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 尘
人在时间里的不同感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比方，当知青的年代，我曾在海南岛呆过十年(1968—1978)。——真的吗?我的“知青生涯”真有那么长吗?每次在简历、简介一类文字里记下这段“纪年”我都暗自吃惊。“好漫长好可怕啊……”比我小辈的朋友，听了都会这样感慨。——是漫长。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人生最宝贵、最“牛”的一段光阴，就这样打发了。无论在当时和现下，想起来都觉得“路漫漫其修远兮”，虽然，倒并不可怕。可是，为了写这篇文字，掐指头一算，我呆在耶鲁的时日，竟然也将近十年了!(今年是第九年)这就真真把我自己吓得要跳起脚来。——怎么可能?!这么快?!而昨天的一切，仍旧鲜活得捏一把就能滴出水来。然而，每回踏上故土——天，竟然要叫“故土”了!站在大街上，却又觉得自己确实是如假包换的、除了一身北美土气就只剩下了“隔世之思”的“出土文物”了!埋在“漫长”得没了边儿的隔洋深土里好像物事如昔，一出土，见了光吸了氧，就立即苍老了几百岁。——要命吧，十年!鄙人的“耶鲁岁月”竟然也都快十年了!……类似的“时空惊诧录”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这，究竟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作怪呢，还是我们中国人自身的经验世界在作怪?
这就逼出了本文的题目。
文题，源自家中厅堂挂的一副康有为的对子：“众香国土薰历劫，微尘世界游诸天。”当初，就是因为这句子里浸润的佛家意蕴“电”着了我，脑子一热，在纽约一个有官家背景的“千禧年中国书画展销会”上，花“重金”把它买下来的。用的是清府“内宫虎纹纸”，字是碑味十足的康体。这些年日日时时与它相对，这“微尘世界游诸天”，总要触动我的许多心事。譬如提笔的此时，我就在寻思：几近“漫长”的耶鲁岁月，该从何落笔呢?怎么觉得“快”而“短”的纽黑文时光，却又分明像是历过了十世三生九重天似的层峦叠嶂，墨色繁复，“浓得化不开”呢?记忆，只是一个暗色的底座，我应该举起什么样的烛光，才能把时光雕镂在上面的塑像主体，照亮呢?
——我想到了母语。是的，无论从哪一个层面上说，是母语，带给了我在耶鲁的“诸天”。
“雅 礼”
按说，这里，是最道地的美国——作为美国发源地的新英格兰的腹地康乃迪克州，据说是全美中产阶级发育最早、最成熟、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每每是当代西方各种最新思潮的制造厂、也包括专门制造美国总统的耶鲁大学校园，正是它的精神象征。但是，说起来我也时时会暗自吃惊：此地——耶鲁，却是自己几十年横跨东西南北的人生流旅中，充盈着最多“原乡”符码，与自己的母语、文化、乡土、历史等等发生着最多联系，几乎一举手一投足都要碰撞上“中国”的一个奇异地方。
比方，我每天都要上下、出进的东亚系红砖小楼，只是一步之遥，紧邻的另一座小红楼，当街就挂着一块写着中文字的醒目招牌——“雅礼协会”。因为中文字在这个进入纽黑文小城的繁忙十字路口上非常扎眼，以至每一个到访者都会忽略了旁边的英文“Yale—China”，径直问：“雅礼协会，是什么意思?”可要解说起这“什么意思”来，一开口，就非得给你讲出去个一二百年。原来“雅礼协会”至今已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雅礼”是“耶鲁”的汉译旧称，借的当然是“雅而好礼”的古义，按英文直译，则可称为“耶鲁中国学社”。——这可是西方大学中最早建立的“涉华”机构，她比鼎鼎大名的“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还要悠久。(哈佛燕京成立于1923年。虽然就财务核算而言，与哈佛燕京不同，“雅礼协会”属于独立于大学建制之外的非营利性组织。)而“雅礼协会”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至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生、以《西学东渐记》名世的容闳(Yung Wing，1827—1912)。容闳当年(1847)作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负笈留洋，其落脚的地点就是耶鲁大学；而容闳“学成归国”后，在曾国藩直接支持下促成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波的留学潮——于1872年起步而于1881年急急落幕(因为害怕“精神污染”)的著名的“晚清留美学童”事件，耶鲁，正是其中心舞台。“雅礼协会”，当时的英文名字叫“YaleinChina”——“耶鲁在中国”，正是在这样浓墨重彩的“中国背景”中，涎生于1902年。而且，远在百年以前，耶鲁及其“雅礼协会”与中国发生的联系，就并不仅仅止于传教(此乃当时西人的“涉华”主业)，而首先着眼于教育、文化的交流和服务。其足迹，也不仅仅停留在京津沪穗等沿海中心大城市，而是深入到内陆的贫穷、落后地区。今天湖南长沙最老品牌的“雅礼中学”和“湘雅医学院”——这是现代中国最早建立的医学院之一，其中的“雅”，就是“雅礼协会”的雅，是由耶鲁大学当年直接帮助建立的。今天浙江宁波、湖北汉口等城市，都留下了“雅礼协会”百年来的许多踪迹。你猜，历史上和“雅礼协会”发生过联系的最显赫的中国人的名字，是谁?——毛泽东。1919年前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新民学会”曾设在长沙“雅礼协会”的房产内，并在该地出版过《新湖南》等报刊，发起过驱逐湖南省长张敬尧的抗议运动。(见NancyChapman《雅礼协会百年史》)几十年来，除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间的中断以外，一批又一批的耶鲁学生通过“雅礼协会”的介绍安排，自愿到中国的内地城乡任教、服务。一直到今天，我每年教的学生里，总有那么几位学生会自动提出申请，被“雅礼协会”送到边远的中国城镇去学习、工作。几年前，我就曾收到过一桢寄自华北油田的中文明信片，那是一位在当地教授英文的美国学生给我的来信。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我教过的一位看上去完全是洋人面孔的美国学生李班明。他的曾祖父就是“晚清留美学童”里日后史上留名的一位——用英文出版过回忆录的Richard Lee。李班明曾长期担任“雅礼协会”的对外联络工作，中央电视台曾围绕他的故事拍出了一个精彩的关于“晚清留美学童”的系列文献纪录片。他和妻子高竹立是我们夫妇俩至今仍保持着联系的好朋友。那一年他们双双从研究院毕业，在南方找到教书工作离开耶鲁，还是我亲自开车把他们送到机场的。
你想，这样每天每日与“雅礼协会”相伴，“一脚踩过去，就是个百年中国”。时光之桨，可不就要时时划载着你，去追溯那个诗人余光中说的“蓝墨水的上游”——那个“耶鲁一中国”的血脉源头么?
