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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闯江湖试身手
       一八八九年农历正月十五，安徽合肥王小郢村的一户农家小院里诞生了一条小生命。三代单传的王荫堂，见妻子在一连生了四个丫头片子之后，终于给自己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兴奋异常，他给这个宝贝儿子取名“冠英”。中年得子的王荫堂希望儿子将来成为一代人杰精英，名冠中华。
       但王荫堂的父亲却不愿自己的孙子如此张狂，父子俩几经斟酌，遂将这新生儿改名为“亚樵”。
       小亚樵自幼机敏过人，十四岁便已粗通经史，擅书画。虽不像古人所说的那般，但在王小郢村，也算是个神童天才人物了。
       长大成人的王亚樵本欲在仕途上一展身手，可这时，科举废停，前路迷惘的他，只得在家乡办了个私塾。但他不甘长居乡间，一九〇八年，在一位友人的举荐下，王亚樵到合肥团防局谋了一份差事。
       这一年，王亚樵十九岁。
       在合肥，王亚樵结识了不少朋友，特别是像老同盟会员柏文蔚、李少川、常恒芳等人。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王亚樵兴奋无比，邀了几名昔日契友，找到柏文蔚，欲投在他的麾下。这时的柏文蔚，因在镇江率新军响应革命，被袁世凯提升为安徽督军。
       柏文蔚感到自己虽被袁世凯推上了安徽督军的位置，但袁分明是在利用他，说不定哪天就对他下手了。虑到这一层，他便劝王亚樵拉起组织，培养自己的力量，以为日后响应。
       王亚樵觉得有理，回来后，遂邀同窗好友数十人，歃血为盟，结成生死兄弟，拉起了自己的小团队，决定去南京寻找机遇。在途中暂居玄武湖畔的一个小旅舍里，同旅舍的一位社会党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并资助经费派他潜回安徽发展组织。
       回到安徽，他联络合肥、全椒等地的好友洪耀斗、许习庸、唐幼文等一起发展组织，宣传社会党党义，工作颇有成效。这时，宋教仁案爆发，柏文蔚等老同盟会员在孙中山领导下，奋起讨袁。袁世凯即免去了柏文蔚的督军之职，命其死党皖系军阀倪嗣冲为安徽督军。倪嗣冲主皖不久，袁世凯在北京枪杀了社会党的创办人陈翼龙；其后，倪嗣冲也在安徽对社会党人大开杀戒，王亚樵及他的那帮弟兄被迫流亡上海。
       逃亡到上海的王亚樵当时身无分文，躺在闸北贫民窟里以废报纸遮风挡寒。生活的窘境迫使他们铤而走险。他们打起了“宏发”钱庄的主意。
       经侦察，“宏发”钱庄前面是一排铁条窗，边上有一扇木板门，上面钉着一张白铁皮，柜台内平时只有三四个职员，存钱、取钱的顾客也不多：周围全是民房，而且弄堂特别多，四通八达，警察局离他们又远，得手后往小巷里一钻很容易脱手。
       一九一四年七月的上海，酷暑难挡，街道上的行人寥寥无几。
       中午时分，正是人困乏之际，“宏发”钱庄里的三名伙计懒洋洋地结算着上午的帐目，柜台后的一张太师椅上盘腿坐着老板娘。这女人四十岁左右年纪，白白胖胖，手上端了一把宜兴老字号的紫砂茶壶，时不时地呷上一口，双眼微眯脸带笑意地瞅着柜台上的两摞光洋。
       突然，外面闯进来四位蒙面侠客，手上都抄着亮晃晃的家伙，其中一人还握了一把黑油油的手枪，杀气腾腾一声喝斥：“都别动!把手抱着脑壳蹲下身去，否则我就开了他的瓢!”吆喝声中，一脚将铁皮门踹开，黑洞洞的枪口顶在了老板娘的太阳穴上。这老娘们从没见过这种阵势，“啊”地一声尖叫便瘫倒在了地下，浑身的肥肉膘子“嘚嘚”一阵颤抖有如筛糠，胯裆处一片腥臊潮湿。
       “你们……是哪方码头的英雄好汉?缺钱花只管明言一声，勿要动刀动枪。钱……都在柜台上摞着呢，就有劳好汉，自己动手吧……”
       首先踹门进来的蒙面侠客从腰中摸出一条大口袋张开，另一蒙面同伙将柜台上的光洋哗啦啦往口袋里一扫，前后不过五分钟，大功告成。
       初次出道，便赢了个大满贯!这令他们狂喜不已。
       第二次他们选择的目标是黄陂路一弄堂口叫“青龙”的钱庄。这青龙钱庄的门庭比宏发气派，生意也好，称得上是日进斗金。像上次一样，他们选择的出击时间也是正午时分。但这青龙钱庄的店伙计可比宏发的老板娘要遇事沉稳得多。他们见突然闯进一伙蒙面歹徒，表面上装出一副惊慌失措、乖乖就范的样子，暗中一位伙计却将脚伸向地板上的一个红色按钮。刹那间，警铃大作，后门“呼啦啦”打开了，冲出十几位虎背熊腰的彪形壮汉，手中提着清一色的德国大镜面快慢机，黑洞洞的枪口将王亚樵几人逼在死角。这时，打后门悠然走出来一位儒雅青年，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这青年走到王亚樵身旁，伸手撕去他的面罩，又下了他手中的枪，在手上掂了掂，发出一声冷笑：
       “你小子胆儿可真够大的，竟然抄着儿童玩具来打劫。还别说，这木头疙瘩一涂上黑漆还真有几分像真家伙。可惜你犯了一个错误，事先为什么不打听打听，听说过黄陂码头的青龙老大吗?你连他的钱庄也敢劫!你大概是初次来闯上海码头吧，知道触犯了青龙老大该受到何等样的处罚吗?”儒雅青年一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装进汽油桶扔下黄浦江里吞馄饨!”
       持枪围住王亚樵他们的彪形猛汉一听这话，豹子般一声吼，上来就要动手。恰在这时，打门外进来两位英国巡捕房的巡捕。那红头发蓝眼睛的外国警察进得门来，叽哩呱啦说了一通洋文，大概意思是，青龙钱庄处在英租界地盘，这几位打家劫舍的强盗犯案该由他们巡捕房来审理处治。说着，那两名巡捕旋即给王亚樵等人戴上手铐，手一挥押走了。
       两个月后，被袁世凯通缉而逃亡日本的柏文蔚回到上海，闻知此事，即托他的朋友关芸农帮忙解救王亚樵。关芸农转托一位在十九路军当参谋长的朋友从中斡旋，终于将王亚樵从英租界大狱里保释出来。
       轰轰烈烈闹上海
       王亚樵出狱后，柏文蔚特意在上海华林大酒店摆宴为他压惊洗尘。随后又精心安排，介绍他认识了李少川、卢永祥、关芸农等人。
       李少川——李鸿章的族侄，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后，继任国会议员，家资雄厚，政治上亦有一定的实力，与国民党西南派首脑人物有很深的交往。
       卢永祥——浙江督军，拥兵十万，是浙江和上海炙手可热的人物。
       关芸农——浙江督军派驻上海总参议，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
       柏文蔚之所以如此关切和看重王亚樵，主要是看到他在安徽组织社会党期间所发挥出来的组织才能和号召力，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果敢、机敏和过人的胆识。他觉得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对于自己日后东山再起，是个用得着的人。
       王亚樵在柏文蔚等人的关照扶持下，很快便恢复了元气。他重新将从安徽带出来的那帮结拜弟兄拢在一块，成立了一个同乡会。
       当时，上海滩拜先生、递门帖的风气盛行。许多从外地来闯上海滩的人便拜在了王亚樵的门下。王亚樵一看有门，索性大开门户，广收门徒，凡是有人递门生帖给他，
       他都来者不拒，并负担他们的生活。不到三个月，他已拥有门徒近五百人，在闸北一带，也算得是个小小的龙头老大了。
       这天，李少川派人把他叫到他的公馆。柏文蔚和关芸农也在场。李少川首先开口了：
       “亚樵，最近你的工作可有进展?还令人满意吧?”
       “谢谢各位仁兄的关爱和慷慨解囊相助，我已收有门徒近五百人了，随时听从各位仁兄的调遣。”王亚樵喜形于色。
       “五百人?”李少川淡淡一笑，“作为革命的力量，要在上海干出一番事业来，五百人，是否太微薄了些?”李少川兜头一瓢凉水。
       “那怎么办呢?我地盘有限，名气有限，光靠你们的资助，资金也有限。我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不，亚樵老弟，话别这么说。”柏文蔚开口了，笑吟吟的，“凡事都在人为嘛。只要多动动脑子，巧媳妇便不会被‘无米’所难倒——我给你提个醒吧。湖南人王先锋、湛小岭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湖南旅沪劳工会’，拥有会员数万之众，你何不效法也组织一个。‘安徽旅沪劳工会’呢!这样既可把在沪的皖籍劳工组织起来，又可收入一些会费；用这些会费维持你的组织运转，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不断地扩充你的势力，壮大你的组织，这可是个一举多得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啊!”
       王亚樵一听，茅塞顿开：“多谢文蔚兄提醒，姜到底还是老的辣!这招高呀!我这就着手去办。”
       王亚樵立即派门徒分别到各工厂、码头去动员，登记劳工入会。在上海的安徽籍打工仔，平时受尽了上海人的欺负，如今见有人出来组织他们，都纷纷报名参加工会。仅仅一个月，王亚樵收在麾下的人马，已有两万余众。
       这下引起上海滩黑社会的不满，寻衅闹事的时有发生，但凡动手，吃亏的总是安徽人。
       王亚樵一怒之下，派人买回几百把小斧头，精心挑选了几百名强悍勇猛的部众，成立了一支“斧头队”。只要听说哪个会员被人欺负了，他的“斧头队”立即一拥而上。“斧头队”的勇士们个个都是拼命三郎，或砍、或杀，凶猛异常，神怕鬼愁。当时的上海人称之为“斧头帮”、“斧头党”，都避而远之。
       “斧头队”为王亚樵砍出了一片天地，拜在他门下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后来“湖南工会”的湛小岭等人前往广州另谋政治出路，把“湖南工会”也转交给了王亚樵；王亚樵一跃成了“上海劳工总会”的总头目，会员达十几万，学生和门徒一下子亦增加数千人。至此时，王亚樵的翅翼逐渐丰满，也就从这里开始，他从自己人生特定的轨道上迈出了第一步。
       首猎淞沪警察厅长
       二十世纪的初叶，中国政局动荡不安。
       此时，直皖军阀的矛盾进一步深化。齐燮元与卢永祥这两个邻近省的督军之间，更是剑拔驽张。当时，上海属浙江督军卢永祥管辖，派有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坐镇。但是，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得力助手、上海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在上海亦拥有几千武装警察，这成了卢永祥的心腹之患。他知道，一旦直皖战事起，徐国梁必就近攻进杭州，这对他十分不利，于是一心想除去徐国梁，即令其子卢小川至上海物色刺客。
       卢小川至上海后，即与李少川、柏文蔚、关芸农等商量，三人一致认为王亚樵是理想的人选，并推关芸农和许世英出面与王亚樵洽谈。
       这天晚上，关芸农约王亚樵到家中打麻将。他们有意让王亚樵每圈都赢，趁其兴致勃然时，关芸农将卢永祥欲除去徐国梁之意说出。
       王亚樵停住了去抓牌的手，稍有犹豫。许世英立即接口说道：“卢大公子对君之为人甚为钦佩，常在其父面前称君为侠义之士。卢督军对君印象亦颇佳。如君能完成此任，定会与君数县之地，一旅之师作为革命资本，不知君意下如何?”
       说不清是因为轿子舒适，喇叭声悦耳，还是因为那“数县之地、一旅之师”诱惑了他，总之，他点头允诺了：
       “行呀!芸农之命，敢不尊从?除徐之事，可交我办!”
