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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加拿大是移民大国，移民、难民、族裔歧视都是十分敏感而复杂的社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阿特伍德的小说《强盗新娘》运用不可靠叙事手法，塑造了女主人公泽尼娅的难民形象。透过小说叙述者对泽尼娅族裔身份的解构与建构，读者可以看到加拿大多元文化体制下潜藏着的族裔歧视，看到少数族裔的生存选择以及经验教训。本文结合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和加拿大移民史对《强盗新娘》进行解读。
       关键词　阿特伍德　《强盗新娘》　多元文化　族裔歧视　不可靠叙事
       加拿大是移民大国，不同民族之间能否和谐相处是加拿大能否兴旺发达的关键，解决民族矛盾加强民族团结是加拿大历届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1971年，加拿大正式倡导多元文化主义，成为西方第一个实行多元文化主义官方政策的国家。目前来看，多元文化主义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加拿大在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方面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做得好，多元文化主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也有学者指出，“由于加拿大政府在1971年之前，长期推行同化政策，长期存在种族歧视和民族偏见。这种心理状态和民族歧视在加拿大社会还没有彻底消除。”另有学者提到，“过多地保护多元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民间的冲突，同时也影响到加拿大主流文化的发展及国民意识的增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是当代加拿大著名作家，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精湛的叙事而享誉文坛，《强盗新娘》(The Robber Bride，1993)是她的第八部小说，运用不可靠叙事手法探讨了加拿大多元文化体制下潜藏着的族裔歧视，表达了她对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深切关注和审慎思考，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深入诠释，是一部具有相当思想深度的作品。
       表面上看，《强盗新娘》是一部伦理小说，讲述了三位加拿大女性托尼、恰瑞丝和罗兹与她们的仇敌泽尼娅之间的矛盾冲突。虽然泽尼娅是小说的主人公，但是从叙述学的角度上讲是被叙述者，不能直接面对读者讲述自己。她的言行只能由叙述者转述。托尼、恰瑞丝和罗兹是小说的叙述者，整部小说由三人的交替叙述构成。据她们叙述，泽尼娅不仅骗了她们的钱财还偷了她们的男人。至于前者，她们的叙述具有写实特征，较为可靠，然而后者却掺杂了明显的不可靠成分。此外，三位叙述者放纵想象，将泽尼娅叙述成妖魔，赋予了小说以浓厚的超自然色彩。西方评论界大都接受了三位叙述者的观点，认为“《强盗新娘》所描写的是一次历时很长的驱魔除妖活动”。然而评论者们不约而同地回避了作品中有关人物族裔身份的大量叙述，并因此回避了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话题：族裔歧视。事实上，三位叙述者一方面将泽尼娅的形象妖魔化，对泽尼娅的主体性进行解构，另一方面明显地将泽尼娅置于加拿大移民历史的语境下进行叙述，提供了众多线索暗示或证明泽尼娅是难民，对泽尼娅的主体地位进行了建构。妖魔与难民并置，解构与建构同步，体现了叙述者及其所属的加拿大主流社会对难民的猜疑、歧视和恐惧，反映了加拿大多元文化体制下的深层矛盾。在人们普遍关注“全球化”、“后殖民”和“多元文化”的今天，这种深层矛盾不应成为文学评论的盲点。
       一、被叙述者的被妖魔化
