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大学通识教育引起了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各高校以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内不少高校针对低年级本科生设计了以素质教育为宗旨的通选课方案，对于提高在校学生的整体人文素质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不过，应当看到，通识教育在我国才起步不久，其在理念、制度、实践诸层面上还处于摸索阶段。许多问题，例如通识教育的宗旨、手段和内容、通识教育在制度上的可行性、通识教育与专业学习的关系等等，还有待于人们作出更深入的检讨。2005年6月，“中国文化论坛”曾以“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为题召开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主要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围绕通识教育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会议论文集已于近期出版：《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甘阳、陈来、苏力主编，三联书店2006年版)。对于外国文学学科而言，如何将外国文学纳入到大学通识教育中去，如何在更广大的思想文化脉络下确定文学经典的意义，经典阅读在整个大学教育中占有什么位置，这些都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这里刊发的《(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一次以经典细读和小班讨论为核心的通识课程试验》介绍了清华大学最近的一门通识课程。这门课程以外国文学经典的细读和讨论为中心，其授课对象为全校所有专业的本科生。附录中选登了几位选课学生的课程论文。这些论文样本表明，经过适当引导，非文学专业的学生不仅对文学经典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还能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心得。
《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这门课尝试以经典阅读替代传统的概论与泛论，以小班讨论加强教和学的衔接互动，改变通选课讲座化、泡沫化的趋势。本课程由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聘请甘阳教授主讲。从2006年3月8日到4月26日，共上课8周，每次3小节，共24学时。选课学生限定50人，加上从北大、人大、中国政法大学、北师大等校来旁听的学生和教师，通常每次听课人数在100人左右。
本课主讲教师甘阳是研究西方政治哲学和西方思想史的著名专家，并对西方大学的通识教育理论和实践有深入研究，近年曾先后应邀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就大学通识教育问题发表演讲，致力于推动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2005年6月18－20日，“中国文化论坛”以“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为主题在北京香山召开会议，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20余所大学的学者就人文教育、通识教育进行了深入交流，甘阳先生是这次会议的执行主席。同时，甘阳先生近年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学给本科生讲授古希腊历史和莎士比亚历史剧等课程，对于通识教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这门课不同于其他一些通选课的特点有两个：一是课堂讲授完全以文本细读为重点；二是在课程单元之间安排了小班导修。
经典细读
本课选取了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第二个四联剧，也就是《理查二世》、 《亨利四世》(上)、《亨利四世》(下)、《亨利五世》，作为阅读的对象，“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阅读莎士比亚的英国政治剧，同时从莎士比亚的政治剧讨论英国政治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的问题”(课程概要)。另外，还提供了若干阅读材料给选课的同学参考。甘阳先生上课以细致解读戏剧文本为主，其间穿插介绍学术界各家各派的解释。在第一次课上，甘阳先生就对紧扣文本上课做出了要求。文科3B的姚杏同学回忆道：“一开始，甘阳教授就有个规定，上他的课必须事先读文本，上课的时候也必须携带文本。没有文本，不读文本，你根本无法follow。所以说这个课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引领我们阅读，在阅读中体会莎士比亚的思想，在阅读中了解什么是政治哲学。”
对于这种解读的效果，英52的方晨同学说：“通过这门课程，我首先学会了深入阅读文本。说起来也许荒谬，寒窗十载，怎么不会读书呢?坦诚地说，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速食的年代里，对于选修课，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阅读，的确是需要一种心态、一种氛围的。甘阳老师每节课的内容都紧紧贴近文本，也就是给课下的阅读一个方向，同时给了我一定压力。为了能跟上授课进度，为了在3节课上得到最大的收获，我不由自主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原文，阅读参考资料。”
据了解，大部分同学都能按照老师的要求，在上课之前通读一遍剧本，并在上课后或导修课前后再读一遍甚至数遍。从课堂听讲反应和导修课讨论情况看，绝大部分同学都能很快熟悉文本，这一点比甘阳先生在香港教过的学生表现要好。当然熟悉的程度也有差别，大部分同学能很快熟悉人物、剧情。有些同学不满足于此，还按照上课时老师的提示深入考察剧本的结构、用典和用语等等。
直接阅读以领略经典的魅力，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只要引导得当，也没有想像的那么困难。自动化46的苏俊杰同学描述了自己是如何进入经典的：“第一节课后布置了通读《理查二世》的作业，课后我大概花了将近半天的时间一口气把它看了下来，我觉得除了语言上有一些不同于我认识的其他一些文学作品，看起来比较吃力一点外，情节还算吸引人，然后也就没什么其他感觉了，这可以算得上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后的课，甘阳老师会给我们分析文本，可能是考虑到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工科学生来选修，老师讲得很‘简单’，但是确越来越让我觉得似乎莎士比亚的文字里面有无穷的东西可以挖掘，老师还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可以发挥的题目，我经常觉得这些题目有说不出来的妙处，不仔细想是体会不到的，我常常会感叹自己为什么就想不到如此精妙之处。原来所谓文学艺术并不是无聊的东西，而是人类智慧的凝结，有人说‘上帝花了双份的力气创造了莎士比亚’，这句话原来不假……”
这种紧贴文本的教授方法，对学文科的同学也是很好的训练。文科3A的刘月雯同学说：“虽然一直学习的是文科，但上课之前，我对莎士比亚并没有什么深刻的了解——只是稍稍知道他的一些作品——对于英国的政治哲学传统也缺乏整体上的了解。上了几次甘老师的课，最大的感受便是，原来文本也可以这样解读，历史剧也并不那么枯燥乏味。通过这门课，我的第一个收获便是真切地感受到了莎士比亚和经典文学的魅力。很惭愧，之前我甚至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部莎士比亚作品剧作，更不要说历史剧了。但在这个学期，循序渐进地阅读四联剧，再配合上老师的细致讲解和导读，到了最后，我几乎是要迫不及待地自己翻开书本了。通过文本的阅读，我脑子里的‘好莱坞的莎士比亚’、‘专家的莎士比亚’变成了自己的莎士比亚。如果不亲自翻开书本，就永远不会知道经典是怎么回事。这一个学期回归文本的精读，帮我克服了对大部头的畏惧心理，发现了经典文献的恒久的魅力。”
一些同学通过这门课尝到读经典的甜头后，甚至对整个本科的人文教育提出了建议。法41的魏海涛同学说：“经典之研读，有甘老师的细致讲授，自然事倍功半，但是就算没有
甘老师讲授，我们与别的老师一起研读经典，当然也比浮光掠影、只懂皮毛要好些，至少我们自己读过，思考过啊。经典研读是可以建构出来的，需要制度之支持，我斗胆提出建议，先从文科院系出发，开设专门的读书课，每学期研读一两本经典，收获不可谓不大。如果学生反映良好，亦可尝试将这种做法推广到全校本科生当中去。我们是年轻人，我们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虚无，什么是意义，我们是渴求真理与知识的，我们也有意见要表达，读书课会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甘阳老师开设的这门课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机会。”这位同学还“特别希望有人能够讲解中国的经典”。
小班讨论
虽然小班讨论早已是国外大学通识教育的标准要求，但在我们现在的通选课中并不多见。《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为了保证小班讨论，限定了选课人数，并把选课同学分为两个班，每班不超过25人。导修课由甘阳先生的两位助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博士和清华大学法学院赵晓力副教授——主持。助教老师也和同学一样全程听课。