又比方，今天在耶鲁校园里走，来访者都会为那些高低错落爬满常青藤的、古色古香的建筑群所迷醉——据说，这是全美大学校园里格局最大、气象最恢宏的一个哥特式建筑群。可是，就是在这么“西方”、这么“哥特”的建筑群中，说来难以置信，这里那里，你却可以随处发现跟自己“原乡”相关的印迹。不必说，在耶鲁十二个住宿学院之一的伯克莱学院，就把“耶鲁”的旧译“雅礼”，用汉字直接浮雕镶刻在门墙上。
也不必说，耶鲁校园中心最大的图书馆——那座仿若中世纪大教堂似的、用各种浮雕言说着耶鲁故事的斯特灵纪念图书馆(Steding MemorialLibrary)，每一个造访者踏脚进门之前，都会注意到当头的一排古文字浮雕：世界上八种最古老的文字书写，搭配着各自的文化图像，在列阵向每一位爱书者致敬。头顶右侧的入门显眼处，就是一幅中国汉字的清晰碑刻，旁边侧立着一个长须飘冉、捧卷举笔的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半身头像，细读之下、上面是一篇颜体柳格的皇帝表彰战场功臣的诏书：“卿兄以人臣大节 独制横流 或俘其谋主 或斩其元恶 当以救兵悬绝 身陷贼庭 傍若无人 历数其罪 手足寄予锋刃 忠义形于颜色 古所未有 朕甚嘉之”……。
这边，刚走出斯特灵图书馆，只见门前广场上，立着一座现代的艺术装置——“女人桌”(TheWomen’s Table)，椭圆的青石桌面上一圈一圈刻着纪年和阿拉伯数字，上面流淌着源源不断的清水。那是为纪念耶鲁1969年作为常青藤大学中第一个接受女性本科生入学的大学，同时缅怀女性对于耶鲁的贡献，而于1993年建造的永久性装置雕塑。作者署名是：Maya Lin——林璎，就是创作被称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建筑艺术作品之一的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耶鲁华裔毕业生。这位当今举世闻名的华裔建筑师，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特殊身份：原来，林璎，正是民国著名的“才女”——梁启超的儿媳妇、著名建筑家梁思成的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者之一的林徽因的亲侄女。——却原来，我们耶鲁校园里闻名遐迩的“女人桌”，拐了—个弯儿，又跟中国的现、当代历史的人事沧桑，有着这么“手心手背”的血脉关联!
更让我生奇的是，就在不久前，我在一本海外杂志上，读到了一段林徽因与耶鲁直接相关的佚文：“我记得在耶鲁大学戏院的时候我帮(弄)布景，一幕美国中部一个老式家庭的客厅，有一个‘三角架’，我和另一个朋友足足走了三天，足迹遍纽黑文全程，走问每家木器铺的老板，但是每次他都笑了半天说，现在哪里还有地方找这样一件东西……”(见《明报月刊》2004年第五期，这是最新发现的一篇林徽因佚文《设计和幕后困难问题》，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二日《北平晨报》)
——耶鲁校园，“雅礼”处处，宁不“中国”?
“人五人六”
有两件事，“奠定了”我对耶鲁的基本印象。
那一年，刚接到耶鲁的聘书，新来乍到，为新学年的任教课程匆匆准备了一套教案，自己凑合着新编了一套教材，便等着开学前夕，提交给某个上级方面审定、通过，然后再——有点临深履薄的战战兢兢——给学生开讲。
——没有动静。开学了，问遍了身边的同事，系里的头脑，都说：不需要给谁审定，开讲就是。“教研组的审定都不需要?”“不需要。”“教什么和怎么教，也不要开会讨论讨论?”“没有必要。”问多了，反而被同事白眼：怎么，你是被人管惯了，一下子觉得没有审查、管束就不舒服，是不是?——正是。当初到美国留学，我头一个不习惯的，就是从选课到选保险、选住地、选室友，什么都得自己去“踹”(Try)。我没有想到，踏上耶鲁这样的讲台，对于自己这样的教坛新丁，竟会是这样的“自由放任”。坦白地说，第一次登台，“人五人六”地给学生开讲，心虚得很。“自由”得一下子如此没了边儿，台下坐着的，可都是从美国包括世界各地千挑万拣而来的一堆聪明脑袋，自己这副“人来疯”又慌不择言的蠢样子，可不要露大怯了吧?渐渐我明白，在耶鲁，你不必害怕表现自己的“人五人六”。重视教学、研究个体的自主及其个性的自由发挥，正如重视学校作为社会个体的自主权利一样，正是所谓“耶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最终一般社会上的人士将会了解：只有在学校拥有全部的自治权利、每个教师及学者皆有研究自由的条件下，整个社会才会有完全的自由与平等；而这正是耶鲁的真正完整精神所在。”这是主导耶鲁历史上最著名的“抗命”事件之一的耶鲁老校长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Brewster)当年说过的一段广被传扬的话。(引自孙康宜《耶鲁，性别与文化》)——越战期间，耶鲁漠视政府对反战学生不得给予奖学金的规定，坚决遵循以申请者的学术成绩为评估唯一标准的原则，最后不惜以丢掉联邦政府一大笔资助而陷入经济困境为代价。当时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都不敢违命，惟独耶鲁逆流而上、特立独行，布鲁斯特校长因而被全美知识分子和大学校长们视为“英雄”。
其实，对教学的“放任自由”，并不等于耶鲁忽视对教学质量的掌控。这种掌控，实际上从教职员遴选的一刻就开始了。日后的教学观摩、学生评估、年度审核等等自然也是教学管理的重要一环，但其中最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对每一个教学、研究个体的充分信任和尊重。即便是我们这样职位不高的语言教师，和很多大学不同，在耶鲁，特别是在孙康宜担任系主任时的坚持下，每个人拥有宽敞的独立办公室，被视为不可或缺。我们中文项目的主持人，拥有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的牟岭，多年来更是坚持课型独立、教学自主、充分放手的领导方略，使耶鲁中文项目成为独树一帜、成果斐然的中文教育重镇。后来受聘到耶鲁任教的年轻老师就曾这样惊呼：耶鲁把一门课交给你，就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交给你了!耶鲁对语言教师的重视和尊重，真真让我们受宠若惊……。
耶鲁最重视本科生教学。任何名家大师，都必须首先给本科生开课并建立教学口碑，方能找到自己在学校的位置。于是，这样效果殊异的课堂画面，常常在耶鲁校园出现：解构学派名教授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文学经典课程在校园里最叫座，一开课就成校园盛事，这不算惊奇；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的“明清中国史”课、“现代中国史”课，本属“非主流”学科，一门课每年选修的学生却动辄四五百人，最高达到过六七百人，每每要动用全校最大的阶梯课室，一门课的助教队伍往往比普通一个系的教员都多，则就成为耶鲁校园里众口交誉的一道教学景观了!另外呢，据说在某个斯拉夫语系，一位学有专精却缺乏教学口碑的老教授，每年选课的学生寥寥无几，有时对着空无一人的课室，他也照样哇啦哇啦地开讲……
鼓励学术个性的张扬极致同时也包容可能的千奇百怪，这是耶鲁。
一位老友送儿子入学，离开前的感慨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每年耶鲁新生入学的传统程序有一个小高潮——新生及其家长约三千多人，全被邀请到校长的家里做客。听来让人匪夷所思。“一点不假，有酒水供应，有毕恭毕敬的招待服务，当然是排了不同的时间段，但校长和夫人真的就一直站在那里，和每一个学生、家长都握了手，说了话。唉，我服了，你们耶鲁……”
这确是我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向同事打听，他们并不诧异，告诉我：重视校园生活里的
个人化接触、个人性的互动，正是耶鲁的老校风，老传统。我心里一惊：我本来以为，如此强调教学个体及其个性，此地的校园生活，应该是人际疏冷，很有点“各人自扫门前雪”味道的。在我后来成为学校的十二所寄宿学院之一、塞布鲁克(Saybrook)学院的“教师会员”(Fellow)之后，我才发现：不然也，此大不然也!
