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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到底特律快凌晨两点了，我从阿拉斯加安科内奇(Anchorage)大学作为最终候选人之一，来到坐落在芝加哥和底特律之间的阿尔滨学院，竞争一个客座教授的位置。
       自1982年在北京上大学，开始就读法国文学，八十年代后期去了加拿大，1998年获法国文学博士，次年很幸运地获美国安科内奇大学法国文学讲师职位。在西方我没有遇到过几个搞法国文学的东方人。九十年代以后，法语在美国从第一外语的位置直线下跌到三流语言，被西班牙语所淹没，由此，法国文学教授位置的竞争力直线上升。
       底特律的创始人是一个叫甘地亚克(Candiaillc)的法国人。Detroit是个法文词，意思是海峡。十七世纪法国人南下路易斯安那州，CLouisiana)取道经过这儿，错把内湖当成了海，开发了这个城市并命了名。十九世纪末，底特律附近发掘了无数丰富的铁矿，炼铁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汽车制造业，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底特律成为全美汽车制造王国。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M)的总部那绿色玻璃高楼就矗立在市中心杰弗逊(Jefferson)大街。五六十年代是美国汽车制造业飞黄腾达的黄金时代，直到七十年代初期优势被日本车替代：小型，耐用，省油。从此，底特律这个城市开始萧条，周围的小城市跟着不景气，到了二十世纪末，像阿尔滨这样的小城市已奄奄一息了。在美生活的人都知道中：西部文化(mid-westculture)指的是白人文化，也就是一种比较落后的闭塞文化。
       车进入了校园，在绿色草地和百年老树堆中矗立着一块大石碑，上面刻有阿尔滨学院1835(AlbionCoHege 1835)字样。这是个典型的美国私立贵族小型大学：富裕，闭塞，传统。它的学费是一般公立大学的三倍，每年约二万五千美金，近一千三百个学生，教授和学生以一比十的比例开小灶培养他们。学舍环境幽雅，矮墙簇拥着鲜花。这类贵族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美国白人的孩子，父亲不是医生就是律师。
       当晚我在贝尔默公馆下榻——这是学校接待外宾用的，一座十九世纪城堡式风格的建筑。待我找到房间，放下行李，已是早晨四点半左右，我的面试从八点开始一直到晚上八点结束。美国和加拿大大学选择教授时采取一个固定的模式：由一个三或五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从报考的几百份材料中挑选大约十人左右进行第一轮筛选：给每人以三十分钟的电话面试，再从中选三个，最后的竞选者由学校出钱请他们到校进行持续一天的面试。
       一路颠簸赶了三架飞机，近三十个小时我是在飞机上和飞机场中度过的，没有睡过觉。累会使人紧张，而紧张使人更累。马上就要上场了，我不敢睡觉，躺在浴缸里闭目养神：这一战是不成功便成仁。我与阿拉斯加大学的合同即将到期，若得不到这个客座教授的位置，将面临没有工作合同的窘境。想到这儿，我顿时觉得前途渺茫，心情沉重。我的弱点写在我的脸上：一个中国人，在西方，却要与法国和美国人拚夺那几个屈指可数的法国文学教授位置。
       我为什么不懂得扬长避短找一个有利于自己取胜的行当?