导修课不宜由主讲老师直接主持，因为这样学生很难讲出与老师不一样的观点。之所以请这两位老师担任助教，是因为吴飞在哈佛读博士期间就曾做过助教，赵晓力在哈佛访问时观察过那里的导修课。助教的职责并不复杂，普通博士生、研究生稍经培训也完全可以胜任。实际上，甘阳先生在香港开课时的助教都是来自大陆的研究生。
导修课的安排是这样的：在每部剧本讲完之后都会有一次导修；每次导修有不超过5位同学事先提出自己的发言提纲，发在“网络学堂”上，在上导修课时，先由这些同学发言，其他人围绕他或她的发言进行讨论。助教老师主持并参加讨论，也适当做些点评。两个班的导修都结束后，两位助教会与甘阳先生碰头一次，把导修课上发现的问题反馈给主讲老师。
导修课强化了教学环节中“学”的环节。水利水电工程系05级的戴必晶同学说：“我更想说的是这门课的授课形式不仅是非常新颖的，更是非常有效率和效果的。入学一年来所经历的选修课上课程序一般就是全周讲课，平时也没有什么强制性作业，大都只要求期末提交一篇论文。这其实是给了选课的同学很大的偷懒空间。上课的时候可以做其他任何作业，甚至有很多人不到期中期末根本就不去听课，到截止日期临近时才拼凑一篇论文交上去，其质量可想而知。一个学期下来感觉也没学到什么东西，没记住什么，说难听点就是去混个学分。而这门课就不是那么好说话了。就以要求我们必须阅读相关文本来说，就是我所选择的其他选修课所没有的(大多只推荐参考书)，而亲自去熟悉文本恰恰是学到知识的前提。在这门课上我第一次接触到导修课制度，深刻体会到这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集体学习方法。以小班的规模，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从而‘逼迫’大家不得不用心去寻找最适合的切入点，去周密地布置报告提纲，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思考能力的质的飞跃。除了要精心准备自己的报告，在导修课堂上我们还可以听到其他同学的见解，共同讨论，虽然见仁见智，得到的答案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分享了彼此的智慧。刚开课的时候，这门课的‘苛刻’要求也让我犹豫过，但事实证明，我坚持下来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自己发现问题、独立思考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从同学们的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课程单元之间设置导修课的做法打破了讲座式教学中“因为讲得随便，所以听得随便，因为听得随便，所以讲得更随便”的恶性循环，通过有引导的互相讨论甚至互相辩驳，不但复习了讲课内容，而且激发了同学进一步探讨的兴趣。生医5的张红伟同学说：“听完一节课之后我便感到我选这门课实在是明智之举，因为不只是上课时甘阳老师用独特的方法分析剧作，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每隔一周的导修课，在课上同学们可以畅所欲言，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供大家鉴赏，将自己在阅读各种材料或在听甘阳老师讲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完全在老师面前表达出来，大家讨论的过程就相当于又一遍的深入学习过程，不但可以使同学自己发言，锻炼自己的能力，更能使听发言的同学通过作评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最重要的是，这种建议可以在老师面前提出，使同学们可以通过老师的监督或纠正找到最佳答案。”
当然，导修课并不是没有问题。首先，超过20人的小班仍然是太大了；如果每次都是五六个人发言，原定2个小时的导修肯定要大大超过时间，前一两次导修课两个班都出现了拖堂1个小时的现象，引起一些同学的抗议，后来不得不限制同学们的发言时间。经过试验我们才知道，美国大学小班讨论一般不超过15人是有道理的，超过这个人数肯定会影响讨论的效率。法22的余娉同学说：“唯一不足的是，讨论课还是讨论得不够充分。一方面每次作报告的人太多，每个问题讨论的时间比较短；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同学没有很主动地参与到讨论课中来。我想，导修课的组织形式还有可以改进之处：导修班的人数在15人左右为宜，控制作报告的时间，并想办法提高学生的参与性。”
导修课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学生课业负担繁重，无法花太多时间和精力投入。4次导修课等于在32个学时之外，又增添了8个小时，如果加上分班后和助教见面那一次，是10个小时，再算上拖堂的原因，大概每个班都超过了12个小时。最后一次导修课刚好遇到许多同学参加英语四级考试和专业课的期中考试，被迫推迟到五一之后进行。这些都表明，导修课好是好，但客观上加重了学生的负担。人文5班的程方毅同学认为，由于其他课业繁重，同学们很难在导修课上花很多时间，他说：“不管甘老师在课上如何夸学生水平高，但我认为讨论课是失败的，首先由于课堂的精彩，同学的注意力都只在课堂上，而只花很少的时间在讨论课上，同时由于别的课程作业繁重，使我们很少有时间来对这门课花应有的时间。”
不过，课业繁重并不是本门课可以解决的。根据非正式的口头询问，很多学生一学期选课都在10门左右，但其中至少一半是应付的。倘若我们不挤掉课程设置中的水分，按照“少而精”而不是“多而滥”的原则设置课程，则小班讨论、建立教与学之间的良性循环很难普遍推广。
这门课共有9人退课，其中3人第一次上课时就没有来，4人在第一次导修课前退课，1人在第2次导修后退课，1人在第3次导修后退课。除了第一次上课就没有来的3人无法了解退课原因外，其他人的退课原因都是课太多、毕业找工作或者学生工作太忙。一些坚持下来的同学也曾经因为课程压力犹豫过要不要退课。比如水工51的许光卓就曾经犹豫过：“记得第一堂课甘阳老师在前面讲了一些课程介绍和考核方式，这让我们所有人都很吃惊。因为大家本以为这门课应该同其他的全校性选修课一样可以轻松地通过，但这门课却与众不同。甘阳老师特别提倡课上发言，并且要求我
们参加导修讨论课。起初我也有退掉这门课的想法，但是后来我觉得以前的课虽然很容易通过，但自己却没有真正学到过什么，我相信只要能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现在，这门课程结束了，我也很庆幸自己当初没有轻易退课，通过这8周的学习，我觉得自己受益匪浅。”
虽然压力很大，绝大部分选课同学还是坚持了下来，法31的王捷同学说：“说实话，在清华从未上过一门负担如此重的选修课，不过，这只能说明我们以前的情况不正常，而不能说这门课离经叛道。大量的文本阅读，加上老师在上课时的重点讲解，加上小班的师生互动讨论，应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从我自己和我周围同学的情况来看，都认为这门课是很实在的，虽然讲述的东西比较玄，但在内容上却一点都不‘玄’。同学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
总之，经过《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这门课的试验，老师和同学们一道探索了一条如何通过经典细读和小班讨论推进大学通识教育的“新路”——实际上，这条路在美国的大学里并不新，是人家通识教育的常态。这一点，甘阳先生2005年6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通识教育并不是专业课之外可有可元、用来混学分的“甜点”，而应该是大学一二年级学习的“主菜”。我们的试验表明，通识教育里必不可少的“人文”这一块，通过经典阅读和小班讨论来重新构造课程，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若想推广，则需要逐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最终按照“少而精”而非“多而滥”的原则设置课程。如果一时做不到，则可以在现有16周的课程安排中，挤出4周左右的时间安排小班讨论。而目前的很多概论、泛论、导论课，则应改造为经典细读课。
这次课还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作为课程的参与者，看到学生有这样的感受还是感到欣慰，因为这正是大学人文教育要达到的目的。一位理工科同学说：“9周的课下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如何去欣赏，我开始愿意在某个休息日的时候走进图书馆翻开一本莎士比亚的作品，然后很享受地靠在椅子上来读。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高，也是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要素质，如果真的要说学习心得的话，我想也就在于此了，我想这一定也是老师所喜闻乐见的。”一位“热门专业”的同学说：“每周三晚上，那三个小时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因为很难得能够排除一切干扰，虔敬地学习知识。现在的物质世界充满了诱惑，越来越多地渗入到大学校园，这四年的黄金时光很难说不会变成一个追逐物欲的跳板。可是，每当到了星期三，一切都变得那么奇怪。第5节课下课后我会不顾吃晚饭就冲过来，占一个座位，因为听课的人很多，尽管选课人数只有50人，但是100人容量的教室会坐满。那股不顾一切的劲儿，真让人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在那个课堂中，我忘掉了所有的物质幻象。由此，我又会体会到，在美国这样一个比我们物质化程度高得多的社会里，大学生能够一门心思读书，背后会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劲儿呢!?而这股劲儿定然不会是物质的力量!”