耶鲁的寄宿学院之所以称之为“College”(学院)，与其校园规划及其校园氛围的开放性刚好相反，反而是相对封闭、自成体系的一个小团队、小社会。每一个学院以上锁的高高院墙相区隔，各自有自己的徽标旗帜、饭厅、图书馆，自己的活动社团也包括自治的管理组织——学生会、乐团、歌队、读书会、演剧社等等，更有各自的传统节日包括胡闹节目。住宿学院形成一种相对独立、自足的学习、生活环境，其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员之间的个人联系，是极其紧密的。每一个学院除了有舍监(Dean)等管理人员外，还有一个“主人”(Master)——由一位现职教授的家庭长住在学院内，他(她)的家居生活几乎是半开放的，学生和教师会员的各种活动，都在这个“主人”家庭的客厅举行。比如每周一次的“主人下午茶”活动，每月一次的“教师会员”活动，常常围绕一个特定的专题，请当时该领域最富有盛名的专家、人物前来演讲，然后在喝茶、聚餐之余举行沙龙式的讨论。确实，这种家居式、沙龙化的学术氛围和联谊方式，人际间那种温馨互动，正是我参与塞布鲁克学院的“会员”活动以后，留下的最深印象。我们这些有幸被选聘为“会员”的教师，学院会提供我们免费餐票到学生餐厅吃饭，鼓励我们多跟学生作个人化的接触，并随时参与到学生各种即兴的“餐厅讨论”和活动里去。据说，餐厅里各种学生的即兴活动，正是耶鲁校园的特色之一。
头几年，为着珍惜这种参与校园生活的机会，几乎每接到塞布鲁克学院“主人”教授发来的各种“下午茶”、“会员聚会”通知，我都尽力安排时间，“人五人六”地整装出席——场合是随意的，但大家一般都穿得很正式。团团围坐在学院“主人”的客厅里，品着茶和咖啡，吃着小点心，我听过墨西哥前总统(现任耶鲁“全球化研究项目”主任)对伊拉克战争和布什总统提出的严厉批评；听过一位学生以吉他弹唱方式向所有教师会员朗读她新写的音乐剧剧本(耶鲁有全美一流的戏剧学院)；参与过“耶鲁—南非—中国河南艾滋病防治计划”的课题讨论；还听过法文系一位老教授朗读他新译的一位法国新锐作家的最新作品……后来我发现，校园里这种活动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光是塞布鲁克学院的节目，就让我有无以暇及之感。今年诸事纷忙，便缺席了几次“会员聚会”。在校园里好几次碰见塞布鲁克的“会员”同事，都问我：怎么老不见你来?我们等着你加入“中国话题”呢!
我赧然抱愧。确实，每次塞布鲁克学院的“会员聚会”，鄙人常常需要——“代表中国”。在与社会、文化相关的各种讨论话题中，相熟的会员免不了都会捅捅我：“中国怎么样?”“中国怎么看?”
——嗬，可不真要“人五人六”么!
“Utopia”
好多年前，当时我人在普林斯顿，孙康宜老师说过这样一句玩笑话：如果你也能来耶鲁，我们这里，可就要变成一个“中文乌托邦”啦!她用的是“Utopia”这个英文字。我确是在孙教授当系主任的任上，因缘际会，也经历了整个约谈、试教、评估的全过程，应聘到耶鲁任教的。命运的这番厚待我至今心存感激，但我最是感念的，真的就是孙老师话里的那番深意——在这片红尘万丈的洋风洋水之中，耶鲁，确是我辈漂流人打着灯笼、踏破铁鞋、穿越两洋水土云烟，寻觅经年而难得一见的一片人文世界的香格里拉——我的“母语乌托邦”。
说起客居异域的生活——无论是留学、移民或是逃难、流亡，人们可以用各种字眼来形容：“失根”、“截肢”、“离土的移植”、“永远的边缘人”等等。英文里，则喜欢用本来专门形容失国失土的犹太人的字眼——“Diaspora”，直译乃“离散无家”，有华裔汉学家更直接把它译为富有感情色彩的中文成语——“花果飘零”。这些字眼里共有的悲情，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失根，就是失语；反之一样，失语，就是失根。只要想想，任何一个思想成熟、出口成章的成年人，忽然要用三岁孩童牙牙学语的稚嫩腔调，去和那个“红须绿眼、叽里咕噜”的世界打交道——这是当年初出国门的康有为、梁启超们笔下早就描写过的尴尬，就可以明了其中的难堪了。所谓“寄人篱下”，首先，就是硬要缩起自己母语高扬的脑袋，把那个被截掉舌头的身躯，塞进那道“叽里咕噜”的洋文篱笆的孔眼之下啊!二战中流亡巴西的名作家茨威格，在当地受到“国宾”式的礼遇却最后以自杀身亡，史家分析其真实原因，大都聚焦于这个话题——母语。母语国度的沦丧和母语环境的失落。他在绝命书中如此叹息：“我在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我精神-亡的故乡欧洲已经自我毁灭……”在铺陈了这么一大番失语苦痛以后，你忽然发现，自己在此地的职业——在美国最顶尖的大学里教授中文，你是在用自己一种与生俱来的优势，去面对那个“失语失根者”的先天劣势；母语，不但不是你融人“主流”的障碍，反而成了你在此间“主流”中安身立命的最大资本，同时，即便在一个占据着最优位置的一流学府那些聪睿透顶的学生面前，你都可以照样昂起母语的骄傲头颅，用母语去传道，授业，解惑……——“Utopia”。理想化的人间乐土。——有什么乐土，比能让自己的母语在异国的职业疆域里尽情驰骋，是更大的人间乐土呢?因此，我的老诗人同事郑愁予先生，曾一再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有人是看不起语言教学的。可是，在此地，对于我辈，我以为没有什么，比教会美国孩子说中文、用中文、热爱中国文化，是更有成就感、更值得你交付心血与生命的职业了!我的个性很“酷”的同事康正果，则为此说过一番很动感情的话：“我从来没有感到我与母语如此亲近过，从来没有从母语中得到如此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见《生命的嫁接》)
自然，我知道康宜老师说的“Utopia”，并不仅仅指的这个“母语优势”。我想，她要说的，首先就是我上面提到的，耶鲁的这个中文的同事圈子。——噢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同事圈子呢?
