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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莎士比亚历史剧《理查二世》的分析，试图揭示英国传统神权政治的危机，以及新的现代政治建立过程中的困境，并以此思考现代政治与人心秩序的奠定过程中传统可以起到何种作用，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与延续何在。
       关键词　神权政治　自然政治　第二伊甸园　亚当　言辞　故事
       一、传统神权政治的双重危机
       (一)理查无后之窘境：老人政治衰亡的危机
       理查二世的王权是由一个年轻而恣意妄为的国王与一群忠心耿耿的年迈老臣建立起来的。国王绝对的权威来自上帝，从而要求所有臣民的绝对服从。这样的王权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表面看来是由于上帝赋予国王绝对的神圣权威，实际上却是拜上帝交给国王的大批被教化好的顺民所赐。因此，在现实政治层面上，国王的权威并不构成臣民服从的直接缘由，相反，臣民的服从反而是国王权威所严重依赖的政治条件。臣民所服从的，也并非国王作为人的种种政治德性，而是笼罩在他头上的神圣光环(pomp)。在这种政治构架中，国王的政治作为似乎反而成为第二位的东西，他只要按照礼仪政治、祖宗成法行事，他的神圣光环自然可以保证政权的平稳。相反，臣民对这种光环的怀疑或者不服、不甘，才是对神权政治最大的挑战。这样一种统治的关键在信仰，而不在政治本身。对理查来说，其政权的直接危机并非像表面那样来自他作为君主的失德，而是来自构成其政权基础的忠诚与服从的政治土壤和人心秩序的松动，直接表现就是代表这种德性的臣子及其支撑起来的政治秩序的老迈与陈腐。
       《理查二世》的前八场(1．1—2．4)充满了年迈、衰退与死亡的气息。全剧出现的第一个词便是“老”(1．1．1)，是理查对其德高望重、但年事已高的叔父刚特(Gaunt)的称呼。构成理查二世政权的两根支柱，也是理查的两个叔父：老刚特和老约克(York)，一个在父子别离与政治危机的双重焦虑中死亡，另一个则在唇亡齿寒的顾忌与犹豫软弱的性格下保持政治中立，乃至变节。约克变节标志着以忠君为为臣之道的终结，忠臣无后，乃约克之“中立者”的真正深意，从而注定了理查的神权政治坍塌的潜在命运。但另一方面，年轻的理查并未意识到这些遭其厌弃与嘲讽的老家伙是自己政权的保护(“老”与“旧”同时也代表着经验、传统和秩序)，反而由于自己年轻稚嫩的浮华把忠心的老臣送进坟墓和推到敌人那边，从而葬送掉自己的王冠。理查的“新”与“年轻”既不代表传承与延续的力量，又不代表与传统决裂的新力量，而是注定短命与“无后”的过渡性王权。
       (二)该隐之心：骄傲还是隐忍?
       理查神权政治的危机除了表现在逐渐衰老的旧政治秩序之外，另一面就是新的年轻政治品格的勃兴，即布林勃洛克(Bolingbroke)所代表的骄傲与野心，不甘心受命运的摆布。如何应对缺乏谦恭和服从的新臣民是理查需要面对的第一个真正挑战，刚特与布林勃洛克父子恰好代表了两代不同的臣民对神授之君权的不同态度，从而也代表了行使君权的两种不同政治土壤。
       父亲刚特的忠心与服从是建立在“隐忍”(patience)之上的，但是他忍的不是理查的不义，一如他服从的也不是理查的恣意妄为，而是国王背后的那个神圣光环——上帝的意志。正如他在说服可能因理查不义而死的格洛斯特(Glouceter)的遗孀时所说的那样，即使国王再不义，是否要对其进行惩戒的权力也要交由上帝本人，待时机成熟他自然会降下惩罚，任何凡人皆不该也无权如此行事，因为国王乃上帝在人间之代理(1．2．4—8，1．2．37—41)。这就意味着，即使知道国王的不义，也要对其忍耐与服从。与“隐忍”相反的骄傲、挑战、勇敢与野心则代表布林勃洛克一代人的为臣之道。
