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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米勒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翻译理论研究专家和学者的关注与重视。米勒研究不但有利于感受文学理论在美国的一些发展脉络，而且也有利于让人们清晰地看到米勒批评思想的发生、发展与变化。本文重点从译介出版、理论总体研究、理论运用三方面全面综述我国学术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米勒研究成果。
       关键词　J·希利斯·米勒研究 综述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深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文论的重视与关注随即不断升温，米勒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与对话颇为频繁，米勒研究逐渐成为美国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领域关注度最高的焦点之一，这一点不仅为国内学术界有关他的学术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所证实(如王逢振、易晓明等)，更为他在近十几年来以“耶鲁学派”解构批评理论的代表之身份在中国文学、文化研究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所证实。中国学界对米勒学术理论的研究深度与广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它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1．时代性：米勒的理论著书及论文的译介出版日趋及时；2．主体性：对米勒理论思想发展研究不再是一味地阐述，而是更突出主体意识，从认同走向争议；3．实践性：米勒解构批评理论在文学文本的解读中呈多元化趋势，这不仅表现在我国学者对其理论做了共时性与历时性比较，而且米勒的关于“文学研究终结论”在中国学界引起的争论也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全面而客观地审视、反思90年代来米勒研究得失，我们发现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在今后研究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努力，与国际“显学”缩小差距。以下分三方面加以综述。
       一、米勒思想理论著作及论文研究的译介出版
       虽然早在1988年米勒第一次来中国，出席美国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学术活动，并且作为文学方面的唯一代表作了发言(随后至今共10次有余)，王逢振就曾提议编译一批当代“走红”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但是，这一建议真正开始落实还是1993年米勒再次造访之后。对他的著书和研究的翻译主要是从90年代开展起来的。1995年《外国文学评论》第2期率先刊登了盛宁翻译的《美国的文学研究新动向》。此文是米勒1994年年底为纪念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杰出青年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威廉·李玎斯而作，翻译此作旨在了解当今西方研究性大学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同时译者希望通过这一献词能够引起学界对李玎斯生前著作的关注。该译文被收录在易晓明编著的《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第一编中。
       至今，我国已经出版的米勒主要作品的中译本专著只有两部：《重申解构主义》和《解读叙事》。前者是米勒的一本自选集。它收录的13篇论文分别发表在美国具有一定声望的学术刊物中，如：《批评探索》、《佐治亚评论》等。虽然，它们没有严格按照论文出版的先后顺序编排，各自能够独立成篇，但是总体上反映了米勒批评思想风格的发生、发展和理论特色，然而，与他迄今出版的20部专著、7部编校、227篇论文目录相对照，可以说国内米勒研究的翻译只是刚刚开始。后者的中译本不仅填补了我国迄今为止尚未涉足的“新叙事理论”的空白，而且在国内叙述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小说叙述的某些问题的小小争论。该书的逻辑骨架由一系列理论问题构成，涉及叙事线条的结尾、开端和中部。
