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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芮柰的中国风景
       曾经，我在维芮柰收到一封希拉克总统亲笔签名的函件，里面有一个国家对她的公民的承诺。入籍让我失落与不安，被法兰西接纳只能说明我生命之筏的又一轮漂流开始。我觉得并没有准备好该怎么做。
       当时，中国与法国还有一些遥远，是雾里看花的朦胧。尤其是离开巴黎，来到十八公里外西郊这么一个典雅幽静而相对封闭的高尚区，东方面孔难免带’了一丝掠夺性的新鲜。但含而不露的维芮柰自然不会因我的中国扩张改变它老欧洲的古典与雍容，不动声色。
       比起我的故乡，维芮柰的历史太短，疆域太小。号称市，其实不过稍大的小镇而已。将近七千户居民，一万六千多人口。从前林木葳蕤，是亨利四世、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等王胄贵族的狩猎之处，二百年前才盖了些房子，圈了些花园，初具了城镇的规模。待通了往返巴黎的第一条地铁快线，又成了当时不求远行的巴黎左岸及蒙马特高地上那些印象派画家的休憩度假之地。维芮柰是真的漂亮，宛若一幅不食人间烟火的画。画里有湖，有天鹅，有茵茵的绿草，有满树的繁花，还有一幢幢集萃了欧洲精华风格迥异的建筑，不张扬不轻佻，扇扇铁门凝重而大气地关进了百年的幽思与遐想。所以尽管小，名气却大，先是有了法国民居博物馆之称，后又因了房价昂贵区域环境炙手可热成为全国人均首富。
       我和我的先生住在维芮柰为数不多的老式公寓里。对过是一个儿童公园，常有孩童的嬉闹传来。这幢四层楼房是五十年代初的产物，从设计到建筑都留有战后的匆促与捉襟见肘。法国随处可见这样一些疲惫的二战遗存。维芮柰的不例外还在于当时有过一位共产党籍市长，他的政绩就是让原本住不起维芮柰的居民就此挤了进来。因此这一楼的男女似乎都有了些高攀的嫌疑，心理上先就自个儿寒碜起来。我不同，我本来赤贫，不只金钱，还包括母语的失却，所以反倒有了无任何负担可言的轻松坦荡。我穿着家织蓝花布衫在草坪间走来走去，带了别样的中国式土气，维芮柰的目光想要掉开也难。
       那天去小超市购物，我被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土拦在门口。她所在的业余小乐队要演奏东方音乐，她想穿一袭美丽的中国旗袍出场，问我是否可以匀一套给她。我打趣，如果我没有呢?她笑了，您不是那位维芮柰的中国夫人吗?怎么可能没有漂亮的中国裙子?本可告她十三区中国城就有卖的，转念一想我的旗袍其实从来不穿，送了她反倒物尽其用。她拎了旗袍飘然而去，果然穿了演奏、出场、留影。相片上的她真可以用中国的妩媚来形容。用毕，她把旗袍熨烫了送还给我。她比我丰满，两边裙衩都挣脱了线，她很过意不去，捧来一大束鲜花。我说不用还，原是送给她的。她心里舍不得，还是婉言谢绝了。于是，旗袍又飘飘挂回我的衣柜，留了些馨香和余韵。
       还有一次是在家里，门被敲开，一个栗发褐眼的小伙子辗转找上门来，结结巴巴说中国话，我却一句也听不懂。他站在楼梯口，白净的脸窘得彤红。便用法语问他，才知是找上门来的学生。他是巴黎商学院的新生，以前学过几年中文，能够考进竞争激烈的商学院，就是托了懂一点中文的福。可是学院的中文教授是法国人，课上得不着边际，满足不了他学中文的长远规划。我刚巧住他父母家附近，听说以前还是记者作家，就想请我帮他练练口语。他额头渗着细汗，局促地说，我只有不多的零花钱，一次付你一百五十法郎，会少吗?我当时还很中国，说，不付钱我也教你。他顿时手舞足蹈起来，鼻尖上的雀斑隐隐的红。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逢周末，他回父母家，我就去那座大宅子里给他上会话课，一直到第二年他去台湾实习。其实上课就是聊天，我们总是聊得很开心。他叫阿历山大，是个非常单纯的男孩子。他说他的初恋一定要给温婉的中国姑娘，那是他从小的梦。他用了温婉这两个字，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最后一课结束我们分手，他眼里竟盈了一眶泪。我说以后还可以一起聊天的不是吗?他这才笑了。可是后来却不常见他了，想来早已毕业工作，也不知是否找到了他的中国爱。
       我家附近有一小汪湖，是维芮柰的五湖之一。湖里住了一对天鹅，那年春天又孵了五只小天鹅，让清波荡漾的湖面添了盎然的舔犊之趣。我常常拿了面包沙拉菜去给天鹅喂食。每每，水里倒映的那幢大房子的百叶窗里会有散淡的视线有意无意跟过来。那里面有个绾了髻的女人，金发碧眼，在偌大的豪宅走动，孤魂似的，有种诡谲的神秘。我们从不说话，却有会意的内容。对岸是一棵伟岸的老树，华盖遮蔽了大片草地，有一个瘦削秃了顶的男人张开两臂纸鹞般吊在树荫下，左肩高，右肩低，很滑稽的样子。我走过去，他会立即收掉纸鹞的姿态，两手在襟前搓着对我说，他在练中国气功，嗫嚅的不很自信。他看我的神态极是虔诚，好像我脸上有气功的某些神灵一般。远处有孩子在踢球，见我，球也不踢了，手指揪了眼皮往两边拽，眼睛拉成上翘的两条细缝。我故意把眼睛瞪得又大又圆，算是回敬他们对亚洲人小眼睛的嘲弄。
       如果与我先生同行，就更多些意味。比如遇见名叫彼耶的他的老熟人，那手与我握得热烈了些，他就会说，你瞧彼耶两眼放光的，很喜欢你哩。又比如那位从满屋子钢琴声里走出来的女法官对我笑，他又说，怪了，这位冷女人从来不笑的，今儿对中国开禁了。还比如，总在湖边垂钓的灰眼胖子，居然从鱼箱里拎出条大鲤鱼，让他转送给我。当天没法吃，只好养在浴缸里。法国人向来很自我也很私有，不习惯无缘由地送礼给别人。我不算例外，我的缘由在于中国。维芮柰就这样把法国式的傲慢以及对中国的礼遇含蓄到极致，烟化为只能感觉难以言说的一种气息，渐渐把我吸纳进去。
       我先生因此揶揄我，知道你是谁吗?你是维芮柰的中国风景!
       马赛曲
       那个十二月二十六日，对法国人来说是黑色的日子。
       介于圣诞与新年那个本来充满喜庆的夜晚，一场百年未遇的暴风雨洗劫了全法境内，房屋倒坍，河流涌漫，成千上万的树木连根拔起，四处狼藉一片。在中国这或许算不了什么，但法兰西是被上帝和大自然的风和日丽宠惯了的民族，顿时被毁灭性的打击吓着了，掩不住一脸惊惶。
       停电了，暖气片冰凉。我干脆走出门去，在阴冷的清晨满目的凄凉中梦游般行走。路变得窄小而时时被阻断，横七竖八躺着栽倒的大树，根须仰面朝天，枝杈在水洼里颤抖。从高架上脱落的电线互相缠绕裸着狰狞的断头。绿色垃圾筒随风打转，撒了一地的纸屑果皮。那些深宅大院更是惨不忍睹，不倒的树歪着，终究没能撑住的或砸了院墙或戳进屋，把些气宇轩昂的房顶横空截断，豁出一个白花花参差的天窗来。天窗下，女主人裹着睡袍散乱了头发在瓦砾堆里刨着，终于刨出了那尊青铜雕塑……
       如此的承受想来只在二战期间经历过。上帝的玩笑这回是开大了。
       一男一女两位老人搀扶着走过来，白发在风中飘拂。他们走到匍匐在草坪中央那棵硕大的橡树旁，停住了。这棵橡树至少有二百年的历史，横卧着就像一座连绵的山，丛生的枝蔓犹
       如山的起伏掩埋了年轮的叹息。两位老人伸出手去，一遍遍抚摸老树那斑驳的湿漉漉的躯干，摸着摸着，竟嘤嘤哭出声来。哭声喑哑，有种痛彻肺腑的悲哀。我远远看着他们，心里有些难过。我理解，他们是把老树作为一个生命的离去哭泣的。生命死亡了，承载于生命之上的世纪烟云也遽然抹去。哭，又是多么无奈!