       对令其父隐忍的格洛斯特事件，布林勃洛克在全剧开场就称之为“该隐之罪”，并声称要“替天行道”，貌似维护正义，实则是僭越神权，挑战君主权威。当理查碍于刚特面子减免了他四年流放期的时候，他也没有心存感激，反而对君主随心所欲掌控他人命运的无限权力悠悠神往，心生妒忌。整部《理查二世》的开头都笼罩在“该隐之罪”的阴云之下，表面看来似乎是指理查弑兄引起了一连串的政治危机，但如果深究该隐犯罪的最初动机，却是出于妒忌，妒忌其弟获得神的青睐。布林勃洛克对于其兄理查获神睐而产生的妒忌，才是“该隐之罪”的深刻意涵与理查政治危机的“原罪”所在。
       对此理查也并非毫无察觉，他对布林勃洛克表现出的咄咄逼人、含沙射影的架势也颇为不满，一直暗地警示于他。就连第一幕第三场中那中止决斗的“反高潮”的决定，也可以在理查随心所欲运用王权的举止背后，看到他似乎想通过昭示君主的绝对权威来“喝退”布林勃洛克野心的意图。显然他失算了，这样反而更加激起对方的好胜与争斗之心。而且，随心所欲行使无限的权力有时也会让臣子无所适从，从而一点点挑战与消磨他们的耐心与忠心。如果说布林勃洛克的谋反代表不肯隐忍的极致，那么，就连刚特和约克这样的谦恭老臣也终有对暴君之无常与暴戾忍无可忍的爆发。刚特死前对理查的直谏，约克对理查在刚特尸骨未寒之时就撞取其财产时的心寒与对自己究竟要隐忍到几时的反问，乃至日后滑向叛乱一方的行为，都是这种爆发的表现。代表忠心与顺从的老臣尚且如此，何况游移在两可之间的其他贵族，和原本就容易被煽动与收买的民众?整个英国陷入背叛与悲哀的狂潮之中，而理查本人，也如同被逐出伊甸园而失去神佑的老亚当一样，开始滑向其悲剧命运。
       但是，无论是老臣顺从隐忍的衰亡，还是新臣傲慢鲁莽的挑战都还只是表面的政治危机，背叛与危机的根源最终指向了理查对神权政治、君主身份与地位的理解：君主，上帝在人间的代理者，究竟神性与人性哪个才是其第一性?君主本人对这种双重性的理解决定了他的统治方式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后果。
       二、神权政治光环护佑下的自然政治
       (一)国王的两个身体：神子还是人君?
       对君主双重身份的理解可以见诸“国王的两个身体”的理论，一个是“自然身体”(aBody natural)，另一个是“政治身体”(a Bodypolitic)。“自然身体”可朽，具有一切由自然或者偶然带来的全部缺陷，而“政治身体”则不朽，从而具有某种与“圣灵和天使”相近似的特征，在神圣时间内永远不变，两个身体合而为一，不可分割。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王“政治身体”的神性越来越被放大，并逐渐掩盖和遮蔽了“自然身体”所具有的脆弱与缺陷。原本应处于合一状态的“两个身体”之间渐渐出现了裂痕，国王的无限权力越来越大，一个暴君的出炉几乎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国王的任何自然缺陷所带来的政治失误也越来越不被容忍，他的权力也越来越招来怨恨与妒忌，阴谋、杀戮、弑兄、叛乱一触即发，国王的受难与暴死
       也随处可见，神权政治的巨大光环下埋藏着脆弱而黑暗的人性深渊。这也是为什么前半部剧的理查让人如此怒其不争，而后半部又让人如此哀其不幸，其命运突转得似乎毫无过渡与铺垫。这是“两个身体”间的合一被打破，出现断裂后的一枚硬币的两面：国王身上同时出现的暴君一受难者的双重形象。
       理查悲剧的深刻根源在于他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自然身体”，一个可朽的凡人的身体，只是陶醉并专注于另一个不朽的“政治身体”。因此，将他的专制独裁与恣意妄为完全归咎于政治德性的缺乏并不恰当，实际上，这要归因于他对神圣王权的片面理解之上。
       (二)第二伊甸园：神佑下的自然政治