附录一：《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课程大纲
课程名称：《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
主讲教师：甘阳
课程简介：本课程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阅读莎士比亚的英国政治剧，同时从莎士比亚的政治剧讨论英国政治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的问题。
授课方式：集中阅读莎士比亚的四个英国政治
附录二：学生论文选刊
历史的镜子
郑思思(工科大一)
一个曾经显赫的暴君被自己亲手放逐的堂兄弟推翻，纵使君权神授，也挡不住王冠落地、江山易主的局面。一无所有的旧王捧起镜子，镜中是一副憔悴的容颜，没有权力、没有身份，甚至没有自我。镜子摔成碎片，随之消逝的是国王的生命，没落的王朝和井然的秩序。
《理查二世》落幕了，而莎士比亚四联剧和镜子的纠葛才刚刚开始。
莎士比亚说过，他的作品就是“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目，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在莎翁的作品中，尤其在诗歌中，镜子的意象无处不在。但莎翁的历史剧本身就是一面面或变形或支离的镜子，从各个角度折射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我认为，历史剧中的人物也是镜子的意象，大部分人物都可以被分成“原像”和“镜像”，某些人物的出场是为了做另一个人物在镜中的重现，当然，有时候这种重现是带有夸张意味的，着重表现了“原像”某一方面的特征。我们可以用这种“理论”去思考剧中的人物行为，总结这类“镜子”带来的作用是什么。
一、镜像人物
理查二世是四部历史剧中的第一个主角，他没有镜像，但他有一面真正的镜子。在被剥夺王位以后，他顾影自怜，镜中的自己仿佛就是曾经主宰傀儡身体的灵魂。有人说，这个时候的理查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像_二个皇帝。我想这正是因为镜中什么也没有的自我才是理查的真正自我，也是“君权神授”所授与他的最本质的东西——神圣身体的主宰。
在《亨利四世上篇》中，历史以戏谑的方式重演了，亨利四世的强权乍看之下与理查二世的辉煌时代一模一样，小潘西的叛逆尚武也似曾相识，社会的空气中仍然潜伏着躁动和不安。亨利四世对威斯摩兰说：“讲到这儿你反倒让我伤心，让我嫉妒诺森伯兰伯爵怎么偏偏就有这个争气的儿子”，“假使能证明我俩的儿子躺在摇篮里被某个夜半来去的仙灵调换了。”(207页)自古以来，儿子就与父亲一脉相承，国王希望小潘西是自己的儿子，也说明了小潘西身上映照了国王年轻时候的影子。他们同样拥有骑士名号和精神，同样尊崇荣誉并愿意为之而战，也同样崇尚武力和勇力，具备推翻王权的魄力和勇气。亨利四世曾对太子说：“当年的我呢，就是今日的潘西。凭我的御仗和我的灵魂起誓，你不定能不能继承这空虚的王位，他倒是真有资格掌握国权。”(295页)小潘西就是亨利四世的镜像，时时处处让人想起《理查二世》中那个骁勇善战的布林勃洛克。
对太子而言，他的镜像人物显然是“童年玩伴”福斯塔夫。和小潘西不同的是，福斯塔夫并非完全反映了太子的性格，他折射的是太子内心最深处的本质。福斯塔夫就像脱去了所有浮华或者严肃的装饰、纯净地审视自己内心的太子——他们拥有相同的嘲讽社会、颠覆庄严的生活哲学。造成他们最后分道扬镰的，不是性格，而是命运，太子手中握有国家大权，于是玩弄了整个社会，而福斯塔夫则无法如此，以致被整个社会玩弄了。
然而，福斯塔夫特别不同于其他的镜像人物，他有属于自己的、与太子无关的血肉和灵魂，他是剧中一个真实的角色，因而他也有自己的镜子，他的镜像就是酒店党一伙。与其说福斯塔夫是这群人的首领和代表，倒不如说这群人都是从福斯塔夫衍生出来的镜中影子，他们从各个方面映照出了福斯塔夫的性格。
除此之外，剧中还有很多镜像人物，不少镜像人
物还有二层镜像。当然，镜子数的多少决定了人物的鲜活程度和性格的复杂程度，例如火枪就有一个镜像是佛罗伦，可以看出，与福斯塔夫的性格相比，佛罗伦的性格就显得十分单薄了。
二、镜像的预兆和作用
理查二世照镜子时，看到自己除了国王的身份，没有别的依托。他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因为他生来就有国王的身体，一旦失去了王位，他的生存就没有意义。如此解释的话，理查二世被弑乃是情理中的事情，一个人没有了自我，也就没有存在于世上的能力和权利了。
再看小潘西的预兆。作家用小潘西与亨利四世年轻时几近相同的性格来表现亨利四世与太子的争斗。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后太子对潘西的完胜就有特殊意义了，太子打败了父亲的镜像，预示着亨利五世将超越其父，结束以前的混乱无序，建立一个在新价值观指导下的社会。
至于福斯塔夫，太子在与他交往时透过这面镜子审视自己的心灵，为自己命中注定的政治生涯做好准备。但是，太子登上王位后就放逐了福斯塔夫，因为他不愿看见曾经的自我，以及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随着镜像福斯塔夫的堕落和死亡，太子内心的世界观也逐渐被埋藏在不可寻觅的地方，太子作为一个自由人同福斯塔夫一起死去了，从此以后他将是一个完全的政治人。
镜子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虚无。确实存在的事物，在镜中成为了虚像，看得见，想得到，但是摸不着，碰不着，仿佛辛辛苦苦地追寻，到头来却一无所获。镜像在剧中起着各种各样的复杂作用，但它们有一个共性，就是展现了从有到无的过程。另外，莎翁给我们造的镜子不仅是平面镜这么简单，其中还包括了大量夸张变形的哈哈镜，面对这些镜子，我们也许会心一笑，但随之而来的还有沉重的思考和领悟。
先看理查的镜子。前文已经说过，在镜子里面昔日的皇帝已经失去了一切，“我所有的只有‘没有’罢了。”(131页)国王在镜中的容颜就是他的王权从有到无的标志。镜中变了形的还有社会秩序，这个以理查的王位为象征的秩序变得堕落、紊乱，失去了方向。
小潘西的存在也令观众反思亨利四世在篡位前后的表现。年轻时的他会为了上天赐予的荣誉与对手拼死搏斗，会因为被剥夺了继承权揭竿而起，看上去就像是站在正义一边。但临死前他对太子嘱咐道，“你的策略应该是用国外纠纷吸引浮动的人心，以远离本国的军事行动来消除记忆中的旧账”(495页)，俨然一副政治人物的样子。小潘西所表现的骑士精神在亨利四世身上也经历了从有到无的过程，再度与镜中的影像小潘西相比，荣誉感的消逝让人觉得特别感伤。“骑士无政治”，骑士精神从镜里到镜外，被扭曲成一种奇异的状态，他的存在是必须，但却毫无意义。
太子和福斯塔夫这一对，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太子继位以后，不仅自己荒诞不羁、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和哲学完全消失不见了，他还重重打击了酒店党一伙，使他们在社会上几乎销声匿迹，只能苟且残存。酒店党的生活状态和方式在太子新建的秩序社会中也如镜像一样变得虚无缥缈，难觅影踪。另一方面，对等地说，太子的真性也在福斯塔夫身上被夸张，最后在放逐福斯塔夫的过程中被磨灭变形了。
所有这些镜子都在告诉我们“原像”人物的变化，提醒我们思考，身处时代浪潮的人们，怎样受到当时观念和纪律的支配和约束，从而改变了完整的自我。
古人有云：“以史为镜”。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作用就在于此，“镜像”人物是“原像”人物的镜子，剧中角色是真人的镜子，莎翁的剧作又是社会的镜子。芸芸众生，谁又能说相互之间不是镜子呢?最重要的是，我们从这些镜子中看到了什么，读懂了什么，理解了什么。
活力与秩序
左亦鲁(法学院大二)
老国王死了，亨利五世从父亲手里接过了王位。亨利四世的王位源自对理查二世和传统继承的否定，而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父子俩又镇压了起兵的贵族、教会，在《亨利四世下篇》的结尾，登基的亨利五世又驱逐了以福斯塔夫为代表的下层酒店党人。于是，亨利五世就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如何为被一系列反叛、镇压、驱逐搞得动荡不安的王国确立秩序。亨利四世临终前为儿子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去攻打法国，亨利五世显然也这样做了，整部《亨利五世》基本就是围绕着这一军事事件展开，开场白中的致辞者第一次提到亨利五世时所用的形容词warlike也正好顺应了这一主题。亨利五世发动对法战争的目的注定会有别于并且高于他父亲的临终遗言，除了通过在外面寻找一个敌人来实现内部的团结和认同外，亨利五世还试图通过战争——这一可能是君主最重要的事务和国家最特殊的行动——来为英国的新秩序注入一种活力和精神，而这种活力和精神反过来又有助于新秩序的确立和巩固。
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伊里主教是全剧最先出场的人物，第一幕第一场的人物也只有他们两个。如果我们反观整个四联剧，在前三部，教会似乎一直处于与布林波洛克父子对立的位置上，但在《亨利五世》中率先出场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伊里主教尽管对于那个提案和攻打法国的计划“心怀鬼胎”，但对于亨利五世本人却满口由衷甚至肉麻的称赞。从两位主教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在这个已经没有奇迹的时代，亨利五世那有如天使般降临的“智慧(consideration)”征服了他们。莎士比亚首先安排教会领袖人物出场，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教会这个过去一贯的反对派这次也前所未有地站在亨利五世这边，似乎时运完全在亨利五世这边，而亨利五世在全剧中也似乎一扫往日的不羁，摇身一变成了满口上帝、圣经的基督国王的楷模。
在《亨利四世下篇》中，亟需重整法律和秩序的亨利五世曾经要求刚正不阿的大法官作自己的严父。但在《亨利五世》里我们却再也没有看见这位严父的身影。在最终确定发动的战争的第一幕第二场，亨利五世第一句话就是寻找他的“仁爱的大主教”，因为他要“先把自己的疑虑解决”，为战争寻找正当性。于是他要求大主教公正地(iustly)、虔诚地(religiously)陈述，这是一个法律上和宗教上的双重要求，而且亨利五世明确指出大主教的话将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这也同时把发动战争的责任转移到了大主教身上。坎特伯雷大主教随后发表了一通冗长繁琐、估计无论当时的观众还是现在的读者都没有耐心认真去读的对于继承关系的法律考证。奇怪的是，尽管亨利五世要求的是法律和宗教上的双重根据，但坎特伯雷大主教却对自己所负责的灵魂和良心上的宗教根据只字未提，满嘴都是法言法语。虽然法律上的依据似乎非常牢靠，但亨利五世显然清楚这是绝对不够的，于是马上又一次强调两个方面的正当性：“May I withright and conscience make this claim?”与那段超长的法律论述相比，坎特伯雷大主教对于自己的本行却只引了《旧约·民数记》上的一句话：“人死了，就把产业给他女儿。”之后大主教又绕开了宗教论述，开始大谈
亨利五世的祖先，而且是跳过其生父亨利四世的祖先，呼吁亨利五世应像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那样行事。这段关于祖先的煽动，对于亨利五世身边的王公贵族们效果似乎格外好。
尽管宗教上的依据贫乏得可怜，但亨利五世的目的显然已经达到，于是他就不再逼问。在教会人物出场后，国王身边的另一个重要群体——王公贵族也开始大规模出场，他们纷纷赞成教会大主教的进攻建议，只不过他们的理由更多地出自大主教此前所讲的涉及祖先、荣誉的那段话。
至此，进攻法国的计划已经在英国高层达到了共识。于是在第二幕开场的序曲中，致辞者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英国青年贵族齐心协力、一致备战的景象。但同时，序曲中也提到了三位成为了卖国贼的贵族。这三位叛徒的素材如果被充分利用，完全可以制造不少好莱坞大片似的戏剧性和紧张感，但一转换到出发前的南安普顿港，我们马上通过埃克赛德和威斯摩兰之口得知，叛徒已经被发现了。初读时心里不禁纳闷，天才的莎士比亚为何浪费了这个好故事，但仔细一想又觉得莎士比亚之所以没有利用这个场景来制造紧张感，可能就是因为根本没有任何好紧张的。一次密谋已久的叛变被如此轻易地发现了，这正是说明亨利五世的这次出征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连老天都在帮助他。而亨利五世本人在早已知情的情况下选择在出发前的港口这一公开场合揭穿阴谋，是不是也是在向前来送行的民众和随从显示自己的“如有天助”呢?这次公开、震撼的处决／执行(execution)是不是也在追求马基雅维里所说的因恐惧而产生的良好效果呢?