虽然同在一个系里做事，平日各忙各的，其实很少机会聚头。我们之间互通信息，常常就靠着系办公室门口那个对外张开大嘴的方格子信箱。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早晨上班，我常常会在自己的格子里收到刚刚打印出来的中文稿子，康正果的格子里也会有同样的一份，那是孙康宜老师送来的她新写的中文稿——有散文，也有学术论文。她想请我们先帮她看看，提提修改建议。孙康宜，都知道她是西方人文学界中少数几位贡献卓越、备受尊崇的华裔汉学家。她在中国占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众多英文著述，是今天任何一个修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的
必读教本。几年前由她主编出版的煌煌大著《中国古代女诗人选集及评述》，最近由她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古典文学卷》，都是在整个国际汉学界引起广泛瞩目的大事。“孙康宜请你改文章?”这一定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之类的自我夸炫故事吧?坦白说来，开始我真的感到很吃惊，也有点不太习惯。因为我自己，多年来早就养成了“初稿从不示人”的毛病。但是，这确是真实的孙康宜。从认识伊始，康宜老师就恳切地要求我们帮助“敲打”她的中文。她告诉我们：因为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用英文教了几十年书，英文写作很顺溜，中文则快忘光了。她是从1994年前后，才重新开始中文的写作，所以，她由衷地把自己当作初学者，诚恳向我们求助。由康宜领开了头，这方格子信箱，从此真的就成为我们几个写作者随时传递彼此的文字初稿，并常常刀来剑往的加以切磋敲打的好处所。有时候，我们性格犟直的“关西大汉”康正果，一句话就能呛人一个大筋斗，但“翻过筋斗”以后，虚怀若谷的孙康宜，下一回准能给你拿出更亮眼的稿子来。有一回，康正果看过我的稿子，不客气说：至少要删掉两千字，这稿子才能成型。我吭吭吃吃地“瘦身”，那稿子，果真就变得神清气爽哩!——“Utopia”。这方格子信箱，可不就成了我们这个“母语乌托邦”里一片栽种文字的好秧田么!
“达达的马蹄，是我美丽的错误。”这个现代汉语诗坛里的经典句子，已经成了在耶鲁任教超过三十年、刚刚荣誉退休的老诗人郑愁予的招牌标记。——和这样的“经典作家”一起共事，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常常，有台、港学生这样问我。我自己，大学时代就偷偷为郑愁予的诗集着过迷(“偷偷”，是因为那时候国门初开，我仅有的“港台书刊”，都是香港学生给我偷带进来的)，当年作为加州大学的研究生，我还专程前往耶鲁，拜见过这位台湾来的“诗坛祭酒”。如今，一下子成为同事，而且按照系里的安排，我俩同教四年级高级中文课，他开“现代中国小说选渎”，我开的则是“当代中国小说选读”——两门课如此单列并置，结构上就形成一种相互打擂台的竞争关系。我，作为小辈新人，何以自处与相处呢?想到关于各种大学中文项目里诸多人事纠纷的轶事传闻，连身边的朋友，都为我暗暗捏上一把汗了。——可是，月明星朗，云淡风清，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说，各呈异质异态，本身就是耶鲁校园的常态。用愁予老师日后的说法：“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成为一个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相安无事”，竟是“相得益彰”之后更熔铸出了一个绵长有序、丰沛滋润的话语环境：喝过了鲁迅、胡适之的苦酒清酒的学生，再到莫言的“红高梁”里和韩少功的“马桥”里打打滚，撒撒野；想在王安忆绮丽繁复的“王琦瑶”以后喘一口气的，就不妨到沈从文的“翠翠”渡口上，尽情享受湘西沅水的疏淡清洌……“中文156”、“157”两个相连的课号，连结起了耶鲁校园内最有悟性、最敢标新立异的一批好学生——非能人即异人，此乃大学里学中文的洋学生的共有特征；愁予老师(包括几位年长的老师)的诚挚与胸襟，给我们这些后辈立起了楷模，使得耶鲁东亚系的中文部，多年来成为以“地利人和”享誉“江湖”的好团队、好处所。“我在国内的任何单位还从未遇到过这样和睦的一个集体。这里只有工作和学问上的合作，从无复杂的人事纠纷，在互相配合的中文教学中，母语的纽带极大地净化了我们的同事关系。”(康正果《母语之根》)而我和愁予、正果——我们三位负责高年级教学，更在共同的话题、共同的面对之中，成为好学生们的好朋友，同时彼此成为有好学生共同引介、有好朋友来访共同迎送、有好酒好茶共同分享的知己莫逆了。
说起好酒好茶，正果兄是愁予的酒友，我不嗜酒，却时时可以成为他们一位浅尝辄止的“酒伴”。有我这么一个资浅酒伴的最大好处，就是出门在外，他们俩尽可以放歌纵酒、一醉方休，而不必担心惹上“醉酒开车”的麻烦。那一年美国独立节，愁予拽上正果和我上他的美国亲家的庄园去喝酒——那个美国家庭每年此日都在家中大摆烧烤筵席，广邀各方亲友一起在牧场边上放焰火狂欢。二位资深酒徒，那晚喝了洋酒喝白酒，喝了冒烟儿的再喝点着火的，趁着酒劲把彼此一生的好话歹话、秘密私隐全都说了个够，末了还说：没醉没醉，小意思小意思。愁予摇甩着钥匙坚持要开车，谁说他醉就骂谁。钥匙总算被他的孝顺儿子一把夺了过来。那晚，鄙人开车把两位酒徒送回家，康正果据说进了家门就趴在光地板上睡到了天亮；愁予更绝，第二天见到他，“喝醉酒?我昨晚压根儿没喝过酒，醉什么？”——全忘光啦!自此成了通例，每年独立节，总是我们三家结伴出行，他们俩必定要敞怀豪饮，大醉而归。愁予亲家的聚会筵席于是成了我们自家的酒会雅集，哪年缺了谁还都有个惦记。我的女儿甚至从此就和她每回必带的好朋友凯丽有了约定：每年七月四日，“一定要跟爸爸的叔叔们去看马!”
自然，我这个车把式也不是白当的。某日，居心叵测发现：酒龄和诗龄同岁的愁予先生，爱喝酒却不好茶，可家里，又偏偏多的是台湾友人送的上好乌龙茶!乘虚而人，莫以此甚也!从此向愁予讨茶叶，准是一讨一个准，并且绝对是一等一的上品好冻顶。愁予夫妇呢，倒也从未把我当外人。那年夏天，我拿出当过十年知青的能耐，只花了两天工夫，帮他们在后院挖了一个其大无比的鱼池，还搭配好了小桥流水、青石护栏。愁予为此惊呼：毛泽东真厉害，能把你这样的文弱书生，改造成这样能干的“蓝领”!