       三天后，王亚樵的手下在“大世界”对面的温泉浴室门口，发现了徐国梁的汽车。立即打电话通知王亚樵，王亚樵亲自带了几个门徒前往。他们化妆成小商贩的模样，提着篮子赶到温泉浴室。探子说，徐国梁进去多时，还未出来。于是，王亚樵等人各怀手枪，环绕于浴室左右。
       二十五分钟后，徐国梁衣冠楚楚，满面红光地走出浴室，在四名随从的护卫下，走到自己的那辆黑色“雪铁龙”轿车旁。司机赶紧殷勤地拉开车门，就在他欲登车之际，王亚樵右手挎衣握着手枪，左手拿着大礼帽自然地扣在握枪的手上，像行人一样走到徐国梁的背后，隔着帽子向徐国梁连击数轮。
       刹那间街上行人大乱。那几名警察和保镖还未回过神来，王亚樵等人已随着人群逃离了现场。
       刺杀成功后，卢永祥在督军府亲自接见了王亚樵，对他倍加赏识，除赠与重金外，又委任其为浙江别动队司令，划湖州地区给他为据点，让其在那里招兵买马。
       王亚樵欣喜若狂，立即赶到湖州，在八雀寺与三对门的两山之间，设立司令部，开始招兵买马。
       他把上海总工会交给几个门徒去打理，其他的部众都带到湖州，然后派人去湖州各县招募兵员。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当时年方二十六岁，正在江山县自任保安乡自卫团总，他也投在了王亚樵的麾下，王亚樵任命其为纵队长。与戴笠同时加入王亚樵别动队任纵队长的还有日后成为“西北王”、拥兵四十万的胡宗南，以及后来投奔了冯玉祥的方振武、余亚农等人。他们与王亚樵均交往甚密，结拜成把兄弟。
       一九一四年九月，酝酿了长达两年之久的齐、卢之战爆发。王亚樵受命带着一万余人的“别动队”镇守淞江。
       谁知卢永祥的十万大军不堪一击。兵败后，卢永祥抛下他的残兵败将于不顾，竟通电下野，出走日本。
       失去了主子的王亚樵和他的别动队弹尽粮绝，一万之众陷入绝境，只好作鸟兽散。方振武、余亚农率部北上投靠冯玉祥，戴笠、胡宗南等各自回乡，不久即投奔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王亚樵只得重返上海，再操旧业，静观待变。
       这段时期，王亚樵认识了国民党的左翼将领陈铭枢，二人谈得十分投机。共同的志向，使他们成了莫逆之交。
       再猎安徽省主席
       闲赋在家的柏文蔚，这时便成了王亚樵常去看望的人。这天，柏文蔚一反常态，特意邀了他上百乐门。
       百乐门是上海滩上当年最红的娱乐场所，进进出出全是达官贵人。两人坐定，红灯、绿酒、香色、靡靡之音，一时让人恍若梦里。三杯人头马下肚，王亚樵双眼已被染成了猩红色。这时柏文蔚便有意识地将话题儿往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身上靠。
       “唉……老弟，钱这东西，就是能通神啊。”柏文蔚一声长叹，似乎很有感触。
       “文蔚兄，此话怎讲?”
       “怎讲?钱这东西能逼人为娼，诱人为盗，也可以铺成梯阶，把你送上高官的位置!陈调元这家伙要不是送给老蒋一百万
       银元，他哪里又能当上安徽省的主席!”
       “噢。有这等事?想他蒋介石堂堂一民国总裁，也干这种卖官鬻爵的苟且之事?!”王亚樵一直没忘了淞江之败。就是这个陈调元见风使舵，投靠了北伐军，被任命为新编三十七军军长，开到淞江前线，这才使得他在淞江大败!此时一听陈调元又用钱买到安徽省主席的宝座，沉积在心底的仇恨，顿时泛上心头。
       “这还能假!如今，陈调元上仿下效，大收贿金，按贿金多寡而封官。”柏文蔚一说到这事儿就特别来气。其实，他一直想得到安徽省主席这个职位，重温在安徽任都督时的旧梦。可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他们这几位新编军的军长时，谈到军费开支紧张，让各军的军长协助筹集。柏文蔚离职多年，自给不足，而陈调元离任不久，自然搜括的民财不少，故而当即允诺，不久便送去一百万给老蒋，于是顺利地得到了安徽省主席之职。每思及此事，柏文蔚就横气难下。
       “这简直就是丑闻!用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去买得头上的乌纱，孙先生创立的民国，都被他们糟蹋成什么模样了!他们如此胡作非为，难道就没人站出来反对么?”王亚樵的怒火被煽起来了。
       柏文蔚叹口气：“唉，反对又有何用?人是个最势利的东西!连我们安徽亦有那趋炎附势小人依附于他。那个张秋白你还记得吧?他如今是陈调元的大红人，荣任安徽省建设厅厅长了!”
       “这些狗娘养的，老子非杀了他们不可!”已被煽起了怒火的王亚樵猛地一拍桌子，恨声骂道。
       “老弟，你真有此心?”柏文蔚那双鹰眼犀利地盯着王亚樵。
       “朗朗乾坤岂能容这班虫豸胡作非为!”王亚樵来真格的了。
       “好!算我柏文蔚这双招子当初没有认错人，你亚樵老弟果然是位一身正气的侠义之士!弟此次出手，纯属是正义之举；兄我在武场上虽帮不了你，但在经费上理应资助你。”柏文蔚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张早已备下的一万银元的支票塞在王亚樵手里。
       一星期后，有人探知，张秋白在南京的梅溪山庄寓所宴请陈调元。王亚樵随即召集部众，令他们第二天以假献安徽水利图为名，前往南京梅溪山庄刺杀陈调元、张秋白。
       暗杀小组组长张松林曾与张秋白相识，且有一段时间打得火热。这梅溪山庄他以前也是经常光顾的地方，轻车熟路了。然而张秋白却并不知道张松林已拜在了王亚樵的门下。张松林带人来到梅溪山庄，门卫见是以前经常来找主人喝酒聊天的“张老板”，于是也就不加阻拦。张松林便顺利地进到厅堂。
       张秋白此时正陪着新上任的省府主席在喝酒，一见过去的老朋友张松林带人突然问闯了进来，他先是一愣，感到有些唐突；不过，他怎么也没有把这位过去的拜把子兄弟和索命的无常放到一块去考虑。既然有朋自远方来，总不能拒人于门外吧?，
       “是文之兄呀(张松林的字)，你啥时候到的南京?嘛也不事先来个电话呢?来了就好，来了就好!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安徽省府主席陈调元，你可得好好陪着主席喝上几杯。他可是个酒仙呀，号称三碗杜康放不倒!”张秋白操着一口南京方言说道。
       张松林笑笑：“这可真是赶巧了。闻听你老弟荣升安徽水利厅长，怎么也不言语一声，我们这些往日的兄弟也好来给你庆贺庆贺呀。不够意思，你不够意思!我这次来南京，一是给老弟道喜来啦，二是来向你进献宝图。”
       就在两人谈笑之时，四名暗杀组的成员已悄然地靠近陈调元。大厅里虽有陈调元的几名贴身警卫，但他们见来人与张秋白称兄道弟如此之亲热，也就放松了警惕。就听“当、当”两枪。省主席的后脑勺顿时开了花，身子被强大的气浪冲出几米远，鲜血喷向张秋白的脸上。张秋白一愣，双眼睁大，傻了眼。他还没回过神来，张松林的手枪已从背后顶在他的颈骨上开了一枪。
       两声枪响之后，警卫这才回过神来，然而四名暗杀组成员手中的枪相继喷出火舌。
       刚才还是谈笑风生的宴席厅刹那间血光飞溅，硝烟弥漫。张松林等人边打边撤，很快便逃离了梅溪山庄。
       上海滩挑战杜月笙
       陈调元被杀，政治嗅觉十分灵敏的蒋介石岂能闻不出其中的味儿?只是没有真凭实据，他也不能把谁怎么样。善于耍政治手腕的蒋介石，在陈调元被刺之后却偏偏不让柏文蔚任安徽省主席，而是让皖人方振武出任。老蒋此举，意欲达到一箭双雕之功：方振武时为冯玉祥之部下，调他掌皖可削弱冯玉祥的实力；同时，柏文蔚一直耿耿于怀而未能如愿，定然不会善罢甘休，这将导致皖人之间的内讧，他老蒋便可坐收渔翁之利了。
       柏文蔚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思，于是调转头投靠了国民党内部反蒋的西南派。
       柏文蔚一走，王亚樵便失了的消息一条经济支柱；不久，从老家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这一打击使他的精神几乎崩溃，而手下还有上千名学生和门徒张着嘴等他喂食。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他决定去找他的故交李少川。一来是向他求助，二来也问一问柏文蔚去广州投奔西南派的情况。
       李少川一见他，显得格外兴奋，一把握着他的手，使劲儿抖了两抖：
       “哎呀，九弟你可来啦，我正四处里找你呢!”
       “呵，有事?”
       “有事。我的堂兄李国杰你可听说过?我曾向你提起过他的，如今他想求你帮他干一桩‘湿活’。”
       “目标是谁?”王亚樵问道。
       李少川所提到这个李国杰，是前清大员李鸿章的儿子。清末年间，李国杰任过驻比利时的公使，现在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手下有几十条航行于长江之中的大江轮。这是个日进斗金的主儿，富有得很。
       “目标是谁我不清楚。”李少川压低了声音道，“他只是央我来求你，首先探探你的口风，你若是同意的话，他准备明天在沧洲饭店与你会面，具体的情况他本人会亲自和你密谈。”
       第二天中午，李少川陪着王亚樵来到沧洲饭店地下室的一间包厢里。一位绅士模样的中年汉子早等在包厢内，一见堂弟陪着一位虎体猿臂的精干男子推门而入，他立即起身迎了上去：
       “不用说，一看就准知道你是我们江淮有名的侠义之士王亚樵!”他热情地双手抓住王亚樵的手，没等李少川介绍，就来了这么一句恭维话。
       “‘侠义之士’，不敢当。听少川兄说，你大概遇上了什么麻烦?”
       “唉——亚樵老弟，我们连祖宗传下来的产业都快要保不住喽!”
       这李国杰一声哀叹，拉着王亚樵坐到摆满丰盛菜肴的餐桌边，一边为其斟酒，一边诉开了苦。
       李国杰的这个冤家对头叫赵铁桥。这赵氏早年便投在了陈立夫、陈果夫的门下，据说他和蒋介石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他对于李国杰的招商局觊觎已久，利用陈立夫和陈果夫的关系，终于挤进了招商局当了一名代办。
       这招商局是四家合资的企业。李国杰是最大的股东，他占有其中的百分之六十的股份。赵铁桥进入这招商局后，立即施展身手，巧取豪夺，几个回合，便将李国杰
       这个董事长架空，资产也被他霸去不少，李国杰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唉——亚樵兄弟，这赵铁桥是条钻进羊群的狼呀!我被他搞得几乎倾家荡产!”
       说到伤心处，昔日的百万巨富李国杰眼眶红红的，眼看着泪儿就要下来了。
       “国杰兄，莫哭，莫哭。”王亚樵连忙劝道，“男儿有泪不轻弹。你有冤屈，我来替你出这口气好了!说吧，你想让我把这个赵铁桥怎么处治?”
       “老弟!”李国杰等的就是王亚樵的这句话。他腾地立起身，激动地握着王亚樵的手：“江湖上都在盛传，你是当今中国的一代暗杀大王。这上海滩没有你干不了的‘湿活’!你替我干掉他!只要老弟帮了这个忙，我的江轮由你挑一艘。我现在就给你开张两万元的支票作为活动经费……”
       “好说，好说!”此时的王亚樵己穷困潦倒，最是需要银钱的时候了。“你让人把赵铁桥的照片和日常活动情况交给我，看在少川兄的交情上，我也会鼎力相助的，你就放心好了。”
       三天之后，‘李国杰的一位秘书悄然而至，递给王亚樵一个小纸包，说了声：“你要的东西全在里面”，便悄然而去。
       纸包内是一张赵铁桥的照片，照片后面写着他的汽车号码以及每日到招商局办公的时间。王亚樵将照片交给他的门徒王干庭。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四日，赵铁桥像往常一样于清晨八点左右乘车来到招商局办公。当他下了汽车，登上招商局门前的石阶之间，打扮成小贩模样的王干庭领着两，名助手飞奔上前，三枪齐发，顿时，赵铁桥的胸脯被子弹击成了一个蜂窝。
       按照事先的承诺，李国杰让王亚樵任挑一艘头号江轮，除该船的船员薪水、燃料外，所得净利全部归王亚樵所有，并允许他选派经理船长，自行管理。
       通过友人介绍，王亚樵选中了曾在招商局“江安”号任过经理的卓志铽担任经理船长。但卓志铽的条件是：“要干就干‘江安’号，其他船不干!”