       刚特在连用17个“这”(this)对英国这片天造地设的乐土和高贵的君主传统进行赞颂时，并未使用在说服格洛斯特夫人时所使用的“上帝”的神意，甚至“上帝”的字眼一次都没有出现。他提到的第一个神是罗马的“战神”(Mars)，说英国是“战神的宝座”(2．1．41)，矛头直指理查所钟爱的“和平”，并且似乎与他后面所说的这片乐土可以“抵御瘟疫与战争之手”(2．1．44)相互矛盾。何以战神可以诅咒战争，护佑和平呢?刚特所意欲之“和平”与理查之“和平”又有何不同呢?刚特接下来对英国天时地利的描述似乎可以对这点做出解释(2．1．43—50)：在刚特嘴里，英国的“获佑”来自于它作为被大海所包围的岛屿所具有的战略上的天然屏障，可以比较容易地抵御外敌入侵，这当然是“自然”(Nature)的杰作。在这种环境下所培育出来的伟大君王的特质，也是在抵御外敌、保卫家园的战功中显现出来的(2．1．52—3)。换句话说，刚特所称赞的战争、所称谓的护佑英国的“战神”，乃抵御外敌和争取海外利益之战争；他所称道和要保卫的和平，是英国国土之内的和平，而不是如理查这般对外妥协，对内挑起争端与战争，激化政治矛盾。
       返回头来看刚特将英国称为“另一伊甸，半乐园” (2．1．42)，就可以理解其深意，这“第二伊甸”并非如老亚当所在的“第一伊甸”那样，是上帝一手创造出来让人类安享庇佑的地方，而是“自然”所打造出来的福地，需要和它的君主所具有的英勇善战的高贵德性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得到护佑，人们不能无所事事地坐享其成。就连这段话唯一提到基督的地方(2．1．54—56)也是将基督献出鲜血的事迹与真正的骑士精神联系起来。在刚特眼里，真正的基督拯救与牺牲不是殉难，而是战斗与勇敢，这对于日后以殉难之基督而自居的理查无异于极大的反讽。
       在刚特这里，对上帝意志的绝对服从是一种臣子德性，是教育臣民时的逻辑，与君主无关；而君主需要具有的政治德性，则是英勇善战并掌握战争的技艺，是人事的政治，与上帝无关。英国的臣民才应该是上帝的子民，而英国的君主则应该是罗马的后代，战神的子孙，是人君而非神子。只有如此，他才可能在这“第二伊甸园”中安享和平与顺治。
       也就是说，在刚特眼里，君权神授的价值在于其神圣的光环，令臣民服从与敬畏的价值等级秩序，而不在于政治实践。现实政治所遵循的则应当是自然的法则：战争、实力、行动、果敢甚至冷酷。显然理查并不明白这点，而是听凭事态的发展，毫无政治行动地自我缴械，真正地自我废黜(self-deposing)，从而再一次失去了自然造化为英国打造的“第二伊甸园”。
       对“两个伊甸园”之不同具有高度概括性的隐喻，是第三幕第四场花园一场中几个园丁的对话。他们把自己的花园比作整个英格兰，说自己的花园内秩序井然是因为他们适时地割破树皮，以防止骄傲的汁液过多，如果理查也能如此对待傲慢和羽翼未丰的臣子，就可以收获他们的忠诚尽责之果，也就不至于丢掉王冠(3．4．55—66)。如果对比这些园丁的“花园”与当初上帝赐给人类始祖、第一个园丁亚当的花园，就不难发现在上帝的花园里做园丁只需要劳动便可收获果实，不会有野草，不会没有收获，只需要种植(plant)的技艺，不需要拔除(pluck)的技艺，而在眼前这个被逐之后的花园内，由于地上长出了荆棘和蒺藜，在这里做园丁必得“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回必得经过艰辛与剥夺。在这个自然所造就的“第二伊甸园”里，所施行的应当是自然政治的法则，是土地的法则，而非神权政治，非上帝的法则。这乐园在地上，而非天上。对理查来说，学会如何回到地上是一个巨大挑战，而他的这个从天上回到地上、从神变成人的自我认知过程却是在逐渐被剥夺的悲剧过程中，在哀悼与眼泪中完成的。
       那么，这个重建乐园的新亚当角色，是否就落在了布林勃洛克的头上?一个完全站在地上的布林勃洛克是否就可以独立完成这个任务?或者说，这个靠自然造化与人的政治德性所建造的新乐园，是否能完全离得开那业已远去的上帝的庇佑，离得开神权政治的光环?82