       就在此时，非常奇怪的音乐在周边响起，很低沉，夹杂在风的呜咽里，邈如天籁之音，湮没了无边的草坪。
       竟是马赛曲。法兰西国歌。
       旋律应该是熟悉的，却带来全新的冲击。不知是从哪一座房子里传出来，也不知这样的清晨在老唱机上播放马赛曲意味了什么。是祭奠老树亡灵?是陪伴老人哭泣?抑或是面对灾难的挣扎与挑战?我只知道此刻我心里翻腾着的是怎样一种久违了的感动。一直以来旁观者的心态消失了，眼前的一切乃至整个法国都顷刻间与我有了休戚相关的联系。我有了介入的急切……
       或许就是那以后，我开始尽公民的本分。我参与了法国人的全部喜怒哀乐。包括后来的总统大选。
       在法的中国人大都划地为牢生活在中国圈里，即便人籍，也不投票，是自我放逐的族群。以前我也是。如今我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微弱。
       维芮柰离我家最近的投票处设在一个小学校里。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揣了选民证踏着阳光走进去。选民静静排着长队，长队里有我认识的熟人和邻居。他们都穿戴齐整，男的系了领带，女的化了淡妆，虽说脸上残余了法国人一贯的漫不经心，却依然有种整体的庄严。我是唯一中国面孔的选民，我迎来的目光有疑惑也有赞许。在选民证上签了字后，我取了各候选人的选票，进了对面那个挂了门帘的格子间。里头很小，仅能容纳一人，像自动拍照的小亭子，是个极私密的空间。我筛选手里的那几个姓名，抽出希拉克那一张折叠起来塞入信封，想起昨晚先生在枕边对我的忠告，忍俊不禁。他是亲左派，自然会把票投给社会党；而我，对不起了，为了自己小小的私心，只能把票给连任的戴高乐派希拉克，就冲着他亲华、热爱中国文化这一点。我把选择投入票箱，一眼瞥见后面高悬的红蓝白三色旗，觉得离它很近。
       讵料第一轮结果爆了冷门，左派党遭了滑铁卢，极右党勒庞与希拉克匹敌争夺第二轮，举国上下一片大哗。法国不愧是法国大革命和自由、平等、博爱人文精神滋养起来的民族，立即对自己非理性的行为作出理性反思。左派右派同仇敌忾。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举着“倒退”、“耻辱”的牌子，为对极右的妥协作出严厉警策。浪漫的法国人不再浪漫。那几天，巴黎葬礼般沉重。
       维芮柰虽然没有游行，亦能觉出气氛的不安。我家的门被三次敲开，电话频频作响，信箱里塞满了传单，重复传递的只有一个声音：遏制勒庞，把票投给希拉克!就连我的电子邮箱，也发进来一封告华裔选民的中文呼吁，历数极右党的排外与种族歧视。出门，总有年轻人骑了自行车在你身边说，已经错了一次，不能再错!也是橡树倒下的那个大草坪，一个黑衣男人对我说，你爱法兰西吗?如果爱，别让她蒙羞。他看上去像个神父，眼里布满忧郁。
       希拉克终于在第二轮胜出。其实这已不是他个人及哪一个党派的胜利，而是法国的胜利。法国人收复了险些被自己丢失的理性地盘。
       而我，则学会了怎样表达。
       再以后，是美国对伊拉克之战。法国自始至终都是最强硬的反对派，虽然初始显得很有些孤立。但法国民众给了决策者最大的支持。国内纷争暂时退居幕后，希拉克人望指数直线飙升，政府民众之间达成从未有过的共识。反战呼声漫卷巴黎和全国。
       维芮柰的教堂前摆开了几张拼起来的长条桌，上面铺了白布，两支炭笔撂在一旁。有几个男女站在桌后，神情肃穆。一看就是民间反战团体在征集签名。他们并不慷慨激昂，甚至都不说什么话，但过往行人却没有一个能旁若无事地绕过去。不管女人男人，不管祥和的老者还是散漫的小伙，都会毫不迟疑举起炭笔郑重签下自己反战的意愿。白布上很快落满黑色的人名，挤挤挨挨像一幅现代派的画。
       我也在布的角落签了名。落笔时，竟有马赛曲的旋律在心里一闪而过。不知是谁在那白布上放了细柔的一杆青枝。我想那应该是橄榄枝。
       成群的鸽子在细碎的光影里踏着舞步。和平多好!
       青春，首先是独立的
       前两年，法国出了部电影《Tanguy》，挺卖座的。片名取得随意，就叫主人公的名字。影片诙谐地叙述一个法国家庭上下两代人生活中的伦理冲突与价值碰撞。儿子是个满腹经纶的汉学博土，学业优秀，也能挣钱，就是不愿独立，年近三十还赖在父母家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不算年老依旧浪漫的父母希望自己与别的法国父母一样，在儿子成人后享有完全的私人空间，屡遭困扰，便想方设法撵儿子出门，以此引出一连串妙趣横生的场景和细节。这是一部算不上经典却很法国的影片，入木三分地刻划出现代家庭中人的生存本质和处境，充满法国式的宽宥和幽默。故事的结局饶有兴味：终于被软硬兼施赶出父母家门的Tanguy拎着他的旅行包坐飞机去了中国。在北京一个三代同堂的四合院里，他找到了几个月前在巴黎邂逅的女友，并决定从此在这个其乐融融的中国家庭里生活下去，以圆他与西方格格不入的合家欢好的东方之梦。
       Tanguy是被属于他的社会抛弃了。导演虽然为他在中国找到了归宿，却并不等于对Tanguy那种父母、家庭、爱情的依附保留了善意和首肯。恰如崇尚情感细节人文关怀一样，法国人对青春的认同首先就是独立，这是百川归海的法国文化一条源远流长的涓涓细流，已被几代人达成共识。与中国相比，法国父母的价值观念或许更家常一些散淡一些，既少望子成龙，也排斥含辛茹苦。孩子与他们之间，从来都有一道分水岭，责任和亲情经纬分割。跨越成年的门槛同时意味跨越父母的门槛。像Tanguy,就是窝囊的寄生不被主流社会接受了。
       菲利普是老贵族后裔，原来住在维芮柰一个深幽的古堡里。家里很有钱，据说窖藏的波尔多酒就值几百万。但我认识他却在巴黎左岸拉丁区一个有点破败的小阁楼里。他从大一开始就住在那里，一住六年。六年来他一直在索邦上学，现在是艺术史博士。他是一个很有风度的小伙子，亚麻色头发微微鬈曲，说起话来神采飞扬。他置身于他那个弹丸之地并不难堪，从我这扇小窗能看到巴黎圣母院的尖顶哩。我问他，你准备一直住下去?不，住腻了就搬，他说，等找份拿全薪的工作，贷款买间大点儿的。我心想，再大，恐怕也比不了古堡里堆放杂物的顶楼间。菲利普一眼洞穿我的心思，说，没错，我父母的家是大，是有钱，可家再大钱再多也是他们的，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是我，我的生活只能靠自己设定。他一副本来如此的淡定，反让我觉得自己的疑惑不那么顺理成章了。
       漂亮的莱雅出身下层，却与菲利普殊途同归。她是我在法语培训班的老师，喜欢频繁地变换发色发型，弄出出奇制胜的效果。她是读
       到大二辍学暂时来培训中心打工的，等攒足一笔钱，还会回校继续学业。她书教得不生涩，只是每天上课总是呵欠连天。混熟了，我才知道她为争取通常的独立做得很是辛苦。她父亲是花园工，母亲替人帮佣，退休前置好一幢房子安居乐业。莱雅如果留在父母家，是有可能搭地铁去巴黎把大学念完的。但她不愿意。像许多法国青年一样，她高中毕业会考后就卷了行李直奔巴黎而去。法国一般大学只收注册费，但房租却是一项逃不掉的开支，巴黎尤其昂贵。她住进政府补助的学生公寓，靠课余给人做家教支撑这份已经降了一半的房租和生活费，最终难以为继。其实彼时她仍可以选择回父母家，但没有。辍学后，她分租一栋老房子里的一个单间，以晚间照顾房东老太太来抵销房租。那房子离培训中心很远，每天得换乘地铁公车辗转多时，所以莱雅年轻轻的脸上总有抹不去的倦意。她是用积累倦意来积累独立的本钱，让我这个长辈学生不由生出一份怜爱。她却嬉笑着说，其实青春就是穷。那次几个同学在塞纳河边瞎逛，走累了进咖啡馆，所有人掏空口袋也只掏出两个半欧元，哈哈，只好落荒而逃，去便宜超市买一大瓶水轮流喝……
       青春等于穷，果然是吗?穷是因为独立，独立则包含自由与征服。记得我曾经的学生阿历山大说过一句话：留在父母身边，你就像幸福的囚徒失去了自由，塑造你自己的自由。
       马丁是我在网上结识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未脱稚气，想象他坐在电脑前难免一副佯装的老成。他是网络供应商美国在线(AOL)法国公司的夜间咨询员。我的网出了问题，就把电话拨到他那儿。解决故障后他与我聊天，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我。他原来学计算机，半道里迷上了马，就把热门的工程师新职位辞了，向父母借钱银行贷款在郊外开辟了一个马场，养马驯马与马为伍。而现代骑士依然是需要吃饭的，他就找了这份夜班，用睡眠换回比工程师低了多半的工钱。反正睡觉也是浪费时间，对吧?他踌躇满志，在网络那头激情洋溢：每当征服一匹马，你就征服了自己，信吗?