“蓝皮书”的上游
有一回，系主任向我提出：因为学生要求者众，要我开设一门广东话的“独立辅导课”(Independent Study)。后来，因为每年的“独立辅导课”修读的学生竟也有八九名之多，系里就决定：把这门广东话课，变成耶鲁课程表“蓝皮书”上的一门正式课程。按照惯例，每个“蓝皮书”上新开的课目，都要先行向校方提出一套包括学术缘由、教学目的、教学要求之类的正式申请。广东话——我的母语，在耶鲁校园开设的五十多种外语课程中，实在是一个边缘而又边缘的方言语种。我，可以向校方，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开课申请呢?
那个夏天没有教暑期班，便显得特别漫长。酷热里读着杂书，在这座被称作“榆城”(Elm—City)的古楼古街之间游荡，留心着要为“蓝皮书”准备开新课“缘由”，便稍稍涉猎了一点关于耶鲁汉语教学的书籍。这一“涉猎”不打紧，这门不起眼的“广东话课”，竟然牵出了一整页与耶鲁关系密切的海外汉语教学史和传播史，并且，首先就与我们现代汉语学的奠基人——赵元任相关。
赵元任(1892—1982)，稍稍知道点现代文化史的人会知道，他曾是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齐名的民初“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现代汉语的拼音系统、语法系统、包括台湾现在还在使用的汉语注音符号等等的具体创建者和设计人；也是现代中国音乐的奠基者之一，他创作
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卖布谣》等，至今仍是各种华语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据《赵元任年谱》记载，赵元任曾在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应聘在耶鲁教授中文两年。“到耶鲁后元任的精神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因为这里的人事和讨论的兴趣使得他有意思。”(见赵夫人杨步伟《杂记赵家》)赵元任在耶鲁开设了两门课程：高级中文阅读课和中国音韵学课。在中国音韵学课程中，赵元任在“国语的古音和今音的区别”题目内，突出了对广东话的研讨，“10月以后，开始讲授广东话。”(《赵元任年谱》249页)两年后，赵元任转赴哈佛任教，更利用哈佛的暑期学校开设强化型的粤语课程，“集中12周开设了600小时的课”，并“亲自灌录粤语学习唱片，请留学生中的广东人谭小麟和邬劲旅等做发音人。课程结束后曾带学生到广东人开的中国饭馆，用粤语会话……”(见《年谱》265页)在以后漫长的伯克莱加州大学任教生涯中，“粤语课”更是和“国语课”、“音韵学课”一起，是赵元任终生常设的三个主要任教课程之一。
赵元任为清代“乾隆三大家”之一、写“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赵翼的后人。祖籍江苏常州，生于天津。本非粤人，却以对语言的惊人敏感和聪睿，利用方言调查的过程掌握了几十种方言，尤对粤语的运用得心应手。粤语号称“最难学的方言”，光是音调就有八个(也有“七调说”和“九调说”)。据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记，“我到广州两个星期后就能用广东话演说了”。不独此也，他连广东话语系的三水话和中山话都能分别掌握，在赴耶鲁任教前夕顺路出席旧金山的“太平洋科学会议”时，在海船上完成的提交论文，题目就是《中山方言》(见《年谱》242页)。据我目前查阅到的材料，在美国大学校园开设专门的粤语课程，赵元任，绝对是史上第一人。在那以后，接续赵元任的耶鲁粤语教学业绩的，则是耶鲁汉语教学史上的另一位重头人物——黄伯飞(Porke Wung)。
“黄伯飞”何许人也?今天一般读者也许会对这个名字很陌生。这位出版过《诗与道》、《抒情短诗精选》等著作的老诗人和老教育家，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曾主导耶鲁中文项目长达四十年之久。据沈从文《记胡也频》一文的介绍，黄伯飞曾是二三十年代北京文学青年聚居的“汉园公寓”的主人的儿子，是直接在新文学熏陶中成年的“小弟弟辈”。当时在那所公寓出入的，除了沈从文以外，还有戴望舒、王鲁彦、朱湘、焦菊隐等等现代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八十年代初沈从文访美，惊喜万分地在耶鲁遇见黄伯飞，才续上了这一段“隔代之缘”。原来，从1942年“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军方为了培训派往东亚和中国作战的官兵，国防部曾一度出资，在耶鲁大学设立大型中文教学项目，黄伯飞因此应聘参与其事。于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耶鲁，成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大规模的中文教学基地，接受中文特训的学生最多时达四五百人之多，任教的老师则多达三四十位之众。这，恐怕是今天任何一个汉语教学项目(包括国内)，都不可能有的规模了。如今，楼下的东亚系办公室里还挂着一张1953年拍摄的，耶鲁中文项目(当时叫“远东研究所”)教职员在战后合影的黑白照片——可能是此一中文教学基地完成历史使命的“毕业照”。二十六位风华正茂的华、洋教员，脸上带着一种战后似乎略带疲惫的安逸气息。我知道站在后排中间那位高挑个子、戴黑边眼镜、满脸书卷气的英俊男士，正是黄伯飞；而站在他旁边的，还有另一位华文世界的知名人物——四十年代末与萧乾、陆铿等齐名的中央社战地名记者赵浩生。顺及，已退休多年的赵浩生夫妇(妻子是日本人)，同样是耶鲁东亚系中、日文部的元老级人物，同样在此地任教超过三十年。今天，耶鲁东亚研究中心有专门设立的“黄伯飞奖学金”，而海外世界多年来通行的粤语教本和《广东话词典》，正是黄伯飞当年在耶鲁开设广东话课所使用的讲义，并最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我知道，我的“蓝皮书”新课申请，已经拥有足够多的“缘由”了。在视传统如命的耶鲁，还有什么，比延续现代汉语一代宗师赵元任及其后继者黄伯飞在耶鲁早已开设的历史性课程——一门富有古音韵学意义的方言课程，更有分量的理由呢?
但是，差一点，我就犯上了“数典忘祖”的大错误。
因为查出了“典”——赵元任及其中文课、粤语课在耶鲁的历史出处，粤语课开课顺利，自不待说。自此，我在以后的说话、为文中，便理所当然地，把赵元任，视作“教美国佬吃中文螃蟹、包括吃粤语螃蟹的第一人”。事实上，这也是汉语教学界多年来“约定俗成”的说法。可不是么，现在许多西方院校还在采用的低年级中文入门的教本，其中的发音、语法规范及其例句，大都基于赵元任在1921年前后在哈佛编写完成、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而由纽约哥伦比亚公司录制的《国语留声片课本》。这个教本里最有名的例句，是赵元任把中文声调的“阴阳赏(上)去人”，以各种谐谑好玩的“五声五字”的例句，让学生练习：比如，“荤油炒菜吃”，“偷尝两块肉”(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入声字，所以讲“四声”，一般人对第五音已无法辨识)。——这是现代汉语教学史上第一本被广泛认可的、为“国语”正音、定调的有声教材。连当时为教本作序的胡适也说过类似的“中国第一人”、“不作他人想”之类的话。我的“赵元任第一人说”，有什么错处吗?
