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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元梓曾是神州上空一颗炫目一时的“流星”。
       她本是一名普通的女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张大字报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从此，被推向中国的政治舞台。在那段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浩劫中，她扮演了一个供人驱使的丑角，曾给无数无辜的人们带来了不幸和痛苦，同时，也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了永远无法抹杀的污点。
       聂元梓究竟何许人也？这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又干了些什么？
       “革命”生涯
       聂元梓1921年4月5日出生于河南省北部农村一个富有的家庭。她和四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受到过中等以上的文化教育。大哥聂真小从小参加革命，在他的影响下，兄弟姐妹先后参加了革命。
       1937年7月，聂元梓从开封市北仓中学毕业，来到了太原市的中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为期一个月（牺盟会，即“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建于1936年9月，是一个地方性的抗日团体，它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引导）。从此，青年的聂元梓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第二年，即1938年，聂元梓到山西晋城，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这一年，17岁的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被调到延安，在那里工作和学习。
       1946年后，聂元梓先后担任齐齐哈尔市第一区区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区委宣传部长、市委理论处长等职。1963年，聂元梓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书记。这时，42岁的她，已经是行政十二级干部了。
       从政治斗争的第一线来到学习气氛浓郁的高等学府，对聂元梓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座落在北京西郊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具有国际声誉的高等学府，拥有一大批全国第一流的专家学者。在这样一座学校中领导一个系，对于一直在基层从事政治运动、缺少必备专业素养的聂元梓来说，显得力不从心。在一次批判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会上，她闹了一个“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静静的顿河》”的笑话。当时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个常常语无伦次的女人，于是，他在全校选拔了五名出类拔萃的女干部，赞誉为“五朵金花”，以此与聂元梓这样的干部产生鲜明的对照。对此，聂元梓颇不服气。
       1964年底，“四清运动”开始，北京大学作为城市的“四清”试点，进驻了中央调查组，一场正确和谬误、真诚和诬陷的斗争开始在这里展开了。
       “四清”积极分子
       “四清”运动开始后，聂元梓认为是自己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她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配合工作队揭开了北京大学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并连夜把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一些会议上所作的部分讲话内容，组织成黑材料，向工作组作了汇报，说陆平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诬陷原哲学系党总书记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校园内散布“北大党委烂了，干部坏了”的传闻。不久，斗争气氛扩散到学生中间，一些班级发生了“政变”——部分家庭出身好的学生以家庭成分划分“阶级阵线”，提前改选了班干部；有几个学生相继提出退学当兵或到农村落户的申请。聂元梓由于在同陆平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表现积极，被定为工作队依靠的“左派”。
       很快，中央调查组关于北大“阶级斗争”的“第一号调查报告”送到康生手中，康生旋即在报告上批示，表示支持，并将之送到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那里。面对中央调查组的“第一号报告”和康生的批示，彭真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连忙召集北京市委负责人刘仁、邓拓及宋硕等人开会。
       “简单是乱弹琴，共产党的干部怎么会成了资产阶级当权派？我看啊，这些人不把天下搞乱，就不安生。”邓拓有些激动。
       “先听听宋硕的意见吧，他主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刘仁把目光转向宋硕。
       宋硕是市委大学部常务副部长。他点燃一根烟，稍微思索了一下，说：“我同意邓拓同志的意见。陆平同志是经过多年考验的党的好干部，根本不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北京大学近年来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知识分子在北大有很大贡献，这是不能否定的。至于‘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一些干部问题，我认为应该做深入细致的调查。我不相信这么多干部、知识分子都变坏了。”宋硕停了一会儿，接着说，“基于目前北大的形势，我建议彭佩云同志去做党委副书记，以加强党委的领导。聂元梓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严肃处理！”