       我当然信。
       马丁让我想起火车上遇见的那对情侣。他们双双抱一把吉他，肩头背囊小山一般压着，脸上交错跋涉的疲惫与跃动的活力。他们的衣衫开始褴褛并落满尘土。这褴褛就是一个传奇的谜底。他们居然去了中国，并在那儿整整流浪两年。没有工作不通语言也没有任何准备。他们不断换着城市，在不计其数的乐队、酒吧以及音乐圈里出入，弹着他们的吉他唱摇滚，喂养肚子，喂养爱情，也喂养青春的飞扬恣肆。曾经露宿街头，曾经在大山里迷失方向走了好几天，曾经病了没钱买药，但终于凯旋。中国真大!火车上的他们看着我，笑出一抹灿烂。我问，还要继续走吗?嗯，他们点头，下一站是印度。
       这样的青春真让人歆羡。
       难怪，即便是世界最著名精品公司路易·威登集团继承人，身价一百四十四亿欧元的全球最富有法国未婚千金德菲娜·阿尔诺，也在求学期间其后长时间里选择自由和独立的出走，绕过家族与金钱，把自己交给社会来锻造。
       影片里的Tanguy，当然只好被他的伙伴们驱逐出境了。
       左邻右舍
       叙说邻居的故事，就是叙说法国细节，不是吗?
       对比眼下竞争激烈欲望涌动的中国，法国人的生活有一种回归的平静和从容。但一旦走进心里，生命的苦难、人性的挣扎就会露出峥嵘来。
       真正认识我的邻居是在一个关于死亡的约会上。
       科莱特死了。我穿了黑衣去教堂参加她的葬礼。那时，我刚住进维芮柰不久，是初次在公共场合露面，也是初次与众多邻居聚到一块。彼此点头致意，然后彼此唏嘘。
       那个戴帽子的老头是孤僻的抑郁症者，与我已有交往。他就住在我楼下，整天合了窗帘关在屋里像个幽灵。据说他年轻时在小乐队里吹萨克斯风，所以他紧闭的门里终日是老唱机旋出来的爵士乐。他独身，没有朋友，生病时只有他的姊姊大老远赶来照料，赶不动了就叫来救护车把他交给医院。他几乎不说话，却并不妨碍他趴在门后藏在窗旮旯偷窥外面的世界。比如我，一个闯入维芮柰的中国女人。人都有第六感，被人暗地里盯梢总让我裸身似的不自在。我躲避过，始终没能甩掉游移在空气中的那束目光。想来想去，只有和平解决。那天，我找出一盘中国古典民乐《春江花月夜》，下楼敲开了他的门。他在黝黑的门道里阴郁地看我。我把音乐盘递到他手里，尽可能柔声地说，知道您喜欢爵士乐，也请您听听中国的音乐。只见他眼睛在黑暗里亮了亮，我又被重新关到门外。翌日，邮箱里收到他的信，信里只有一句话：谢谢您送给我上帝的吟唱，美极了!从此，跟踪的目光消失了，我们有了神交的默契。
       科莱特是早于我被他接纳的另一个唯一。他们的故事也很简单。她送了他一只猫。一只花狸。
       所以他来给她送行。
       科莱特躺在原色棺木里，旁边站了她的丈夫和儿女。他们都没有哭，脸色是淡漠的灰暗。
       有个掩了嘴抽泣的女人立在拱门之下，眼里的绝望让我掉不开头去。知道她住在同楼的另一个门洞，人称珍妮太太。她胖胖的，胸和臀部很丰满，走起路来雄赳赳像连排射出的子弹。或许因了父亲是陆军上将，她即便伤心也抹不去将门虎女的凛然。珍妮曾是受宠的妻子快乐的母亲，操持着幸福的五口之家。前不久，丈夫离家上班，抱着她流了一脸泪，尔后一去不复返。手机注销，银行户头注销，公司职位也注销，活活的一个大男人就这么转瞬即逝地在人间蒸发了。留给她三个孩子一个爱的悬疑和残梦。她像头母豹冲出门，满世界疯狂寻找，终于恹恹而归。圆脸拉长了，人瘦了三圈。尔后，她把丈夫所有的痕迹包括照片、衣物、剃须刀等等一古脑儿扔进壁炉焚烧干净，发誓将这个人和自己的过去彻底埋葬。她领了单身母亲辅助金抚养读书的孩子，又把新车卖了，换了辆二手摩托，每天来回几十公里赶那份新找的工作。她从养尊处优的有闲阶层跌了下来，跌人底层，其中的辛酸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哭科莱特，其实是哭她自己。
       许多年过去后的今天，她早已蜕变成新人。一个职业人。足蹬皮靴，英姿飒爽地骑着摩托一路风驰电掣。她不再爱，也不再忧愁。回想当初，她笑声朗朗，那时，我哭得一定很丑，是吧
       其实，哭泣不止珍妮，还有一对婚姻没有芥蒂的奥贝尔夫妇。他们牵着科莱特那条名叫查理的老狗，脸挤成一堆乌云，眼圈红着。奥贝尔夫妇的狗是查理的朋友，前几天突然死了，死在客厅角落里。他们痛不欲生，把狗送到墓地掩埋了。人亡狗在，狗亡人在。死去的科莱特和活着的查理让他们触景生情，恸感生命无常。
       我，则在心里哭科莱特。
       科莱特是邻居、朋友，还是我和先生的证婚人。在维芮柰，我第一个认识的人就是她。她是个很好的女人，不应该这么早离去的，是肺癌夺走她的生命。她抽烟，抽得很凶。一周前，我们还曾通过电话，她做了手术躺在自家病榻气息奄奄……我很疼，但我要……试着打败它。
       她说她肺里那些扩散得像蜂窝的癌就像说腿上平常的一个痂，平静而达观。科莱特上过大学有不错的专业，却一直是专职太太，带大儿女后独自守着一个疲惫而富裕的婚姻。她丈夫任职跨国公司，很忙，天上飞的时间要比呆在家里多；休闲就打高尔夫，对了荧屏看足球。不能说他对妻子不在意，却有限。科莱特心里寂寞，就一支接一支抽烟，抱怨从嘴里丝丝缕缕喷吐出来，一屋乌烟瘴气，最终把自己吞没。我看着摆了鲜花的棺木，仿佛看见她剪得短短的头发和一脸带了些褶皱的微笑。
       几日后遇见科莱特丈夫神情恍惚地走在湖边，整个人像抽去了精气神，蔫下去。他喃喃道，两天前他退休了，本可以多陪陪科莱特的，她却走了。