       悔恨像幽灵般无情地缠绕着我，人与行当上的背景差异，使我这十几年来为事业付出了莫大的牺牲。情绪上的波动每次都一样，在决赛前那一刹那我特别消沉，断定自己走错了路：在一条死胡同中耗费了十年青春时光。好在阿尔滨这个位置是客座的，竞争要弱得多，凭我在法国和加拿大发表的那么多学术论文，我应该是个强硬的候选者……刚闭上眼睛电话铃就响了，是黛安娜教授，询问有关八点与她共进早餐的事。这是场开场戏，她要跟我法语对话。十点我准时等候在院长室，准备接受院长的问话。他是位颇有名气的生物教授，他的科研项目在美国国家电视台收视率很高的全国地理节目中有专题报道。他很开朗，谈话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我告诉他英文是我最差的语言，他笑着说：“那你的法文和中文肯定不得了的好。”
       示范课安排在下午一点，当我把教科书、参考书、教学仪器各就各位放好时，顺便瞟了一眼台下，评委们都坐好了。每次比赛总是要上语法课，语法规则需要死记硬背，可美国教学法规定千万不能让学生死记硬背，我是借用电脑技术来教的(powerpoint)，用彩色屏幕把例句用别的颜色显示出来，配上图画来讲解，同时不断和学生对话，并刻意选择了非常幽默的句子作为例句，笑声不断，课堂一下子活跃了起来，我当然注意到了评委们脸上浮起的笑容。到了最后五分钟了，应该是总结这一堂课的主要内容时，突然，由于积累下的紧张和疲劳使我左上牙床失去控制，肌肉僵化发音不准，一连串怪音句子，几次企图纠正都失败，我的心紧张地狂跳……
       下午三点我准时步人了梯型教室，虽已精疲力竭但还满面笑容，我讲的课题是十九世纪欧美文学转换，以一个当时在法国很走红的女人日记为例，解释它在法国成名的捷径，找到它从巴黎到蒙特利尔的文化转换路程，探讨它打人北美文化界的渠道和手段。这个课题的难度在于它没有别的学者的研究作为借鉴，还牵涉到好几个国度和文化。五点半我准时坐在学院大厅，与法文高级班学生见面，说句老实话，他们的法文与我们中国毕业班学生的不能比，要差得多。我已近四十八小时没睡，到了晚上八点，最后一关：与系里教授共进晚餐。回到贝尔默公馆已过十点，我的车约在早晨三点，赶乘六点的飞机返回阿拉斯加，因为晚上还要上课。
       等待评委裁决的日子，每次在讲台上，这份担忧若被迫退居第二线的话，一下讲台，它便占据整个心情：担心，焦虑，紧张，白天加黑夜地胡思乱想……心在十字路口，再一次来到蓝色的安科内奇湾，不再拥有夏天的那份蓝色，一片灰白，雪中的麦肯期(Meckenzie)峰冷峻，威严，非常有距离感。明天在哪里?下一站是天涯何处?
       望眼欲穿的等待中没有盼来合同，却来了个不速之客。导师从加拿大来电，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英裔加拿大赫赫有名的女学专家(womensstudies)，凡拉莉找我，问她的新书中是否可以借用我关于法国文学打人加拿大的渠道的论点，如果可以，我有什么附加条件。实在无心解答我博土论文中那些深不可测的牛角尖问题，草草地回了她：没有条件，她爱怎么转抄就怎么转抄，待出书后寄一样本给我就行。
       临近寒假了，我灰心丧气地收拾办公室，电话铃响，也瓦教授在线上，告知了评委的最终裁决：我获胜!合同将在二十四小时内邮到。在美国，教授的合同分为终身和客座两个档次。终身教授的合同有五年的考察期(tenure-track)，其中第三年有一个鉴定。这是个由系里系外已获得终身教授头衔的人对你的教学研究及对学校或社区作的贡献的一个评估。如果好的话到时你将获终身制；否则的话第五年必须走路。而客座的是期限制(termposition)，有的学校给一年合同，最长的像阿尔滨那样给三年，因不能在同一个学校连做五年教授，那就自动成为了终身教授。
       