尽管在第二幕的序曲中没有出现亨利五世身边另一极为重要的群体——酒店党人，但他们在第二幕中却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他们的出场仍旧像过去一样混乱、低俗并且有趣，吵打成一片，但与反叛的三位贵族相比，无论此前的话说得多么难听，只要提到福斯塔夫，酒店党人就会安静下来，彼此之间的感觉和友爱与反叛的三位贵族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特别是那位曾经与亨利五世同床而眠的史克鲁贵爵，亨利五世对史克鲁的背叛格外愤怒，在驱逐了福斯塔夫和酒店党人后，亨利五世试图选择像史克鲁贵爵这样的贵族来寄托自己的感情和友谊，但与酒馆党人相比，这种信任和友情显然没有建立起来。
至此，国王身边最为重要的三个群体都卷入了战争，三个群体都怀有各自的目的，而亨利五世对他们也都打着自己的算盘。教会支持战争的原因显然与那个关于教会财产的提案有关；酒馆党人参战的原因一如过去——像蚂蝗一样去喝血；亨利五世身边的王公贵族参战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地知道，但从第一幕第二场来分析，像小潘西那样追求自己和国家的荣誉或许是动力之一。让我们回想一下在第一幕第二场里埃克赛德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关于国家和政体的两个比喻，无论是音乐的比喻还是蜜蜂的比喻，都意味着政治是一个绝对目标，权威和领袖把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冲突的部分、器官、音域整合起来，在充分发挥各部分机能的条件下，让它们服从整体和全局的利益。于是，这三个各不相同的群体都被亨利五世带上了战场，而亨利五世也正是试图通过战争把这些处于不同阶层、怀有不同信念的群体整合在一起。
但整合显然困难重重。第三幕一开始，就是亨利五世在法国的第一场战役——哈弗娄战役。第三幕第一场通篇只有亨利五世一个人在喊叫，似乎只有他一人在孤军奋战。亨利五世的鼓动分别针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对于贵族(noblest English)，亨利五世诉诸荣誉和血统，而对于农民(yeoman)，他则诉诸土地和祖国。战场上的效果如何我们并不清楚，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亨利五世一人在叫喊。但第三幕第二场却呈现给我们一个悠闲的场景，这里出现了一个前面三个剧本没有出现过的新群体——下层军官和士兵，战争在激烈进行，四位分别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上尉显然没有被动员起来，他们几乎在像酒店党人一样进行着无厘头的争吵，哈弗娄战役似乎与他们无关。
英军最终还是获得了哈弗娄战役的胜利，但没有人敢说在下一场决定生死的哈金库尔战役中，英军能不能维持目前的状态，取得胜利，所以亨利五世在最终决战前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调动和激励整个英军，并通过这场战争的胜利实现他把军队带到法国的目标。整个第四幕的核心就围绕着哈金库尔战役展开，在这一幕的八场戏中，涉及法军一方的有两场，还有一场涉及战场上的火枪，而剩下的五场，基本都是有关亨利五世与这些下层军官和战士的。
在大战前，法军高级将领聚在一起大谈名马和情妇，从时间上看，这应该与亨利五世巡视营地同时发生，但却被莎士比亚安排在第三幕最后一场，这是要让亨利五世战前深入士兵的举动得到充分突出。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序曲中，亨利五世看望士兵时并没有化装，但在第一场那次出巡时却化了装。在第一场那次出巡中，亨利五世首先遇到了旧日好友火枪，可是亨利五世的反应很是冷淡，言语提到“乡亲(kinsman)”弗罗伦时显然更为亲近，在大战前，亨利五世就这样匆匆告别(抛弃)了旧日酒店党好友，而去接近下层军官和战士。
这个新出现的由下层军官和战士组成的群体在《亨利五世》中极为独特，也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他们部分属于骑士，所以荣誉、国家这些贵族认同的价值对他们也是有效的；但他们与王公贵族相比又来自下层，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像上层贵族那样显得严肃和乏味，在《亨利五世》中他们几乎取代了酒店党，成为活力和幽默的象征。身为军人，他们必须认同纪律、传统、信仰这些在酒馆党眼里一文不值的东西，而君主身边的另外三个群体都不具有这个新群体的优点，但他们又都会对新秩序的建立做出贡献。教会赋予军事行动以神圣性和正当性，用目的去净化手段，这样方可调和基督徒的人性与战士的兽性之间的矛盾，表现出那种出于信仰的“虔诚的残酷”，而上层贵族所代表的荣誉、传统也必须注入到战士的血液中去。
更为重要的是问题是，应该如何再现和移植酒馆党的活力和友情。让我们回到第四幕第一场。亨利五世在战前化装深入营地，这次他遇到了一个颇有智慧的威廉，无论诉诸上帝、正义，还是把死亡归于死者生前的罪过，威廉都可以用一套自己的说法否定亨利五世，这又不禁让人想起过去的福斯塔夫。威廉显然不同于那个以整体面貌出现的战士，他是一个鲜活、智慧的个体。面对这种非常之人，就需要非常的手段——所以我们才能看出亨利五世化装出行的意义。
与哈弗娄战役中亨利五世的战场鼓动相比，亨利五世在哈金库尔战役开始时的动员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再作贵族和平民的区分，而是针对一个全新的整体——战士。亨利五世最初仍旧提到“荣誉”，但这个词的内涵却发生了变化，荣誉不再是哈弗娄战役里贵族的血统和祖先，而是更为生活化、平民化和人性化的“荣誉”，是晚年儿孙满堂时端着一杯啤酒回忆往事的快乐。当法国使节开战前再一次到来时，亨利五
世终于通过一大段动员和宣言斩钉截铁说出了自己最终的认同和特性(identity)——战士，当兵的老粗，we band of brothers!
至此，亨利五世把身边三个原有的群体整合起来，最终通过一场战争找到了英国全新的定位和基础，为英国打造了一种全新的气质，一种阳刚和威武之气，一种严密但又充满友爱的团结。与精致的、贵族的法国相比，英国人在全剧中的形象显然是粗俗的、平民化的，而亨利五世恰恰就要充分利用这种差异，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一个更加低级、但却更加稳固和生动的基础上，于是象征贵族身份的羽毛和头盔都被雨水冲掉，掉进了污泥，就像亨利五世最终打破礼节强吻法国卡莎琳公主一样，阳刚的、男人气的英国战士最终征服了法国的女人，或者女人气的法国。
乱世中的执法：“抢劫”相关文本解读
何广越(法学院大二)
《亨利四世上篇》所讲述的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浪子回头的故事，亨利太子在回归战场之前所做一切也并不仅仅具有放浪形骸的含义。从剧情上看，《亨利四世上篇》的核心事件之一是太子与酒店党人的抢劫行动及一系列相关事件。通过对这些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太子在这次抢劫中绝非做着年少荒唐之事，而是巧妙地进行了潜在“执法”，从中可以解读出太子对于秩序的认识及其变化过程(这种认识的转变也同时伴随着对福斯塔夫等人的认识的转变)。下面根据“执法”的几个阶段来作一具体分析，相关剧情分布在第一幕第二景和第二幕第一、二、四景。
一、筹划
第一幕第二景
在第一幕第二景太子与福斯塔夫争论命运起伏的话题时，具有“抢劫”含义的语词第一次被提到。福斯塔夫不断地暗示太子以后一旦登基就应该放过他们这些“黑夜的亲兵”，而太子始终没有松口。尤其是绞刑架起伏的比喻表明，太子坚信失序是暂时的，秩序必将得到恢复。同时，太子不止一次地提到刑罚的意象，比如“牛皮外套”、“绞刑架”等，这些意象包含着对福斯塔夫的警告。
抢劫的具体谋划从波因斯上场开始。波因斯宣布了具体安排之后，福斯塔夫问道：福斯塔夫 亨尔，算你一份不算?