       再次见他，腿也微微有些瘸了。问他为什么不治疗，他摇头不作答。他是把自己放逐了。难道因为科莱特的死?原以为他是个冷漠的男人呢，看来武断了。
       当然，那是后话。
       墓地回来，楼梯上遇见让·吕克，穿着他的红衬衣飘然而下。他自然不会去科莱特的葬礼，他对死亡没有兴趣，尤其女人的死亡。他的世界只有男人，只有爱。让·吕克是一个挺拔的帅极了的男人，眼睛碧蓝碧蓝，头发柔软地在脑后扎个马尾，闪着油亮的暗红。他住我家楼上，白天去博物馆工作，晚上夜猫一般在我头顶走来走去，几乎很少睡觉。整幢楼里他只同我先生交谈，谈时嘴唇殷红，两眼含情脉脉，而且一谈总是马拉松，就那么面对面站在楼梯口。我猜想在我之前，他或许曾把一度缺了女主人的我先生假想成了“同志”。他周末必然外出，打扮得齐齐整整，凌晨才回来，却从不带同性伴侣回家，把自己那两间屋幽闭得圣地一样。他颇有学养，懂好几国文字，甚至能认几百中文字，甩一个水袖哼出半截京剧唱腔。但他拒绝电脑汽车，拒绝时尚，拒绝一切现代享乐，只把自己浸淫在古典时空，津津乐道地做一个象牙塔里的小布尔乔亚。
       我理解让·吕克的活法就像法国人理解我的东方色彩，任何探究评说都不存在理由且不着边际。但他为什么偏要间或在深夜躲进浴室哭呢?哭声像泡在浴缸里穿透满缸的水和天花板传递给总是失眠的我，钝钝的，有一种浑浊的凄厉。有几次我先生忍不住去敲门，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他磨蹭半天出来，矢口否认是他在哭，继而一脸无辜。我们只好回到枕上翻来覆去，猜谜似地揣摩他的悲伤。终究猜不出，姑且给他一个臆想的结论，大抵是心受了伤。
       叙说沉重了。好在黑夜过去总有太阳升起，每个人，每天，都会在阳光普照下重新开始。生活不会抛弃我们。
       可不，阳光里走来一个三岁的小姑娘，塌鼻梁，眼睛乌黑像饱满的葡萄。她刚从中国来，被我的法国邻居收养。她会在维芮柰长大，成为一道新的中国风景。
       一个人和两条街
       夏秋之交，我们把大西洋海岸的小别墅卖了，迁徙到了诺曼底的一个小镇。与大多数法国人追求的梦想一样，我们也在小镇后街买下一幢已有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作为躲避都市纷扰的“夏宫”而遂了与自然亲密会晤的绿色之愿。这幢房子关在黑黝黝的大铁门里有几分不经意的气派，石墙攀了绿萝紫藤，园里密密地栽了树和花，红是殷红，绿是翠绿。有逶迤小径通向后园的小桥，桥下是淙淙流淌的小河，河边一片旷地，铺展了荒草与野花，松鼠拖着长尾穿梭其间。第一次来看房子是春天，我倚着石墙立于河畔那棵老柳下，柳絮飞飞扬扬落了一肩，与天地独处的心顿时有了温暖的颤栗。那以后，别的房子无论怎么好在我都是没有宿缘的过眼烟云。
       洛朗就是我们搬进这幢老房子后认识的第一位小镇人，甚至比毗邻的黛尔丝小姐还要早。
       大凡法国小镇都有古朴而恬淡的相似，一座教堂连一片墓园，轻而易举就把生命的涵义简而概之。交叉的十字小街，衔了不起眼的一个广场，周边几爿稀疏的商铺，咖啡馆，面包房，药店，邮局等，门面袖珍却五脏俱全的小超市也是少不了的，让居家生活没了缺憾。拐角处通常会有一爿花店，清露馨香，营造小镇独有的浪漫。
       其实浪漫往往只是一种心境。清晨，刚起床门铃就响了，是花店女孩送花来，一抹浅笑掩隐在含苞欲放的骨朵后面。是黛尔丝小姐订的花，纸牌上写着欢迎之类的祝辞。听说这位邻居是独身女人，尚未照面，刻意的友善先已来了，因为我的东方脸孔吗?
       相对巴黎，小镇是闭塞的，走在街上，会被好奇的目光追逐，这是数年前我在维芮柰的曾经。洛朗不同。相遇时他握住我手的神情仿佛经年旧交，他抱起我们的龙儿就像抱他自家的狗。他一脸阳光地笑着，灰白的头发沧桑有痕地披挂下来。他说他是镇上的兽医，一生的故事都在这前后两条小街上。他很魁梧，腰板直得像堵墙，却又行走如风。如果不是自报家门，怎么也猜不出他已年过七旬。说话间，已在他引领之下人了街旁一座宅子，门口栽了绣球，枝叶繁茂，开得甚是旺盛。楼下是诊所，楼上便是起居的家。诊所漆成乳白色，四壁挂了些画，大多是动物写生，框在画里有呼之欲出的感觉。他说我们那幢房子原来的房主也有一条狗，死了多年，遗留的跳蚤就在它游走过的墙角冬眠蛰伏，如今龙儿来了，必会在它身上起死复生。这话听来荒诞，可他身后有半个世纪的兽医生涯支撑，又不得不让人信服。他给龙儿注射了驱蚤剂，却不收钱，声明是送给新病号的礼物。那一份执意的童真让人忍俊不禁。
       后来听说，洛朗的父亲就是兽医，二战诺曼底登陆时被德军的飞机炸死了。他没赶上得父亲真传，却在父亲留下的一屋子书里成就出来。上帝给了他起死回生的能耐，使他成为整个二十七省远近闻名的神医，不仅猫狗牛羊，更有跑马场上那些价值百万的珍骑慕名来就医。给这些名马治病时，洛朗的要价就高了，爱治不治，可牛了。
       于是，知道了他是个人物。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这一辈子，竟是从未离开这个小镇和镇上短短的两条街。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小镇推不掉的议员，无偿为镇上所有的公益事务忙碌，有口皆碑。
       原以为，只有中国山沟里的老农才会死守一片黄土终老田畴的。熟了，就找洛朗言明我的惊诧。他呵呵笑着，不好吗?