       在以翻译为手段向国内读者与学界介绍和引进米勒作品的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学等多次邀请米勒前来国内作“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研究的未来”的演讲，与此同时，郭英剑、方杰、国荣、张一凡等为米勒演讲稿的翻译做了大量工作，及时刊登在《当代外国文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等国内重要学术机构的刊物上，以推学界最新动态，以广学界研究视野。综观米勒在中国的多数演讲，我们发现他是一位与时俱进、有着社会责任感的理论批评家和人文学者，从不回避重大学术问题。例如：郭英剑的译文就是一篇基于1995年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举行的题为“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或全球化”专题讨论会后的报告，米勒文中深刻分析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单一民族国家完整性与权利的下降”等三个巨大影响和由此而产生的“民族国家的衰落”等三个令人不安的结果，最后郑重提出即便处在极为令人眼花缭乱、流动性大的特别情景中，文学研究依然存在三种必不可少的价值。米勒的演讲中曾提到“全球化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更能解释文学研究与普遍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研究产生巨变的原因”。在张一凡《物质利益：现代英国文学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评》译文中，米勒非常认同詹姆逊的观点：应该把现代英国文学作品放到它直接的历史语境中去解读。他通过对康拉德的小说《诺斯特罗莫》文本细读，说明当前美国全球经济抱负的发展趋势及其给世界各个民族和本土文化所带来的后果，看到了伊拉克有人不得不虐待萨达姆·候赛因、乔治·w·布什进攻伊拉克、全球资本主义入侵等现象在康拉德时代就已经如此。今天，依然继续着，由此证明它是了解当今世界全球化局势的最好途径之一。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学术界以积极而主动的姿态展开了与米勒本人的直接交流与对话。最早是1994年，《国外文学》编辑部藉米勒来北大接受名誉教授之际，对米勒进行了采访，期间谈到其本人对“解构主义”的理解及其前景和他对海德格尔情有独钟的原因等问题。可以看到“解构主义”既不是一种思想方法也不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它是有关人的著作，因人而异而且前途无量，对现代建筑、女权主义、法学理论、神学等都有强大影响。他还认为阅读解构主义者的著作比谈论体系或主义更重要。即便如此，这个堪称当今最具国际性的学术文化话题，遭到了最坚决的抵制和最猛烈的抨击。为此，2000年金惠敏对米勒的再次访谈对消除人们的误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话中米勒对解构主义进行了经典性的辩解，称之为“修辞性阅读”。金访谈中就米勒在《理论今昔》的序言中断言：“解构论在其所有的多样性中实现了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放性批判……”请他作了具体阐述。由此，我们认识到：1．解构论在拆除和批判的前提下，致力“前瞻性肯定”；拆除和破坏不是唯一目的。解构也是一种新的生成和增殖。2．解构是一种话语行为，是追寻文字意义的生成过程。王逢振和谢少波也在2003年对米勒作过访谈，并以书面形式向他提出了33个惊人的“采访问题”。而米勒则“对雄辩有力的问题进行的有限答复”，他旁征博引，引经据典，用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的开场戏中让霍拉旭对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所说的话和乔治·艾略特笔下假想的小说家(在《亚当·彼得》中)在证人席上发誓叙述他或她的经历，富有智慧地回答了“对话”问题，展现其
       博学、严谨的风采。曾于1998—1999年师从米勒教授访学一年的易晓明，怀着对这位被其称之为“天才”式理论研究与文学研究“双子星座”的导师的尊敬，希望弥补国内学者对米勒的接受大打折扣的缺憾，将米勒在中国的大多数能找到的演讲稿以及学者的一些回应编辑成册，并且约请米勒为本书写了一篇自述——“我与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文学”，译成中文收录其中，使我们对米勒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与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米勒最新文学与文化研究动态翻译的迅疾形成对照的是国外研究资料的翻译和引进的匮乏。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对其理论的全方面的认识，同时也滞后了布氏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拓宽。阿布拉姆斯撰写的《解构主义的天使》是仅有的一篇国外米勒研究资料的翻译。文中作者坦言与米勒在语言学问题上的分歧。时隔8年之后，萧莎的文章《解构主义之后：语言观与文学批评》是对阿文的“洞视”和“盲视”。虽然，米勒卷帙浩繁的专著和论文被译成中文的并不多。但是，它们被译成其它十多种文字，这促使他对文学理论的翻译进行思考，并促成了他的著作《跨越边界：关于理论的翻译》的出版。宁一中的《米勒论文学理论的翻译》一文对此论述精妙、意关宏旨的翻译论著进行了肯定，更强调了我国学者在今后国外理论引进与翻译中要注意的问题——文学理论翻译的不可能性和创新性，以及理论在新的国度里所遭遇的无法预料的新用途和“误译”。而早在1997年郑敏的《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就已经指出90年代以来，由于解构理论经典著作的翻译比较困难，“理解不够，猜测不少”，因而产生种种误解。