太 子 谁，我?抢人?让我做贼?老天在上，我可不干。
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太子虽然和他们厮混了很久，但从未跟他们一起犯过罪。因此当福斯塔夫问到他的时候，太子的第一反应甚至以为听错了，并且随后坚辞拒绝。此处太子连用三个强烈诘问，都出自他对于原有秩序的下意识反应(by my faith)。不过，经过福斯塔夫的一番劝说之后，太子似乎表现出了一些松动：
太 子 好了，好了，就这一回我就荒唐一次吧。
福斯塔夫呃，这还像话。
太 子 不然，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还是待在家里。
这里太子的回答模棱两可，我们似乎没有办法去判断太子究竟是不是答应一同去抢劫。原因很简单，太子经过与酒店党人的厮混，他内心也已经不得不承认原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颠覆了。然而，作为一个有雄心的未来统治者，太子也决不能放任任何一种无秩序状态的长期存在。所以，下文中福斯塔夫对太子开玩笑说等太子做了国王他就会造反，太子很明确地回答：I care not。也就是说，太子有充分的自信在自己的统治时期奠定新秩序，反秩序的势力是不能存在的。从这个时候开始，太子已经开始酝酿着如何在乱世中规训这些颠覆一切的反秩序者了。
因此，当福斯塔夫下场，波因斯诉说完他的计划后，太子的第一句回话是：
太 子 我们走的时候怎么跟他们分道呢?
值得玩味的是，太子并没有对波因斯的计划发表任何赞同或者反对意见，而是直接开始讨论计划的可行性。这意味着，这太子毫不犹疑地赞同了波因斯的方案。原因正如前述，太子从来没有真正愿意去参与抢劫，他正在考虑是否可能对福斯塔夫一干人进行某种范围内的规训，故此波因斯的方案与太子的想法一拍即合。
通观太子与波因斯的这段对话，我们可以发现，波因斯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诉说着他的计划，拼命说服太子加入(他并没有意识到太子其实早已赞成)。而太子的话则少得出奇，往往只是就具体实行的细节(比如是不是会被发现，是不是打得过)说一两句话。这样鲜明的篇幅对照完全可以让我们猜测，这时候太子正在思考的是如何进行一次出色的“执法”。
在第二景的最后，太子的独白将这种含义表现得更加清晰。他在独白的最后部分说道：
太 子 我就要胡闹，把胡闹作为一种计策
这里的计策(skill)不仅具有自我保护、远离旧的政治制度的含义，更有深入底层社会、对如何建立新的统治秩序的思考。这次抢劫中太子的所作所为，则不仅可以看作是建立新秩序的第一次尝试，也可以看作是对福斯塔夫等人反对秩序的行为的惩罚。
二、执法
第二幕第一景
第二幕在一片混乱的情景中展开，乱世的气氛尽显。在第一景中，太子和酒店党人并没有出现，但盖兹山和伙计的对话可以代表当时底层社会的现实。在第一景的最后部分，盖兹山与伙计的对话又一次围绕着“绞刑”话题而展开：
盖兹山 ……我这根脖子就算送你啦。
伙 计 我才不要呢!你把他留着给绞刑手吧!……
尽管盖兹山的这句话仅仅是地痞流氓拍胸膛式的玩笑话，伙计仍然想到了执法者的权威。在伙计的意识中，只有绞刑手才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执法权力，而伙计自己是绝对没有的。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这样盗贼横行的乱世，秩序的自我维护能力和惯性权威仍然在普通民众心中有着很深的烙印。当伙计质问“地位”的靴子是不是真的不透水时，盖兹山自信地说：
盖兹山 不透，不透——王法早就给它上了一层油啦。……
可以看到，统治者内部的力量反而给反统治的力量提供了庇护，现有统治秩序和社会道德秩序都已经整个地从内到外崩溃了，所以伙计对“王法”的信任在盖兹山看来有点可笑。然而，在盖兹山放言他们的抢劫将会如同“隐身”一般时，伙计却依然说：
伙 计别扯啦!我看你们隐身来去不是什么羊齿草的功劳，而是因为有黑夜障眼。
伙计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隐身，仅仅是因为“黑夜障眼”。在此，黑夜的意象是一个双关，字面的意思当然是说盖兹山一伙夤夜行劫，但实际的意思是，他们之所以能横行无忌是因为秩序的混乱、光明的缺失。当秩序恢复、光芒普照的那一天，他们必将无所遁形。这让我们想起太子在第一幕第二景最后独白时高呼“我要学习太阳”(Yet herein will I imitate thesun)，而他重建秩序的草根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来自于像伙计这样的底层民众对于秩序的基本道德认同。
第二幕第二景
抢劫行动正式开始于第二景，仍然以太子和福斯塔夫的斗口开篇。福斯塔夫依然故我，污言秽语，大放厥辞，丝毫没有想到他们是在犯罪。相反，太子的
话极少，甚至大多数时候只有几个字，与第一幕第二景中的伶牙俐齿完全不同。这体现了太子内心对他们的行为的强烈鄙视，因此，他不希望被任何人发现自己与这伙抢劫犯呆在一起。当福斯塔夫恳求太子帮他把马牵来的时候，太子有一句台词值得注意：
太 子 去你的，混蛋!我是给你做马夫的吗?
我们清楚地记得，在第一幕第二景中太子与福斯塔夫是何等的亲密，福斯塔夫可以随意在太子的卧室中鼾睡，也可以随意拿太子的身份和家族开玩笑。而此时，太子竟说出这样等级分明的话，其实无意中透露了太子心中已经有了一个重建秩序和规训福斯塔夫等反秩序者的计划了。
与此前的小心翼翼、惜字如金不同，太子在执法行为前后对波因斯所说的两大段话充满了掩饰不住的得意之情。尤其在抢了福斯塔夫的贼赃之后，他说道：
太 子 ……这帮贼全跑散了，吓得胆战心惊，彼此不敢照面，把伙伴也当成官兵了。
……福斯塔夫溜的那一身大汗，跑起路来倒给枯瘦的大地浇上了不少油……
既然太子并非以游戏的心情加入这次抢劫，那么，这些充满戏谑的话就绝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青年人在恶作剧之后的炫耀之辞。福斯塔夫一伙逃散之时魂飞魄散，狼狈不堪，这无异于给了他们的抢劫行为一个很好的惩诫。太子于无形之中对群盗略施小惩，举重若轻，这才是他的真正得意之处。
第二幕第四景(上)
第二幕第四景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写了太子与波因斯戏弄酒保，第二部分则是福斯塔夫与太子等人在酒馆小天地的斗口，第三部分从搜查福斯塔夫的郡吏上场开始。在此，我们将重点分析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的第二、三部分。
太子的执法在第二景中并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可以想像，如果太子的执法仅仅停留在将群盗驱散，并剥夺他们的抢劫所得的话，那就只不过是以暴制暴罢了。然而，以武力取胜的丛林法则越是在无政府和反道德的社会环境中就越能发挥它的功效，这显然不是太子想让福斯塔夫等人明白的道理。因此，太子与福斯塔夫在抢劫后与福斯塔夫等人的对话不仅是太子“执法”的后续内容，也蕴涵着太子这一系列行动的目的。
在太子、波因斯与福斯塔夫等盗贼(主要是太子与福斯塔夫)的长篇对话中，太子不厌其烦地一句一句挑逗福斯塔夫，恶意嘲弄出奇多，看似无意义的粗口也成堆出现，这些并不是在满足恶作剧的快感，而只有一个目的：羞辱福斯塔夫，好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很遗憾，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每一次太子揭穿了福斯塔夫的谎言，后者都能迅速找到一种不依常规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而且每次都显得毫无愧色。当太子揭穿了福斯塔夫在黑夜中看到绿色衣服的谎言时，福斯塔夫甚至拒绝用“道理”来说明问题，他说道：
福斯塔夫 ……逼入讲道理!……我也不让哪一个人逼着我讲出道理来，我才不是那种人呢!