       自然没什么不好。只是，巴黎近在咫尺，世界瞬息万变地张扬着，一生留守于热闹边缘，总是闷的，至少也与法国人自由的天性不符。
       况且，洛朗的初恋也由此而失败。钟爱的姑娘离他而去就是因为他不肯与她一并去闯外面的世界。如今那位姑娘回来了，依旧独身。但他们都老了，早已错过一生。
       洛朗这座宅子也只剩下孤单一个人。他太太死于两年前的车祸，三个孩子长大成人都飞离了小镇。他们已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不会为任何理由困守两条小街，他们的生存舞台是整个世界。活，也只为自己活。
       洛朗却说，真正的自由在于心灵。再说了，真离开小镇，我那些病号怎么办?镇里镇外单是宠物狗就是两千，还有猫啊马啊的，如何割舍这些欢蹦乱跳的生命呵。我明白，彼此的需要其实是互换的，那些生灵在心的体恤下实在是
       还了他一方没有物化的深邃辽阔的精神乐园。为此他感恩。
       那些天，也不知是筹备什么节日，小镇的公园里搭了台，张了灯，挂起白色帷幕。我去游泳路过那里，看见洛朗的身影在台上台下忙得不亦乐乎，花白的头发远远望去像染了薄薄的一层霜。
       不久后，我收到一份画展请柬。去了离我家几步遥的镇政府展览厅，竟是洛朗的画展，规模还不小。那些画挂在四壁的灯光下，很是大气，是那种沉郁的耀眼。在法国看多了名家名画，虽是不怎么懂，眼界却是不低。洛朗的画是另一种境界，是与自然相依为命的颤栗与呼吸。读它们就像与若干的心温柔共处，草心，树心，风心，云心，还有动物的心，你会潮热，会忍不住流泪。
       洛朗站在画的包围中，若有所思。他还是一身休闲的着装，衬衣布裤，散发着小镇的气息，像是时刻都要回归自然。
       黛尔丝小姐也来了，怀里一束鲜花。她与洛朗拥抱，落英在两个身体的间隙里轻颤，像憩息的蝴蝶。然后喁喁地说话，眉眼里似有淡淡的波动，意味一闪而过。
       为什么黛尔丝小姐不是洛朗错过的那个初恋?我兀自猜测。
       天堂彩球
       第一次去卢浮宫，打动我的不是蒙娜丽莎的神秘笑靥，也不是断臂维纳斯的美轮美奂，而是展厅里席地而坐的一群孩子。团团围着老师，翘了脑袋，一脸稚拙的纯净。他们还那么小，不过中国上幼儿园的年纪，壁上那幅巨大的十六世纪画作就像笼罩了天地的一个深邃广袤的世界，那上面的圣经故事，在他们清亮的眼睛里，分明只是一堆色彩的问号。但他们就是来了，坐了校车，背着小小的肩包，相约在这无数的问号前。艺术成为一种气息，滋润着生命里蓬勃生长的肺叶，在未开垦的处女地捷足先登。
       后来，在郊外莫奈故居的画室里，又重复了几近拷贝的一幕。
       真是羡慕他们，有了这类早早的启蒙，审美的迷惑与盲点恐怕不再成为成年以后的问题。
       应该说，法国的孩子是幸运的。当胚胎孕育在母亲子宫，就领受了人道无所不在的关注，出生后更是呵护备至。无论父母种族背景如何，无论家庭贫富有多悬殊，无一不被奉为瑰宝而享受包括幼儿抚恤金在内的种种优渥待遇。即便没有理由生存在此的外籍“黑民”，其后代从出生到抚养到就学也是一路绿灯一路免费，天使一般成长。大抵一些偷渡来的温州人就是沾了出生在法国的儿女的光才得以安居乐业。我的一位朋友早产，六个月就把孩子生下来了，鸡雏般孵在隔离室的暖箱里直到足月，社会保险为之支付的医疗费用高达十几万欧元，岌岌可危的生命自然得以拯救。
       在维芮柰，每天清晨都有一队孩子从我住的楼下走过，肤色混杂，也有亚洲南美洲北非阿拉伯人的后裔；但多半还是些黑孩子。他们都是孤儿，集体住在一幢墙上爬满藤萝的大房子里，被维芮柰的一些富豪人家认养，每学期开出支票提供食宿衣着和专门学校就学的费用，周末就去这些家庭重享失而复得的父母之爱天伦之乐。他们原是不幸的，却在怜悯关爱之下得到另类厚待，所以脸上早已平复了遭受遗弃的旧痕，每日叽叽喳喳小鸟般飞过，笑也是开怀的。一年一年，看着他们长大，竟有了几分熟稔。忽然有一天，他们长大了，离开这里去了更远的寄宿学校，我就生出莫名的不舍。但随之又会补进新一轮面孔，让我释然。
       同是维芮柰，还有另一支队伍，穿着童子军的服装，脖子上系了三角巾，在周末的草坪上露营，在教堂里唱赞美诗，或者走上街头捧着画了红十字的铁罐，为饥荒，为病童，为战争，为无处不在的灾难募捐，把上帝的仁慈人类的爱心送向世界每一个角落。他们是教会学校的孩子，大多家境富裕，功课之余女孩跳芭蕾练钢琴，男孩骑马打网球；礼仪周全，循规蹈矩的教义却是严苛的，似乎肩头从小就多了某种承担似的。
       然而贫富并不界定童年的优劣。法国的义务教育从幼儿直至高等，上学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名目繁多的科学实验业余活动呢?比如观察天象寻访昆虫世界画画看电影听音乐参观博物馆游泳打球自行车越野等等，家庭给不出的，学校政府都会全额补偿。还有频繁的度假与出行，家长没有钱并不成为障碍。甚至学校惯常的午餐；贫寒的学生也是可以全免的。诸如此类还不包括每月政府发给低薪家庭每个孩子不止一笔的抚养费教育费。贫富孩子本有的悬殊，渐渐地就被温暖的社会之手抹平。况且，不用起早贪黑，没有繁重作业，老师被称为夫人先生，是平等的朋友，上课更像兴趣盎然的游戏而不是被强行灌输。中国孩子的欢乐他们都有，背负的沉重却几近消弭。曾有一个金发小姑娘忽闪着蓝眼睛对我说，童年，是天堂里飞翔的彩球。
       这个比喻好。
       每年九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家对过的儿童公园都要举办一次旧货交易，家家户户设摊把阁楼地窖里的东西清理出来卖掉。这在法国是传统而普遍的贸易活动，有点类似于跳蚤市场。维芮柰这项活动定位于儿童，摊贩多半是孩子，出售淘汰的旧物：读过的书，过时的碟，穿小了的衣裳，玩腻了的洋娃娃电动摩托车以及房间里的摆设，还有看星星的望远镜，集邮册，旧电脑，全套飞机模型，甚至八成新的乒乓球桌。他们把这些东西以低价出售，换回钱去买眼下需要的东西；暂时不缺的，就存进银行，在小小的数额里领略挣钱的辛苦与快乐。我喜欢在这一天里与他们结成贸易伙伴，讨价还价也充满了无邪的童趣。这些孩子自然都不缺钱花，父母陪着张罗就是要让他们早早明白金钱与征服的关系，明白西方式的节俭。
       即便是天堂，也有现实、功利甚至残酷的一面。彩球既要飞翔也要坠落。聪明的做法是不回避。