       可是“江安”号当时的经理张延龄是上海滩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徒，张啸林的族侄，后台硬得像泰山!当李国杰在董事会上宣布由卓志铽接任“江安”号经理时，作为股东之一的张延龄立即拍桌大骂，并请出了杜月笙和张啸林这二尊恶煞给李国杰施加压力。杜月笙给李国杰打电话，口气还算温和，提议将另一艘与“江安”号大小、性能完全一致的头号江轮给王亚樵。李国杰自然也不敢得罪杜月笙，他极力劝说王亚樵、卓志铽。但卓志铽为报当年被张延龄排挤他下“江安”号之仇，非“江安”号而不干。王亚樵亦坚持说：“我就偏不信这个邪!难道上海滩的事就只能由他们这帮人主宰?如果再不交船，我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实在不行，老子就把‘江安’号给炸掉，索性大家都不要!”
       张啸林等人当然不是省油的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青红帮流氓三巨头之一，只要提起张啸林人人畏如虎狼，咳嗽一声都吓得你浑身直打哆嗦，他们当然没把王亚樵放在眼里。
       这事过去了半个月，王亚樵没再去找张延龄。张延龄自以为王亚樵心怵退怯了，放心大胆地继续正常航运。
       这天，他去看望张啸林，并陪同张啸林及其二位姨太太玩牌。张啸林身着绸缎长袍，嘴角叨着一支长长的象牙烟咀，他一边洗着麻将牌，一边用那带着江北味的上海话问张延龄：
       “王亚樵那赤佬没再来寻侬吧?”
       “没呢，叔。大概他不知道我是您侄子吧?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张啸林，连阎王爷都得让着您三分，何况他一个王亚樵?哈……”
       然而，他的笑声未落，后院突然传来“轰”的一声巨响，连客厅的吊灯都被震得一阵乱晃荡。姨太太们吓得尖声嘶叫，缩为一团。张啸林和张延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连忙带着家丁赶往后院。只见他家高大的院墙被炸开一个大豁口，破碎的砖头堆上还散发着浓烈的火药味呢。
       “他娘的!是哪个吃了熊心豹子胆的，竟敢动到我的头上来了!”张啸林气得七窍生烟。
       “叔，这一定是王亚樵派人干的!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咱们可不能让这亡命徒往咱脖子上拉屎呀!”张延龄在一旁煽风点火。
       “混蛋!我非得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瞧瞧不可。”张啸林怒气冲冲地走回客厅，直接往杜月笙家打了个电话。
       张啸林将情况告知杜月笙之后，杜月笙半晌没有答腔。张啸林这头等不及了，火烧火燎地催着说：“侬怎么啦，哪样勿讲话呀?”
       “靖甫啊(张啸林的号)，你们就想开点，让延龄把船交了吧。”电话里，杜月笙慢条斯理地说。
       “侬讲什么?交了?难道我们就忍了这口气不成?!”
       这张啸林与杜月笙是歃血八拜的把兄弟，一向对杜的话言听计从。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次杜月笙会如此软弱。这还是第一次，他杜月笙在上海怕过谁呀!
       “小不忍要乱大谋啊。”杜月笙在电话那头说，“他们是群不要命的家伙，我们何必明着跟他们斗?好兄弟就听我的吧!”
       张啸林听从了杜月笙的劝告，不再追究炸墙之事，但张延龄仍坚持不把“江安”号交出去。
       给了张啸林一点“颜色”之后，王亚樵见张延龄仍无交船之意，即召集部众，准备强行接收。正当他让卓志铽带领几百名门徒浩浩荡荡开赴十六里铺码头之时，关芸农匆匆赶到了。
       “哎呀，亚樵老弟，使不得!这样蛮干使不得呀!如果他们采取同样的对抗手段，岂不要酿成血案?你是我们西南派革命的希望，任重而道远，切不可为了一条船而乱了大谋!”
       王亚樵不以为然，轻笑一声：
       “芸农兄，放心吧，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不会有什么‘血案’发生的。如今的杜月笙，可不是当年闯上海滩那会的杜月笙了。他们妻妾成群，家财万贯，汽车洋房，八面威风!如今他们的命金贵着呢，哪里舍得豁出来和我这穷光蛋打明仗!其实呢，哪条船还不是一样，我只是看不惯他们的霸气，偏要杀杀他们的威风不可!”
       事情果然不出王亚樵所料，当卓志铽率领着几百名手持斧头的部众来到“江安”号时，外强中干的张延龄顿时吓得面无人色：
       “你……你们想干什么?”
       卓志铽瞧着对方那副纸老虎的狼狈样，心理上就已经占了上风，便和颜悦色地说：“你也别害怕，我们不是来找你打架的，我只是奉总经理之命，前来接收船只的。”
       “可是……我船上还有货呀。”
       “这没关系。瞧见没有，我带来这么多弟兄，就是为了来帮你卸货搬运的。”卓志铽说着朝部众一挥手：“弟兄们，别愣着呀，上船，替张老板卸货!”
       部众们一听，呼啦一声涌上船，七手八脚往下卸货。
       “好，好!卓志铽，你小子有种，你等着!”
       张延龄的脸气得苍白，他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溜下船去，直奔杜月笙的家。
       他一见到主子，便“扑通”一声跪倒，还没诉完自己所受的羞辱，杜月笙却一反常态，非但不表同情，反而抬手扇了他两个耳光。
       “你这混蛋，当初我是怎么和你说的?
       叫你别去招惹他王亚樵，你偏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你偏要去逞能!这下尝到滋味了吧?这事你别来找我，你的事我再不管了!”
       就这样，王亚樵顺利地接收了“江安”号。此事在上海滩一时被传为佳话，从此他的名声大振。
       庐山刺蒋，上海杀宋
       时间到了一九三一年的三月，王亚樵被他的莫逆之交李少川请到了家中。
       “少川兄，如此匆忙将我唤来，有何见教?”王亚樵刚一进门，便急不可耐地问。
       “你可听说过吴忠信试行米照捐和胡汉民被软禁汤山之事?”李少川反问道。
       “稍有耳闻，具体情况不太清楚。”王亚樵答道。
       “哎呀，你可真是孤陋寡闻，此事已经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李少川从嘴里拿下叨着的烟斗，叩掉烟灰，开始叙来。
       原来，所谓的“米照捐”，是蒋介石新近的一大发明。当时，他一方面派遣百万大军围剿江西苏区，一方面又调兵遣将对付西南反蒋势力，如此一来军费开支浩大。为辅助饷需，蒋介石决定令亲信吴忠信在安徽芜湖、大通、大胜关等大米产区设立米照捐关卡，规定不纳税，便不得放行。此项决定令西南反蒋人士深感不安，他们担心米照捐的实施，将有助于蒋介石扩军备战。这显然对他们不利。所以，西南人士肖佛成潜往上海，联络反蒋人士，发动社会力量，以抵制米照捐的推行。
       肖佛成到上海后，就住在李少川家中。他俩一致认为，反“米照捐”，除暗中发动社会人士外，首先应该由安徽的民众团体带动发难。这样既可不暴露西南派的意图，又可产生巨大的社会效果。
       李少川提出让他暗中组织安徽民众团体，反对“米照捐”的推行，同时又告知西南派请他暗杀蒋介石和他的得力助手宋子文。对于前一件事，王亚樵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安徽民众之事，就是我王亚樵的事，我不出力谁出力?”但对于刺蒋杀宋之事，他沉思片刻后，十分为难地说：“少川兄，此二人非徐、陈、赵可比，不易下手呀!”
       “事在人为嘛。你手下侠义之士甚多，我想你是会有办法的。胡汉民的旧部和亲属已交来一百万大洋，你可不能让胡老失望呀!”
       一百万大洋的巨款对于王亚樵来说确实是个可观的数目。王亚樵稍作思索，把手掌往李少川的手背上一拍，随即又紧紧地握了一下说：“我一向敬重胡先生，既然是他委托的事，我责无旁贷!”
       王亚樵深知这一行动非比寻常，他特地任命毕业于金陵大学，北伐之际曾担任过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的华克之担任这一行动的第一行动组长。
       王亚樵是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安徽会馆认识华克之的。当时华克之因有通共嫌疑被蒋介石拘捕，后由陈铭枢等人保释出狱。
       “亚樵兄，我们此行十多个人去庐山只怕目标太大，应该分批前往才是。另外，沿途关卡甚多，特别是途经上海码头和九江码头，搜查甚严。我们无证随身携带枪支，危险极大，这万一要是被查出，人员牺牲事小，而我们的宏伟计划可就要毁于一旦了。”华克之有所担心。
       “这事你放心，我们已考虑到了。你们人员先行，枪械我随后设法派人送去。”王亚樵道。
       第二天，华克之等十名行动小组成员分散装成游客模样前往庐山。稍后，王亚樵派其妻王瑛和弟媳刘雯芹装扮成回娘家的妯娌，各携五只火腿，火腿内藏着拆卸开来的手枪零件送往庐山。
       提前三天到达庐山的华克之行动小组，已打探清楚了蒋介石在庐山的活动情况。
       这天下午，潜伏小组的陈成发现目标出现：牯牛岭风景点，崎岖的山路上，刚与美国人史密德拉在山顶红石别墅进行了四个小时密谈的蒋介石，坐着滑杆下来了。一群持枪的卫士前呼后拥在滑杆的前后左右。陈成隐身在路旁的一块石崖下，目标正朝着他对面而来，越走越近。当时正是下午四点，西斜的阳光恰恰与他的瞄准视线成对立向照射，眼前一片金光闪射，目标被罩上了一圈光晕，虚虚晃晃的模糊一片。他赶紧蠕动着换了一个角度，避开了斜阳的照射，重新举枪瞄准。
       准星上跳动着一点白光，黑色的金属缺口处，一个渐渐抵近的影像，变得十分清晰，那是蒋介石如鸭蛋般倒转来的头颅。
       机遇!机遇已适时而准确地进入了他的掌握之中。陈成突然兴奋起来，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浑身的血液加快了流速，那种一直在脉管里沉潜着的东西浮泛起来，飞速流动冲撞着那第二指节，他一点一点地往下压，一点一点地往下压……
       就在这即将震惊整个世界的关键时刻，两名在前担任护卫的特工惊飞了草丛中一只野鸡，“嘎嘎”地叫着飞起；蒋介石一惊，光葫芦脑袋晃动了一下；陈成的手指恰在此时压了下去，一颗弹丸呼啸着朝前飞去，从蒋介石的耳边擦过。
       “有刺客!”打前站的卫士们一声惊呼。
       陈成跳上路中，朝着蒋介石连打两枪，只可惜由于太激动，都未击中目标。这时卫士们的枪也响了，陈成胸部连中几枪，倒在路上。
       庐山刺蒋失败不久，派出的另一支行动小组，从南京给王亚樵来电，说他们已侦得宋子文将于七月二十三日由南京赴上海。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晚，王亚樵再次接到侦察组打来的电报：“康叔于七月二十三日下午，由南京乘坐一三六次特快卧车到沪。请做好接站准备。”
       “康叔”，即指的是宋子文。
       王亚樵立即召集华克之等十几名精选出来的行动人员，下达执行令。二十四日凌晨，化装成旅客模样的枪手前往车站，各就各位。
       时钟已指向了清晨八点，宋子文乘坐的列车徐徐驶进上海站。
       车停稳后，旅客纷纷从车上下来，人头攒动，车水马龙。华克之看见几位身穿藏青色中山服的人提着小皮箱从一节特挂的车厢上走下来。在他们身后，紧跟着下来两位身穿笔挺白色西服、戴着墨镜和太阳帽的胖子。这两人一下车，穿中山服的随从们立即簇拥在他们左右，朝出口处走去。华克之并未见过宋子文本人，他立即掏出照片辨认，确认走在前面的那个穿白色西服的胖子就是宋子文。正待拔枪射击，突然在他之前左侧响起两声左轮枪响，走在前面的胖子倏然身体一颤，脸部的肌肉痛苦地扭曲着，然后缓缓倒地。
       月台上顿时大乱，旅客们争先恐后朝一出口处涌去。华克之见宋子文已被击毙，他立即配合着掏出烟雾弹往前一扔，霎时，整个月台和出站口一片烟雾弥漫。华克之和行动小组的人员借着烟雾的掩护安然撤离车站。