到此时，太子已经发现，羞辱对于福斯塔夫起不了任何作用。这也意味着，太子希望通过这种柔和的惩诫来规训他们的努力失败了，这些人并不遵从任何起码的准则。因此，太子不得不放弃这样的努力，随后花了很大的篇幅、用嘲讽的语气正面说出了他们逃跑的事实。太子满以为福斯塔夫会低头，其实不然，福斯塔夫又强辩说自己早以认出了太子身份，让太子的大段讽刺再次化于无形。
因此，如果说太子抢走贼赃这一行动取得了充分成功的话，那么，太子所作的主观改造的尝试则失败了。在所有的斗口中，太子不仅没有成功地让他们为自己的抢劫行为感到羞愧，反而还被福斯塔夫略占了上风，这让他意识到，根本没有办法通过改造的办法将这群人纳入到任何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去。对于有可能反对新秩序的力量，只有两种处理方法：改造或者清洗。太子改造福斯塔夫等人的努力无疑失败了。如果说第一幕第二景中太子与福斯塔夫关于“命运起伏”的对话只是一种警告的话，那么，此时太子心里已经明白，这伙人在新的统治秩序下是必须除去的。此后太子的话就开始暗含杀机，象征被司法权力处死的“绞刑”意象再次被提到(此处中文翻译略显不准确，righdy talcen为双关，第一层意思是指被正确理解，第二层意思指被准确逮捕)：
巴道夫 ……你要是明白的话，就少跟我吵架。
太 子 哪里!我要是明白的话，更应该送你上绞架。
在其后太子与福斯塔夫模拟亨利四世与太子对话的场景中，太子扮演的亨利四世说了一长段话，历数福斯塔夫的种种罪过。即使随后福斯塔夫扮演的太子也说了一长段话来为自己辩护，也显得软弱无力了，太子决心已定：
福斯塔夫 ……把胖杰克驱逐走，就是把全世界都驱逐走了。
太 子 就是要驱逐他，我主意拿定了。
三、庇护
第二幕第四景(下)
酒馆中的交锋随着郡吏的闯入而结束。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既然太子对群盗的隐性执法已经彻底失败，那么，把他们交给郡吏秉公判决似乎就顺理成章了。问题是，太子没有这样做。当郡吏问到福斯塔夫的行踪时，太子说道：
太 子 ……我可以说那个人确实不在这里
……再者，我可以向你保证……
郡 吏 ……
太 子 ……如果真是他抢劫的，他一定要负责任。
此处太子用极其正式的诗体语言向郡吏保证福斯塔夫的清白，并且用他亲王的尊贵身份作出了根本不会实现的许诺。如果说太子之前的行为是在执法的话，那么这时的行为无疑就是严重的腐败了，这种逆转确实令人疑惑。
不过，通观太子前后的一系列行为，他的这种处理方式就不难理解了。太子之所以不惜威尔士亲王之尊而远离宫廷，混迹江湖之中，固然有自我伪装、自我保护的目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样做也出于对旧秩序的否定和厌恶。太子早已敏锐地觉察到亨利四世统治下的社会秩序的诸多结构性矛盾，比如王权正当性问题、国内叛乱问题等。在这样一个乱世中，一切固有的秩序都已经分崩离析了。作为胸怀大志的未来统治者，太子一贯思考的核心就是，如何重建一种新的统治秩序，以及如何将种种反秩序的力量纳入到这种体制中去。
本文所抽取的情节——对抢劫行为的“执法”可以看作是太子在这种思考下的初步尝试。尽管这种努力并没有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将福斯塔夫等人送还到原有的秩序中去。一方面，如果福斯塔夫等人被旧有司法体系所惩罚，太子原来潜藏民间所做的努力就会失去价值；另一方面，将福斯塔夫等人重新置入旧体系中，这对于太子关于建立新秩序的思考也没有任何帮助。太子作为新秩序的建立者必须首先是旧秩序的反对者，有鉴于此，太子与郡吏的对话就显得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当然，太子在最后为福斯塔夫等提供了庇护，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应当被惩罚。甚至太子随后将福斯塔夫等人送上战场的真正目的是否就是让他们去送死，也是值得探讨的。至少，我们在《亨利四世下篇》和《亨利五世》中看到了酒店党人一个一个遭遇了悲惨
的下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清洗也正是太子对他们改造不成后的无奈选择。作为乱世中旧秩序的颠覆者，他们是太子的功臣，而作为任何秩序的反对者，他们不能得到亨利五世的宽容。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亨利五世：超越政治与道德的紧张
姚 杏(文学院大二)
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五世是个吸引人的角色，他历来是研究莎士比亚剧作的学者们最感兴趣而又争论不休的人物之一。有些学者认为亨利五世是莎士比亚心目中的理想君主，是一位基督徒君主。更直白地讲，《亨利五世》这部戏剧就是在为亨利五世歌功颂德。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亨利五世不过是个虚伪狡诈、冷酷阴险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还有一些学者则将上述两者各打五十大板，认为莎士比亚的意图本不在于评判亨利五世这个历史人物本身，他所塑造的亨利五世是一个既身怀君主美德又精通政治权谋的混合体，莎士比亚并不想给我们提供任何答案，他更愿意把这样一个复杂的形象展现给我们，让大家自己做出选择。
无论是从莎士比亚的文本来看，还是从其他研究学者的批评来看，亨利五世身上都有一种政治与道德的紧张：他政治上的成功令人赞叹不已，而他的政治手段却常常使人对他的美好印象大打折扣；他英勇无畏和外在的辉煌令人瞠目结舌，但他内在的阴暗和城府也让人胆寒；他的机敏睿智值得钦佩，但他的虚伪怯懦却令人不齿。我们不禁要问：政治上的成功就必然以丧失一定的德性为代价吗?一个人在政治与道德上是不是不能两全呢?有没有可能超越政治与道德的紧张呢?
一、亨利五世：基督徒君主?
啊!光芒万丈的缪斯女神呀，
你登上了辉煌无比的幻想的天堂；
拿王国当作了舞台，帝王充演员，
君主们瞪眼瞧着那伟大的场景!
《亨利五世》的开篇便是一首荡气回肠的史诗，并且这种宏大的气韵在整部戏剧中一以贯之：英勇无畏的将士、战火纷飞的疆场、响遏行云的号令、热血沸腾的斗志、为国而战的荣光……这一切无不令人心潮澎湃。尤其是在英军大败法军之后，致辞人又为我们献上了激动人心的序曲：
……英格兰的海滩——跟海洋划分界限，
沙滩上布满着男女老少，他们的
欢呼和掌声压倒了海洋的吼声；
那海洋，翻卷着白浪，像给国王开路的
仪仗队……
市长和全体僚属都穿上盛服，
就像古罗马的元老走出了城外
(黑压压的平民跟随在他们的后面)
为得胜回国的恺撒接驾……
这样雄伟壮丽的场面不禁让人欢欣鼓舞，在经历千难万险、惊心动魄的风波之后终归要以幸福完满的结局收场。不单从《亨利五世》着眼，从整个第一四联剧来看，也的确是这样：第一四联剧从决斗和冲突开始到浪漫的求婚结尾；从秩序的分崩离析到新秩序的重新确立；从气氛紧张到气氛欢悦高涨——一切蕴含在《查理二世》中的政治问题到了《亨利五世》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如果说《理查二世》是一出悲剧，那么《亨利五世》则无疑是一出喜剧；如果说前三部剧的重重危机压得读者喘不过气来，那么最后一部剧则终于以爱情与和平让读者释怀。亨利五世仿佛是莎士比亚心目中的理想君主，读者和观众们在戏剧的最后似乎也与莎士比亚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亨利五世具有一个理想君主的品质。他浪子回头摒弃了年少时的放荡轻狂，痛改前非，建立了赫赫武功，赢得了一代圣主的威名。他称大法官为父亲，认大主教为首席顾问，重新确立了法律和正义的威严，获得了宗教权威的认可，恢复了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他超越了飞将军，把个人化的荣誉感和骑士精神拓展为骑士共同体的精神，拉平了所有身份性的象征和等级，建立起以集体性的骑士价值为核心的公民宗教。他驱逐了从自我利益出发的福斯塔夫及其伙伴，培养起弗罗伦上尉等以纪律为规训手段的中下层社会骨干。他厌恶王权的外在仪式和排场，而是注重政治和王权的实质。他自称黑太子爱德华三世的曾孙，用隔代遗传消解了王权的合法性问题。他把战事推倒国外，使老刚特、亨利四世长久以来寄托的愿望真正得以实现，使英国获得了由衰退到繁荣的关键性转机。总而言之，他从法律、宗教、政治和精神价值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一个稳固的秩序，确立了王权的合法性。
那么，《亨利五世》是在为一代圣主歌功颂德吗?在为亨利五世的喝彩中，我们不可忽视他辉煌成功之外的另一个面向。与溢美之词不同的声音逼迫我们继续深入文本，挖掘《亨利五世》的真实意含。
二、亨利五世：马基雅维里主义者?
反观戏剧的另一面，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与前面的乐观景象截然不同。许多问题都对亨利五世是莎士比亚心目中的理想君主这个判断提出了挑战：亨利五世对外作战的目的是什么?这场战争是否正义?他是否应当并且愿意为这场战争负责?战争中亨利五世的基督徒君主德性在哪里?
在亨利四世在临终前曾苦口婆心地嘱咐儿子：
你的策略应该是用国外纠纷吸引
浮动的人心，以远离本国的军事
行动来消除旧日不快的回忆。
亨利五世看清了父亲政治策略背后的逻辑，他自己也深知，必须通过对外作战转移国内的注意力，必须通过国外纠纷为他不合法的权力提供坚实的统治基础，对外战争更是挽救英国垂死局面的唯一转机。接下来，他就开始一步步地实施自己的对外作战计划：首先，要为不正当的战争找一个正当的理由，要从公正和良心、法律和宗教两方面为战争找到借口。从大主教的口中我们得知，亨利五世之所以拉拢大主教，主要是要让大主教的知识和威望为他的权力和政治目的服务：“细细讲一讲那历历可查的综谱，他怎样理该领有某些个公国，凭他是爱德华的曾孙，又怎样有权要求法兰西的王冠和宝座归于他。”其次，亨利五世明白战争必定会导致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战争的发动者必须对此负责，但他并不愿意让自己承担发动战争的罪名，于是他找到了大主教，而大主教出于教会的利益考虑支持发动战争。接着，在战事爆发以后，他又一再地推卸发动战争的责任，把战争归结为上帝的惩罚，把责任归结到伤亡的将士们自己，“战争是他的一张拘票，战争是他的报应”。战争的责任仿佛是亨利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尽管他企图为自己辩白，使劲地推托责任，但这一切努力却是如此地苍白无力。
亨利向来认为自己能够用理性控制感性，有着高度自我控制力和高度自律精神。他相信，能担负起重大责任和使命的人必定是一个信奉禁欲文化的人，因此他嘲笑福斯塔夫的大腹便便、满肚肥油、放纵散漫。在会见法国大使的时候他重申，“我并不是暴君，是基督徒国王，一切无常喜怒都为理性所控制。”而当法国大使为亨利献上污辱性的网球时，他丧失了理智，疯狂地痛斥法国王子：
他今天开这个玩笑，成千万寡妇
再看不见亲丈夫；他今天这玩笑
将“笑”坍了城堡，“笑”掉了母亲的孩子——
有些还没得胎，有些还没降生”
这充满兽性的发泄简直不像出自理性的亨利之
口。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是，他在哈弗娄城门前发表的讲话里甚至还大量充斥着奸淫女人、屠杀小孩和老人的意向。
鲜艳娇嫩的大姑娘，茁壮的婴儿，
像花草一般地倒在镰刀底下，
……闺女落在那火热的
奸淫者的手中……
那无法无天的大兵不管满手血污，
不管耳边的尖声惨叫，一把拖住了
你们家闺女的秀发往外跑。
你们的父老尊长有多么可敬，
却给一把揪住了银白的胡须——
高贵的额头，也得对准墙脚撞!