       有个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两位老师打着暂停的手势左右挟持拦在大马路上，让一支慢悠悠的队伍横穿过去，通行的车龙被截断，静静停在两头，注目礼让。这是一群弱智孩童，一脸无辜的懵懂，踯踯奔了马路对过的游泳馆去。人人肩上一只运动包，包里塞了泳帽泳镜泳衣泳裤。心智或许不健全，颟顸的世界里也是恣肆汪洋哩。我被触动，为拦路的老师礼让的车辆还有这个人本社会无处不在的对生命的尊重。
       以前住在大西洋海岸布列塔尼亚时认识一位邻居的孩子，叫汤姆。小汤姆三岁那年患了重症白血病，一直未能治愈。我见他时已十多岁，虚脱地歪在轮椅里，青白的脸，光了脑袋。他有一半时间住在医院里，连续的化疗支撑着活的意义，使生命游丝一样攀在飘忽不定的岸上。但他是个聪颖的孩子，不幸更让他的心脆弱而敏感。他从没上过学，却在医院和家的穿梭里认了字，读了许多童话书。稍稍缓回来的时候，他就戴着耳机听贝多芬，听得满脸是泪。房里的壁上贴了色彩绚丽的画，画了他眼里的海，波涛汹涌。那天，是他十二岁生日，爸爸妈妈为他开了派对，一个村落的大人孩子都去了。他很羸弱，说不动话的样子，面容却是喜悦的，充满感恩。我像大家一样搂他人怀，把祝福传递给他。抬头看我时，他身体轻盈得像羽毛，眼睛却清澈明净如一汪碧蓝的湖。那一刻，我知道了他将不久于人世。
       
       后来得知他去了瑞土。那个阿尔卑斯山风光秀丽的山坳印在明信片上一直被小汤姆珍藏。皑皑的白雪，冰莹的湖泊，松林里冒着青烟的小木屋，正是一个海的儿子未能涉足从而梦萦魂牵的童话世界。当医生断言，治疗将回天无术，小汤姆至多也活不过半年时，父母便决定还给儿子最后一份与天地共处哪怕更为短暂的正常人生活。他们把儿子从医院里偷出来，径直上了山。他们租住在四面旷野的小木屋里，壁炉里噼啪烧着干柴，烤熟的土豆焦黄喷香。离开了药物的汤姆日益衰竭，却奇迹般焕发了从未有过的生命力量。他摇着轮椅去冰湖垂钓，去树林与松鼠对话，还在铺天盖地的厚雪里堆出一个漂亮的圣诞老人，戴了红帽子，粘了白胡子，维妙维肖。
       汤姆死在平安夜的钟声里。圣诞树下堆满了从法国寄来的五颜六色的礼物，没来得及拆包。他的小脸没有痛苦的痕迹，带着走过了人生的满足。
       哪怕是一个陨落的彩球，他从天堂来，将回天堂去。
       不要回家
       当香榭丽舍大街的梧桐落了叶，张上圣诞彩灯，巴黎的街头就会支起白色帐篷，在火树银花下冒出热气腾腾的暖烟。那是曾竞选过总统后来死于摩托车车祸的喜剧演员科吕什留下的圣心食堂一年一度的开张，给饥寒交迫者提供无偿温饱。而所有慈善机构诸如巴黎救助中心、天主教佑护会、流浪者爱心协会，还有基督教救世军等等，也都会在同一时间里叙说同样的话题，那就是协助流浪者平安走过漫长冷冬。
       圣诞节是个回家的节日。流浪者没有家。他们不要回家。
       屋檐下，桥洞里，路灯昏暗的墙旮旯，还有子夜关闭前的地铁站，都是他们游荡无定的憩所。可是长夜彻骨的寒冷，躺倒了明天或许就再也站不起来。
       一年又一年，我在巴黎的街上走，常会与一束束或是沉郁或是空茫的目光相遇，那目光里的人生总让我疑惑和不安，禁不住想去探寻。他们当然是穷人，当然正为这个文明的世界所抛弃?贫富悬殊也许是最便捷也最现成的注脚，然而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职业乞丐在这支队伍中只是很少一部分，大多来自外籍游民，更多的流浪者选择流浪并非出于无奈。他们领着足以维持最低消费的社会补助金，在烧着暖气公用浴室干净宽敞的救助中心有着一张床位一个餐座，如果愿意，换一种活法并不是不可能。
       但他们却说，自由多好!
       于是，特定作息时间里关闭了铁门的救助中心，成了频频越狱的心急于挣脱的藩篱，宁愿冻馁宁愿露宿也不要做某种意义的囚犯，这就是他们那份独特的悖逆。为了不让他们成为冰天雪地里一具随处可见的僵尸，夜巡的警车只好在料峭的冬夜把他们强行捡拾进救助中心，翌日再依次排放出来。遗漏是难免的，遗漏在城市的某一角落就永远在生命花名册里消失了。
       自由的心却是无怨无悔。关于社会不公的谴责乃至种种道义说教随之成为无的放矢。
       那个晦暗的黄昏也许是偶然的佐证。路灯烛照下的街角，一对母子在寒风中对峙。母亲穿着羊绒大衣，银灰的头发高高绾起，露出白皙的耳轮。皮肤是细腻的，容颜气质是高贵的，一看就是从深庭大院走出的女人。儿子却一身杂乱行头，头发与胡子纠结成乱草，肩上负着沉重而褴褛的背囊。母亲一遍遍央求儿子回家，哪怕仅仅只在燃烧的壁炉前共进一次晚餐。她扯着儿子袖管，眼圈红着，唇边细皱深深浅浅。儿子迎风而立，粗砺的脸叠印在阴郁的暮色昏黄的灯影里，轮廓坚硬而神思邈远。他像一堵石墙挡住母亲，对苦口婆心无动于衷，他的目光里没有对家对亲情残余的一丝眷恋。他从母亲手里抽回自己的袖管，掉转头默然离去，只把冰冷的背影留在母亲怅然的视线里。
       家找不回自我放逐的灵魂，浪子一如既往背着行囊选择他的流浪。
       我不知这对母子间曾经发生过什么，猜测是漫无边际的，可以是厌倦了富家子弟中规中矩失去挑战的生活状态，也可以是浪漫爱情的破碎，人生意义的迷失，或者什么都没发生，不过心的隐秘处一次不经意的顿悟……生活由此改变。然而之于我，用中国目光东方思维来解读，总有一份伤感的疑惑。
       还有一次，在邻居太太家饮下午茶。门铃揿响，一个神情拘谨的男人被带到我们面前。他站在地毯中央，两手捧了一只软皮女式挎包，低头，目光垂地，决不逾越脚下那圈图案而窥视客厅四周，是无可挑剔的礼貌。邻居太太打量他，浅蓝的眸子亮了，天呐，不是我丢失的包吗?男人点头，毕恭毕敬把包递过来，像是送出一个珍宝。兴奋的邻居太太手舞足蹈，这个包在巴黎的露天咖啡座上不翼而飞，一周后居然失而复得，包里的一切都在，包括身份证，驾照，支票簿，信用卡，家门钥匙，甚至还有那个鼓囊囊装了十好几个硬币的小兜。失物归还在这个社会是平常的事，可眼前这男人分明是个流浪者，靠了捡拾为生，这就有了些不寻常。况且，依循身份证上的地址从巴黎搭了地铁快线寻寻觅觅找来，来之前还要专门洗了浴，去掉隔宿隔夜龌龊的气味，把蓬头垢面修饰一番，像赴一个郑重其事的约会，实在也是费了一番周折用了一番心思的。
       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仅仅拾金不昧吗?