       但被击毙的并非宋子文，而是他的替身唐腴胪。原来宋子文自惊悉蒋介石庐山遇刺后，他就隐隐地有一种预感，刺客是有组织地冲着蒋氏集团核心成员而来的，这多半是西南派那伙人干的!自己作为蒋介石的左右臂手握财政大权，极有可能也在他们暗杀的黑名单之上。于是每当他外出之时除了带着便衣保镖之外，还带着一名替身。这唐腴胪的身材与他极为相似，再加上墨镜、太阳帽和相同的装束便令人难辨伯仲。他又是有意地让替身走在前面，
       这便大大的加强了自己的安全系数。
       宋子文听到第一声枪响，立即就地卧倒，又顺势一滚，滚到了月台的一根大柱子后面，慌乱中谁也没有发现他，随后华克之一个烟幕弹，这便使他捡了一条命。
       刺蒋杀宋均告失败后，王亚樵非常恼火。此后他又几次派人到机场、车站行刺蒋介石，但此时老蒋已有了戒备，警卫森严，加之他们又无任何合法身份证可以接近国家元首，所以，终不能达到目的，成为遗憾。
       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大敌当前，江河破碎，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四万万同胞同仇敌忾，全国上下，一致呼吁各派摒弃旧嫌，精诚团结，共同抗日。于是，杀蒋之事便暂告一段落。
       川岛芳子这个女人
       一九三一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灾难深重的一年，中华大地，狼烟四起，烽火连天，东三省很快便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
       “九·一八”的炮声，以及“满洲事变”使日本在世界上成了众矢之的。日本人虽然费尽心机，但也感到压力不轻。在这种时候，他们急需在其他地区搞点事情，以转移公众对东三省的注意。
       这时，当时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四十万关东军总司令白川大将(白川死后，日本另派冈村宁茨继任关东军总司令职，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派人找到了上海的田中隆吉，让他尽快在上海“演出戏”，“排场越大越好”，“逼首相表态，以让军队进驻上海。”
       这田中隆吉是个老牌特务，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
       田中隆吉得到白川的授意后，兴奋异常。立即召集手下的一班谋臣们研究怎样来演“这出戏”。有人主张到苏州河上放炸药包炸桥，有人说还是派人去砸中国兵营，还有人主张搞暗杀。
       “这都不管用。”坐在田中身边的一位靓丽女子开口了。一个大大的烟圈在她头顶袅袅盘旋。
       这个靓丽女子是谁?她就是赫赫有名的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三十年代，上海滩上，北平城里，一提起这个川岛芳子，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有一连串的名字、美称、绰号：川岛芳子；爱新觉罗·显好；金璧辉；超级间谍；头号女汉奸；双松女司令；男装丽人。还有人称她为“东方的玛塔·哈丽”，也有人说她是“新的圣女贞德”。
       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川岛芳子是位日本女人，其实非也。她本是清王朝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个女儿，原名叫爱新觉罗·显好，字东珍。论资排辈地算起来，她还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堂妹。
       这爱新觉罗·显好似乎生不逢时，恰好出生在大清帝国江河日下的时代。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烽火一起，肃亲王深感皇权必失、性命难保，惶惶不可终日，就把六岁的女儿爱新觉罗·显好过继给了他的一个结拜兄弟川岛浪速。
       这川岛浪速原是个日本浪人，为人狡黠，善于见风使舵。在日本混得不得志，便来到中国。川岛浪速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无疑给了他极大的便利。八国联军进京时，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逃往西安，但北京城里还留下不少皇亲国戚和贵族宫女。川岛浪速凭着一张油滑的嘴巴和一口地道的汉语，从中斡旋，结果，皇宫的大门顺利地为日本兵打开了。慈禧回到北京后，看到宫中并未出现血流成河、尸横遍地的场面，便派肃亲王前去感谢川岛浪速。这样，这两人就搭上了。肃亲王看到清王朝面临分崩离溃的局面，觉得光靠皇室力量难以挽回大局，便去巴结日本人，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来维持大清江山。而川岛浪速则也同样希望通过肃亲王这关系来实现自己的“宏愿”。两人各怀鬼胎，相互利用，打得火热。不多久，他们便拜了把兄弟。随后，肃亲王又把女儿显好过继给了川岛浪速。
       一九一三年春天，也就是在显好七岁的时候，她被送到了日本。十四年之后，当她再回到中国时，她已成了川岛芳子。
       这时的川岛芳子，二十出头，风华正茂。她不仅长得如花似玉，而且还学会了不少花里胡哨、酸不溜秋的本事。情窦初开，她便堕入了情网，但她却又不是那种一往情深的痴情女子。今天搭上一个武士，明天又扯上一个军官，后天又看上了一个白面书生。多角恋爱，左右逢源，直闹得个鸡飞狗跳，乌烟瘴气。
       “赶快找个主把她打发出去吧，”左邻右舍都这么劝老浪速，“她闹得我们这整条街都不得安宁!”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制造了一连串风流韵事之后，川岛芳子终于同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儿子——甘珠尔扎布结婚了。当然，对川岛芳子来说，结婚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她看上的不是甘珠尔扎布那浑身的腱子肉，而是看中了他潜在的王位。当时，那个蒙古王公巴结日本人，想依靠日本人势力，搞“满蒙独立”。川岛芳子心里清楚，一旦“独立”成功，甘珠尔扎布就是皇太子，而且早晚要成为皇帝，而她岂不……
       但是，梦想总归是梦想。“满蒙独立”不久便成了泡影。川岛芳子想在蒙古草原上做皇后娘娘的幻想破灭了。经过日本特务肥原、大村等人的牵线，她投入了潜伏在上海的特务头子田中隆吉的怀抱。老奸巨滑的田中隆吉马上就发现这妖艳无比的川岛芳子是柄犀利的武器。在上海这地方，这样的武器可是太有用了。就这样，上海滩上很快就冒出了一枝“男装丽人”交际花——川岛芳子。只见她，时而理一个乌黑油亮的分头，穿一身淡灰色法兰绒西装，戴一条深红色领带，在舞场上，携女伴，操男步，风度翩翩，娴熟优美。时而，她又身着淡黄色长袖和服，腰系一条底金银丝织绣的宽腰带，头顶文金高稻田式样的女髻，手摇羽毛轻扇，招摇过市。时而，她又满身学生少女的打扮，穿土布裙，操木屐，在外滩悠闲漫步。当然，她去的最多的地方还是舞场。在舞场上，她交结了不少国民党达官贵人，而国民党内部的机密，也就源源不断地出现在田中隆吉的手里。
       其实，日本关东军进攻上海，蓄谋已久，田中隆吉早已受白川的委托，千方百计地收集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周围的驻防情况以及日本如进攻上海，国民党将要采取的态度。他接二连三地向川岛芳子提出要求，而川岛芳子从没有让他失望过。川岛芳子一句“这都不管用”，老奸巨滑的田中立即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赶紧鼓励说：“说下去，说下去!”
       “我们要搞的是与‘柳条沟铁路事件’不同的‘柳条沟铁路事件’。”川岛芳子故弄玄虚。
       然而田中隆吉却品出了这其中的滋味，他使劲地点了一下头：“精辟!”
       “我们要让中国人先打日本人，而且，要在大庭广众面前打。只要中国人一动手，下面的戏就好演了。”
       川岛芳子的方案简单而毒辣：上海白林路上有一个日本圆宗寺院，里面住了百十来个日本僧侣。每天傍晚，这些僧侣都要赤足沿着白林路走一圈儿，以行修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川岛芳子打上了这些和尚的主意。
       她手下有个中国无赖，叫吴金宝。这吴金宝原是个白脸书生。可惜小小年纪便沾染了不少恶习：吃、喝、嫖、赌、抽，五毒俱
       全。把家产浪荡完了后，他跑到一家日本洋行当听差，几年功夫，学会了一口地道的日本话。川岛芳子刚到上海时，在“乐乐舞厅”里见过他几面，觉得这小子脑袋瓜儿灵，嘴巴也巧，是个用得着的人，便有意无意地赏了他吻手。美若天仙的芳子小姐那纤纤玉手岂是随便给男人吻的么?吴金宝受宠若惊，表示愿为川岛芳子效犬马之力。后来，他自恃有川岛芳子作后台，竟在白林路一带纠集了几十个无赖流氓，自称金宝司令，横行街头，鱼肉百姓，闹得白林路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川岛芳子一个电话把他召到寓所。
       “我有要紧的事求你。”川岛芳子身穿一件浴衣不像浴衣，睡衣不像睡衣的袍子，一开步，露出白嫩嫩的半条大腿。吴金宝看得双眼都发直了。
       “只要芳子小姐开口，我吴金宝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赴汤蹈火倒不用，不过……”
       “芳子小姐有何难处，只管开口。”
       “白林路上那个圆宗寺院你知道吗?”
       “那些个日本和尚住的地方?”
       芳子点一下头：“昨天下午，我去白林路看望一个朋友，走到那个圆宗寺院附近，碰见两个僧侣，我客客气气地叫他们师傅，可他们竟然……”芳子眼圈儿一红，就说不下去了。
       “他们怎么啦?骂你了?打你了?”
       “是打是骂都不要紧，可他们却对我无礼!你瞧……”芳子说着哗啦一声敞开袍襟，里面什么也没穿，露出赤裸裸一抹酥胸，雪白的左乳上方有几道红红的痕迹，像是被人掐过，又像是牙痕。
       吴金宝赶紧往肚里咽下一口唾沫，双目圆睁，死死地盯着那白生生的地方。芳子并不回避，让他看个仔细，好半天才慢慢地将袍襟掩起。
       “这帮秃驴，竟敢在白林路上对小姐如此无礼，这还了得!我让人把那两个贼秃子抓来，替小姐出出这口恶气!”
       “这……可我记不清这两个和尚的模样了。”
       “这倒也是。秃驴们光头光脑，一身黄袍，看起来都一个模样。”吴金宝搔了搔头皮，有些犯难了。
       “其实呀，那两个和尚是谁倒不要紧，可恼的是在堂堂的白林路上竟会出现这样的事。我想，这次要是不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以后他们就更张狂了。”
       “对!管那两个和尚是谁，先去圆宗寺教训他们一顿再说!”吴金宝激动起来。
       “唔呀，金宝先生，你的好意我领了。不过，你可别乱来，这圆宗寺是万万去不得的。要教训他们的话可以在外面找个机会。对，这些日本僧侣不是每天傍晚都要到外面修炼吗?何不趁这机会……”
       “妙，妙，太妙了!”吴金宝击掌叫绝。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教训他们呢?我可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唷。”
       “这好办。今天傍晚就动手!”
       “你的人手够吗?”芳子关切地问道，“最好多去点人，这些日本和尚不好对付。”芳子说着从边上的手提包里拿出几封沉甸甸的银元，递给吴金宝，“这点小意思，算是我给各位兄弟喝杯酒的，至于你金宝先生嘛，改天我另有重谢。”两只波光粼粼的媚眼朝吴金宝瞟了过去，“今天我有点不舒服，过几天，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她的手有意无意地拨弄着衣袍的下襟，一条修长白嫩的大腿从开衩处钻了出来。
       吴金宝又开始咽唾沫了：“您就等着听好消息吧，我非把这帮秃驴的脑壳打出豆腐浆来不可!”