“你老兄，一个不小心，可就要把耶鲁的‘汉教’历史，”他说的是行话，“——大大矮化啦!”友人崔君，为了完成他的“海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论文，正一头扎在耶鲁档案馆的故纸堆里，某天，有根有据地浇了我一瓢冷水。
原来，话题，还得追溯到容闳当初在耶鲁引发的第一波“中国热”上。一位名叫特韦契耳(Joseph H．Twichell)的牧师——他是当初最早向容闳伸出援手的美国人，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肯特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对容闳当年在耶鲁所引起的广泛关注，有极生动的描述：“1854年容闳的毕业，是那年(耶鲁)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至少许多人是这么看的。而有些人来参加毕业典礼，主要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位中国毕业生。……”(参见容闳《西学东渐记》附录，引自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正是有感于此，耶鲁校方在1872年由容闳主导的“晚清留美学童”抵达耶鲁五年之后，由校董会通过，于1877年，正式设立中国语文历史方面的教席。耶鲁，由此也成为全美国第一个，拥有中国研究方面的专设教授的大学。
据崔君查阅到的历史档案材料，第一位在耶鲁开班教授中文、并成为美国第一位“中国学”全职教授的，是美国人Samud WellsWilliams。他的中文名字叫“卫三畏”，显然与他英文名字中的“W”谐音相关，文义则取自孔子《
论语》中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圣人之言。”卫三畏早年作为传教士到过中国，开始学习中文，后参与美国第一次远征军到日本作过半官方的访问，以后长期在东亚生活。他曾经担任过美国政府驻中国的外交官员，在中国完成《中央王国》(“Central Kinzdom”)一书，并编写出版过至今还在不断修订、流行使用的英汉字典。崔君还从耶鲁档案中查阅到，当年耶鲁学院校董会投票决定设立中文教席，并一致推举卫三畏为“中文专职教授”的聘书——一张巴掌大的小纸，后面就附有卫三畏接受聘约的亲笔回复文字。卫三畏于1877年至1884年间，正式在耶鲁开设中文课。开始只为研究生开课，教席隶属“哲学系”。卫三畏当时编写的中文教本已失传，但耶鲁档案中，至今仍保留着大量卫三畏以中文正楷毛笔字书写的教案和通信。据崔君的研究，也许是受耶鲁的影响，或者也是当时美国政府的需要(哈佛比较有“官学”色彩)，哈佛大学校董会于1879年决定设立中文教席，但花了两年时间寻找物色，才于1881年找到中国宁波人戈鲲化担任正式的中文教职。但是，也许是南方人不适应波士顿的酷寒天气，戈鲲化只在哈佛任教三年，便因病死于任上。另一个海外汉语教学的拓荒者——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教学，则要延至1902年才正式开始。第一位担任哥大中文教职的，则是美国人Hirth。
——原来，第一个在美国大学开班教授中文，第一个教美国人吃“中文螃蟹”的，是美国人卫三畏。他在耶鲁校园踏出的汉语足迹，比哈佛、耶鲁年代的赵元任，早了四五十年!
我承认，我至今还是一个“人来疯”型的、一上讲台就喜欢把自己的过剩卡路里统统倾泻到课堂上去的傻用劲的老师；我也不想讳言，将近十年来，我担任的课程始终在耶鲁校园里维持着它的“火”——每每要担心人满为患，而语言课程，却偏偏是必须维持“小班制”的。(顺及，为了这个原因，也为了学中文的学生人数增长迅猛，必须不断给高年级课程扩开新班，从今秋开始，只好忍痛割舍粤语课了!)都知道语言教师在大学里“人微言轻”，但我从来不敢轻慢自己的工作。在这个卫三畏、赵元任、黄伯飞、赵浩生以及郑愁予站过的讲台上，我学会了谦卑。我知道，在纽黑文海滨这座调子灰黑的古老校园里，母语的晖光不但照临着我，也照临在青石壁上、常青藤上，哈克尼斯钟楼的尖塔上，旧校园中心的“嘉马地校长环形石椅”上。也许你并不自觉，自己其实同样是站在历史的队列里；历史，就在校园的某个转角处，与你交会，颜色照人。
香 椿
在海外生活，很多日常琐细，都可以勾动你的乡思——一瓶泡菜、一包茶叶、一丛竹子、一枝牡丹，等等。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比香椿，更带乡土气息而更显得弥足珍贵的了。我本南方人，香椿的滋味是到了北方做事时才开始品尝领略。那时候就知道，此乃掐着时辰节气而稍纵即逝的希罕美味。美国本土只长“臭椿”(被视为常见有毒庭院植物)，不长香椿。这些年客居北美，看着妻子时时为香椿梦魂牵绕的，不惜托京中老父用盐腌渍了再塞进行李箱越洋带过来；身边的朋友，为养活一株万里迢迢从航机上“非法偷带入境”的香椿种苗而殚精竭思的样子，我这个“北方女婿”，真是“心有戚戚焉”——少一种嗜味就少一种牵挂，都说：香椿之香味，植于深土深根，得之日月精华，闻之尝之可以令嗜者“不知肉味”，我就无论如何体会不出来。——可是，神了吧?那天，顺路看望完张充和先生，正要出门，老人招招手：你等等，刚下过雨，送一点新鲜芽头给你尝尝。“什么新鲜丫头呀?”我故意调侃着她的安徽口音，待她笑盈盈递过来一个塑料袋子装着的“丫头”，打开一瞧，人都傻了——天哪，那是一大捧的香椿芽苗!嫩红的芽根还滴着汁液，水嫩的芽尖尖袅散着阵阵香气，抖散开来，简直就是一大怀抱!——这不是做梦吧?这可是在此地寸芽尺金、千珍万贵的香椿哪，老太太顺手送你的，就是一座山!看我这一副像是饿汉不敢捡拾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的古怪表情，张先生笑笑，把我引到后院，手一指，又把我惊了一个踉跄：阳光下的草坪边角，茂盛长着一小片齐人高的香椿林!“这可是从中山陵来的香椿种苗呢!”老人说，“我弟弟弄植物园，负责管中山陵的花木，这是他给我带过来的种苗，没太费心，这些年它就长成了这么一片小树林。”