       邻居太太上楼取下她的另一只手袋，从钱包里掏出一百欧元的纸票，连同那个装了硬币的小兜一并递给那个男人。她诚挚地说，谢谢您送回我的包，我很幸运。男人始终不吭声，缩了缩手，把钱接了过去。
       他走了，我们在下午茶里议论。一百欧元是他预期的收获吗，如果没有这张纸票，他会不会对维芮柰之行懊丧而悔不如干脆侵吞了这只包并用支票簿来一次随心所欲的大购买?仿签名对他们应该不是难事。邻居太太则说，即便是钱，他也要用尊严换取。流浪只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与人格低下无涉。是的，在他拘谨的外表下，洞开的心灵之窗却大度而安然，眼神里竟不见尘世的卑微。从此，我再不敢用同情、怜悯之类的目光去看街墙边蜷缩的每一个身影。
       后来邂逅了那个名叫卡莱的流浪女，更让我窥见这个族群里闪耀的人格之光。我在蒙马特高地一家餐馆用餐，长窗对了地摊画家挤挤挨挨的岱尔特广场。卡莱走进来，在我对过坐下。她披一件破旧的粗呢大衣，短发支楞着，嘴唇苍白，眼圈道道黑痕。如果我猜得不错，您在流浪?她目光发直，舔着脱了皮的唇，您能请我吃三明治吗?我饿极了。这是一个唐突而不算过分的请求，我很愿意满足她，还额外地添了一份沙拉。她狼吞虎咽扫荡了杯盘里的一切，憔悴的脸上有了红润。我又叫了两杯咖啡与她对饮。她启齿而笑，眉梢一跳一跳地对我说，没什么可以谢您，说说我的故事吧，或许您愿意听。她目光犀利，猜出了我的职业兴趣。
       然而这段关于过去的旧事，绝非花好月圆如她娓娓道来那般从容淡定。她出生世家，索邦法学硕土，五年律师生涯里赢过多场诉讼而小有名气；她丈夫也是律师，双双穿了神圣的黑袍穿梭于法庭，是界内公认的一对青年俊杰。后来有一天，这对俊杰同时受理了一桩强奸杀人案的双方辩护，夫妇不幸成为对手。法
       庭对手是残酷的，意味着情感与正义的较量。那个星期五最后一场庭审对她真是荡涤一切的暴风骤雨，因为受害者的贫穷弱势，也因为证据不足使她的辩护失去制胜的利剑，更因为被告有着强大而不可摧毁的后盾以及丈夫滔滔不绝的雄辩，她败诉了。凶手无罪释放，死者冤不可伸。面对胜者的趾高气扬，面对法庭的庄严，她的心抽搐成一团。送走死者抹着眼泪的老母亲，她站在八面来风的台阶上发愣，正义在哪里?回家，丈夫对她说抱歉。他明明知道他的辩护人是有罪的，却必须用智慧愚弄法律，来赢这一场以金钱为杠杆并会为他职业生涯带来声誉却违背良心的灰色诉讼，负疚与得意在道德天平的两极晃荡。她背过身去，不接受他的道歉。赎罪都过于轻妄了，何况泛泛的一声道歉。黑夜来临，她与丈夫并排躺在床上，曾经休戚相关的那个躯体遥远得像一块冷石，遐想破碎了，整个世界冰雪消融般坍塌下来。一次次拷问自己的灵魂，充溢了罪恶的感觉而无以逃遁。于是她从黑暗里坐起，拉开门，走进了苍茫夜色。
       她就这样把自己与正义一并放逐。
       放逐是为了救赎——自身的道德救赎，何其惨烈。代价则是生命的全过程。我深为她的良知感动。她却笑得有一丝苦涩，总该有人下地狱的。
       如果流浪也算一种磨难，我想对于她这样的人，或许真能在痛苦的自由中洗涤出更为脱俗更其高远的人生况味。
       你好，忧伤
       萨冈去世时，我正在诺曼底她那个西部小城里漫游。奥弗勒是曾经繁荣的港口，蜿蜒的石板小街穿行在古老的教堂与行将废弃的港湾之间，有着中世纪的魅惑。这个城市一直络绎不绝吸引着欧洲人，尤其法国本土的游客，仿佛陈年酒窖，蕴藏了岁月悠远醇厚的气息。萨冈像只倦鸟憩息于此，自有她的道理。
       是医院门口连绵摆放的花束告诉我这个噩耗的。似乎有很多人为萨冈的死而哭泣，原以为都是她的读者，其实不然，哭，终究是为了一个至情至性的女人。
       我是在一张黑白图片上认识萨冈的。此前，只知道她是那个十八岁写出青春叛逆小说《你好，忧伤》走红世界，之后著作等身的当代小说家。她仰卧在背对我们的藤编长椅上，双面织的旧毛衣，颈上松松绾条花绸巾，灰白短发披散下来，一只乖乖的猫蜷在她身上，竖起耳朵，很有几分家常的随意。脸转过来，上面爬着细皱，灼灼的回眸是走过了风雨的疏离与不老的质疑。她已当然不是那个青春、腼腆而又桀傲不驯的富家少女。几十年狂飙似的挥霍让她看起来苍老疲惫，却是不肯停歇，尘埃落定从不在她的人生概念里。比照自己影子般相随的落寞，就有了走近她的一丝念想。
       萨冈后来的三十多部书，其文学意义都没超出《你好，忧伤》，就像夏天假期里的爱情，随风而过。所以连她自己也说，我缺乏天才，我想成为司汤达，却不是，我只能还是萨冈。但作为女人，她是无法复制的异类，大手笔恣肆汪洋写出了人生的极致。十八岁新星耀眼文坛的同时，五百万册的全球销量也使她成为那个时代最年轻的百万富姐，以后的生命就以一百公里的时速飞旋，挥霍青春挥霍金钱也挥霍情感。她飙车，在赤脚的极速里体验血液由心脏循往指尖与眼皮的快感，把那辆名贵的美洲豹开得风驰电掣，终于仰翻在高速撞为烂铁，自己则被铸成一个石膏人绑在医院铁床上苟延残喘。死里逃生，她又迫不及待穿梭于咖啡酒吧饮酒抽烟高谈阔论，聚集各路朋友通宵达旦躺在自家地板上论诗作画拨弄吉他，直至尽了兴，掏空银行账户，才躲进一隅闭门谢客不吃不睡不接电话只抱了打字机噼啪作响。她一本本出着新书，一轮轮换着新车，然后戴了首饰穿得鲜鲜亮亮去卡西诺豪赌，赌输了也不沮丧，照样笑声清朗，把车飙出一阵疾风。她的情感世界云一般飘游无定，从不相信爱情永驻，视为“病态的迷醉”，她也不以为女人最好的角色是为妻为母。爱时热烈地爱，去时潇洒地去。她有过两次婚姻，都无疾而终，留下一个美国俊男的儿子，在晚年里与她通着淡淡的信。她住腻了巴黎，住腻了南部摩登小镇圣托贝，尽管许多名人包括毕加索在内都是她的邻居，才用一夜之间从水城大西洋卡西诺赢来的八百万法郎，在诺曼底浓郁的绿里买了豪宅安下家。尼古丁不够刺激了，她又开始吸毒，因此走上法庭；吸毒吸没了钱，就逃税，被罚了一屁股的税款。家产荡涤一空，只好把原是赌来的靠近奥弗勒的那座豪宅卖掉。富有的朋友为她买下这房子，买下了又无偿借给她，总算让她不至于颠沛流离而终老有依。张爱玲的晚景有其相似之处，却没有她的运气。
       人说，萨冈所做的一切，就是毁掉一生的辉煌。恰如她自己在法庭所陈述；只要不伤及他人，我相信我有权自毁……。
       我与法庭一样无以作答。无论对毒品是如何深恶痛绝，无论对萨冈有多么惋惜，她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她的活法来自本我的需要。至少，她活出了率真，活出了悖逆，活出了行云野鹤，活出了生命本质的精彩。而我们这一代中国女人，歆羡也好，不屑也罢，又有谁在真正为自己活。
       我们会在年老拄了拐杖时还穿着洗毛了的牛仔裤，系起白衬衣的下摆竖领敞怀吗?
       我们会以老女人的姿势动辄攀上窗台，晒着太阳一边读书一边抱了打字机写书吗?
       即便年轻，我们会在儿子周岁时牵了两匹马走进客厅让邦邦1号和邦邦2号轮番去舔儿子粉嫩的笑脸吗?
       自然不会。类似的想象都不可能。这就是境界。这就是区别。
       已故总统密特朗曾是萨冈的密友，萨冈住巴黎时常在政务之隙去她家里小坐，或者共进午餐。如果恰逢主人心情怠惰，就会拒绝不见，轻轻一拂手，就把一国之统关到门外。对于心高气傲的萨冈，上门来的总统与流浪儿同属一个概念，那就是朋友。人与人，气象是多么悬殊!