       2001年1月7号，我与蓝色的阿拉斯加吻别，在阿尔滨市定居。这是一个从早年十几万人口的工业城市降到近一万人口的小城市，除了阿尔滨学院还保持着当年富人学校的规模和气派以外，剩下的便是几个小破饭馆，十几个小旧铺子。从某种程度上讲，我离开了远离文明世界的阿拉斯加，来到了离文明世界更远的美国中西部小镇。学校安排我搬进了坐落在校园附近的爱梨(Arie)别墅，这是一幢十九世纪末建造的，具有维多利亚风格的大宅，有十八扇窗，九扇门。它的客厅和起居室相连成圆弧形，整个弧形由落地窗构成，在悬挂着蜡烛吊灯、镶嵌着巨大玻璃壁橱的餐厅末，有一道通向卧室的腰门，其中主卧室有近四十平方米。如有人敲门，从卫生间奔向卧室门要近一分钟，经常有人敲完门后等不及走掉了。这个充满大家庭气息的住宅跟我孤独的身影、孤寂的心形成绝妙的反衬。一个人掉入了这样的大宅，周围没有第二个中国人，没有一个亲人和朋友。坐在客厅里，默默地面对着巨大的大理石壁炉，我想起了法裔加拿大企业领袖皮埃尔(PierrePeladeau)的话：“当你独自一人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你才感受到你所缺少的是生活中最主要的部分。”寂寞和空荡荡使我从主卧室中仓皇逃出，第二晚便搬入了十平方米的最小的卧室。
       开学了，我上一门法国浪漫史，一门法裔加拿大文化精华，和一门要命的语法课。系里七个教授，一个秘书。每个教授拥有个人办公室。整个办公楼前后门进口处各有个玻璃框，镜框内刻有每个教授的名字，和他们的办公室门号，我抬头、看，除了我一个姓“康”外，剩下的都是清一色西方人的姓，心里一丝得意：在美国的土地上我跟他们平起平坐了。紧接着而来的却是一绺凄凉感：到底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这恐怕是我终生都想回避的问题。我要求把课全排在中午十二点以后，因上午我要搞研究及写作。所以整个下午的时间要上三门课，有时因要看图片和录像，要在别的大楼的梯型大教室上，往往是一下课便左手抱着一大堆书籍、磁带，右手推着手推车，上面有全套教学仪器，飞速冲回系里，秘书已等在门口迎接我，在五分钟内必须换好教科书冲向别的教室。我至今不认为自己是个兢兢业业的好教授，教书是个互动关系，若只是讲台上在动，下面累得直打哈欠，我不可能再有激情。十七八岁的美国学生过着一种成年人的日子：恋爱，打工，自食其力，独立生活，每每到课堂上来时已累得半死，经常有人三小时的课没上到一半就撑不住歪头睡着了。有时问一个问题下面会理直气壮地回答你：
       我根本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
       我气得紧逼。
       因我上周没来上课。
       你不认为你的缺席首先是你的失职，你更需要加倍努力听讲吗?
       在阿拉斯加和阿尔滨，都有种景观：女教授和摇篮。在女教授的办公室里，你有时会看见摇篮，她们会把孩子抱到办公室，左手摇摇篮，右手写字。
       那天下课，我和往常一样左右开弓地窜出教室，直奔办公室，一眼看见我门旁有一辆中国婴儿车。一边开门，广边脑子里在转：婴儿车，在我门旁，还是中国的?不知为何，我又联想起上周开门时，发现有人把一份《底特律时报》塞在我门旁的报刊箱里，打开一看，是揭露中国饮食业漏洞，卖死内脏给人吃。坦白地讲我对这个送我报纸的人有点意见。照理说应该附上一个条子，上面写上名字，并提一下让我看这文章的目的，在美国有许多报道中国的文章，为什么偏挑一个这么恶劣的?来路不明，OK，我正好不读，随手把报纸扔进了字纸篓。
       而今天呢又来了辆婴儿车，我得问问清楚。一转身穿过走廊进了秘书办公室，板着脸问她婴儿车的故事。她是个金发碧眼的中年妇女，平时温柔细心，她赔着笑说不了解情况，并说为了使我高兴她可以把车推到她的办公室……话音没落便听见有人开我隔壁办公室门，并推那辆车。那办公室前段时间一直空着，我冲回走廊，竟有个跟我年龄相仿的中国女子把那车推到我隔壁门里。
       Hello。
       我招呼她，她一转身，激动啊!我们异口同声：
       你是中国人?