       当天傍晚，白林路上果然出事了。赤脚修炼的日本僧侣遭到了吴金宝手下的袭击，好几个僧侣被打伤，其中一位当场死亡。
       早己准备好的日本浪人，舞刀弄棒，立即出动，以追“杀人犯”为借口在白林路上肆意行凶，十几名中国百姓被打伤，中国警察前去干预，遭到了殴打……一时间，上海乱了套。不明真相的人传播着耸人听闻的谣言，一会儿是“日本浪人杀了中国人”，一会儿又是“中国警察杀了日本侨民”，谣言又煽动起更多的不明真相的人。
       田中隆吉高兴了，这正是他所希望出现的局面。他立即给关东军白川发报，同时鼓动在上海的日本商人和银行家给日本首相发十万火急的电报，称：“中国人开始排日行动，在上海的日本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危在旦夕……”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派兵保护。
       日本政府焉有不允之理?立即电令关东军进驻上海，以保护日本侨民在华的利，益和生命安全。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十八日，日军进攻上海，震惊中外的上海事变爆发了。
       刺杀白川，扬我国威
       川岛芳子将日本人的战火引进了上海，驻守在上海的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下令自卫还击。日军受阻，即于次日凌晨四点派出六十四架“神风”号战斗机对闸北、南市、虹口一带狂轰乱炸。这一带被炸得房屋倒塌，市民死伤计二十几万。
       三十三天后，即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日军攻进上海。
       站立在华懋饭店最高顶端，手撑着军刀，俯瞰着脚下这座号称“东方明珠”的大上海的日本强盗白川，忽地觉得自己拔地通天，似可擎天捧日。他突发奇想，决定四月二十九日“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之日)这天，在我上海日本租界内的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庆祝大会。
       南京国民政府爱国将领陈铭枢得知这一消息后义愤填膺!小日本侵我东三省，霸我上海市，今日强盗竟然还要在我国土上开什么“庆功大会”，这是肆无忌惮地对我中华民族的羞辱!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谁能够忍得下这奇耻大辱!陈铭枢怒冲冲跑到上海，找到王亚樵。
       “老九呀，这日本人实在是欺人太甚!”一见面，一开口，陈铭枢的怒火便呼地一下蹿上来了。
       “先生请息怒，有话不妨慢慢说。”王亚樵知道陈铭枢的心脏不好，不能动怒，于是便劝道。
       “我能‘息怒’吗?昂，那个白川，欺人太甚，就是他在东北一手制造了‘柳条沟事件’，将我东三省沦于铁蹄之下，今又把战火烧到上海，不仅如此，他双眼还盯着我们的南京和北京!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实实在在是我中华民族的生死仇敌!如今竟然还要在虹口公园开什么‘庆功大会’!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谁能咽得下这口气去!”
       “先生的意思是……”
       “目前国民政府还没有正式对日宣战，作为官方人员，我也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人称你是暗杀大王，现正是你发挥能耐的时候了——干掉那个日本鬼子!替咱中国人出出这口恶气!”
       “先生请放心!”王亚樵当即拍着胸脯允诺，“我王亚樵要是不给白川那混蛋一点厉害尝尝，我他妈的是小娘养的!”
       “好!算我没看错你!”陈铭枢在王亚樵的肩上重重拍了一掌，“老九呀，假如你能干成这件壮举，那可就是为国家除去了一大害，你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功臣呀!告辞啦，我在南京专候你的佳音传来!”
       陈铭枢走后，王亚樵开始考虑行动方案。他在陈铭枢面前拍下了胸脯，但真正要办到却不是那么容易的。日本人不傻，白川心里更清楚。这种肆意的挑衅和侮辱是决难被中国人所容忍的，他们一定会来
       找点麻烦的。所以，他规定庆祝大会只许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而且要经过严格审查，发给入场证。中国人一律不得入内，否则按奸细刺客惩处!
       “天长节”一天天逼近，王亚樵仍未想出妥善的办法，急得坐立不安。
       “大哥，别急，您想想，在您认识的朋友中，是否有朝鲜人?”其弟王述樵见他整日里愁眉不展，茶饭不思，便提个醒道。
       “朝鲜人?!”王亚樵双眼一亮，“对呀!我怎么就把安昌浩他们给忘了呢!”
       第二天，他派人到霞飞路宝康里四十号找到安昌浩。
       这安昌浩本是朝鲜独立党党人，五年前流亡到上海，王亚樵在“安那其主义”研究小组与他相识。由于两人有共同的理想和志向，说话投机，遂成莫逆之交。因日本对安昌浩有亡国和杀父之仇，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反日活动。“九·一八”后，安昌浩曾派出他的同党前往日本行刺天皇，但遭失败，派出的四位同党兄弟被判绞刑。从此他更加痛恨日本人。当王亚樵派人把他请到沧州饭店，提出请他在“天长节”那天，乔装成听众，混进虹口公园行刺白川时，他当即点头允诺：
       “王先生之委托，我岂能推诿?只是，要干成这件事，这其中还有些棘手的难题有待解决。”
       王亚樵竟想不到，这么一件事充满了凶险的事情，安昌浩竟然毫不犹豫就一口允诺。对方的豪爽、侠义，令他十分感动，连忙说：
       “昌浩兄有什么难处，尽管说，我定当竭尽全力帮助解决。”
       “白川要在上海日租界的虹口公园内举行‘庆祝大会’，其实这事我早已听说了。日本人对这次大会的保卫工作抓得十分严格，除了规定能够进入会场的必须得是日本人和朝鲜人之外，且参加会议的人员事先都经过严格的审查，然后发给大会入场证，入场证上贴有本人照片，门卫森严，宪兵验证方才放人入内。此外，会场四周都有重兵把守。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之下，要想混入场，几乎是不可能的。”
       “是吗?这还真有些麻烦，如此说来，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王亚樵说着，双眼充满了希望地盯着安昌浩。
       “先生您别急，办法总会是有的。听说白川的‘庆祝大会’，还特意邀请了他们日本国内《每日新闻》报的记者来上海参加，届时要采写大会的‘盛况’，发回国内。那记者将绕道香港来上海。我想，如果能够搞到他的记者证，那下面的戏就好唱了。”
       “明白了，”王亚樵点点头，“这事我们来办，我亲自去一趟香港，我还能够说几句日语，编个故事蒙蒙那小日本，我想，这应该不成问题。”
       “这就好!假如王先生能够搞到那记者的证件，这事就有希望了，下面的活交给我们去做。我有一位朋友，同时也是我们朝鲜独立党的党员，他曾在日本生活了八年，不但能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且气质也、非常接近日本人，一抬手，一投足，都具有大和民族的风范，让他挎上相机，带上证件，偷天换日去顶替那日本《每日新闻》报的记者，不敢说是天衣无缝，但起码也是一时难辨真假，混进会场，应该是不成问题。”
       “好!太好啦!”王亚樵兴奋地一掌击在桌子上，“这记者讪我一定给你拿来!”
       “还有一件事：我想，要干就干他一个翻天覆地，把主席台给他连锅端掉，让白川和他的那班手下强盗一块飞上半空中，腾云驾雾上上帝那儿去‘庆功’吧!只是，先生能否为我们提供一枚强威力的定时炸弹呢?”
       “行，这没问题，我南京军政界有几位朋友，恰好他们前两天给我送来一枚定时炸弹，美国造的，两个‘TNT’当量，威力足够了。外表小巧玲珑，便于伪装携带。我明天就派人给你送来。”
       “好，王先生，那就这样，咱们分开行动吧。”
       第二天，王亚樵派人给安昌浩送来了定时炸弹，同时还有四万元光洋，让其作为活动经费。这美国造的两个TNT当量的定时炸弹，小巧玲珑，外表是白金壳的，看起来就像块怀表。
       离“天长节”还有三天。香港启德机场候机大厅，走进了一位日本人，他就是《每日新闻》报的头牌记者川岛雄武，应侵华关东军总司令白川大将之邀，去中国上海参加“天长节”庆祝活动的。他走进候机大厅，看了一下表，离二〇三航班起飞的时间尚早，他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
       这时，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手上拿着一个热气腾腾的油纸包来到川岛雄武跟前：“先生，请问，这位子空吗?”
       川岛雄武抬起头，看了一眼对方，往一旁挪了挪身子。
       男子坐下：“看先生这打扮，您是日本人吧?”男子改用日语，说得不甚流畅，半生不熟的，但勉强尚能使人听得懂。
       川岛雄武再次抬起头，盯了对方五秒钟：“你也会说日本话。”
       “噢，我祖籍是日本北海道三町川里。”
       “是吗，那可赶巧了，我也是北海道人。先生的日语说得可是不怎么地道呀。”
       “呵，我三岁时随母移居香港，离开家乡多年，大都说的是华人粤语，所以这家乡话味儿也就不怎么纯了。”
       “是吗?无怪乎先生的日语听起来有些南腔北调的。你也去上海?”川岛雄武来了兴趣。
       “是的，我现如今在香港汇丰食品公司效力，我们与上海的冠生园有一笔业务，公司派我过去看看。”
       异域遇故乡，两人间陌生的间距瞬间拉近了：
       “先生贵姓呀?”
       “我叫川岛，川岛雄武，在东京《每日新闻》报任记者。”说着递过一张名片去。
       “呵，是川岛君哪!久仰、久仰。来，吃鸡腿。”男子打开手中的油纸包：“香港的咖喱油炸鸡腿，风味独特，尝尝。”男子说着，递一只过去。
       盛情难却。
       五分钟后，吃下去的鸡腿开始闹腾，川岛雄武只觉得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叫唤，他用手捂着肚子，眉头皱起，并扭动着身躯。
       “怎么，是肚子不舒服吗?我也有这种感觉，一定是机场小卖部的鸡腿不干净，呵，不行，我得去厕所。”
       “是得去厕所。这香港人的咖喱鸡腿……”
       两人结伴进入卫生间。
       卫生间有两个人在撒尿，等到他们出去之后，男子走近川岛，拍拍他肩。《每日新闻》报的头牌记者条件反射地转过身来，他突然触及到一双凶猛的眼睛。日本人打了一个寒颤，瞬间，一把寒光闪亮的尖刀狠狠地捅进川岛雄武的左胸。那像手术刀一样锋利的刀刃在肋骨之间的地方消失了。
       川岛雄武只感到自己的心脏一阵锥心的剧痛，后背弓了起来，肺部自然地扩张了一下。几乎是一瞬间，那长长的刀刃又重新出现，刀尖上滴着红色液体。川岛的目光涣散地盯着男子，身体开始一阵痉挛，而后一动不动了。
       男子迅速掏出川岛衣服里的所有证件，拉开厕所门，神态自若地走向海关。
       他看了看表，从拔出刀子到结束一条性命只用了四十八秒钟，他对自己的杀人速度感到满意。
       四月二十九日，虹口公园内外热闹非凡。日本侨民和许多朝鲜人手上持着关东军司令部发的入场证朝公园走去。许多人还合家出动，提着水瓶，带着干粮，准备在
       公园内野餐。一时间，公园内外都是身着和服与朝鲜服装的人群。
       一位西装革履，身上挂了一架照相机，肩上挎着一只采访包，像是记者模样的日本男子，混在人群当中，走向公园。公园门口警卫森严。这记者掏出工作证，与此同时，他一只脚偷偷地踩了一下前面一位入内人员的脚后跟。那人转过身来，胳膊肘碰撞到记者伸出的手，记者证掉到地上，恰好一只皮鞋踩了上去——一切设计的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啊，脚，脚!你的脚踩着我的证件啦。”记者弯腰拾起记者证，证件上的头像照片被踩污了，记者将证件抹了一下，递给验证的宪兵。照片已被那只脚给污染，只能大致分辨，但证件上的鲜红大印却把那宪兵给镇住了——日本国东京《每日新闻》报。职务一栏内填着：社会新闻部副主任川岛雄武。
       早就闻听今日的庆祝大会国内要派一位头牌大记者来采访，今日有幸一睹记者风采。宪兵双腿一碰，“哈依”一声，做了个往里请的手势。“记者”发出了一声会心的微笑，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公园。
       入场之后，“记者”前后左右观察了一番，走到前面的主席台跟前，取下肩上挎着的那只非同寻常的采访包，从包内拿出一只旅行杯，拧开盖喝了一口水，然后顺手就将包放在主席台正中的那张桌子下面，眼睛前后左右看了一下，这一切都做得那么自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随后他打开相机的镜头盖，清扫了一下镜头，调好焦距，之后返身坐在主席台下听众席的第一排座位上。
       半小时后，会场里陆陆续续地坐满了人。大会的中心人物，侵华总司令白川大将，以及日本驻华特佐藤等二十余名日本驻华文武官员也开始入场。他们当然地坐在了主宾的位置主席台上。一切准备就绪。
       今日的天气真好，阳光和煦，蓝天一碧如洗，鸟儿在枝头上窜下跳着叽啾啭鸣，盛开的玉兰花不时地随着远处而来的轻风送出阵阵微香，宜人的气候，优美的环境，热烈的气氛，令人心旷神怡。可谁也不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
       这时坐在听众席内的“记者”掏出怀表看了一眼：离正式开会的时间只差五分钟了。他悄悄地将身上的相机摘下来，塞进怀内，然后佯装“内急”弓身离席而去。
       这位“记者”就是安昌浩的同党，姓尹，叫尹奉吉。中国的历史已将他记载入册，中国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就在尹奉吉“撒尿”走后不到两分钟，大会开始。会议的主持人几句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日本侵华关东军总司令、四星大将白川立起身开始发表他的演说了：