那赤裸裸的婴孩，高高地挑在枪尖上……
如此丧心病狂的表达简直令人发指。这是否符合中世纪战争的原则?《旧约·申命记》中叙述了先礼后兵的战争法则，这显然与亨利的表达不同。这里我们看到的亨利并不是一个恪守禁欲文化的基督徒君主，他分明是一个奸淫掳掠、充满病态性观念的侵略者。
即使在看似浪漫的求婚这件事上，亨利五世的真实用心也值得怀疑。既然亨利五世已经通过武力征服了法国，那么他与法国公主成婚完全是必然的，他又何须用求婚来粉饰体面与太平?他又何须故作笨拙，假怀爱慕，用“美丽的卡莎琳，绝世的美人!你愿意指点一个军人吗?——该怎样说话，话才能进入小姐的耳中，让他的献爱、求情打动了她的芳心”这样的甜言蜜语来哄骗大家?求婚似乎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形式，亨利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斗心机而已。在求婚时，他仍然是那么专制，他不顾法国习俗，未经公主同意就强吻了她。这样看来，亨利通过婚姻来寻求的和平与爱情也不过是在欺诈和强权之下的和平与爱情。
如果莎士比亚塑造的亨利五世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君主，那么他为什么要花大量的篇幅来描写一场不正义的战争?他又为什么还要大肆渲染亨利的暴力与阴险?如果亨利的宗教、法律、道德、情感诉求是为其政治野心服务，如果这一切美好的价值都是手中的棋子，他的内心又有什么真实的精神可言?如果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以置人们的性命安危于不顾，能够置和平于不顾，他配得上基督徒君主这个高贵神圣的称誉吗?他不是马基雅维里又是什么?
关于这一点，提姆·斯彼科曼(Tim Spiekerman)认为：
良心显然不足以限制政治野心，所以我们把政治野心置于一边，把对正义的渴望置于另一边。政治野心和正义这两种冲动我们不能同时获得，而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却应允我们：在政治野心背后也是有正义可言的。因为他深知不这样的话，正义——我们在现实中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到的。莎士比亚比马基雅维里更温和，因为他比马基雅维里更悲观。 (Tim Spiekerman，Shakespeare’sPolitical Realis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p．165)
斯彼科曼的看法虽然有点极端，认为莎士比亚对现实的看法比马基雅维里还要悲观，但他的说法不无道理。莎士比亚与马基雅维里一样现实，他看清了正义、良心与政治的矛盾。但是，政治与道德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们还要进一步探讨。
三、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亨利五世性格复杂，他同时具有强大与脆弱、德性与狡诈、正面与负面等多种特征，在他身上同时体现了相互对立、不容妥协的价值。诺曼·拉布金认为，亨利五世是一个细致微妙、模棱两可的形象，它仿佛是一幅鸭兔图，读者对亨利的看法不停地在兔子与鸭子、鸭子与兔子之间转换(Norman Rabkin，“Rabbits，Ducks，and Henry V，”in Shakespeare Quartterlyt，28 ：3，1977)。拉布金道出了亨利五世形象的复杂性。
帕斯卡尔曾说，“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禽兽；但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99页)莎士比亚的确有他现实主义的思考，但他不像斯彼科曼认为的那么悲观。他并不打算为世人描绘一个纯洁无暇的天使，他也并不想为世人刻画出一个冰冷无情的禽兽，他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政治家能否真正获得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双重成功?作为公共人物的君主能否拥有内在的美德?
奉形而上学为最高哲学的古典思想家们认为，世界上决定日月星辰运行、支配天地万物生长、规定自然与人类秩序的终极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终极的善。柏拉图和中国古代的儒家都相信，具有最高德行和最高智慧的人应该并且能够成为政治共同体的领袖。这样的君王是一个坦荡荡的君子，他决不会心存诡诈，滥用暴力。他“内圣”就足以“外王”，他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总之，任何对道德有害的动机和行为都不应运用到政治上去，道德与政治融为一体，政治是统辖在道德范畴之内的。
但是，马基雅维里却主张，政治应从道德伦理的领域分离出来，政治应遵循它自己的法则。马基雅维里目光如炬，他预示了现代社会政治人不可逃脱的命运：如果严格恪守道德原则，就没有政治了；如果君主一味地遵守信义，他就会被愚弄和欺骗；如果领袖不同时拥有狮子的威力和狐狸的手段，他就无以应对政治上的重重困难。“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88页)马基雅维里告诉我们，政治与道德是两种美好的价值，但在这二者之间，你只能选其一。如果你胸怀远大的政治抱负，就必须忍痛割爱，放弃绝对的道德，因为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政治的伤害。
对政治人的品质，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有更详尽的阐发。他指出，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是政治人的三种决定性素质。这里的激情不是“无生育力的亢奋”，而是“不脱离实际的激情，是献身于一项事业、献身于掌管着这项事业的上帝或恶魔的激情”(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100页)。如果说古圣先贤的教诲对于古代社会来说是明智的，那么，这些教诲对现代政治生活而言则无异于“徒具知识关怀的浪漫主义，它空洞无物，缺乏任何客观责任的意识”(《学术与政治》，100页)。
按照伦理来划分，行为可以具有三方面的内容：动机、手段和结果。道德往往要求人具有正当的动机和行为手段，而行为的结果是好是坏，道德却不能对此负责，如果你从正当的动机出发，并运用正当的手段完成了这一行为，最终还是导致恶果，“那么，在这个行为的动机者来看，罪责并不在他，而在于这个世界，在于人们的愚蠢，或者，在于上帝的意志让它如此。”(《学术与政治》，107—108页)在韦伯看来，政治则不一样，它有着完全不同的任务，只能靠暴力来完成。政治本身就决定了政治的手段只能是“邪恶”。至于行为的结果，信奉责任伦理的政治人不会像把绝对伦理奉若神明的思想家那样不问后果，而一定会像马基雅维里那样对人性有着现实的考量，他一
定会充分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并敢于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仍然不可否认的是：“政治的守护神，或者说魔鬼，同爱神、同教会所描绘的基督教的上帝之间，处在一种固有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随时都可以导致无法调解的冲突。”(《学术与政治》，114页)韦伯告诫“任何想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学术与政治》，114页)。
那么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紧张是不是就不可逾越呢?一个人是不是只能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政治与道德之间选择其一呢?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做一个单向度的人是现代人的宿命呢?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学术与政治》，116页)
当个人充分考察了现实的状况，充分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但由于现实的处境和更崇高的目标，除了采取有悖道德的行为之外别无选择，这时候如果他还能勇敢地为自己的行为担当责任，这样的人是十分可敬的。这就是韦伯为我们提供的更为理想的答案。
浪漫主义者天真地以为这个世界上会有纯粹的爱和纯粹的美好，然而，事实却一再证明：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纯粹的。在多种目标、多元价值的状况下，如果个人要想找到一个最好的选择，这到底有没有可能呢?韦伯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满意的答案。
同样，这也是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教给我们的。世界是现实的、复杂的，世界有着多幅面孔，世界是一个诸神纷争的世界。纯粹的价值和目标只是美好的乌托邦理想，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永远存在着巨大差距。一个成熟的人，尤其是一个担当重大政治使命的人必须清醒地了解这一点。