       三、神圣光环的褪去与君主之可朽的政治困境
       理查的自我废黜从现实政治角度看是令人费解与扼腕的愚蠢之举，但是从获得自我认识的角度看，这种对神圣光环的自我剥夺，乃至于略带自虐式的自我毁灭又具有直指人心的智慧力量，这也是为何理查在政治上越失败，反而越引起人们共鸣与同情的缘故。对理查来说，政治的唯一问题永远都是自恋式的面对自我：当政治权威面临野心的挑战时不是采取对策，而是空洞地展现自己的绝对意志与神圣权力；当面对叛乱时不是考虑如何解决，而是思考神圣如“朕”何以会遭背叛；失去王权时也不是反思王权失去之教训，而是思考不再是国王的“理查”又是谁。如何修剪杂草的园丁技艺、如何带兵打仗的政治技艺永远不是理查所考虑的问题，理查之回到地上，也因此并未回到地上的政治，而是直接回到地下的坟墓——死亡。
       初读全剧，我们会对两个“剥夺”过程的不同步感到困惑，即理查外在的政治权力被剥夺过程与其内在的自我剥夺过程之间并非同时进行，并无直接因果关联。理查似乎总是提早地预言、希冀、甚至推动着自己悲剧命运的到来：早在理查仅仅听到坏消息的开头，他就想到死亡，“最坏的不过是死亡而已，人终有一死”(3．2．103)。这是理查第一次提到死亡，抽象地感知死亡，使他被迫去面对“国王的两个身体”中被他忽视已久的“自然身体”，而这个身体的最大特征和缺陷就是死亡。接下来的剧情中，他每一次对死亡的认知与哀叹都与他真实的政治处境无关，甚至都与他真实的死亡无关，因为他感叹死亡的时刻都是他的生命并未真正遭到任何威胁的时刻。那么他的感叹又从何而来?
       正如理查在退位时照镜子的举动那样，死亡对他来说并非真实处境，而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往日荣华之虚幻，照出了自己赤裸裸而脆弱的自然生命，死亡对理查来说，是代替上帝意志的新的“末日审判”。当原先的理查忘记自己的“自然身体”，无限夸大“政治身体”
       的不朽和神圣时，他割断了“两个身体”之间的合一性。但是当理查开始面对自己“自然身体”的可朽性，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又立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用死亡来规定君主的第一性，来抹杀所有神圣政治的光环。死亡成为君主要面对的第一政治难题：如果国王是可朽的，和任何凡人一样有所匮乏与忌惮，那么他的神圣性何在?他如何是不可替代的?他谴责布林勃洛克叛逆的正当性又何在?所有造物在死亡的审判面前差别何在?从面对上帝的神圣到面对死亡的绝对与残酷，他再次失去了“两个身体”的合一，成为分裂的人。抽象的死亡概念成为理查思考一切的背景，就如同一个黑洞，吸空了人所拥有的一切，只剩下了空荡荡的“无”(nothing)，沉重却不知所谓，哀伤却无以名状。面对死亡，理查选择了隐忍，就如同从前他的老臣要隐忍他这个暴君，而他现在要隐忍的则是死亡(Necessity)这个暴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抽象的死亡让理查觉得无以活下去，希望可以“枯槁以终”(pine away，3．2．209)，但是当真正的死亡来临时，他却又不愿再隐忍下去，而是选择了如一个国王、一头狮子般地英勇反抗，英雄般地死去。那么，在拉开绝对距离的神圣与削平一切距离的死亡之间，是不是还可能有一点点空间，属于人的、有所区别与有所意义的空间?理查对死亡的思考，似乎也不只是虚无的“无”，而是“有”(something)，而这个“有”则与言辞(speech)有关。
       四、言辞、悲哀与故事中重生的神圣
       (一)上升与下降的水桶：沉默与言辞
       从全剧的中心一幕，第三幕第二场开始，除了理查放弃反抗，不断推动自己的悲剧命运之外，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理查的滔滔不绝与布林勃洛克沉默寡言的对照，“言辞”与“沉默”始终是全剧的重要主题。