       她是学校新雇来的临时教员，每周教一门课所以门上不刻名字。
       那你看见我门上的名字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带委屈地问她。
       每次走过你的门口都抬眼瞧瞧你的名字，我一直以为你是外国人，韩国人，或什么的……
       好了，好了，你叫什么名字?住哪儿?你去我家好吗?
       我的热情和迫不及待不亚于那些十八岁的学生。
       皓晶获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博士，她不住在阿尔滨，每周三下午来一次，从此等皓晶成了我一潭死水般日子中的大事。我会提前到办公室，一进大楼先把眼光投向她的门，若是关着，才扫兴地落到自己的门上。然后一反往常地把门敞开，三心二意地干活。写几个字就往走廊里扫一眼，一听见她的脚步声，把笔一扔就冲向门口去迎接她。可爱的皓晶每次都带好吃的给我，她住密歇根州最富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安娜港(AnnArbor)，那儿有全美著名的密歇根大学，很多艺术画廊，欧式咖啡店，一流的西餐厅，高档的服装店，其中有几个是法国人开的。那宽阔的草坪环绕着一幢幢十九世纪欧式洋房，体现了欧美结合的生活情调和市容布局。每次她一进来我就把门关上，好家伙，一手榴弹扔进了我办公室：说啊，笑啊，乐啊，闹啊。从私生活谈到职业生活，从中国文化谈到法国文化，最后几秒钟用来臭骂一顿阿尔滨学生的养尊处优，和他们的不勤奋。朽木不可雕也!我用警句结束我们的谈话，她奔回隔壁拿书，同时我也抱好了我的，然后各自奔自己的教室雕朽木去了。
       跟皓晶在一起的时光是我阿尔滨生活最灿烂的，也是我唯一讲中文的时刻。那个年代我最害怕的是周末，那无数个淡而无味、无从打发的孤单单的周末。久而久之，连学生们都知道我那清教徒般的日子，还曾以此使我下不了台。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花暖如春的星期五，周一又逢节日，学校放假，校园里显得忙忙碌碌：阳光，草地，鲜花，树木，所以气氛相当好。下午上加拿大文化课时发觉学生三三两两，明显稀少。板着脸我问人都上哪儿去了?下面有人回答说某某某，他们都约了恋人准备上路度假去了，所以缺席。合同上写得很清楚，我的责任是搞学问。可是我一边把书往讲台上放，一边在生气。一抬头，只见一男生刷地一下子站起来，当着全场的面向我挑战：
       康教授，你为什么不约你的情人?否则我们这堂课也可以解散了。
       全堂起哄式的大笑，并有男生吹起了悦耳的哨子。OK，英语对话就此搁住(反正我那点英语是说不过他们的)，我用带有错综复杂套句的，加上文学修辞过的法语开始讲课，我看下面人头晃动，窃窃私语，可能有人听不懂，在问他的邻座讲的是书上的哪一段。这是一堂三小时的大课，内容涉及加拿大的起源，建国史(英法两国创建加拿大时深重的民族怨恨和相互排斥)和加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可惜
       我和学生们的心都在窗外，我提前半小时散了场，直奔健身房。
       健身房是我阿尔滨时代的避难胜地。疯狂地跑步，打Raquett球(网球的第二代，在美国青少年中很流行)，练体操，是弥补我心中，孤独感的良药。每次节假日都在痛苦地寻找消磨时光的手段，下午一点以后没法集中思想写作了，周围没有一个可以和我深谈的人，教授们之间如果不是事先打过招呼，相互是不打电话和串门的。我懒散地从书房漫步到客厅，开始大吃巧克力。巧克力这东西又不要剥皮，又不要长时间地放在嘴里咬，半斤多几分钟干掉了。吃完了，我只能又把自己从沙发上拖起，晃到了厨房；喝水。同样的毛病：又不要剥皮又不要放在嘴里咬。一下喝了两杯，又干完了。看一看手表，整个过程才花了半个小时不到，天哪，我要到七点太阳下山以后才去跑步，接下来玩点什么呢?