莎士比亚从《理查二世》开始就为我们提出了这样的挑战：布林勃洛克的才能之于理查的合法性，布林勃洛克的权力算计之于理查对神性与道德的肯认，柏林布洛克的和蔼可亲之于理查的内向。我们要追问：政治的品质与道德的品质能否结合在一起?《亨利四世》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小潘西、福斯塔夫与亨利王子身上。在某种程度上，亨利身上既有小潘西的影子，又有福斯塔夫的痕迹，他既像小潘西一样看重荣誉(无论他把荣誉看作内在价值还是工具价值)，他又像福斯塔夫一样现实。到了《亨利五世》，亨利已兼道德、宗教、法律、情感、政治使命和责任于一身，但他如何行动才能超越这多重价值、使命与责任的紧张呢?莎士比亚告诉我们：对君主而言，真正的道德不是脱离现实的“无生育力的亢奋”，不是那些逼迫人们不问后果而直接遵循的道德律令。道德有着充分的现实关怀和现实考量，复杂和狡猾也并非就是罪恶，必要的复杂和狡猾是成熟的表现，是一个君王真正有现实责任感、有真实德性的体现。因此，亨利五世既不是单纯的理想君主，也不是单纯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而是超越政治与道德紧张的典范。
第二四联剧中女性角色的设置 及其中的性意涵
刘月雯(文学院大三)
通观莎士比亚的第二四联剧，男性占有绝对的主角地位，但每个剧本中又不约而同地设置了至少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我在导修讨论课的发言中曾经以《理查二世》为例，用角色理论分析了男性和女性角色的差别，得出了初步的结论：剧中的男性的角色身份是多重的——以政治身份(君臣)为主，其间又穿插着家庭身份(父子兄弟)，很多时候，正是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导致了角色的冲突和剧情的巨大张力。相反，女性角色在剧本中的位置较为单一，多是以家庭身份(母亲、妻子)为主。剧中最为重要的女性角色皇后，几乎没有对政治风云的变幻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关心。从王后的三场重头戏中我们可以品味其中的意涵。
2．2场：王后出场
王后这个角色十分有趣，她可以算是这场男人戏中的女一号了，同时她也是女性角色中唯一不那么单一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王后并没有过多谈论政治，而是用“生育”、“眼泪”、“哀伤”等意象来表达心中的哀怨，而且在第65页最后一段台词中，我们仿佛看到她作为女人的直觉。王后在这里只是个为丈夫担心的妻子，她虽然也受到君权神授的影响，但主要职责是让自己的丈夫开心。
3．4场：王后和园丁
王后和园丁的对话可以从很多角度加以理解。王后偷听园丁和花匠的谈话，听到理查被推翻的消息时实在忍不住了，就出来责备园丁。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责备，首先是说园丁大逆不道，进而说你为什么最后才告诉我，这消息难道不是和我最有关系么?此前的话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对于乱臣贼子推翻王权的不满，后一句更重的责备则是对于自己不能及时知道自己丈夫的消息的不满，也就是说，是出于妻子的责任。
在读了另外三个剧本后，我在上面得出的预设基本不变，但我更为关注的是女性角色与“性”的意象的密切关联。在《理查二世》中，王后第一次出场的台词中就充满了与性相关的意象：“未冒出的忧患在命运的母胎中已成熟了，回落到我的头上。”“格林啊，你做了我的‘哀怨’的助产妇，布林勃洛克是我‘怨恨’的可怕的继承人，我的灵魂如今产下个怪胎。我呢，一个喘着气、刚分娩的产妇——哀怨添上哀怨，悲痛加悲痛。”而在王后与理查分手的那场戏中，国王与王后三次拥吻，这在当时的舞台上可算是“激情戏”的安排了。亦即是说，即使是以王后身份出现的女性角色，在剧中仍然肩负着对性进行表达的任务。但毋庸置疑，这种表达是较为隐晦的。
然而，到了《亨利四世》上下篇中，由于作者把目光转向了藏污纳垢的下层社会，更以一个兼做“卖肉”生意的野猪头酒店作为切入点，性的表达在剧中就更为直接了，语言也更加粗鲁。奇怪的是，在这部反映贵族战争、国家风云的历史剧中，最为重要的女性角色不是某个王公贵族的夫人，而是下层社会一个姿色不再、无知泼辣的酒店老板娘——桂嫂。桂嫂是野猪头酒店的老板娘，每天与福斯塔夫这伙人混在一起，从她与其他人的对话中，我们看出她的生活并不是十分检点，并且由于这样的生活方式染上了花柳病，最终死在了这个病上。与皇后不同，通过桂嫂表现的性的意涵是十分直白粗野的。作为一个女性，桂嫂是无知而又可怜的。当有男人拿她的身体打趣时，她不但不会反驳，而且很多时候还会接过话头。通过桂嫂这个人物——以及与她地位相似的桃儿姑娘——的设置，我们可以看出下层社会的女性的生活状况和性意识。首先，她们的生活是很随便的，随便与男人打情骂俏，发生关系，并且都染上了性病。其次，她们并不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有什么问题，性在她们的生
活中不占有特殊的意义，对性的滥用即便给她们带来了惩罚，也仍然是她们在男性为主的社会中求生存的手段。
在《亨利五世》中，没有出现什么真正的女主角，唯一戏份较重的便是最后嫁给了亨利五世的法国公主卡莎琳。卡莎琳的出场显得有些莫名其妙：第三幕第三场和第五场写的都是两军交战剑拔弩张的场景，却在中间穿插了法国公主跟侍女学英语的场景。我们后来知道，卡莎琳学英语的目的是为了英法两国的政治联姻。有趣的是，她学的都是与身体部位有关的词。作者在这里利用英语和法语语言的差异将性的意涵表现得更为明显：“‘德·福特’，还有‘德·坑’!哎呀，老天爷!这两个词儿多难听，多不正派，多粗俗，真不害臊!’’但说完这些话，她仍旧认真地学习这些单词。在亨利五世向公主求婚的一场戏中，亨利不断乞求公主说爱她，并最后几乎强吻了公主。这里的吻似乎成了《理查二世》中国王和王后的离别之吻的循环——同样是英格兰的国王和来自法兰西的王后。只不过，第一个吻代表着离别、结束，也暗示着英法关系的破裂，而后一个吻代表着两国关系的重建。
性的暗示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究竟要表达什么呢?首先，性是生命力的象征。王后使用了大量与生育有关的意象，但表达的却都是生命力的反面。从王后与众人的对话中我们知道，王后一直未能生育，最后只是在母胎中培育出一个叛臣贼子的怪胎。这里，以王后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的性语言暗示了一个旧的社会生命力的逝去。国王与王后的离别之吻，象征着一个旧的王朝行将就木。而通过桂嫂表现的下层社会的性，虽然粗俗不堪，却真正充满活力。性语言和性行为渗透在下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言语的挑逗和性行为是可以随时发生在随便什么人身上的，即使性病也不能成为禁忌。这一充满生命活力的乐章在《亨利四世下篇》达到了顶峰，却随着后来福斯塔夫之死暗淡下来。在这里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福斯塔夫的死是由桂嫂说出的，并且同样应用了与性有关的语言和意象。最后桂嫂自己也死于花柳病，那个充满生机的下层社会彻底崩塌了。随着下层社会的崩塌，亨利五世用一个吻开启了英国新的历史，也重新恢复了上层社会流失的生命力。由此可见，作者通过性的意象直白地表达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生命力交替循环的过程。
其次，性代表着一种与婚姻家庭有关的伦理秩序。第二四联剧展现的是英国从封建社会逐渐转型为现代政治社会的过程。原先的政治伦理发生了重大转型——从君权神授到血淋淋的王位争夺，整个社会秩序发生了逆转。臣反君，父反子，使原先社会得以运转的那套原则彻底被废弃了。这种混乱表现在家庭伦理关系上便是《亨利四世》上下篇中性关系的混乱。
责任编辑：何 卫我们知道，一个社会赖以稳定运行的最基础的关系便是家庭关系，如果家庭关系本身不足以维持，这个社会一定会产生更为严重的骚乱。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把最重要的女性角色设置在下层社会是有道理的，因为下层社会混乱的性关系正好反映了当时已经渗入家庭层面的伦理的崩塌。政权变动的连锁反应最终撼动了家庭存在的基础，而传统伦理和性道德的崩塌使得社会秩序的重建十分困难。
同时，对性的意象的使用表达了西方文学作品中纵欲与禁欲的主题。就像作者不厌其烦地表现福斯塔夫的“胖”一样，在野猪头酒店、军营甚至国王与臣属的谈话中不断出现的性暗示也是纵欲的表现。这是真正的“肉体的狂欢”。当一个国家打破了政治组织上的一切禁忌——推翻国王并最终将其杀死——之后，每个人也就打破了自己身体上的禁忌。性关系、强奸在下层社会和两军交战中显得司空见惯。在日常语言中，性意象更是无须避讳。当然，这种肉体的狂欢会带来惩罚——性病在作品中被多次提及，并且来自下层社会的人物多有此病，最终桂嫂和福斯塔夫这两个下层社会的代表也都死在性病上。到了《亨利五世》最后战局已定时，性要么不被提及，要么就变得隐晦起来。这说明，社会又回到了“禁欲”的正轨。亨利五世在强吻卡莎琳公主前不断的求爱，说明性不只是生理上的一种宣泄，而是需要一个伦理上的理由。
综上所述，在第二四联剧中，女主角的设置是“上层社会一下层社会一上层社会”的循环，而她们所表现的性的意涵是“隐晦一直白一隐晦”。通过这种这种设置，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秩序被打破从而造成伦理上的混乱、但最终又得到重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下层社会从充满生机到彻底崩溃，上层社会从行将就木到死灰复燃。整个社会的伦理观念也经历了“禁欲一纵欲一禁欲”的循环。责任编辑：何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