       早在第一幕第一场决定布林勃洛克与毛勃雷是否要进行决斗之前，理查就要求双方都要“自由地言说”(freely speak，1．1．17，1．1．123)，从而揭开“言辞”与“自由”的重要关联。两者在不同情境中的关联至少有这样三种状况：1．代表某种政治责任的契约与承诺；2．代表对自我真实状况的认知能力；3．与“故事”(tale)有关，代表参与塑造传统与人心教化的某种能力。在第一幕神权政治的光环之下，原本与诚实与神意审判相联系的“自由的言辞”处处显现出脱节与错位。一方面，为了自己的野心蓄意撒谎的布林勃洛克舌底生花，信誓旦旦，另一方面，忠诚高贵的毛勃雷原本可以将事情真相，即理查与格洛斯特之死的关联和盘托出，却出于对君主的忠诚，谨守与君主间的誓言与信约不说，宁可用鲜血与生命的骑士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一对照意味着“言辞”与“真实”(truth)之间的关联被切断了，毛勃雷之沉默反是真实，而布林勃洛克之言辞反是“虚假”。
       但是第二幕开始，一个与第一幕中的滔滔不绝形成鲜明对比的布林勃洛克亮相了，他面对他人的谄媚之言冷静清醒，自己开口却简洁明快，句句皆具有政治行动的实效与意味，而理查则从第三幕开始变成了口若悬河、眼泪汪汪的诗人，也由此掀开了两人在政治命运的升降中相互对照的一幕。这一对照可以从贯穿全剧始终的另一个意象中表现出来，即天平或者井中的水桶。正如花园一场中园丁的描述所概括的那样，理查与布林勃洛克的命运就如同天平的两端，前者一端除了理查自己之外什么都没有，只有些许虚荣(some few vanities)使他这一方更显轻飘，而布林勃洛克一方有整个英国贵族的支持，因此在分量上显然要胜过理查(3．4．84—89)。理查自己也做过这种对比，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把自己与布林勃洛克比作一个深井中的两个桶，布林勃洛克一方是一只轻快的空桶，高高在上，而自己这一只则盛满了眼泪，所以重重地降到看不见的下方(4．1．184—189)。一眼看去，两个比喻说的是同一件事。但是在两个比喻中理查恰好处于相反的位置上：在天平的比喻中理查处于在上的一方，他的虚荣使之轻飘从而比不上布林勃洛克的重；而在水桶的比喻中理查处于在下的一方，他的悲哀与眼泪使之沉重。两者的不同就在于理查关于水桶的比喻中蕴含着另外一种全然相反的解读，即布林勃洛克表面的高高在上与得势同时也意味着肤浅、轻佻与缺乏政治上的合法性(the emptier ever dancing in the air，4．1．186)，反而类似于天平上理查的虚荣所带来的轻飘。
       这样一个比喻所包涵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意味，就带出了理查与布林勃洛克之命运的升降对比中一明一暗的两条截然相反的线索。明处的对比是两人外在政治势力得失的消长，布林勃洛克如日中天，这是一个在政治上逐渐加码、越来越大权在握的过程，而理查则一落千丈，这是一个被层层剥夺、走向悲剧结局的过程，就像一个在布林勃洛克的阳光照耀下逐渐消融的雪人那样(4．1．260—262)。但是两人在暗处的对比却正好相反，理查的眼泪之重给他带来自我认知的清醒的智慧，是悲剧感引发的同情，是昔日君主光辉的重现；而布林勃洛克之轻给他带来的则是背叛招致的君臣嫌隙、僭主之名引发的政治失序、实至而名不归的尴尬与喧闹。在这个深层次的力量对比中，反而是下落的理查战胜了上升的布林勃洛克，其重要标志就是理查的滔滔不绝和布林勃洛克的沉默之间的鲜明对照。
       (二)悲哀的力量：理查的新“故事”
       理查的多语首先是恢复了自我认知能力的表现，他“自由的言辞”是其心灵从虚幻的神圣光环笼罩下解放出来的结果，从而在死亡面前，而非上帝面前恢复了“言辞”与“真实”的关联。这种关联一恢复，也就同时意味着失去真实的布林勃洛克也失去了“言辞”的能力，成为“沉默的国王” (silent King，4．1．290)。