       “各位同胞，各位友人，先生们，女士们，就在三个月前，也就是元月二十八目的凌晨二点，我们天皇的部队在上海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胜利。‘一·二八’的辉煌，充分表明了大日本帝国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我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谁也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我们大东亚共荣圈的宏伟目标一定要实现……”
       白川唾沫星子飞溅，一只手在空中舞动着，那张胖胖的肌肉厚重的圆脸上，三个月前被炮火染得猩红的色泽似乎还没有完全褪尽，此刻由于兴奋和激动，更是变为一种人血般的鲜红。
       就在这时，突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主席台被炸得四分五裂。佐藤的一条大腿随着几块破碎的木板一道飞向了半空：白川那肥嘟嘟的脖子“咔嚓”一声脆响，齐整整地被削断，脑壳滚落在地……台上台下顿时一片混乱。哭声、喊声、嚎叫声、呻吟声汇集成一片。日本侵略者的庆功大会霎时间成了哭丧大会。
       白川当场死亡。佐藤三天后死在上海和平医院。此外，还有三名日本驻华官员也送了命。
       把天捅个大窟窿
       白川被杀，消息传开，人心大快。上海市民争相传告，南京政府的官员们亦深受鼓舞。蒋介石派人去调查此事，三天后调查人员向他汇报，此事是王亚樵所为。
       这事对蒋介石的震动可谓异乎寻常。
       王亚樵干出了政府官员和军队所不能干、也绝对干不出的壮举，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他的能量能够顶得上三个满员的步兵师。这样的人才要是能为自己所用，对于他的霸业是大有帮助的。老蒋遣人给他送去五万大洋以示表彰，王亚樵连句“谢谢”也没说就笑纳了。不过，王亚樵并没有把这五万光洋揣进自己的腰包，而是把它转送给了安昌浩。不仅如此，他还买下上海霞飞路圣母院庆顺里的“公道印书社”赠给安昌浩，让他和他的那些同党作为栖身糊口之所。安昌浩与他的同事对王亚樵如此疏财仗义感激不尽。事后，安昌浩的同党被捕，无论日本人怎么严刑拷打，他们拒不吐实，一口咬定是他们自己干的，绝非受他人指示。日本人也无可奈何，只得作罢。
       蒋介石闻知此事，触动甚深。于是，老蒋又指使胡宗南出面拉拢。此时的胡宗南已是拥兵四十万的“西北王”了，他当然不会自己亲自出面去找王亚樵，他派出手下的副官送去一封信和三万大洋，并让副官告知说安徽省政府正在改组，作为昔日的战友和故交，他有意向委员长保荐他王亚樵来当安徽省政府的主席。如此肥硕的钓饵，不能说没有诱惑力。然而，王亚樵却谢绝了自己这位老部下的这份情意。
       仍不死心的蒋介石又派新任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去招安，劝王亚樵来南京，以中将官职许之。岂料这“不识好歹”的王亚樵一听，却把个_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中将?哈!……我王亚樵不过是一山人，闲云野鹤懒散惯了，宁可做一古人姜子牙，自由自在地垂钓于深山清潭中，亦不愿戎装加身，受他人旌麾东指……”
       淞沪警备司令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后在老蒋面前加油添醋，蒋介石听后，气得七窍生烟，王亚樵是匹桀骜不驯不堪调教的野马!既如此，自己得不到的，也决不能让他人得到!蒋介石便有了去王之心。
       “九·一八”事件后，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行径破坏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均势，损失了英、美在华利益。国际联盟行政院决定派代表团到东北调查。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国际调查团正式成立。英、美、德、意均派出代表，美国的李顿被推选为调查团团长。同年十一月十目，调查团到达上海，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和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到机场欢迎。
       调查团在华调查数月后，李顿发表了一份《报告书》。报告中虽在一定程序上揭露了日本的侵略行径，但亦明显地表现出了对日本的保护和纵容。他说什么日本侵略东北，是苏俄对外蒙势力之扩张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使日本忧虑增加所致；又说什么中国政府支持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应负责任；他还竭力维护日本在东三省的特殊地位，说什么东北原属满州国，不一定属于中国版图。
       这份报告一发表，立即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上海知名人士沈钧儒、朱庆兰、许世英、李少川、王亚樵等人立即聚集在四马路的大中华饭店，商讨对策。
       大家各抒己见，但无非都是请愿、上街游行示威、向美国政府提抗议等之类的建议。一直坐在角落里抽雪茄的王亚樵最后
       忍不住发话了：“这些都不管用。你们这是秀才造反，十年难成气候。依我之见，对于那些胡说八道的外国赤佬，只有给予坚决的制裁，方可伸张公道于天下!”
       在座的人一听这话，都吃了一惊，王亚樵这是要去杀国际联盟调查团的人么?
       “亚樵兄，你这话是何用意呀?莫非是欲去杀调查团的那些外国使者?哎呀呀，可千万鲁莽不得!”
       “是呀，不能草率行事，否则将会引起国际纠纷!”
       大家七嘴八舌，各自陈述利害关系。
       王亚樵冷冷地笑了一声，重新抽出一支雪茄烟打火点燃，深吸了一口，然后悠哉悠哉地退出了会场。
       王亚樵退出会场后径直去找他的门徒龚春蒲：“明天你挑五个人去国际联盟调查团下榻的华懋饭店，摸摸那个叫李顿的美国人的情况。”
       “噢!要做掉他吗?”
       “嗯，这混蛋有些欺负咱们中国人。国联让他来调查日本侵华情况，他反倒替日本人说话，满口胡言!咱们得给他点颜色瞧瞧。”
       十一月十日下午，龚春蒲向王亚樵汇报侦察调查团的情况：下午四点，上海市长吴铁城将宴请调查团的全体成员，大约是两小时后调查团返回华懋饭店。这时候在饭店周围埋伏下几名枪手，是最好的下手机会。
       王亚樵听完汇报后，立即指示龚春蒲挑选五名精干的快枪手，埋伏在华懋饭店四周，待调查团赴宴返回时伺机下手，头一个目标就是李顿。
       龚春蒲领命去后，王亚樵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洪耀斗打来的，说是李少川有急事找他，让他赶快上李少川家去一趟。王亚樵放下电话，想了想，去澡堂泡了个澡，然后才去李少川家。
       他到达李少川家时，正值晚饭时分。李少川邀其共进晚餐。几杯酒过后，李少川这才提起正事：“老九，你是不是在想着对付那个美国人李顿?”
       “没错。”王亚樵对于割头换颈的好兄弟李少川并不隐瞒。“这美国赤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居然替强盗涂脂抹粉，这样的混蛋难道不该杀嘛?”
       “哎呀呀，这可使不得啊!”李少川一听，勃然变色地喊了起来。
       “有啥使不得的?不就是一个美国佬嘛，看把你吓的。”王亚樵不以为然，脸上带着一种调笑地瞅着他的这位仁兄。
       “你，糊涂!”李少川骂开了，“李顿是代表国际联盟来执行命令的，杀了他，会酿成大祸的呀!”
       “呵，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严重。你怎么不用脑子想想，目前政府连一个小日本都没那个能力对付得了，你杀了国联的李顿，触怒了那帮列强，他们联起手来对付咱们，那岂不是要陷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你的行为将要使你成为千古罪人呀!”
       王亚樵一听这番理论，顿时感到事态的严重。事情不点不明啊，一旦清醒过来，他就不得不考虑事情的后果了。
       “多谢仁兄指点，亚樵确实是一介莽夫!我这就亲自去把人撤回来。”
       然而，迟了，已经迟了，此时大祸已经酿成!
       七点十分，三辆小车在华懋饭店门口停下。国联调查团一行人从上海市长那儿赴宴归来。第一辆车上下来的是六位中方警卫人员，后两部车分乘着调查团的成员。警卫们下车后立即分散到后两部车旁，殷勤地替外国客人打开车门。一个个喝得红光满面的国联调查团的成员们躬着身从车内钻出，在中方警卫的簇拥下朝饭店内走去。
       这时，潜伏在饭店两侧绿化树丛里的六名枪手一起开火，目标全都朝着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赤佬。李顿首当其冲，腹部和左胸及颈脖子连中三枪，当场毙命，另两位调查团的成员也相继中弹死亡。警卫立即抽枪还击。华懋饭店门口一时间枪声大作，硝烟弥漫，四周围的群众发出一片尖叫声，纷纷奔逃。
       龚春蒲见大功告成，下令撤退。然而行动小组的成员唐明、龙林被警卫击伤，倒地被俘。
       这一下可就捅了马蜂窝。美、英、德、意等国联合找到蒋介石，就调查团成员在中国被暗杀一事提出强烈抗议。特别是美国人，更是怒气冲冲，说你老蒋怎么这么不够意思呀，我们美国每年给你那么多的美元援助，装备你的军队和警察，到头来我的人却死在你的上海。这次要是不给我们一个圆满的答复和交出凶手，今后你就再也休想要我一个子儿的美元了!
       蒋介石那张长长的刀条子脸气成紫猪肝色，他把戴笠叫到办公室，也不顾及他这个中统局长的面子，当着几名侍从指着他的鼻子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限他立即破案。
       戴笠立即赶往上海，当晚就亲自审讯了唐明和龙林。
       严刑拷打之下，唐明供出了他是王亚樵的手下，这次暗杀事件是受王亚樵指示。不仅如此，为了保命，唐明还供出了曾经刺蒋、杀宋等一系列的事情。
       蒋介石闻听，气得暴跳如雷：“娘希匹!这个王亚樵，比日本人和共产党更可恶，可恶之极!你一定要给我逮住他!否则美国人面前我们不好交待。给你十天时间，十天!你要不惜一切代价逮住他!否则你就别来见我。”
       唐明、龙林只知道王亚樵的弟弟王亚樵和其母亲的住处。等戴笠的手下赶到时，王亚樵早已躲藏起来，只有王母及其妻王淑英和几个孩子在家中，戴笠将其住宅日夜监视起来，并在车站、码头等各交通要道张贴通缉令，悬赏百万大洋缉拿王亚樵。与此同时，又派出大批便衣四处搜捕，寻找王亚樵的踪迹。
       一张黑色的大网，密匝匝把整个大上海都给罩严实了。大街小巷遍布着军统的明捕暗探，四处都是游动着特务。
       然而王亚樵却在友人帮助下，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到了香港。
       震撼朝野的枪声
       到了香港，经胡汉民批准，每月由西南政务会支付两万银元作为王亚樵及其门徒的生活费。当时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香港与第三党领导人联合，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提出：“抗日、反蒋、拥共”三项口号。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汪精卫不除，将是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但他们手中无兵，力不从心，即请王亚樵重新出山，主持刺杀蒋、汪的工作。
       王亚樵立即召集华克之、余立奎、孙凤鸣等人商量具体的行动方案，华克之提出他的一个设想，说：“根据以往的经验，欲刺杀蒋介石，就得设法靠近他，而欲靠近他，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办一个通讯社，取得记者身份，才能有接近蒋介石的机会。”
       王亚樵听了华克之的这个设想，赞同地点点头，并责成他去南京办个通讯社。
       “先生，行刺之事，可由我来担当!”孙凤鸣自动请缨。
       这孙风鸣，本是江苏人，十六岁那年随父母离开老家前往东北经商。东北沦陷后，家破人亡，不得不只身逃往上海。流亡在上海之际，他生活无着，即拜在王亚樵门下，曾多次参加刺杀蒋介石的行动，可惜都没有成功。“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又随余立奎率领的“抗日义勇军”一起参加了十九路军发起的淞沪战役。王亚樵上海脱险后，他追随着王亚樵来到香港。
       “嗯，好样的!”王亚樵用眼瞅着这位忠心追随他的门徒，欣赏地拍拍他的肩：
       “不过，你先随克之回南京把通讯社办起来，再作计议吧。”
       一九三四年四月，华克之在南京以“南洋华侨胡云卿”的名义，在南京大夫第租房办起了“晨光通讯社”。聘请他在金陵大学的同学贺坡光、张玉华以及孙凤鸣为记者。
       孙凤鸣等人领到记者证后，即密切侦察蒋介石的行踪。
       时至一九三五年九月，有消息传来，国民党将于今年十一月一日在南京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六中全会。
       华克之认为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借国民党召开六中全会的机会，以采访记者的身份，混进会场，寻找机会，刺杀蒋介石和汪精卫。孙风鸣再次发电向王亚樵请缨。
       王亚樵经过慎重考虑，最后终于下定决心。
       离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召开仅剩下十天时，华克之由香港匆匆赶回南京。他按照王亚樵的指示，特意在“晨光通讯社”的二楼，为孙凤鸣摆酒饯行。
       他双手捧着一支西班牙造的MK九毫米六弹左轮手枪，递给孙风鸣说：“大丈夫建功立业流芳千古，小人儿求利与草木同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心照汗青!弟此番发难，诛蒋、汪，拯国家民族于危难，将永垂千古!望弟无负国人重托!”
