黑发变成了白发，做了这么一件事，值!
第三枚是1999年阿根廷总统为我颁发的“五月骑士勋章”。主要是因为我翻译了阿根廷的高乔人史诗《马丁-菲耶罗》。这本书的出版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最早接触这部史诗，是上世纪60年代，阿根廷外教选了史诗的片断作泛读教材，我就对它产生了兴趣。1976年前后，我开始试着将它译成中文。此后，时译时停，时断时续，最终在墨西哥进修结束时(1979—1981)完成了初稿。当时根本没想到能出版。1984年11月10日是史诗作者何塞·埃尔南德斯诞生150周年的日子，阿根廷要把这一天定为传统文化节，并展出世界上各种文本的《马丁·菲耶罗》。台湾先得到了这个信息，为了摆脱政治孤立的困境，他们早早地就将1000册中文版的《马丁·裴耶乐》送到了阿根廷。我驻阿使馆知道后去交涉，提出不应让台湾的书参展。主办方回答说：“我们不管大陆还是台湾，反正要有中文版的《马丁·菲耶罗》。你们要有，我们就展览你们的，你们没有，就得展览他们的。”时任文化参赞的张治亚先生就和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联系，希望国内出版《马丁·菲耶罗》，不能让台湾当局的企图得逞。但当时离展出时间只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必须在三个月内出版，才能按时将书送到阿根廷。
那时候还是手工排版，没有激光照排。如果不作为特殊任务，是无法完成的。事关国家的声誉，怎么办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陈光孚先生就给六位领导同志写了信，请求玉成此事。胡耀邦同志收到信后，立刻作了批示。后来，文化部外联局协同湖南人民出版社按期保质保量地出版了此书，并由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对外友协、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北京国际俱乐部等单位共同主办了发行仪式。我们的《马丁·菲耶罗》在阿根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阿根廷《马丁·菲耶罗》译者协会还给我颁发了译者证书和一枚精致的纪念币。
第四枚是“聂鲁达百年诞辰”勋章，是智利总统于2004年7月颁发的。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所以颁发的时候我不在北京。大使馆怎么也找不到我，是后来智利驻华使馆的文化专员送到我家里来的。
问：您还是全国模范教师，那是在哪一年呢?
答：2004年。说起来也挺有意思。在这以前，无论在西语系还是在外语学院，我从来没当过任何级别的优秀教师，因为我一直都是个基层干部，所以从来不参加评选。2004年，外语学院的第一任领导班子换届了，我这个学术委员会主任也换届了。有一次系里开会，我因故缺席，会后丁文林老师告诉我，说大家评选我做系里的优秀教师，报到院里去了。反正明年就退休了，评就评吧，我也没在意。谁知道从学院、学校又评到了北京市，后来又从北京市评到了全国，居然成了“全国模范教师”，真是不敢当!在市里召开的教师节座谈会上。我发现别人都是老模范，因为人家都互相认识，只有我，谁也不认识。只认识市委书记和市长，可人家不认识我。说实在话，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教师该做的事。比如，在我当系主任的时候，是蹬三轮车给新生运过行李，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当时西语系做迎新工作的几乎全是女同志，没人会蹬三轮车，再说，连季先生还给新生看过行李呢……至于得了几枚勋章，荣誉属于国家，我个人做的都是份内之事。
问：关于学生方面，您执教这么多年，您觉得不同时代的学生有什么不同之处?您如何看待这些差异，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如何对待处理这些差异呢?
答：文革前的学生，他没有别的，就是一天到晚学习，没有多少自己选择的可能性，其他的诱惑也很少。现在的学生当然不一样了。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特别强调要抓好一年级。一年级是关键，打基础。打不好这个基础就给他以后带来麻烦。因为咱们这个专业基础要学两三年。对一年级的学生来说，除了打语言基础之外，最重要的是教他们适应从中学到大学的转变。至于对每个学生，他往什么地方去发展，要因材施教。对如何做人，要有统一的要求，对如何选择人生道路，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和职业，则不应有统一的要求。但是有一条，既然是西班牙语系的学生，就应该学好西班牙语。这是基础，是将来工作的手段。当然，有时也会有特殊情况。比如，前几年，有一个学生，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他先考了中国科技大学，不喜欢所学的专业，第二年重考，又考上了北京大学，说明他有很高的智商。但他到我们系以后，对西班牙语不感兴趣。他对历史有兴趣。一年级就通读了《二十四史》。像这样的学生，最好叫他转系，去学历史，将来很可能是个人才。你叫他学西班牙语，结果不及格，只好退学了。对个人、对国家，都是一个损失。要知道，现在对历史这么感兴趣的学生并不多啊!
问：您跟每一届学生，都有深厚的师生情谊，都有些佳话流传。您能谈谈这方面的体验吗?
答：这没有什么。师生关系，如韩愈所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老师，不过是在某一点上是老师，也就是早学了几年，多知道一点而已。我觉得现在的学生，有很多方面都比我强。比如，我的电脑坏了，我不知所措，就得向他们请教。教学相长，历来如此。一个老师，越不摆架子，学生越尊重你。要是你自己成天端着个架子，学生表面上好像不得不尊重你，背后说你什么，谁知道啊?