       二、米勒思想和理论著作的总体介绍和研究
       学术界对米勒理论思想和的实践总体研究主要集中在米勒文学观、修辞阅读理论、解构叙事理论、小说重复理论研究四个方面，所发表的研究论文约占全部论文的80％。而四部分中若按论文篇数来算，“米勒论文学”占这些论文的50％。
       对米勒解构理论的研究是从以德里达为首的耶鲁五人小组开始的。国内盛宁是最早对米勒作出总体介绍和评述的专家。1994年出版的《20世纪美国文论》第4章第6节选择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拉康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为切入点作了题为“后结构主义的批评与‘文本’的解构：德·曼·米勒·哈特曼、布鲁姆等”解构主义在美国的总体介绍；而程锡麟的《J·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小说批评理论》一文以及他与王晓路合著的《当代美国小说理论》更是对米勒思想理论从现象学批评——“意识批评”到自成体系的解构主义小说理论——“修辞性阅读”、“小说的重复观”的发生、发展、变化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前者指出米勒的观点与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观针锋相对，他否定作者的权威，认为文本的意义自我解构，小说的故事模式并不是“原创性的”，它是自古以来各种题材相似的文本不断的重复。此文发表后，对米勒思想理论研究产生较大影响。当然，“米勒研究”的这股热情与他本人多次来中国有关，使得国内学者有更多机会与他进行直接的对话与沟通，有助于正确把握其思想。毛崇杰的《解构主义再循迹》阐述了米勒为反驳“解构主义已经过时”论而提出的“解构主义永不过时”的观点，因为“修辞性阅读”是解构主义永不会过时的方法。这种阅读在于“对该文本进行最极端阐释的时候，即把作品提供的条件运用到极限”。随后，拿米勒对雪莱《生命的凯旋》的阅读与“本源性的阐释”为米勒的“惊人之举”辩护。张旭的论文更是一面从相关概念的梳理、个案文本的解读向我们述评米勒的阅读伦理观的含义，一面告诉我们米勒的阅读伦理观是立足文本的、行之有效的、富有启发的解构阅读法。可以说，我们对米勒思想理论的研究正在从全面的述评走向细致的专题研究，从其专著的解读和归纳步入深入的理论质疑与争论的过程。总体而言，我们的批评主体意识加强了，研究空间开阔了。
       此外，学术界认真探讨了米勒的解构叙事理论与经典叙事学的异同。一方面指出两者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为后者“正本清源”，提出后者永远不会过时，而且两者在叙述学内是互为促进、互为补充的共存关系。就此申丹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功不可没的。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抱着对一些迄今被批评理论界忽略的问题填空补缺、投以重墨并对一些迄今模糊不清的概念予以澄清的双重目的，独立成章从叙述学的角度把米勒的《小说与重复》与劳治(D．Lodge)的《小说的语言》给予阐述与比较，旨在说明作为解构者的米勒与文体学家们在阐释立场和目的上存在着一些根本差异以及后者的局限性，而作者认为这些分析范围与对象的差异很可能有值得文体学借鉴之处。申丹的《解构主义在美国——评J·希利斯·米勒的“线条意象”》认为“后结构主义叙述学者”米勒以“线条意象”为框架的理论与实践是对欧洲解构主义批评的发展和补充。她大胆地提出米勒的解构主义叙述理论与经典传统结构主义叙述理论实际是以文本疆界为基础的宏观与微观的观察视角的关系。但是，此文的发表与申丹《解读叙事》中译文的出版引来了一场争论。申屠云峰撰文《对(解读叙事)的另一种解读》，拿詹姆斯·费伦在其专著《作为修辞的叙述：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中的观点来阐述两种叙事理论互补关系的实质——虚构的和谐关系，两者是从存在与存在物的不同层面谈论叙事学中某些概念，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存在的可能性，以试图纠正申文对该书的一些“误读”。紧接着，申丹发表《(解读叙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及时纠正申屠文对其文章的“盲视”，避免被这一“误读”所误导。申丹重申米勒身上“解构主义和形式主义”共存的内在双重性，再次揭示《解读叙事》一书丰富的双重意义，行文中多次重复“宏观”与“微观”以示自己的坚定观点——《解读叙事》绝不是彻头彻尾的解构主义著作，就米勒这位时隐时现、内在丰富的双重性学者很难预料他在新的论文中究竟采取哪种立场。从这次你来我往的辩论中我们发现：青年学者不再一味接受理论，而是开始勇于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另一方面这也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其一，作为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应尽量阅读原著，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其二，青年学者在阅读理论著作时，需培养自身开放的视野，把握理论的层次性与宽泛性。