       孙风鸣悲壮地双手接过那支沉甸甸的左轮手枪：“兄请放心，民族使命凤鸣不敢稍懈!望转告亚樵先生和全体同志，凤鸣不才，跟随先生多年，无所建树。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此番志在必得，虽死无憾，只愿全体同志将反蒋抗日进行到底，吾将含笑九泉矣!”
       华克之亲自为他斟满了一杯杜康，捧到他面前：“四弟的为人，克之钦佩之至。咱们都是‘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之人。来，大哥敬你一杯。”
       孙凤呜接过那杯杜康，他知道，喝下这杯酒，一脚跨出这间屋，就再也回不来了。这既是一杯壮行酒，又是一杯死亡的酒!
       他将那杯杜康放回桌上，抓起酒瓶给其他同仁斟满酒，这才捧起杯，笑吟吟道：“各位兄长，承蒙大家为我饯行，这是好事，别都苦着一张脸。来，我们同饮一杯吧!”
       大家都默不出声，气氛显得十分凝重，然而却是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杯。良久，方才一饮而尽。
       公元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
       这是蒋、阎、冯中原大战以来，第一次联合召开的一次中委大会。国民党各派人士云集于此，中央党部大院热闹非凡。
       此时，改组派首领、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正在礼堂大厦的讲台上致开幕词，他今日特意穿了一套白色的西服，内着湖蓝色衬衫，打一条紫红色领带，看上去风度翩翩。
       坐在讲台后面的蒋介石，他双臂抱在胸前，似听非听——那张马脸上，不时地闪出一丝难以觉察的笑意。他下意识地看了看台上台下的那些个中央委员们一眼。这些人中有几个不是曾经反对过他的?那个名震东三省的张学良，那个满脸横肉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还有那即将到来的冯玉祥和桂系的李宗仁，以及那正在台上慷慨激昂、口若悬河的汪精卫，这些人哪个不曾兴师动众想推翻他，取而代之?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还不是一个个都被他降伏了，乖乖地归附在他的旗帜下!
       蒋介石正暗中回忆着他过去的辉煌，一阵掌声打断了他的思路，汪精卫发言完毕。会议主持人宣布到礼堂门口合影留念。
       蒋介石跟在中委们后面，拄着文明棍，缓缓向礼堂外面走去。
       中央党部大院里，人来人往。挎着相机的记者、背着枪的卫士以及夹着公文包的工作人员，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谈论着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是中原大战以来，各路人马首次聚集的大会。它将作出何种决策?将把中国引向何方?这都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
       中委们一迈出礼堂大门，记者立即蜂拥而上。镁光灯“咔嚓、咔嚓”地闪烁着。久经世面的中委们对这种场面早已司空见惯，他们旁若无人地走向院内塔松旁，这儿早已为他们安排好了合影的位置。走在最后面的蒋介石看到这种场面，心中突生一种不祥之感，他立即掉头返身退回礼堂。
       中委们已站成三排弧形的横列。阎锡山、张学良、张健、汪精卫以及病歪歪的张静江等人站在第一排，但在第一排正中的汪精卫身边还留下了一个空档，那是给关键人物蒋介石留着的。
       中委们等待良久，仍不见蒋介石出来，阎锡山不耐烦地瞅着空档，嘟囔道：“搞什么名堂嘛!”
       礼堂会议休息室里，蒋介石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他的右眼皮儿直跳，心中莫明地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汪精卫受中委们之托走进来请他，趋身向前缓声道：“中正兄，该去合影了。”
       “哦，是兆铭呀，这个这个合影的事，我有点头痛，就不去参加了。”蒋介石睁开眼睛，看着汪精卫说道。
       “各位中委已等候良久，专候你委员长呵!”汪精卫带有一丝酸溜溜的滋味说道。
       “这个这个，哦，今天秩序太乱，你没看见大院里那个乱糟糟的样儿，不是好兆头呀。兆铭，我劝你也最好别去合那个影了。”
       蒋介石的这份担心是有他的道理的。各路人马今日首次聚会，以往都是割据一方的，虽说他老蒋今日里把他们统统收在了帐下，但人心难测，他们每人都带着几名卫兵，而且院里各方人士都有，谁敢担保他们之中没有心怀叵测的亡命之徒趁机向他开枪行刺?
       “既然中正兄有所担忧，那也就不勉强了。不过我是推辞不了的，否则在那些中委们面前将如何交待呢?”
       对于蒋介石的劝说，汪精卫认为那是小题大做。他是绝不肯放过这将载入史册的辉煌一瞬间的。何况，这又是个多么好的与那些个中委们笼络感情的机会呀!
       汪精卫重新回到大院，站入队列，说了声：“别等了，咱们照吧。”然后刻意摆出一副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院长的姿势。老式的箱式照相机“咔嚓”一声，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瞬间就被记录下来了。中委们开始走动，汪精卫春风满面，不失时机地与那些中央委员们打招呼，握手，拥抱，问候。
       就在这时，突然一声枪响。随着枪响，汪精卫浑身一颤。这第一枪的子弹从汪精卫的左颊面钻进，撞碎了四颗牙齿后又从右颧骨处犁出，一股殷红的鲜血从他的脸面流了出来。
       国民党的那群大员们还没回过神来，紧接着“砰——”又是一声撕裂人灵魂的枪响；第二颗枪弹从汪精卫的左肋钻进，击断一根肋骨，又穿过左肺，最后弹头失去了推进力，卡在后背第四脊椎骨上。
       连挨了两枪的汪精卫仍不愿倒下，脸部的肌肉扭曲着，苦苦地挣扎挺立着。随之肩上和左背又挨了两枪，他这才像只布口袋似地轰然倒地。但他的意识还未消失，他十分清楚地看见一个身材颀长的英俊青年正举着一支左轮手枪还想朝他射击，并大声呐喊：
       “打死你这个卖国贼!”
       这下行武出身的将领们清醒过来了。首先是动作敏捷的青年将官张学良冲过来将孙风鸣拦腰抱住，与此同时，孙凤鸣手中的枪也被人飞起一脚踢掉。几名卫士举枪向这位刺客假记者射击。孙凤鸣连中几
       枪，倒在了血泊中。张学良急忙大喊：“别开枪，要活口!”
       枪声一响，惊动了礼堂内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二人相继奔出。蒋介石见刺客已被卫兵击伤倒地，这才放大了胆奔向汪精卫。老蒋伏身下去，呼叫着：“兆铭兄，兆铭兄!”
       汪精卫双目紧闭，面色苍白，平日里一贯泼辣出了名的陈璧君，发了疯似地哭叫着扑过来，她扶起丈夫的头，泪流满面地呼喊着汪精卫：
       “四哥，四哥!你醒醒呀!这是谁向你下的毒手?”
       汪精卫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望了妻子一眼，又转过头去瞅着半跪在面前的蒋介石，痛苦地翕动嘴唇：“中正兄，我……不行了，我死后，党国大任，就落到你一人的肩上了……”
       泼妇陈璧君一听丈夫这话，猛然醒悟到：丈夫素来与老蒋有隙，一贯面和心不和，上次丈夫竞选行政院长，老蒋从中百般阻挠；丈夫行政院长这把椅子屁股还没坐热乎，这回蒋介石就遣人暗中下这毒手。对!这事一定是他老蒋干的!只有他老蒋才干得出来!想到这，她的辣味儿上来了，突然发了疯似地指着老蒋的鼻子撒起了泼：
       “你，你，好毒的心!你不要兆铭干，他可以不干，为什么要派人在背后下这毒手?这中央党部，除了你的军统的人，谁进得来?”
       “这……这……”蒋介石一急犯了结巴。不过这次他倒是真被冤了，这事跟他一点干系也没有。面对着陈璧君的发难，他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愣了半晌，看了一眼周围面面相觑的中委们，好半天，这才冲着众人发一声喊：“还愣着干啥?赶快送医院啊!”
       救护车来了，大家七手八脚把汪精卫抬上车去。陈璧君却要求连刺客也一块抬上车送医院：“哼!可别让他死啦!我非得审出个真相来不可!”说着一双仇视的眼睛盯着蒋介石。
       蒋介石气得脸色铁青。过来几个卫兵七手八脚将孙凤鸣抬上车，突然“啪”地从他身上掉下一本蓝皮证件。
       张学良走上前，拾起一看，是本“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打开一看，姓名栏一行里填着“孙风鸣”三个字。
       顺藤摸瓜，特务们乘车赶到“晨光通讯社”新迁的社址：南京陆家巷二十三号。但那里早已人去楼空，只留一封“留交来人”的信件。信中写道：“本社之事与郭智谋、吴璜、同希龄毫无关系。特此声明。”落款是：胡云卿。
       “胡云卿”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派人行刺汪精卫?这成了各界急于要弄清楚的问题。特别是老蒋，蒙受了不白之冤，急于洗刷自己。而改组派则认为，在中央党部行刺，除了他蒋介石的无孔不入的军统特务，又有谁能够办得到?其他各派人士亦对蒋介石持怀疑态度。
       质问、指责、猜疑、吵闹，逼得蒋介石非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不可。
       但是“晨光通讯社”这条线断了。警宪和特务们在车站、码头抓到的仅都是与此案毫无关系的无辜者，现在看来只剩下一线希望，那就是正在医院抢救、生死未卜的刺客孙凤鸣。
       中央医院特殊病室里，布满了宪警和特务。国民党内改组派的首脑人物像走马灯似地出出进进，他们在焦急地等待着刺客的苏醒。只要孙凤鸣一吐口，便可真相大白。假如真是蒋介石的手下人干的，他们便可乘机发难，将老蒋撵下台去!
       躺在医院里的孙风鸣生命垂危。改组派骨干人物陈公博、陈焯、谷正伦等围在病室内，孙凤鸣一醒过来，便对他轮番轰炸，进行逼供，并威胁说如不供出幕后指使人就停止用药。但孙凤鸣什么也没说，实现了他生前的铮铮誓言：大丈夫建功立业流芳千古!
       孙凤鸣这条线断了，可急坏了蒋介石。他在办公室里像没头苍蝇样兜了几圈，忽地给特务头子戴笠一个紧急电话，让他五分钟内赶到他的办公室来。
       戴笠一路小跑，满头臭汗，一只脚刚跨进蒋介石那宽敞的办公室，即被老蒋骂了句“娘希匹”。
       “啊!你是干什么吃的?人家把黑枪都打到中央党部来了，你居然一点都不知情!你的军统呢?你的那些十万特务兵呢?你平日里不是四下吹嘘你是中国的希莱姆吗?啊!今日你这中国希莱姆的能耐呢?我一年几十万军饷养着你们，关键的时刻全都拉稀摆带!啊，你没看见改组派那些个家伙背后在骂，骂我居心叵测，骂我在耍黑道上的下三滥伎俩；还有汪精卫的那个老婆，那个泼妇，她的手指头都戳到我的鼻梁上了!啊，娘希匹，限你三天，三天找不到线索，你就给我滚!滚回你的江山去!”
       戴笠被骂得狗血淋头。
       戴笠这次实在有些冤，大会保卫工作是由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负责的；案发后亦是由中统局的人在追查此案；这事本是和军统一点关系也扯不上的，可案发后却把这盆污水全泼在他戴笠头上来了!