       泽尼娅到底偷了什么?托尼回忆，她在60年代初上大学时爱上了同学韦斯特，却发现韦斯特正在与另外一名同学泽尼娅相爱同居。托尼自认不是泽尼娅的对手，并且对泽尼娅十分崇拜。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泽尼娅先是借钱不还，后来又恳求托尼代写学期论文，然后突然以向校方“认错”相要挟，以她与韦斯特两人经济拮据为借口，又向托尼“借”了一千元钱，然后出走，给韦斯特留下纸条，没有解释出走的原因，但发誓永远爱他。后来托尼与韦斯特同居、结婚，然而韦斯特仍然只是把托尼当成朋友，时刻思念着泽尼娅。60年代末的一天，泽尼娅突然出现，托尼想象着自己“把手中的串肉钎刺入了泽尼娅的心脏”(204)。托尼的暴力心态很令人惊讶。首先，泽尼娅与韦斯特因相爱而同居，没有迹象证明泽尼娅伤害韦斯特。泽尼娅出走的动机不明，无法证明她心怀歹意，而她的誓言以及韦斯特的思念都证明了两人的爱情。其次，泽尼娅借钱未还，但至少在口头上承诺以后归还，而且再没有对托尼进行要挟。泽尼娅与韦斯特同居数月后再次出走，韦斯特回到托尼身边，虚弱憔悴，仅此而已，看不出泽尼娅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韦斯特也不做任何解释。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泽尼娅一直没有出现，也没有对托尼或韦斯特犯下更多的“罪行”，但托尼始终把泽尼娅视为妖魔。1990年，泽尼娅再次出现，托尼认定泽尼娅前来是想要喝她的血，决定先发制人，持枪寻找泽尼娅。
       恰瑞丝方面，她与托尼本是大学同学，为生活所迫中途辍学，靠传授瑜伽谋生，具有宗教情怀，信奉因果报应，爱护生灵，淡泊素食，追求善念，忍辱负重，凭冥想和占卜来判断事物，因此在处理具体问题时经常陷入两难的困境。1970年5月她收留了来自美国的逃避兵役者兼爆炸案嫌疑犯比利，并与之同居。同年11月，泽尼娅出现在恰瑞丝的瑜伽课堂上，虚弱憔悴，声称患过癌症，做过子宫切除手术，如今癌症复发，无家可归。恰瑞丝收留了泽尼娅，并因此激怒了比利。此后这两位被收留者的关系不断恶化，泽尼娅指控比利企图强奸她，恰瑞丝相信了泽尼娅的话，却宽容放纵比利。到了第二年4月，泽尼娅恢复了健康，恰瑞丝怀上了比利的孩子。恰瑞丝将怀孕的消息分别告诉了泽尼娅和比利。泽尼娅责备恰瑞丝不该怀比利的孩子，而比利则对恰瑞丝拳脚相加，并歇斯底里地告诉她：他在泽尼娅身上没有发现子宫切除手术遗留的伤疤。翌日清晨，泽尼娅和比利突然不辞而别。两人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恰瑞丝除了反复强调自己的善意之外，其他一概不知。托尼和罗兹以“帮助者”的身份走进了恰瑞丝的生活。托尼以有经验的过来人自居，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认定比利清白无辜，而泽尼娅则是妖魔，“或许在她的墙上钉着一排男人的鸡巴，就像玩具动物的脑袋”(317)。托尼的言辞粗俗野蛮，却显然左右了恰瑞丝的判断。在以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恰瑞丝不是努力调查事实真相，而是凭借冥想认定泽尼娅是《圣经》中的邪恶女人耶洗别，被人从楼上推下摔死后被狗吞吃，是“巴比伦大淫妇”。1990年，泽尼娅再次出现，恰瑞丝多次凭冥想看到自己的另外一个自我将泽尼娅从高处推下摔死，而泽尼娅也恰好是坠楼身亡。
       罗兹方面，她是犹太富商的继承人，二战期间她父亲从事跨国走私迅速暴富，但“脏钱”却成了压在她身上的包袱。如何在父亲的头上加上光环，为自己的钱财正名，并融入主流社会，一直是罗兹的梦想。1983年，罗兹遇到泽尼娅，泽尼娅述说了自己作为犹太难民的苦难经历，并把罗兹的父亲叙述成拯救犹太人出苦海的英雄。罗兹欣然接受了泽尼娅的叙
       述，对泽尼娅表示同情，更看中了泽尼娅的才能，将自己的部分生意交给泽尼娅经营。泽尼娅不负使命，给罗兹带来了利润。不久，罗兹得知自己好色的丈夫米奇正在与泽尼娅同居，然而却故意不采取任何行动。后来，泽尼娅甩掉米奇，盗取五万元公款后出走，米奇痛苦万分，罗兹却幸灾乐祸。1986年，泽尼娅的死讯传来，罗兹无比快慰，米奇却意外死亡，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罗兹明知米奇品行恶劣，认为米奇是自杀，但转眼间又把米奇看成是清白无辜的受害者，将一切不幸归咎于泽尼娅，认为泽尼娅是一个“强盗新娘，隐藏在幽暗的森林中的一座大房子里，专门捕杀那些无辜者，把年轻人诱惑到她的邪恶的煮沸的大锅之中”(331)。1990年，泽尼娅再度出现，但罗兹显然缺乏理由对泽尼娅兴师问罪。后来，她听说儿子拉里与泽尼娅有接触，便匆匆找到泽尼娅撒泼，由于不掌握实情而被泽尼娅驳斥得哑口无言，竟然想到用长筒袜勒死泽尼娅。尽管她回家后发现泽尼娅并没有伤害拉里，泽尼娅的话不无道理，但她对泽尼娅的仇恨却没有丝毫减弱。面对泽尼娅的惨死，罗兹难以抑止内心的狂喜。