       “好，宋硕参加北大中央调查组的五人领导小组工作，把‘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干部，包括聂元梓在内都要调查清楚；调彭佩云去北大作党委副书记，协助陆平在哲学系开展整风。”彭真拍板了，康生的批示受到了抵制。
       自从彭佩云从市委大学部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每次整风会议聂元梓都如坐针毡，她知道陆平、彭佩云是冲着她来的。但她不甘心就此退让，又不敢随意进攻。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忽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这个电话告诉她，她提出的问题已引起中央最高领导的充分注意了。
       聂元梓知道这个电话是谁打来的，她重新打起精神，在哲学系的整风会议上说：“彭佩云和陆平勾结在一起，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镇压左派……”
       宋硕的调查表明，北京大学的干部是好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是清楚的，北京大学党委工作是正确的。但是，北京大学中央调查组明显支持聂元梓意见的简报，却一份份地送到市委办公室。
       彭真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把情况上报中央。
       1965年3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彭真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大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问彭真：“陆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陆平工作认真负责，能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好干部。”
       毛泽东点点说：“北京大学是社会主义大学，陆平是个好同志。”
       3月3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严肃指出，北京大学目前的“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夺权”的斗争是错误的，把问题性质搞错了，斗争的方向、斗争的方式都是错的。
       陆平在得知中央负责同志对他的肯定后，在一次万人营火晚会上，面对数万师生，气势非凡地大声说：“我陆平还是好人嘛！”这话进入聂元梓的耳朵里，却是别有一番滋味，似乎是给他们“社教”积极分子沉重的一击。
       此后，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向正确的方向转化。
       1965年3月，在万里的主持下，由宋硕任秘书长，有北京大学中层干部参加的会议，在第一国际饭店会议厅召开。北京大学领导究竟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
       会议开始后，当各小组讨论万里所作的“检查、总结北大工作”的动员报告时，聂元梓终于忍耐不住，她说：“北大的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什么工作要总结的？现在应该听的是市委对北大领导的处理意见。”
       宋硕对聂元梓这种目中无人的表现十分气愤，他说：“陆平是党中央派来领导北大工作的，怎么成了‘走资派’？我问你，党内怎么再划阶级？同样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平时在一起执行党的政策，为社会主义工作，运动一来，别人成了资产阶级，而自己却成为无产阶级，这可能吗？”
       “你反对二十三条，反对毛主席教导，难怪陆平、彭佩云死不认帐，原来有你支持，我要去告你！”聂元梓也十分生气。
       “我说话，我要负责。谁正确、谁错误，会得到历史证明的。”宋硕十分平静地说。
       “陆平在你们的包庇下，排斥工农干部，大批任用出身有问题的干部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聂元梓顽强抵抗。
       
       “作为哲学系的党总书记，不能说没有重用你吧？你出身是贫农吗？”
       在宋硕的反击下，聂元梓不说话了，但她并没有认输。
       果然，会后传来消息，聂元梓是正确的，中央快说话了，宋硕要倒霉了。直到宋硕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关于北京大学“社教”问题的精神后，聂元梓才低下头来。
       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彻底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平了反，纠正了“北大党委烂了，北大干部烂了”的错误看法，并在这个问题上使大多数人的认识趋于一致。许多“社教”积极分子在会上作了检讨，聂元梓也违心地作了自我检查。
       1965年7月底开始，以北京大学领导班子整风问题为重点，又召开了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仍由宋硕具体负责，会议着重解决哲学系聂元梓的问题。在会上，众人一致指出了聂元梓的错误思想行为，要她作深刻的自我检讨。这下聂元梓慌了，她赶紧向康生求教。于是，康生打电话给宋硕施加压力，但宋硕置之不理。
       国际饭店会议后，聂元梓感到自己抬不起头来，她不想继续呆在北大工作了。自从1959年同第一个丈夫吴宏毅离婚后，她一直独居着，有儿有女，没有再积极寻求婚配。这回她却积极拜托月老，于1966年1月，嫁给了比她大20来岁的中监委常委吴溉之。人们议论说，这是她为调离北大作准备。
       “第一张大字报”出笼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5月20日，北大校党委在党员干部中传达了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但这次聂元梓并没有急于表态，有了上次国际饭店会议的经验，她不敢再贸然行事。
       就在这个时候，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打电话给她，请她到他们家作客。