       如果赞美谁，中国会说，某某是个非常好的人；西方则说，某某是个非常奇特的人，价值判断的坐标从来不同。萨冈就是奇特的人，她只能成就于法兰西。
       萨冈死于肺栓塞，终年六十九岁。她曾说只需活够四十岁。上帝给她续了三十年悲欣交集的一条长路。
       回返时，车开出奥弗勒，我们绕道去了十多公里外事实上只是萨冈借住的那幢大房子。绿树掩映中，园门静静闭着。有众多人来来去去，把手里的鲜花奉上，却是一片肃穆。耀金的暮霭里，飞鸟低回，花色绚烂。
       一个微笑——忧郁、神秘、疏离，却充满了快乐。这是前总理给她的悼词。
       无处不在的邂逅
       人说塞纳河是邂逅的摇篮，这话不夸张。
       走在巴黎街上，你总会不期然遭遇一些惊奇、惊异、惊喜，庸常乏味的生活便秀出一缕别样的光影而有声有色起来。即便已对那些雕塑那些名胜那些购物如朝圣的外来人群熟视无睹，你依然无法排斥暗流涌动中每一个常新细节带来的冲击，日渐麻木的心不得不抖擞起来去一一感受。
       比如说，一个忧郁的夏天你正愁无法外出度假，一片黄灿灿的沙滩就彩虹般铺展到面前，塞纳长堤转眼间变成了热带雨林阳光海岸，让
       你跨出家门就晒足了日光浴。又比如，一个没有任何预兆的清晨，连绵的街道突然就被先锋的装置艺术招了安，裸出可谓狰狞的诡谲荒诞之气，宛若一不留神误入了鬼魅之城。还比如那个白夜，铁塔顶端莫名多出了一个居室，彻夜亮了灯，里面走动着穿了睡袍神情慵懒的一个女人，静候好奇的人们排了长队登塔与她娓娓叙谈——欲盖弥彰的暧昧。再比如，走累了坐在歌剧院台阶上歇脚，迎面扑来庞大的一支游行队伍，鸣着喇叭奏着音乐，甲壳虫般画满了符号的各类彩车载了一拨一拨的奇装异服，喧嚣之声不绝于耳。细看，竟是同性恋大示威，向生活讨要常规认可。巴黎市长与相关政要走在队首，白色体恤涂了醒目的血色，分明是再度攻占巴士底狱的气势。高耸入云的纪念碑仿佛戳在队伍中间一面凝固的战旗……
       如果说这类邂逅还带有距离圈定的广义的朦胧，咖啡馆里时刻发生着的种种才是生活常态细致人微的甘苦零距离地品咂与体验。被眼下中国定位于小资、时尚的咖啡馆在巴黎却是最本真最俗常的一个所在。没有咖啡馆，巴黎的意象似乎都沉沦了。这些街角的星罗棋布之中，纵然不乏奇遇与神交，却有着俗世的浑浊人类的体温与生命本能休戚相关。
       谁都逃不了，即便无意寻找浪漫者如我。
       那时，刚到法国，像一粒微尘抛在异度空间，没了桨，也找不到航标，在茫茫人海中近乎枯竭地喘息。有一天，我整下午都坐在如今已记不得名的那家咖啡馆里发呆，抓不住的阳光在浅淡的暮色里渐渐消遁。有法国女人从隔了桌子的另一头走过来，顶了一头炸开的猩红色鬈发。她在对过坐下，就那么微笑地看着我，她说，您看起来很忧郁，需要帮助，是吗?我点头，又摇头。我想说我为生计发愁，需要一份工作，然而丢弃了母语，我竟连自己的双重困境都无以表达。她读懂了我的表情，把我冰凉的手攥在温热的握中：我的建议是先学法语，再找工作。她掏出笔和小纸片，刷刷写了一行地址电话递给我，如果愿意试试，来找我，我叫莫尼卡。说着，按了按我肩头，起身走了。就那么几分钟的邂逅，像是一个梦，让我突然就攀到了接纳的岸。第二天，按图索骥找到了莫尼卡和她执教的语言班。四个月一期的全日制语言班设在第七大学，就学期间政府某机构还发给不低的生活费。先是学生，后来成为朋友。知道她是“封疆大臣”——将军的女儿，却一直热衷于移民融入，抵制种族歧视，大学毕业后还去非洲呆了好几年，教那里的黑孩子识字学文化。她对我的启蒙不仅仅限于法文的ABC，更是关爱与怜悯的人道主义情怀。
       另一次，是饮了咖啡将要离去的时候，一位不年轻的男人多少有点唐突地拦住我，面容清癯睿智，不像拈花惹柳之徒。他礼貌地对我说，对不起小姐，愿意接受我的邀请看电影吗?作为电影发祥地的巴黎不同于中国或其他城市，电影院从来不是谈情说爱之处，巴黎人看电影更像参加一种人生仪式。但为什么是我?老男人反问，看中国电影，您难道不是最佳选择?我心境大好，与他并肩走进了横街的电影院，恍若一对老熟人。记得那次放的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那男人在我邻座看得津津有味，我们从头至尾没说一句话。影厅里观众满满的，却也是鸦雀无声。散场后，我们在影院门口告别，他握住我的手，情绪似乎仍在巩俐、张国荣的悲欢里，喁喁地说，谢谢您陪我看了最好的电影……他的背影很快在人群与市声里消失，让我不由生出几分怅然。事实上，银幕下观众之间是无法交流的，那么他特意请了我来，找的就是陪衬的一份中国背景与中国感觉?
       再后来，我在失业局门口被一辆奥迪的倒车镜磕了一下，歉意的车主猜出我需要什么便给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其实不算工作，不过一周几个下午陪伴他年迈的父亲散步，仿佛只是付我薪酬的一个理由而已。父亲是位经历过二战却面目慈善的老兵，我叫他贝嗄先生，阿尔萨斯人，退休前是德文翻译。他宽厚待人，一肚子沧桑故事，我像女儿伴了他整整三年，直到他去世。他是年过九旬看着电视无疾无痛溘然长逝的，我相信那是上帝对一个好人的赐福。葬礼上，才知他竟是犹太人，纳粹杀戮时隐名换姓才劫后余生，曾经的苦难都被善良的宽恕紧紧包裹起来。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在缅怀的同时，依然庆幸那个把我带给他的车祸。磕了一下巴的血，换来的却是难得的人生际遇。
       我的一位中国友人说得好，因了不期而遇，世界变小了，巴黎变大了。
       他住在左岸拉丁区以前萨特住过的那栋老房子里，房租很贵，却津津乐道。楼下那个名叫“勒·波拿巴”的咖啡馆就是杜拉斯生前总来饮酒喝咖啡的地方。萨特却是情愿多走几步，去附近的“花神”，“双偶”则是他约人聊天的沙龙，每每从窗口探出头，见文友已在咖啡座上端坐，就噔噔走下楼。“双偶”的雕塑是两个瘦小的中国人，标志这家老牌咖啡馆与东方有着历史上的渊源。几乎是每天，都有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虔诚地走进这些咖啡馆，坐在那些老派文人坐过的咖啡座上，呼吸他们留下的气息，感觉他们深邃的人生了悟。怀旧不再是臆想的奇遇神交的片段，咖啡浓香里成就的是思想的薪火传承。
       我与我的先生也在“双偶”相逢。但我们都已不是寻找思想和浪漫的年纪。我一袭风衣，他一件夹克，是孤独偶然把我们牵引到这个永远都是熙熙攘攘的热闹中来。或许是我的中国气质契合了双偶的某种暗示，他从邻桌换到我对面，半杯啤酒晃出了白沫。他对我娓娓讲叙萨特和波伏娃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我却有一大半听不懂，时不时就要愚笨地去翻字典找他话里的法文词。他也不烦，照样兴致勃勃。我有些感动，便去看他的脸，他抽烟斗的姿势是长者的风度，神情里却有近乎率真的了无芥蒂。细看时，那双眼睛竟有几分像了我故去的母亲。心不由地颤动，觉得冥冥中的某种命定正翩然降临。于是就有了后来一而再再而三的相约，有了厮守偕伴的一段异国姻缘。婚姻与爱说到底是两回事，婚姻需要理由，爱则不需要。
       我们没有理由，是因为邂逅本身没有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