       上述分析表明，泽尼娅被指责为“强盗”尚情有可原，然而泽尼娅“偷男人”、“害男人”的罪名很难成立，“妖魔”之说更是荒诞。相反，三位叙述者并非如她们自认的那么理性仁慈，她们的丈夫也远非清白无辜，而泽尼娅更像是一个反抗者和报复者。值得注意的是，三人憎恨泽尼娅并不是因为钱。小说结尾，三人分别找到泽尼娅，都不是为了讨债。托尼自称要保护韦斯特；恰瑞丝自称要寻找比利；罗兹自称要保护拉里。但事实上，韦斯特和拉里全都安然无恙；泽尼娅表示可以提供比利的住址，却遭到恰瑞丝的拒绝。可以肯定，三位叙述者视泽尼娅为妖魔，杀气腾腾，一定另有说不出口的原因。
       二、叙述者“我们”的WASP身份
       WASP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缩写，俗称“沃斯普”，狭义上指祖先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加拿大人或美国人，广义上指英裔加拿大人或美国人。在加拿大，“所有族裔群体包括英裔在内都承认英裔群体掌握最大的控制权，具有政治、经济优势。直到现在，法裔及其他族裔群体与英裔的经济差距虽有所缩小，但英裔集团的决策精英地位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作为英裔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在英裔群体中根深蒂固。该理论最早起源于英国，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上帝的选民，注定要统治世界，其他民族则是被上帝抛弃的民族，理应服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意志。加拿大第一任总理麦克唐纳宣称，“盎格鲁－撒克逊家族确立起来的伟大道德准则，将传遍整个文明世界。”在二战前的加拿大，“很少有人怀疑盎格鲁－撒克逊白种人新教徒(WASP)的思想准则是人类文明的顶峰。对“进步”和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优越论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对潜在移民的选择也是根据每个移民群体与不列颠人在身体和文化特点上的差别大小以及肤色与白人肤色差别程度决定的。加拿大盎格鲁人把来自不列颠和美国的移民看作首选移民；其次是北欧和西欧的移民，排在其后的是中欧人和南欧人，他们被看作比犹太人稍强。”
       三位叙述者都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或靠近WASP群体，她们的叙述顺序也与她们所含WASP血统多寡或与WASP社会的距离远近相一致。托尼理所当然地成了三人叙述组合中的主导，小说从她的叙述开始，也以她的叙述结束。她是典型的英裔，白肤金发碧眼，她父亲是英裔，二战期间随加拿大军队驻扎在英国，结识了她母亲，战后两人在加拿大定居。她母亲很快表现出英国人的高傲和凶悍，她的名字Anthea更容易使人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战争女神Athena，她蔑视加拿大的一切，抱怨自己是“战争新娘”，不断与丈夫吵架，后来与人私奔去了美国，最终溺水而死。托尼的父亲这位“战争新郎”则自杀身亡。托尼继承了父母的种族高傲和凶悍，把母亲的骨灰带到了大学宿舍，私藏父亲遗留的手枪，并且对世界战争史上的种族屠杀颇感兴趣，其中关注最多的是：13世纪天主教徒屠杀“清洁派”，教派首领吉罗德夫人被推入水井。托尼把自己与泽尼娅的矛盾也视为一场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泽尼娅被人推下阳台，“变成了历史”(214、517)，而托尼依然是颇有名气的历史学专家，宣扬“历史是一种建构”(4)，认为“所有死者的命运都掌握在生者的手中”(517)。恰瑞丝有一半英格兰和一半苏格兰血统，同样是白肤金发碧眼，被罗兹称为“地道的WASP精华”(72)。她父亲在二战中阵亡，母亲也过早去世，恰瑞丝迫于生计而辍学，由于没有太多的文化而始终处于WASP主流社会的边缘，由于信奉博爱，种族意识十分隐秘。