       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继米勒的两篇有关“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发表以及2001年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在京举行后，国内学者兴起了一股小小的米勒研究中有关“文学未来”的热潮。学者们开始关注、思考、探讨、批评“全球化语境中文学与文论如何定位、发展”的问题。米勒从雅克·德里达的名作《明信片》谈起，论述了印刷术、电影、电视、电话和国际互联网对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写作的影响。自认为“研究了一辈子文学”的米勒坚持认为，“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无论是在过去、现在，
       还是将来。”米勒的文章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出现了像童庆炳、李衍柱、余虹、姚文放、陶尔风等反对群体和盛宁、王宁、王一川、王逢振、赖大仁、金惠敏、吴泽泉等接受群体，他们纷纷著文回应。童庆炳等人的争辩是基于三种“误读”，其一：文学观的不同：对于媒介算不算是文学本身的本质特点和内容有着不同的看法。书写的媒介改变了，是否就意味着文学的实质就改变了?米勒这样说：“媒介就是意识形态”。其二：“终结”的含义在这场论辩中的界定不是太清楚：在此，米勒无条件地接受了德里达的观点，认为文学时代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将终结。无论是米勒还是德里达，他们所说的“终结”是“不复存在”和“在劫难逃”、“不能幸免”。但是，国内学者大都没有对“终结”这一关键词做出界定。就是做出了界定的，其内蕴也多不一致。余虹将“终结”理解为“边缘化”。其三：具体语境：中西方学者所处的不同社会历史状况及文学自身发展的背景。任何一种理论主张的提出，都有它的特定依据和原因。米勒提出“文学终结论”是因为他深感“一生从事的职业日益失去其重要性”。童庆炳的看法“文学人口永远是存在着的、成长着的”是基于我国具体现状的判定。然而，金惠敏、赖大仁等人的接受又是基于这样三点认识，其一：米勒是对新形态文学及新的文学研究走向给予了宽容而积极的理解。其二：他试图沟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与当今文化研究；引入社会、意识、政治等功能于既有的文学研究方式。其三：米勒扩展了“阅读”概念，传达了他对于语言和文学的坚定信念。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李瑁平提出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三种对策：提倡一种进取精神，克服自负与自卑的两种心态。从这场争辩中我们看到了国内学者的主体性意识与日俱增。
       国内学者对米勒小说重复的理论研究论文数量不多，主要有2篇：先是程锡麟《J·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小说批评理论》中首先通过米勒对七部小说分析的介绍，归纳性地阐述了重复所涉及的众多方面(叙述者／叙事、虚构／真实、小说／语言)、重复的两大类型及其关系(柏拉图式和尼采式)，接着用米勒的话提出：“小说是用语言来再现人类现实的定义”，旨在说明重复是小说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以及与后解构主义的互文性理论的相似性。殷企平的《重复》一文更是从重复产生的背景到米勒的“重复假说”——“异质性假说”本质内容，到重复与“怪异”、“互文”、“类象”之不解之缘的原因与意义，全面地对“重复”的概念进行了源与流的梳理，认为“重复”概念的含义仍然在不断增殖，对其中的复杂原因及其变数的研究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这无疑拓宽了对文学体裁中的“重复”现象的研究。
       三、米勒理论对文学文本的解读
       以米勒的解构阅读分析和研究文本，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说“重复”理论和“叙事线条”的意义两个方面。两者从论文的数量上看基本相同。米勒批评思想理论的运用是学术界最为关心的一个领域，因为理论的“可操作性”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文本中。90年代以来有六篇论文在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