       窗外阳光明媚，鲜花怒放，鸟儿叽喳，锥形的船头拨开垂向湖面的杨柳枝，缓缓向前驶去，白色的莫斯林(mousseline)沙裙和黑色的头发随风飘逸，划到湖心，我会扔掉双桨去找他那棕色的胸膛。至于骑马嘛，也不逊色。包法利夫人身着波尔多红(法国红葡萄酒色)长裙，和她第二情人罗多尔夫(Rodolph)中秋骑着马踏着落叶奔向森林那一场，被我的同僚们在法国各大学术杂志上侃侃而谈，她那金色的……电话铃响，嘎的刹住了我的：狂想曲。哦，不是英俊骑士，而是邻居杰希太太问我是否想跟她一起去划船。她的花园的一边与我的联邦，尽头有一小运河流人著名的卡拉马(Kalamazoo)河。她的邀请让我联想起秘书也曾建议周末跟她一起去朋友那儿骑马。这骑马和划船分明是跟自己情人干的事，怎么轮到我了只能跟老太太作伴?我打肿脸地回答她说我已有人约了去骑马。放下电话心里更灰溜溜，下意识地又回到书房。我这个人只要一不干活。就充分意识到我那低劣的私生活质量。
       修道院般幽静的灰色生活中偶尔也泛起涟漪。我，黛安娜教授，也瓦教授，若是度假回来，或好久不见，无论在系里，家里或校园里，碰见时都要行法式礼。也瓦教授身上从上到下散发着一种法裔男教授的独特魅力：步履的姿态；语调的磁性；衣着的雅致；待人的风度。早年在法国念的书，后在密歇根大学获法国文学博士，现任法国文学终身教授。跟黛安娜教授一样，他对我非常友好，千方百计试图把我的客座位置转换成终身的，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两人都在校长室反复替我游说。在他们的眼里我很不错，因为我美国化了，我“他们”化了(西化了)，我被西方文化同化了。那天校长发话了：我看见了，玛蒂尔德(我的法文名字)不但年轻，而且才华出众，但终身教授的事非同寻常，更不是我一人能说了算的。跟别的同僚一样，也瓦教授偶尔也来我办公室坐，我对他的感激之心重如山：我知道在一百多个选手中，阿尔滨这个位置若不是他的推荐和拥护，是不会落在我这个外国人身上的。炉火纯青的法文，每一次都把我们间的谈话推向专业外的领域……
       那个星期四晚上法文系有重要活动。不仅是一年一度的法式晚餐会，届时正巧又是美国一个大使(驻欧洲的一个国家)到我校演讲，被黛安娜教授邀请参加我们的晚会。按以往的规律，晚餐会的操作有系里两位来自法国的助理全权承担，我们三个法语教授概不过问。当晚的I-House(国际学生屋)装扮得法里法气，埃菲尔纸铁塔上亮着一闪一闪的灯，法国歌像B-52轰炸机般振荡着整个大厅。厅里人来人往到处可以听见法语交流的说笑声，搭成口字型的长西餐桌上早已铺上了白桌布，并放有好几面三色旗(法国国旗)，几簇鲜花。法国大菜的架势也有一点儿：两把刀；三把叉；一大勺(汤)；一小勺(甜点)……那晚的惊讶接踵而来，入席时，我发现自己居然被安排坐在大使先生旁边，也瓦教授自然而然地紧挨着我。晚会开始了，由黛安娜教授祝词，然后大使先生讲话。开始举杯了，我跟大使先生正式寒暄起来：
       我能跟您用法语交流吗?