不经意，就撞进了一座金山银山。这段香椿奇遇引发的惊诧感觉，其实，就是我每一回面对张充和先生的感觉；同样，也是我的“耶鲁岁月”里，内心里常常升起来的一种日日置身名山宝山中，惟恐自己耽误了好风景、好人事、好时光的感觉。
张充和，出于敬重，大家都唤她“张先生”。稍稍熟悉民国掌故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一个连缀着许多雅致、浪漫、歌哭故事的名字，在许多仰慕者听来，更仿佛是一个从古画绫缎上走下来的名字。她是已故耶鲁东亚系名教授傅汉斯(HansH．Frankel)的夫人，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书法、昆曲、诗词大家。自张爱玲、冰心相继凋零、宋美龄随之辞世以后，人们最常冠于她头上的称谓是——“民国最后一位才女”。因为大作家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是她的亲姐姐，她的名字常常会跟沈从文联系在一起——今天湘西凤凰沈从文墓地的墓志题铭，就是出自她的手笔。她是民国时代重庆、昆明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之一，集聪慧、秀美、才识于一身，是陈寅恪、金岳霖、胡适之、张大千、沈尹默、章土钊、卞之琳等等一代宗师的同时代好友兼诗友。她在书法、昆曲、诗词方面的造诣，早在三十年代就曾在北大开班讲授，享誉一时。她的书法各体皆备，一笔娟秀端凝的小楷，结体沉熟，骨力深蕴，尤为世人所重，被誉为“当代小楷第一人”。在各种当今出版的昆曲图录里，她的名字是和俞振飞、梅兰芳这些一代大师的名字连在一起的。1943年在重庆粉墨登台的一出昆曲“游园惊梦”，曾轰动大后方的杏坛文苑，章士钊、沈尹默等人纷纷赋诗唱和，成为抗战年间一件文化盛事。这两天翻阅孙康宜老师的《耶鲁潜学集》，里面详记了一段当年同样轰动海外的雅集盛事：1981年4月13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部在即将落成的仿苏州园林“明轩”，举行盛大的《
金瓶梅》唱曲会——雅集缘起于普林斯顿大学的《
金瓶梅》课程，邀请张充和根据古谱，以笛子伴奏的南曲方式，演唱《
金瓶梅》各回里的曲辞小令。张充和时在盛年，一袭暗色旗袍，“素雅玲珑，并无半点浓妆，说笑自如”，以九十六回的《懒画眉》开篇，《双令江儿水》、《朝元令》、《梁州新郎》，一直唱到《罗江怨》的“四梦八空”而欲罢不能，最后以一曲昆曲《孽海记》中的《山坡羊》收篇。映着泉亭曲径、回廊庭榭，张充和在宫羽之间的珠圆玉润，不必说，听者是如何的如痴如醉，掌声是如何的如雷如潮。著名学者夏志清、高友工、牟复礼(FmderickW．Mote)、浦安迪(Andrew Plaks)、舞蹈家江清等等都是当时的座上宾。文中还记述了张充和的一段回忆：
1935年前后，她坐在苏州拙政园荷花丛中的兰舟上，群贤毕至，夜夜演唱昆曲的盛况——真是好不俊逸风流、艳声盖世的流金岁月!(见孙康宜《耶鲁潜学集·在美国听明朝时代曲》)
——你想，这样一位本应在书卷里、画轴里着墨留痕的人物，如今年过九旬却依旧耳聪目明、端庄隽秀的，时时还可以和你在明窗下、书案边低低絮语、吟吟谈笑，这，可不就是人生最大的奇缘和福报么?
我不敢冒称是张先生的忘年小友。只是因为住得近，日日开车总要顺路经过，年前汉斯先生久病离世以后，惦念着老人家的年迈独处，我便时时会当“不速之客”，探访问安。于是，时时，我便仿佛走进一部民国事典里，走进时光悠长的隧道回廊里，让曾经镶缀在历史册页中的那些人物故事，重新活现在老人和我的日常言谈中，让胡适之或者张大千，陈寅恪或者沈尹默，不敲门就走进来，拉把椅子就坐下来。窗外长街寂寂，夏日浓荫蔽天；远处碧山如画，残霞若碧，嚣扰的车声、市声，都被推到了细雨轻尘般的絮浯深处。我时时就这样和老人对坐着，喝着淡茶，随手翻着茶几上的字帖，听着老人家顺口叙说着什么陈年旧事。那是让一坛老酒打开了盖子的感觉，不必搅动——我几乎甚少插话，就让老人的悠思顺着话题随意洒漫开去，让岁月沉酣的馨香，慢慢在屋里弥散开来……
“……牡丹和芍药，一种是木本，一种是草本，在英文里都是Peony，花的样子也差不多，所以美国人永远分不清，什么是中国人说的芍药和牡丹的区别。”有一回，谈起后院的花事，就说到了牡丹和芍药，“张大干喜欢画芍药。喜欢她的热闹，开起花来成群结队的。他那几幅很有名的芍药图，就是在我这里画的，喏——”她往窗外一指，窗下长着一片茂密如小灌木般的刚刚开谢了的芍药花丛，“他画的，就是我家院子这丛正在开花的芍药。画得兴起，一画就画了好几张。又忘记了带印章在身，他留给我的一张，题了咏，没盖印，印子还是下一回过来再揿上的……”我本来就知道，这座娴静的庭院里，到处都是张大干的印迹——书法题咏，泼墨小图，以及，敦煌月牙泉边与大雁的留影……没想到，眼前的苍苔、花树，就是画坛一代宗师亲抚亲描过的。
说着牡丹、芍药，老人的话题又转到了梅花上，“……这地方，牡丹、芍药好种，梅花却不好种，种了也很难伺候她开花。那一回，耶鲁博物馆要搞一个以梅花为主题的中国历代书画展，央我去帮忙，”老人眼瞳里闪着莹莹的笑意，“这种时节，上哪儿去找梅花呀?为了布置展厅，我们就在当门处立了一棵假梅花。梅花虽假，我留了个心眼，开展以前，就在假梅树下撒上一片薄薄的小花瓣。一下子落英缤纷的，果然可以以假乱真了呢!你猜怎么着?第二天开幕式，大家愣住了：那假梅树下的落英花瓣，全没啦!一问，原来是馆里的黑人清洁工，怕失职，连夜把它打扫干净了!”老人嗬嗬地笑了起来，“我跟她们解释，不要扫不要扫，都留着，她们无论如何不明白，你再撒上花瓣，没一会儿，她就给你扫干净啦!——你说多扫兴呀?”老人顿了顿，忽然敛住笑意，“可是细细一想哪，你扫什么兴?这些清洁工，才真是把这梅花当真了呢!你是假心态，人家是真心态，可是你想以假乱真，不就恰恰让这清洁工，帮你实现心愿了么?你还扫什么兴?……”