       委员长已经下令，不管是红是黑是白，他戴笠都只得去执行，但这无头案，从何下手呢?
       戴笠正束手无策之际，行政院有人侦得，南京钟英学校的李怀成和一个叫项仲霖的人曾为“晨光通讯社”申请过津贴。戴笠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亲率特务将此二人逮捕。
       李、项二人并不知内情，他们原是王亚樵的朋友。一次由上海到南京游玩，即下榻在“晨光通讯社”的招待所。他们并不了解通讯社的真正内幕，问华克之道：“你们办这通讯社，向行政院申请过津贴吗?”
       华克之连忙摇头说：“我们不要他们的津贴。”
       “哎呀，那你们可就吃大亏啦!”李怀成道，“政府有规定的，凡是办报社或是通讯社，可向行政院申请津贴。这样吧，我行政院有位朋友，可以帮你活动活动。”这李怀成是位热心肠的人。
       “你最好不要去，我们可不想他们那几个钱花。”华克之不便明说，只好这样含糊其辞地谢绝。
       孰料，李、项二人还真有副古道热肠，竟擅自去行政院为他们申请经费，这才无端地招来横祸。
       严刑拷打之下，李、项二人只得将通讯社所有的人员供出，其中包括华克之、贺坡光等数十人……
       壮士魂归，英名永垂
       特务们从李怀成身上撕开了一个缺口，获得了“晨光通讯社”的人员名单后，立即四处搜捕，许多未来得及离开南京的工作人员落入他们的网中，但华克之、贺坡光、张玉华等主要人员却毫无线索。特务们赶到贺坡光的老家江州丹阳，将其兄嫂和六十多岁的老母亲一窝儿全抓来，以其为筹码要挟贺坡光。贺坡光无奈，只得回南京投案自首。
       贺坡光自投罗网，严刑拷打之下，说出了他们成立通讯社的真正目的，幕后指使人王亚樵，以及刺杀蒋介石为第一目标，刺汪为第二目标等等，还供出了王亚樵已潜往香港。
       蒋介石闻听这一口供，气得脸色铁青。当初他令戴笠追查刺汪凶手，原本只是为了洗刷自己，在中央委员和陈璧君面前好有个交待。岂料，汪精卫只不过是个“替死鬼”，自己才是真正被他们刺杀的对象!这一下他是动真格的愤怒了：“娘希匹!可恶，可恶之极!这个王亚樵，搅得我们鸡犬不宁。雨农(戴笠的字)，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住这个王亚樵!”
       
       戴笠领命，派出大批特务前往香港。
       王亚樵初到香港时，素来与老蒋有怨的胡汉民曾商请香港总督关照王亚樵，说王反蒋是属于政治斗争，而并非刑事犯罪。香港总督对王亚樵也曾有所耳闻，对他的所作所为很感兴趣：“仗义行侠，杀富济贫，专与权贵争斗，时不时的给皇室找点麻烦，是我们英国传说中的佐罗似的英雄!”当他接到胡汉民的请求，便通知他的属下香港情报处，让他们对王亚樵加以保护。所以当大批特务涌进香港后，香港情报处即告知王亚樵，让其行动谨慎些。特务们到港多日，连王亚樵的影子也没摸着。戴笠只得亲自赴港。
       这时，中英双方正商谈“中英亲善”，英国政府电令香港总督将已扣押的国民政府的钦犯余立奎引渡给中方，并协助拘捕王亚樵。香港当局迫于英国的压力，只得将余立奎交出，但暗中却通知王亚樵，嘱其火速离港。万般无奈，王亚樵只好率领几名亲信门徒离开香港，前往其故交、广西梧州李济深的老家藏身。
       李济深与王亚樵，两人已是二十多年的生死之交了，对王亚樵的到来感到非常兴奋，对他的安全也非常关心，留他们居住在距梧州不远的李墟镇。李墟是李济深的祖籍，墟中有他的私人武装力量，比较安全。
       暂时安顿好了王亚樵他们，李济深立即赴南宁拜会国民党反蒋人士李宗仁、白崇禧，请求他们保护王亚樵。这李、白二位与李济深交情甚厚，又念及王亚樵亦是反蒋斗士，便欣然允诺。二人从广西省政府里每月拨款五千大洋给王亚樵及其随从作生活费用。
       然而，这寄人篱下，靠人施舍的日子终非长久之计。于是王亚樵将他的那些随员召集在一块，商议今后的出路问题。会上，有人建议去福建山区打游击，和老蒋真刀真枪玩真格的；有人建议，不如就留在这广西，依靠李济深的影响拉杆子，以图东山再起；还有人建议不如投奔共产党，去延安!
       对此种种建议，王亚樵犹豫不决。拿起枪杆子恐势力单薄，被老蒋吃掉；长居广西依靠李济深和李宗仁、白崇禧，似乎又不可能，因为广西正在酝酿与国民党中央合作之事；但去延安，又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不知他们是否接纳自己?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先派余亚农、张献延去延安联系，探探路子。如果共产党人同意接纳他的话，即赴延安，若被拒绝，再作计议。
       就在余亚农与张献延走后的一星期，余婉君突然来到了梧州，找到了王亚樵。
       这余婉君是当时西南派重要成员余立奎的小妾。
       当年王亚樵经常到余立奎家中聚会，没少见余婉君。那时二十岁出头的余婉君，丰臀细腰，算得上是个绝色丽人。聚会时，她时常会手上提一把闪亮的紫铜茶壶，来给客人们沏茶的。
       余婉君对于经常来她家找丈夫聊天的王亚樵颇有好感。所以每当王亚樵到来，她总显得十分兴奋，借故接近。她总是先给室内的其他几位客人沏了茶，最后才走到王亚樵身旁，将那紫铜茶壶的嘴儿轻轻地一抬，让水流慢了一点，流声小一点，她则双目含情，轻轻问候一声：“九哥，你最近好么?”每逢这时，王亚樵便会点点头，同时亦是轻轻声地说：“谢谢余姑娘的关爱，九哥我很好。”说着话他便伸手去接那杯茶，乘着机会小指儿在她手心内游龙戏凤地挠挠那么两下。余婉君总是心领神会，眉目传情地送过去一个甜甜的笑靥。
       后来，王亚樵常州反蒋兵败，元气大伤时，竟意外地收到余婉君托关芸农送来的一个包裹。王亚樵打开一看，里面是两枚黄金戒指，一条黄金项链，还有一只和田玉手镯。原来余婉君闻听王亚樵受挫，特意将自己从娘家带来的陪嫁赠给他以资度过难关。
       王亚樵从那刻起，对这个女子算是上了心。
       王亚樵刺杀李顿后，戴笠在车站、码头等各交通要道到处张贴通缉令，悬赏百万大洋缉拿王亚樵时，又是余婉君救了他。
       脱险后，两人情难自抑，共枕而眠。之后王亚樵便到了香港。
       有了这样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王亚樵一见余婉君，顿时柔情与豪情同时涌注心头。尤其是余婉君那一声凄楚的“九哥”之后，眼泪便滴哩嗒啦地下来了，更是让王亚樵心生爱怜。
       “九哥，我丈夫立奎被香港引渡到南京，判了死刑，我两个孩子又被戴笠的特务抓走了，他们还在四处寻找着抓我，我在香港是待不下去了，只好来梧州投奔你。”一边说，那眼泪就一边往下不停地落。
       “呵，婉君，你别哭，你别哭呀。来了就好，我在上海就曾说过，假若咱们情缘未了，还会相逢的，这不就应验了吗?其实你早就该来找我。这样罢，我先给你找个地方住下，至于立奎和你的一双儿女，请容我从长计议，慢慢再想解救的办法。你看这样可好?”
       余婉君双眼痴呆愣愣地瞅着王亚樵，眼中原先的激情和那片晶亮已涤荡无存，两颗悲戚的瞳仁中蒙着一片如梅雨天中的灰色雾气，她机械地点点头。
       “听凭九哥安排，我的一双儿女，就全仰仗九哥了……”
       王亚樵让门徒许志远在梧州城郊的西江岸边秘密地给她租了间房子，买来锅碗瓢盆一应炊具，又给她二百大洋让她生活。
       他哪里知道，这个曾经的红颜知己，竟是来取他的性命的!
       原来余立奎被引渡到南京之后，戴笠派大特务陈亦川将余婉君的一双儿女扣下作为人质，逼迫余婉君去诱捕王亚樵。
       “婉君呀，”陈亦川用兄长般的，口气对她说，“委员长很器重这个王亚樵，想把他招安进南京政府为国家服务。目前时局动荡，国家正是迫切需要人才的时候，你要识大局才是呀!”
       话说得很中肯，也很中听。
       余婉君想想，万般无奈，为了救夫保子，她按特务们的授意，特意来投他王亚樵。王亚樵虽然是个铁血男儿，可他也是个食人间烟火的饮食男女!尤其感念她在上海的救命之恩，他忘不了当年她的那双媚眼，忘不了在他危难时刻的赠金相助，还有令他刻骨铭心的那一夜深情!
       王亚樵把她安排住下后，便经常在黄昏之际去看望她，重温鸳鸯旧梦!不久，余婉君在香港的女佣张妈来到梧州。余婉君对王亚樵说：
       “九哥，我想过几天让张妈秘密去趟南京，看看立奎，你看行不?”
       “行呀。”王亚樵爽快地答道，“你打算让张妈什么时候走，告诉我一声，我写个条子，让张妈设法转给立奎，然后我再找胡汉民和李济深他们谈谈，看看能否通过他们在南京的关系将立奎给保释出来。”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李墟的友人李任仁请王亚樵、郑抱真等人到家中吃晚饭，余婉君不期而至：“九哥，你可让我好找。明天张妈就去南京，你不是说要写张条子让她转给立奎吗?”
       从李任仁家中出来，早已夜幕降临。王亚樵和郑抱真走到半道，王亚樵突然想到答应余婉君的事：“啊，抱真兄，我倒想起来了，我该去婉君那儿一趟，你先回吧，我去去就来。”
       “要不要带上几个弟兄一道去?”郑抱真有些不放心地说。
       “还是免了吧，婉君又不是外人。”王亚樵醉意朦胧，摇了摇手，步态蹒跚地朝余婉君的住处走去。
       到达了余婉君的住处，他习惯地推门而入。可是刚一迈进大门，一包石灰粉扑面而来，同时几个人一拥而上，欲将之生擒活拿。
       王亚樵是习武之人，臂力过人，虽然双眼受袭被迷蒙住了，但手脚却依然灵巧，身手甚是不凡。特务们虽有二十余人，却奈何他不得。室内的桌椅板凳茶杯茶壶被碰撞得四处飞扬，发出一片“哗啦啦”的碎响。
       特务头子陈亦川见一时制服不了他，担心时间长了发生意外，只得按照戴笠的命令：“第一位生擒，实在拿不住活的就地干掉也行!”
       “砰!”第一声枪响了。王亚樵身，体一颤，他的下腹肝区部位一股鲜血涌出。
       紧接着，“砰!”第二枪又响了。子弹从王亚樵左胸心脏边缘擦过。王亚樵只感觉到有一条火龙钻进了自己的体内，但他强撑着不愿倒下。
       “叭——”第三声枪响，这一枪从王亚樵的眉心正中穿过。王亚樵倒下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暗杀大王”，就这样凋谢在梧州的李墟。
       余婉君见特务把自己心爱的人给杀了，突然发了疯似地扑向李亦川。
       “你不是答应我只是诱捕，绝不害他性命的吗?你们欺骗我!畜牲，你们是一伙畜牲!还我九哥来!”余婉君哭喊着揪住陈亦川的胸衣又撕又扯。
       “去你娘的，疯婆子。”恼羞成怒的陈亦川顺手一推，将余婉君推倒在地。他可不怜香惜玉，戴笠有令：活捉王亚樵，赏大洋十万；拿不住活的将其击毙，割回首级，赏大洋五万。他正在为这损失的五万而痛惜呢!既然王亚樵己死，也就断了一切欲念，留着这现场目击者那可是个祸害。陈亦川想到这，枪声再一次响起。
       王亚樵遇难半月后，去延安联系的余亚农和张献延回到李墟。他们带回消息：延安共产党欢迎王亚樵加入人民的行列，共同抗击日寇!
       然而，一切都已经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