       我小心翼翼地避免问他是否操一口流利的法语。
       对不起，不能说，但能看得懂。
       开始上汤了，我和也瓦教授几乎在同时发现放在面前的菜单不对劲，因为当晚的甜点是：
       ——Voulez-vous coucheravec moi ce soir?
       这是一句法国人家喻户晓的话，来自于六十年代一首流行歌曲，直译为：今晚您想不想跟我睡觉?我和也瓦正张大嘴巴，相互对视着，用眼光交流着彼此的惊讶：这两个助手真是太法国腔了，把这样赤裸裸的话放在桌面上?大使先生凑过来：
       我们的甜点是什么?
       一句不好听的话。
       你能翻译一下吗?
       今晚您想不想跟我睡觉?
       我和大使开怀大笑，他向我举起酒杯。
       那年底特律的冬天尤其冷，似乎阴天也特别频繁。午饭后，天空阴云密布，西北风呼啸，天开始渐渐变黑。系里的那条走廊冷飕飕，没有人停留谈话。两位法国助理先后来到我办公室，汇报了近来的工作，也聊了聊天。临走时笑着对我说，这儿的天气冰冻得像北极，我飞快地加了一句：犹如我的心。他们大笑着离开了。下课了，我第一个推开教室门，穿过长廊回到系里。寒冷使我拱肩缩脖，秘书在敲门：
       教授，你有一张条。
       她递过来一张中文条，几张高中毕业文凭，和它们的英语译文，并说有个小伙子来找过我，想让我把这些文凭译成英文。作为教授，学校网页上有我的出生地、生长和文化背景的介绍，于是常给我招来一些陌生中国人：在美陷入困境，需要帮助。刚开始时我尽力而为，日子久了，我感到招架不住，办公室是我通常接待这些人的地方，但若要常这样，我怕系里有话，然而我不能把他们请到我家，像我请皓晶一样……有人敲门，一个二十来岁的福建小伙，在“新中国”餐馆打工的，工作服上散发着浓重的油腻味。站在门边跟秘书微笑着挥挥手，示意不要倒咖啡，我顺手带上了门：
       我不是搞翻译的，英文不是我的专业语言，再说你这些文凭在国内已被译成了英文。
       没有用。
       拘谨地坐在我对面的皮沙发椅上，他接着说：
       他们不承认，一定要这儿的教授，法官，银行行长翻的才行，我想请您帮帮忙。
       我瘫软在太师椅上，四肢放松，一腿架在另一条上，并来回有节奏地晃着。既然我为了我的今天投资了我的青春，这必须是有回报的：
       把我的大名签上不是免费的。
       多少?
       这些人说话的风格是赤裸裸的，我大可不必脸红，秀才遇到兵要比兵还兵：
       三十五美金一页。
       可以。
       把他打发走后我晚去了健身房半小时，照抄了五张同样文凭的译文，共十页三百五十美金，只加了一句话：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a tree translationfrom a Chinese diploma．Dr．MathildeKang，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我证明上述内容是中文文凭的准确翻译。玛蒂尔德·康博士，副教授，访问学者。)
       那个学期的故事似乎特别多一点。那天在办公室，我一边脱大衣一边听留言，阿拉斯加的阿瑟尼亚(Arsenio)的声音传了出来：玛蒂尔德，我需要你的恩赐，我的材料递进了南达科他(SouthDakota)大学，我将竞选外文系系主任，我需要你为我写一封推荐信，若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提供几个要领：a)……，b)……，c)……