       更重要的是理查的夸张言辞所具有的自我戏剧化(self-dramatizing)特征，并非只是一个诗人式的落魄君主孱弱的痛苦呻吟，它同样具有参与传统塑造与人心教育的政治功能，这就是言辞的另外一副面孔——“故事”(tale)的作用。
       “故事”在整部剧的前半段本是神权政治传统的一部分，是英雄史诗的故事。濒死的刚特讲述的是英国历代君王英勇远征、蜚声海外的故事(2．1．51－53)；忍无可忍的约克对理查进行指责时讲述的是理查的父辈与祖辈英勇征战法国，对同胞兄弟温和友善的故事(2．1．171—183)，而当他斥责布林勃洛克犯下滔天的叛逆之罪时，他讲述的又是自己当年与刚特和“黑太子”(Black Prince)并肩作战、并奋勇救出君主的忠诚故事(2．3．99—103)。这些故事在老臣的记忆中代表着君主的勇敢、臣子的忠诚、英国的荣光等政治德性，同他们的年迈一起，是传统、秩序、经验、警示、教育，但这些故事的作用也随着他们的衰亡而
       失效了，正如这些故事无论是对自负的理查，还是对骄傲的布林勃洛克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一样。然而故事并没有因此消亡，只是从理查开始，“故事”的基调、作用与方式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首先，理查的故事并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乃至于对未来的想像性描述。即使是当他“坐在地上讲述君王之死的悲惨故事”(3．2．155—156)时，他也在这些暴死的君王中间预留了自己的位置，将自己提前包括在他们之中。
       其次，理查的故事并非静止的、被叙述出来的事实，而是他自己扮演出来的戏剧，是故事中的故事。和先王们事先不知自己如何进入日后的“故事”有所不同，正是因为理查自己的故事正在进行或者还未发生，并且他意识到了自己命运的这种故事性，他就有一双外在于自己的眼睛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从而可以自己来决定、甚至扮演自己故事中的角色，决定自己以何种姿态进入故事，决定这故事日后将如何被流传。这种时时跳出当下的另外一个视角(perspective)从他的命运急转直下开始之时就已经出现了，那高高在上地嘲笑和审视自己的小丑角色以及用来看清自己的镜子(4．1．276—288)都是如此。这种“自我戏剧化”的方式并非完全虚幻的想像，而会对时间流中的人和事产生作用，从而改变了开篇中理查的政权没有子嗣的意象。
       他的故事的子嗣就是不断被口耳相传的故事，以及由此带来的同情和给人心带来的微妙影响，他的眼泪不仅是悲哀的表现，更是武器，从而具有了某种政治行动的功能。从一开始，理查的故事就在以各种方式发挥影响，和刚特们讲述的英勇祖先们快乐的荣光故事不同，理查的故事是以悲哀打动人。就在他扮演自己悲哀角色的同时，他似乎也已经意识到了眼泪也可以被用作某种武器，说要让眼泪和叹息“像暴风雨般摧残夏季的谷物，给这片叛乱的土地带来大饥荒”，并“戏谑着玩弄自己的悲哀，用倾盆的泪水玩一场漂亮的竞赛”(3．3．161—165)。换句话说，理查并未真正放弃他与布林勃洛克的角逐，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不是用武力，而是用故事，以及故事所换来的眼泪。真正最深的悲哀本是无言的，不是诗。这也给他多次将自己比拟成的基督形象赋予了新的涵义：理查不仅是一个受难与遭背叛的基督，更是一个因受难而具有力量的基督，是刚特所称颂的英勇战斗的基督。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
       责任编辑：刘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