       罗兹的母亲是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与WASP相当接近，罗兹父亲是犹太人，30年代逃难来到加拿大，祖籍不详。在盼望父亲归来的日子里，母亲送她到一所天主教学校读书。作为犹太人，她长着“圆脸，黑色的直发，留着刘海儿”(365)，被修女们视为“迷失的羔羊”(368)，时常受到责罚。她与英裔孩子们一起欺负那些DP(Displaced Person，因战争或迫害而流离失所的难民)，然而却发现她自己就是DP，并遭到其他英裔孩子们的排斥嘲笑。尽管如此，罗兹一直在努力融入主流社会，并暗自庆幸自己摆脱了难民的处境，“罗兹非常了解他们。可现在，她是我们”(111)。她与托尼和恰瑞丝一样，是叙述者。
       三位叙述者最大的相似之处还在于她们都有各自的白肤金发碧眼的WASP男人。她们欣赏他们的容貌，尤其喜欢看他们睡觉的姿态，她们娇惯他们，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缺点、恶习、劣行，都一律宽容，把痛苦压在心里，或者将怨恨发泄到像泽尼娅这样的“她者”身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成为三人结盟的共同基础。托尼爱上了“白肤金发碧眼的”(16)韦斯特，却发现韦斯特正在与长着黑色头发的泽尼娅相恋同居，韦斯特所谓的“我们”(138、143)竟不是托尼而是泽尼娅。但托尼没有放弃，面对泽尼娅与韦斯特难舍难分的恋情，她将嫉恨压在心底，从不对韦斯特发火，却声称要给泽尼娅“浇上汽油，点把火”(316)。1990年，泽尼娅再次出现，托尼在噩梦中看到韦斯特与泽尼娅在一起，头发变成了黑色。她于是决定充当“白鬼”(454)，持枪寻找泽尼娅。
       恰瑞丝方面，她不仅收留了比利，而且与其同床共枕，并在生活拮据的情况下负担了比利生活的全部费用，一个重要原因是，比利有白肤金发碧眼，令恰瑞丝着迷：
       他的眼睛睁开了，如此湛蓝!他向她微
       笑，露出北欧人的牙齿。一头金发是那么
       的鲜艳，如同彩绘一般。尽管她自己也有
       金发，但色泽不同，与比利的头发相比，
       就如同月亮对着太阳。比利的头发从其内
       部闪烁着光芒。(233)
       
       恰瑞丝特别谈到，当时加拿大人安置这些来自美国的逃避兵役者，就如同二战期间安置来自大洋彼岸的英国儿童一样，对这些同根同种的“难民”另眼相看。恰瑞丝也下意识地把比利当成了英国儿童。然而，比利这位受宠爱和庇护的金发男人对恰瑞丝毫无感激之意，完全是一副虐待狂的嘴脸，暴力心态昭然若揭，喜怒无常，让恰瑞丝无所适从。比利还涉嫌爆炸案，有人命在身，因此遭到加拿大骑警的追捕。恰瑞丝既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爆炸案的详情，而是对这位金发男人百依百顺，期待着能与他生活下去，盼望为他生个孩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236)。后来她给孩子起名Augusta，既表示出生月份，也有“弘扬”、“扩张”、“帝王”之意，暗含着对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骄傲。她相信泽尼娅对比利的指控，但却纵容比利，最终接受了托尼的分析，认为比利清白无辜，却把泽尼娅当成妖魔。
       罗兹方面，当初她疯狂地爱上了米奇并嫁给了他，原因在于米奇是典型的WASP美男，拥有白肤金发碧眼。事实上，米奇是个浪荡公子，虽然出身名门，但早已将家产挥霍一空，娶罗兹只是为了钱。罗兹也另有打算，她需要米奇的“WASP门面”(351)。她向读者透露，米奇的祖先“虽然不是上帝用多伦多的圣土制成，但还是乘坐高级客舱来到这里。也就是说，如果在漂洋过海时发生晕船的话，可以把秽物吐在瓷盆里，而不是别人的脚面上”(345)。罗兹始终对米奇的家族血统羡慕不已。可见，这桩婚姻实质上是一场交易，是罗兹的“新钱”与米奇的“旧钱”(352)的相互勾结，是犹太裔与WASP之间的相互利用。罗兹为靠近WASP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米奇根本不爱她，婚后不久便露出真实面目，十分轻蔑地对待罗兹，她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贱货，就像是一只小狗因为想要爬上裤脚管而被人用报纸抽打”(352)。这无疑是犹太裔向WASP谄媚的生动写照。不仅如此，米奇到处寻花问柳，利用自己的容貌和家族血统以及刚刚从罗兹那里得到的钱玩女人。罗兹倍感痛苦，却不断纵容米奇，米奇则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很多人建议罗兹离婚，但罗兹显然不愿放弃这个WASP门面。总之，罗兹嫁给米奇并且忍辱负重，实质上是向WASP社会谄媚。后来她与托尼、恰瑞丝结盟共同仇视(歧视)泽尼娅，同样是向WASP社会谄媚。这与她小的时候与WASP孩子们一起欺负那些DP的行为如出一辙，都是为了“做秀”给WASP们看。