看着老人脸上飞起的虹彩，我心里一动：就这么一个随意的掌故，这九旬老人的话里，可是有思辨、有哲理的哩!老人呷了一口茶，“周策纵听说了——周策纵你记得吧，就是那个研究‘五四’的白头发大高个儿，那一年他还专门请我到威斯康辛开了半年昆曲课——就为这事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假梅真扫’，我还记得其中的两句……”老人顺口就念出了句子，“假梅真扫，你说有意思不?……”
这是在我和张先生的谈天说地中，随便拈出来的一个例子。只要提起一个什么话头，你等着吧，老人准可以给你洒洒漫漫——连枝带叶、铺锦敷彩的，说出一段有史迹、有人物、有氛围，每每要听得你瞪眼咂舌头的久远传奇来。在今天这个记忆迅速褪色消逝的世界，我珍视老人每一点涓涓滴滴的记忆。只要天色好，心情好，每回踏进这道门槛，就像是踏进一道花季的河流，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撑着小船溯流而上的采薇少年，(在董桥称的“充老”面前，可不就成了少年!)首先得把脑袋瓜子腾腾空，好留出空间，记住左岸上哪儿是菱花，哪儿是荠菜，右岸上哪里有木槿，哪里有灵芝……
有一回，带故世多年的老作家章靳以的女儿章小东夫妇造访张充和——他们上耶鲁看儿子，她的先生孔海立教授，是老评论家孔罗荪的公子。老人搂住小东，亲了又亲，看了又看，搬出了黄裳文集言说着当年对靳以的“践约”旧事，给我们点着工尺谱唱昆曲，由靳以又讲到巴金、万家宝(曹禺)、老舍……恨不得把那段重庆的锦绣日子，一丝丝一缕缕的全给揪扯回来。自此登门，老人便常常会跟我念叨——“老巴金”。“……老朋友都走光啦，也不等等我，只有老巴金，还在海那边陪着我。”老人说得轻松，却听得我心酸。确实，环望尘世，看着往日那些跌宕、倜傥的身影就此一个个凋零远去，自己孑然一身的独立苍茫，日日时时，缠绕着这位世纪老人的，会是怎样一种废墟样的荒凉心情呢?“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那天，张先生向我轻轻吟出她新近为友人书写的她的旧诗句子，似乎隐隐透露出老人内心里这种淡淡的哀伤。——可是不。你感觉不到这种“荒凉”和“哀伤”。老人虽然独处，日子却过得娴静有序。有沈家侄女介绍来的朋友小吴一家帮着照应，张先生除了照样每天读书、习字，没事，就在后院的瓜棚、豆架之间忙活。“……老巴金好玩呀，”那一回，张先生要送我几盆栽剩的黄瓜秧子，边点算她的宝贝，边给我说着旧事，“……那时候陈蕴珍正在追巴金——她还没叫萧珊，我从来都是蕴珍蕴珍的唤她。蕴珍还是个中学生呢，就要请巴金到中学来演讲。巴金那时候已经是名作家了，人害羞，不善言辞，就死活不肯。蕴珍她们把布告都贴出去了，演讲却办不成，蕴珍气得，就找我来哭呀……”老人笑着弯起了月牙眼儿，像是眼前流过的依旧是鲜活的画面，“嘿，我们这边一劝，巴金赶紧带几个人到学校去，他只说了几句，李健吾作的演讲，后来这恋爱，就谈成喽!”
阳光，好像就在那些短促的音节间闪跳，“抗战那一年，我弟弟和巴金一家子逃难到了柳州，就住在一座荒弃的学堂里。晚上睡觉，巴金弟弟李采臣在枕头前点了蚊香，睡着了把枕头睡到蚊香上烧起来，满房都是烟，拿鞋底也压不灭。巴金说：我们每人吐口水，浇熄它!哈，吐口水管什么用呀!后来还是巴金把枕头丢到街心才免去这场火灾，但地板上烧焦了一大块。”老人笑得响脆，“嗬，那年回上海，跟巴金提起这件事，他还记得，笑笑说：我可没那么聪明，是我弟弟的主意。你看巴金多幽默——他说他没那么聪明!”
搭好棚架的瓜秧、豆秧，满眼生绿，衬着探头探脑的青竹林、香椿林，托出了老人生命里依
旧勃勃的生机。
那一回，就因为念叨“老巴金”说得忘情，几天后见着先生，她连声笑道：“错了错了!我上回给你的瓜秧子，给错了!”我问怎么错了，她说：“说是给你两棵黄瓜秧，却给了你两棵葫芦秧，我自己倒只剩下一棵了，你看，是能结出这么大的葫芦瓢的好秧子哪!”
厨房墙上挂着的，果然是一个橙黄色的风干了的大葫芦。
“不怪我吧?那天你忙着说巴金……”
“——怪巴金!”老人口气很坚决，却悠悠笑起来，“嗨，那就怪我们老巴金吧……”
……
都说，每一段人生，都是一点微尘。我最近常想，那么，浮托着这点微尘的时光，又是什么呢?这些天赶稿子，写累了，会听听钢琴曲。听着琴音如水如泉的在空无里琮净，我便瞎想：时光，其实也很像弹奏钢琴的左右手——大多时候，记忆是它的左手，现实是它的右手。左手，用记忆的对位、和弦，托领着右手的主体旋律——现实；有时候，记忆又是它的右手，现实反而是它的左手——记忆成了旋律主体，现实反而退到对位、和弦的背景上了。“那么，未来呢?”我问自己。——“未来”，大概就是那个需要左右手一同协奏的发展动机，往日，今日，呈现，再现，不断引领着流走的黑白琴键，直到把主体旋律，推向了最辉煌的声部……
面对张充和，我就时时有一种面对一架不断交替弹奏着的大钢琴的感觉——老人纤细玲珑的身影，或许更像是一把提琴?——她是一位时光的代言者，她的故事就是这乐音乐言的本身。也许，今天，对于她，弹奏华彩乐段的右手，已经换成了左手——记忆成了生活的主体，现实反而成了记忆的衬托?其实，人生，在不同的阶段，记忆和现实，黑键和白键，就是这样互相引领着，互相交替、互为因果的叠写着，滚动着，流淌着——有高潮，有低回，有快板中板，也有慢板和停顿……所以，生命，这点微尘，才会一如音乐的织体一样，在急管繁弦中透现生机生意，在山重水复间见出天地豁朗，又在空疏素淡中，味尽恒常的坚韧，寂默的丰富，以及沉潜慎独的绵远悠长啊。
是的，我的“耶鲁时光”，也是一架左右手不停轮奏着的大钢琴。我在想，自己，怎样才能成为黑白键上那双酣畅流走的左右手?……
午后下过一场新雨，我给老人捎去了一把刚上市的荔枝。听说我马上要开车到北部去看望在那里教中文暑校的妻子，充和先生便把我领到后院，让我掐了一大把新冒芽头的香椿。
6／20／—7／6,2005
于美国康州衮雪庐—青山州明德大学
(此文的写作，曾参阅孙康宜《耶鲁潜学集》、《耶鲁，性别与文化》，康正果《生命的嫁接》，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Nancy Chapman《雅礼协会百年史》，及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等著述，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