问：您不同于一般的教员，您做过西语系的系主任。您能谈谈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吗?
答：1992年，西方语言文学系领导班子换届。在民意测验中，主张叫我当系主任的不少。学校人事部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不愿接受。除了工作能力欠缺以外，我还提出了“不同意学校的一些做法”。比如，当时规定男生(包括男教员)不许进女生宿舍；每天早晨六点半学生要集体跑步，从南校门出去，从西校门进来，等等。但是，最后，学校还是任命我当了系主任。副主任是赵登荣、顾家琛和鲁维纲。我认为，做任何领导都一样，能力有大小，但不谋私利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条件。
比如，我们专业的一位毕业生，叫赵传君，是1970年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大学。由于那里没有西班牙语专业，他就学了英语，又学了经济。1993年来看我时，他已经是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哈尔滨市招商局局长、北极星贸易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当时，我正要从蔚秀园搬到燕北园。他就问我经济上有什么困难，需要他帮什么忙……我当时特别想举办一个“纪念冯至先生逝世一周年暨冯至学术思想研讨会”，便对他说，我本人什么也不需要，如果有可能，希望他能赞助系里召开这个研讨会。他慨然应允。我便以个人的名义，向他“讨”了8000元，举办了这次活动，当时的8000元还是挺管用的呢。原西语系的老师们可能还记得这件事，当时社科院外文所也来了不少人。
又比如，评职称，这是个敏感问题，更不能有私心。那一年，系里有三个人选，只有两个晋升名额。三个人选中有段(若川)老师，最后她没有评上(因为将她排在了最后)。这样，只有她一个人不满意，对我有点意见，但其他人都不会有意见。她也只是当天有些生气罢了，事后，很快也就没意见了，因为换了她，也得这样做。其实，我要是在文科学术委员会里活动活动，给她拉几票，是很容易的，但我不能那样做。那样做，她的教授可能上去了，我的人格就下来了。你们说是不是?
当然，不谋私只是作领导的基本条件。不谋私不等于就能做好工作。就个人而言，我没有什么本事，但我清楚这一点，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怎么办呢，依靠群众。那时，我定期召开不同的座谈会。和大家交流，听取大家的意见。有时开教授座谈会，有时开青年教师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心声，这样做起事情来就更加心中有数。
管理工作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干部应该以身作则，尤其要放下架子，时刻想着自己是为全系师生服务的。前面说了，迎新时，我用三轮车给新生运过行李；和鲁维纲(副系主任)等人去协和医院太平间抬过德语外教蔡思克先生(奥地利籍)的遗体；和鲁维纲去校医院抬过德语外教赵林克蒂教授(德国人)，帮助她换病床……谁叫你是系主任，又有把子力
气呢。法语专业的王东亮老师回国来系里工作，一个人带着个小孩儿，一大堆行李，不容易呀，法语教研室主任王文融老师要去机场接，我就和她一起去，因为我的力气比她大多了。你们知道吗，在“五七干校”时，我是专门负责生产劳动的旱田排副排长。
问：您当时是系主任，又要上课，还要指导研究生，怎么还能每年都出书呢?您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呢?
答：这其实没什么窍门。一是集中，二是放手。集中就是集思广益，确定每月、每周该做的事情，就是要开会研究。一旦确定之后，就要分工，分兵把口，各尽其责，该谁做谁做。但有一条，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第一把手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要推诿，不要叫下面的人负责。当时我们系里的班子非常团结，非常融洽，大家都挺舒畅。这也是做好工作的重要条件。
问：赵老师，我们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作为一个老教师，您对系里的师资队伍建设有什么建议?
答：目前，我们系的师资队伍，确实有一个断档。这不是哪一个人造成的，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留不下人，这也不是北大一个学校的情况，但在全国的西班牙语界，我们的情况更突出一些。就你们这些年轻教员而言，当前首先要考虑的是，没有博士学位的人要尽快攻读博士学位。这要有一个通盘的考虑。同时，我也建议院、校领导，应该考虑，是否可以给一些基本语教得很好、科研能力相对较弱的人评“高级讲师”的职称。对这样的教师可以不要求有博士学位，也不要求他们写多少科研论文。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教好基本语。要知道，许多能搞科研、会写论文的教授并不一定能教好基本语。另外，在选择科研项目时，学术视野要宽一些。不见得大家都研究文学，研究文学的，也不见得都研究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戏剧、电影等都可以研究；至于文化的范畴就更宽了，语言学、教学法等，都有很多可做并值得做的课题。以前我曾说过，年轻的教员，每隔一段时间，应该聚一次，有什么经验、想法、困难，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启发，互相帮助。这样能增强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目前我们系是有一些困难，但只要努力奋斗，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对我们西班牙语系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
采访人 范 晔 贾永生 张慧玲
访谈整理 吕文娜
责任编辑 魏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