       三、被叙述者DP身份的解构与建构
       泽尼娅的身世和族裔身份既可解构也可建构，既取决于叙述者如何叙述，也取决于读者如何解读。我们不妨先以罗兹的身份建构为例。罗兹父亲的祖籍不详，作为历史学者的托尼曾这样告诉罗兹：“如此多的犹太妇女遭到过哥萨克等其他部族的强奸，以至于她们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344)。罗兹尽管腰缠万贯，却始终难以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族裔身份。青少年时代，她发现自己处于两个世界的冲突之中，一方是母亲和学校所代表的天主教传统，另一方是父亲所代表的犹太传统。她既为自己的犹太身份感到自卑，又对天主教徒(以及新教徒)歧视残害犹太人的野蛮残忍感到恐惧。她无所适从，感到自己是“一个怪物，一个杂种，一个半人。感到自己与这个国家格格不入，是个移民，一个DP”(388)。感到自己的族裔身份“就是一个大杂烩’(390)。显然，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所遭受凌辱摧残的程度与他们丧失身份的程度相一致，与他们建构自己身份的困难程度相一致。无独有偶，阿特伍德于2000年出版了她的名篇《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书中暗示，男主人公亚历克斯·托马斯族裔身份不明，但极可能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女主人公告诉外孙女萨布里娜，“你真正的祖父是亚历克斯·托马斯；至于他的父亲是谁，噢，谁都有可能。富人、穷人、乞丐、圣人、几十种国籍、十几幅作废的地图、上百个夷为平地的村庄——你自己去挑。”犹太人如此，泽尼娅同样如此。小说伊始，托尼便以隐喻的方式对泽尼娅的身份进行了建构：“泽尼娅的故事应该在泽尼娅开始的时候开始。那肯定是一个遥远的时空；某个伤痕累累、纠缠混乱的地方。一幅欧洲图画，手工完成，黄褐色，光线灰暗，灌木丛生，叶子厚重，古根扭曲，远处的树丛中隐约可见一只靴子或一只松弛的手，似乎是某种平淡却骇人的事情正在发生”(3)。托尼暗示，泽尼娅来自欧洲某一古老部族，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的种族杀戮，民族的心灵遭受过严重的扭曲和摧残，族裔身份难以辨认。
       萨布里娜如何构建自己的族裔身份，《盲刺客》没有详细介绍，但她选择了四海漂泊，这与犹太人没有太大的差别。泽尼娅构建出包括犹太身份在内的多重族裔身份，并同样选择了四海漂泊。60年代，她向托尼述说自己母亲是白俄，俄国革命期间逃难到巴黎，靠卖身为生，自己在巴黎长大，从五岁开始做童妓，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不肯说。70年代，她向恰瑞丝述说自己的父亲是芬兰人，死于共产党的内讧，母亲是罗马尼亚吉普赛人，二战期间被村民们怀疑施妖术杀害牲畜，被乱石砸死。80年代，她告诉罗兹自己有犹太血统，二战爆发后出生在柏林，六个月大的时候父母遭纳粹杀害，自己则被姨母救出，在罗兹的父亲的帮助下来到加拿大。泽尼娅向罗兹承认，她确实对托尼说过谎，因为当时她还年轻，情绪很不稳定，姨母死后她生活得很艰难。但她同时指出，自己对托尼所讲的话部分是真实的，她确实做过童妓。她声称不想当犹太人，所以做了整容手术，结果感到更加痛苦，她之所以称自己是白俄的女儿，是因为她曾与白俄一同生活过，知道他们的苦难经历。她还承认，自己与恰瑞丝一起生活期间虽然没有患癌症，但确实在患病。她还向罗兹讲述自己在海外漂泊，遭受人们的歧视和虐待，“能活下来真是奇迹”(410)。她没有归属感，为此感到恐惧，“就如同一生下来就缺了一条腿。这是多么可怕的缺失”(410)。她还曾告诉过韦斯特：她是希腊难民，童年时曾遭到希腊正教牧师的猥亵。
       多重族裔身份集中在泽尼娅一人身上，听起来似乎荒谬，却真实地反映了欧洲难民的共同遭遇，而泽尼娅显然是罗兹所说的“他们”(111)中的一员。多重族裔身份表面看似各不相同但实质大同小异，都饱含血泪，都有历史和现实依据，并且与泽尼娅的体貌特征以及行为特征相吻合，具有很强的可然性和真实性，都属于可靠叙事。被叙述者的叙述远比叙述者的叙述更令人信服，阿特伍德可谓是独具匠心。泽尼娅声称无法将自己的真实经历都告诉托尼和恰瑞丝，因为她们不能理解。这无疑意味着她还有更多、更难以言说的苦痛，难以被托尼和恰瑞丝等WASP所理解。罗兹作为犹太人的后裔理应比其他人更明白难民的生存处境，但是她已经不再是“他们”而是“我们”(111)，更像个WASP，与托尼、恰瑞丝没有