       2001年，金衡山在《国外文学》上发表了《重复的含义——(南塔科特的阿瑟·高簦·皮姆历险记)的一种解读》，是首次运用米勒的重复理论评析该小说。论文认为《皮姆》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形式上，甚至在作品目的上都出现很多重复，指出这种现象背后的市场因素——阅读的猎奇心理和小说的深层结构——“生一死一生一(死)再生意象，以及给读者的心灵所带来的振荡，从而说明“理解小说中的重复是达到理解小说整体内容的一个重要途径”。殷企平更是在洞视米勒“重复”与“互文”的内在联系与本质一致的基础上，通过“鬼魂章节”的细致分析，一方面肯定米勒撰写的《鬼魂效果：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互文性》是开启研究爱略特研究新领域的一种尝试，另一方面对多萝西娅的选择背后的丰富含义作出更为充分的诠释。由此解剖卡莱尔笔下世界与《米德尔马契》之间的互文关系，使我们瞥见多萝西娅所作选择的深刻含义——抨击“现金哲学”，批判和摒弃“旧福音”，提倡和拥抱“新福音”。
       米勒的“解构叙事理论”用于文本的阐释导出了“叙事线条”对小说“开头”、“中间”、“结尾”的解构后，文学批评的意义何在的问题。2004年《甘肃社会科学》的“文学研究”栏目刊登袁新芳、付鹏程和张丹的三篇系列文章，将传统的与后现代的两种思路进行辨析、整合。首先，从空间的维度讨论了传统经典叙事学的观点：文学开头、结尾是组成叙事线条的有机部分，前者无他物相承而又自然引起下文，后者上承他事，下无他事可继，是叙事线条的“打结”，而一系列因果相接的事件构成了叙事文本中间一根笔直的叙事线条，它从开始到中部再到结尾，作简单的线性运动；然后，从时间存在的维度论述解构主义者米勒对此的质疑，认为：根本不存在叙事文学的“开头”，而且文本“中间”的线条不是自足单一的，而是显示出迷宫般的关系，任何“结尾”都可能在阅读中成为新的故事情节的起点，从而将已经扣成的“结”再度打开，于是阅读成为“解结”；最后，通过综合个案，分析福克纳的《纪念》、大江健三郎的《聪明的“雨树”》、列夫·托尔斯泰的《舞会以后》等小说中开头、中间和结尾，来论证在操作层面上两种整合后的理论对文学批评的意义，即：两者皆立足文本，将叙述层与故事层内外紧密结合，是揭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真正叙事价值和意义的有效途径。另外，朱贺琴的《解构(雪国)的线条意象》也不失为运用米勒理论对文本解读的又一尝试。
       在米勒思想的庞大体系中，对他的意识批评、诗学理论、修辞阅读、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作为“寄主”的批评理论问题的实践运用研究论文的数量相当少。惟有对“修辞阅读”有少数的研究论文，比如淳于永琦以斯蒂文斯的诗作《星期天早晨》为例，简要尝试了解构阅读的乐趣，认为读者可以通过文本解读寻找自己的体验：从“宗教与人性的沉思”到“灵与肉的升华”。学者们对米勒研究的论文大都发表在近5年，这与近几年米勒多次与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形成一种有趣的关照。我们的研究内容虽然较多地集中在米勒的叙事理论与实践、全球化与中国文学、重复理论与实践三个方面，但研究的视野在日益开阔，研究的手段在不断丰富，研究的观念在逐渐改变，从认同走向争议。另一方面，米勒中国研究热潮形成的文化动因是什么?以及其理论与中国90年代后的文化境遇有无内在契合之处?对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我们以为这与中国90年代比较文学学科定位、建设所遇到的尴尬，与90年代末米勒的“比较文学危机论”，提出了新的比较文学学科对象论、比较文学定义与系统的方法论有着互为借鉴的内在关系。方文汉的《比较文学学科“永恒危机”的逾越》结合英国学者巴斯奈特与米勒的观点剖析了“永恒危机”这一历史现象，同时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但是，我们还必须在回顾之余，展望前景。比如，我们需要考虑文学研究中视角的宽泛性和观点的原创性，正如申丹所提出的，要把握论著的本质，我们必须打破某种标签或框架的束缚，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开放的视野。又如殷企平一贯的研究风格：在探讨一种理论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将它与另一种理论的比较之后，总要生发理论的可拓展之处。比如，我们还需加强文类本位、人文本位意识。主张文学研究的学者继续做好文学研究的工作，认同文化研究的学者去开拓新的疆域，因为只要是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文化研究都不会反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回归、立足文学文本，文学的未来命运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合理、正确地处理这一问题。今天，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地专门研讨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关系的理论专题著述，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具有国际高度的前瞻性见解与操作性方略。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