       这是教授间的正当交易。在我竞争阿尔滨位置时，三封推荐信中的一封来自阿瑟尼亚，其内容也是经我提议的。迫在眉睫，我停下手头的所有工作，花了近两小时起草那封信，随后马上发去阿拉斯加，让阿瑟尼亚过目，待他稍作修正后，我用学校的公文纸打印成文，让秘书当即送去了邮局。材料齐了以后，他进入了竞赛漩涡，经过两轮淘汰后，他成为最后选手，要和另外两名选手角逐，还必须接受对方学校的审查，这使他陷入了忐忑不安中。两天里来了四封邮件，询问南达科他大学是否找过我谈话；袒露了等待被裁决的恐惧，他尤其担心的是南达科他大学必定会和同校的马格利特教授谈话，他和马格利特有着历史性的恶劣关系，阿瑟尼亚被马格利特的同伙指控性骚扰，开过一场“批斗会”。他觉得大祸临头，担心会了结自己的候选资格。我更清楚的是，他对“活着走出阿拉斯加”所寄的精神期望。此事若不成功，将找不到安抚的词句。于是，一下午在讲台上沉重地寻找对策，这似乎成了一种习惯，在阿尔滨我经常魂不在讲台上。提前两分钟散了场，我飞快地拨通了阿拉斯加他办公室的电话：
       你不能束手待毙，找她去!在达科他大学找她之前，你先摊牌，寻找一条求和的途径。
       我没能找到这样一条途径。
       坚强，亲爱的朋友，你久经沙场，这一刻将决定你的命运；冲过去，敲开她的门说，我们来做个交易吧，我申请了达科他大学外文系系主任的位置，我知道在你眼里，我并不是个好“小伙子”，但你若能说几句话，以至于我能在你面’前永久消失的话，这对你，对我，对我们系都有好处……
       他真的冲了过去，成功了这笔交易，达科他大学录用了他。2002年1月，阿瑟尼亚携带夫人定居于南达科他州。从那天开始，他也知道，他欠我一笔债。
       阿尔滨平铺直叙的日子也终于有个尽头：放假了，可以回上海玩了。举行完毕业典礼，我就奔机场。这种场合教授们要穿博土服，戴高帽子，并在众目睽睽之下随着阿尔滨校歌步人大厅，坐在主席台上，听校长训话。台下坐有家长，学生，以及校方请来的嘉宾。这博士服美国人穿都大，我穿着像盖了一条大黑被，不仅使我呼吸困难还给我以魔鬼下凡的感觉。博士帽很大，帽檐两旁有丝带往下垂。记得那次登上台，待全体教授坐下以后，校长红光满面地向各位来宾致辞。我们校长是位显赫的政治家，年薪二十六万美金，一门课不上专搞政治：教授们背后说他没务过正业。他那政治味又浓又长的演说对没有野心、热爱学术的教授们来说是一种灾难。
       无所事事，我拿眼斜了一下别人：有的从大黑袖里刷地拿出一本书开始聚精会神地看；有的从博士服里拿出一笔记本开始写字；也有的干脆两眼盯着天花板发呆……本来就有抵触情绪，再加上他那高深的英文，带文学修辞的词汇，使我对他的演讲一窍不通。正在琢磨着怎样打发时光，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还没来得及回头就见一张条被递到了我的右肩上，打开一看：
       ——这个演讲跟他去年的那个一样。
       伊丽
       伊丽是我校亚洲历史终身教授，比我大两岁，也是唯一与我一样的华人教授(她住安娜港)，由于生长在美国，她的中文有时令我诧异。
       ——伊丽，你看了我的电子邮件了吗?
       ——读了，写得非常好，我会跟你们系长谈的。
       ——哦，中文叫校长，院长，但系主任，不叫系长。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像上次跟你说的，不能说“穿眼镜”要说“戴眼镜”一样。
       ……掌声打断了我和伊丽间“热烈”的递条，校长终于出完了风头，乐队马上奏起了阿尔滨校歌，我们全体起立虔诚地唱着，为学校的繁荣昌盛祈祷：
       阿尔滨，哦，我亲爱的阿尔滨
       你是我思想的圣地
       感情的摇篮
       你赋予我智慧和爱
       阿尔滨时光已被大浪冲到身后，这是我青春的最后一段绝唱，多少苦涩，几度危机。愿上帝恩赐百折不挠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