       很大的差别，都是叙述者。她们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泽尼娅的命运就掌握在她们手中，特别是托尼的手中。
       作为叙事三人组的主导，托尼的学问最大，掌握着最大的话语权和阐释权。虽然她在主观上承认她(们)与泽尼娅的矛盾是场“战争”，但显然不可能公开承认这场战争的族裔性质。随着她逐步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占据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她染上了知识分子玩世不恭的恶习，变得十分圆滑，自嘲是社会精英们豢养的“会说话的狗”(124)。她以犬儒主义的姿态对待历史，对史实丧失信心，热衷于文字游戏和解构游戏，宣布“泽尼娅的故事没有实体，没有主人，只是流言，传来传去，变化多端”(517)。她试图解构泽尼娅作为独立实体的存在及其可认知性：
       甚至“泽尼娅”(zenia)这个名字也不存
       在，托尼做过调查，试图找到“泽尼娅”
       一词的含义——Xenia，俄语表示好客，
       希腊语表示外来花粉；Zenaida，表示宙斯
       的女儿，也是两个早期基督教殉难者；
       Zillah，希伯来语表示影子；Zenobia，公
       元三世纪叙利亚帕尔麦拉国的王后，女勇
       士，被罗马皇帝奥雷连多击败；Xeno，希
       腊语表示陌生人，比如说xenophobic；
       Zenana，印度语表示闺房或女眷；Zen，
       日本语表示一种冥想式宗教；Zendic，某
       位来自东方的异端信奉者。(517)
       然而读者不难发现，托尼一方面试图说明泽尼娅与她的名字一样不具有实体性，然而另一方面却显然暗示泽尼娅来自异邦，非我族类，对泽尼娅的文化身份进行了建构。其实，托尼的内心一直十分清楚：泽尼娅是难民，虽然确切的族裔身份不详，但托尼基本上将其锁定在西欧、北欧以外的世界。
       在历史上，加拿大对来自西欧、北欧以外的移民怀有偏见，视其为另类。在盎格鲁同化政策下，“为了保证英裔加拿大人血统和文化传统的优势，他们反对从南欧和东欧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大批移民，认为这些国家的移民文明程度低，不易同化。”有资料示，“1900—1920年间，300万移民来到加拿大，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中、南欧和东欧，但因其文化同北欧不大一样，不容易被英化或法化，或许还会逐渐损害加拿大的英、法双语文化，因此，这些较早时期的移民普遍受到歧视。”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加拿大放弃了盎格鲁同化政策，但种族歧视仍残留在人们心中。此外，在历史因素和种族因素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0世纪国际政治方面的因素，甚至包括冷战因素等。以犹太难民为例，有资料表明，“受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东欧新犹太移民大多是布尔什维主义者。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布尔什维主义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现有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秩序。反布尔什维克的倾向逐渐演变成了反犹太主义。他们认为犹太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发起人，并将犹太人视为定期的工人暴动的罪魁。”《盲刺客》中的男主人公不仅极有可能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并且恰好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左翼工运分子。
       作为西方社会高级知识分子，托尼对来自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难民(移民)非常敏感，“当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托尼就预见到来自前东欧政治集团的移民潮的出现以及西方社会对移民日益高涨的怨恨”(111)。她以一种看似随意的方式为泽尼娅的出场搭建了平台：“1990年10月23日。……苏联集团正在解体，旧的版图正在消失，东部部落又开始跨过正在移动的边界。海湾战争在即，地产市场萧条，臭氧层出现了大洞。太阳移到了天蝎座的位置，……清风掠过安大略湖面，泽尼娅从死中复活”(4)。她以同样看似无意的方式为泽尼娅的退场搭建了平台：“一个结局。1991年11月11日，上午11点。……经济危机加剧，……在前南斯拉夫种族仇杀正在进行，……海湾战争刚刚结束”(522)。托尼将泽尼娅与苏联、东欧、南欧等前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巨变、难民潮的出现、族裔矛盾、文明冲突、政治冲突、环境恶化、经济危机、天象变化、蝎子的恶毒、加拿大的平静无辜等事件并置在一起，既建构了泽尼娅的族裔背景以及政治难民身份，又渲染了泽尼娅“毒如蛇蝎”的本质，将其妖魔化，视其为万恶之源，剥夺了她作为一个实在主体的地位。妖魔与难民并置，解构与建构同步，充分体现了托尼及其所属的加拿大主流社会对外来难民的猜疑、歧视和恐惧。
       泽尼娅作为难民一生经历坎坷，除个人无法左右的因素外，自身的生存选择值得深入总结。泽尼娅显然无意融入主流社会，而是选择了孤独和对抗，对任何社会群体都缺乏认同，内心的痛苦无法述说导致行动上的神秘莫测，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而加深了与主流社会的对峙，给人以忘恩负义的印象，道义上的瑕疵被夸大，招来杀身之祸。她或许可以有更好的生存选择，小说中的次要人物莎尼塔的经验似乎可资借鉴。与泽尼娅一样，莎尼塔的族裔背景不详，但显然是移民或难民，在多元文化社会中为求生存而拼搏着。从小说的情节看，她有三个方面值得泽尼娅借鉴。首先是文化认同，她把加拿大当成祖国，鲜明的扎根意识与泽尼娅频繁出现在海外的做法形成对照。其次是自食其力善于经营，充分利用了自己多元文化背景经营着来自不同文化地域的商品。最重要的是，莎尼塔诚实经营，为人友善。一个人身处逆境，更应以坚实的道德原则为立身之本，发扬光大个人的或民族的优秀品格。在小说结尾，三人用莎尼塔赠送的体现着多元文化精神的瓷瓶盛殓了泽尼娅这只“破碎的马赛克”(517)，可谓是意味深长。
       从加拿大主流社会方面讲，多一些宽容会更有利于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也恰好是多元文化主义所奉行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事实上，多元文化主义正面临着种种挑战。美裔加拿大女作家卡罗·希尔兹慨叹，“现在加拿大人正朝着既息事宁人，又浑沌无序的多元文化看齐，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因为几乎每一个加拿大人都说自己不是加拿大人。”也有学者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并未完全实现多元的统一之构想，加拿大民族共同体始终处于一种较为松散的状态，民族的分裂和身份的危机成了它挥之不去的梦魇”。与此同时，种族歧视仍在存在，“对所有欧洲移民的歧视表面上已经消失，但对非白人种裔成员，如黑人、黄种人的歧视现象仍非常严重。”就全球反犹主义而言，“经济上的反犹主义与二战时相比更加隐蔽与微妙。一些反全球化人士指责犹太人是全球化的恶魔。”然而必须承认，“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一体化过程，不同文化交往与融合的大前提决定了人类对宽容精神的内在要求，人类对宽容的诉求显得更为迫切，宽容实际上越来越成为人们交往的基本要求。没有宽容，就没有真正的交往。”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潮流，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虽然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消除族裔歧视仍然任重道远，但我们仍坚信，宽容精神必将在全球发扬光大，多元文化主义将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　魏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