       对康生夫妇，聂元梓并不陌生，早在延安时，她就认识了曹轶欧，并见过康生。她曾把自己第一个丈夫吴宏毅写的剧本送给康生过目过，但被这位对文艺作品要求极端苛刻的有名枪手无情地退回去了。后来，康生还点名批评过她，并在所谓的“抢救运动”中，把她同王实味的问题扯在一起，给她定了个“生活作风”有问题的罪名，对于此事，聂元梓一直耿耿于怀。解放后，康生的地位升得很快，聂元梓便觉得不敢高攀，但在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时，康生却一反常态，暗中支持聂元梓。对这位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康生，聂元梓也摸不透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因此，曹轶欧打电话找她时，聂元梓颇觉意外。
       但聂元梓并不敢因此而怠慢，她赶到旧鼓楼四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生夫妇的住处。按响门铃后，警卫出来开门，并把她引到客厅。这时，一位年近花甲、个头不高但有些发胖的女人迎了上去，亲热地拉着她的手，笑道：“元梓，今天请你来是因为康生同志要和你谈一件重要的事。”
       聂元梓事先也有所准备，她估计到了曹轶欧有事找她，但没料到康生要亲自和她谈话。
       她向坐在沙发上的康生恭敬地说道：“康老有什么指示，请尽管吩咐吧。”
       康生把手一摆，示意她坐下，说：“你可以谈一谈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以及你自己对形势的看法。”
       聂元梓赶紧掏出笔记本，说：“北大在党委书记陆平的领导下，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了压制的态度。5月14日，陆平在党员干部会上讲：‘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各级干部要坚守岗位，遵守党的纪律，积极投入斗争’；他还说，‘北大不宜贴大字报，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我看北大党委根本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他们只听北京市委的。”
       康生的话不多，他侧过有些背的耳朵，仔细听着聂元梓不很精练的汇报，中间时不时插入一句半句启发、暗示、点拨、策动的话。
       “《五·一六通知》是总纲，你们要好好学习，认真领会。”
       “北大可以先发动群众搞些舆论。”
       “大字报是一种很好的形式。”
       ……
       多年的政治生涯，使聂元梓练就了敏锐的政治嗅党，经康生夫妇一点拨，她顿时心领神会。
       从康生住宅出来，聂元梓觉得浑身轻松、有劲。她意识到时机成熟了。
       回到北大后，她连夜找了几个对校党委不满的教师，商量如何向校党委发难。聂元梓建议用大字报的方式，其他人马上表示同意。但大字报写些什么内容，他们煞费了一番苦心。开始，他们准备翻北大社教的案，但感到锋芒指向中央不妥。经过一番争论，最后一致同意先向陆平、宋硕下手。两易其稿后，大字报出来了，聂元梓看了觉得不带劲，掏出钢笔，在未尾处又加了一句：“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写错了，应为诡。作者注。）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那个“鬼计”一词，一直到最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依然原封不动。
       第二天是5月25日，一大早，聂元梓又把大字报的内容看了一遍，然后拿起毛笔，饱醮墨水，歪歪扭扭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其余六个起草人也如法炮制，依次签名。
       中午1点，聂元梓主张把大字报贴出去，但有的提出不要那么急，等两天看看气候再说。聂元梓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她执意要马上贴出去，理由是：“明天是26号，按计划校党委要召开全校批判‘三家村’的大会，大字报一定要抢在大会召开之前贴出去，不然咱们指责‘北大按兵不动’，岂不是不攻自破？”
       众人只好同意，他们拎着浆糊，一溜小跑，来到大餐厅东墙下，把大字报贴在了那里。这时，时针正要指向下午2点。
       这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呼拉”一下子围上了众多师生。只见大字报先描述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然后说“可是北大却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热情和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接着，大字报把陆平5月14日的讲话一字一句地批驳，毫不吝啬地使用问号和惊叹号：
       “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
       “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坚决不答应！”
       “你们是些什么人？搞什么鬼，不是很清楚了吗？……告诉你们……这是白日做梦！”
       这张大字报的矛头直接指向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党委，进而指向北京市委。
       大字报贴出来后，在北大校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3个小时后，即5点钟，校党委组织的反击大字报贴到了聂元梓大字报旁边。晚上，聂元梓在五院哲学系召开声讨会，一些师生拥到门口，指名道姓要聂元梓出来辩论，并将会议冲散。聂元梓在伙伴的保护下才得以脱身。
       第二天上午，校党委派副校长黄一然在临湖轩同聂元梓谈话，劝她把大字报撕下来，主动作检查。聂元梓扬头答道：“检查可以，我检查。不过，要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撕！”
       事情越闹越大，分歧引起辩论，辩论引起拥搡，拥搡引起扭打，大字报的起草人之一高云鹏挨了打以后，聂元梓打电话给校党委，要求制止对他们的围攻。
       事情惊动了党中央。周恩来得知后，立刻派人到北大，向有关负责人及师生员工重申了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八条规定，特别强调贴大字报要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这实际上是批评了聂元梓等人的做法。
       康生看聂元梓招架不住了，赶紧背着在京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把大字报的底稿用急件的方式传给了正在外地的毛泽东。
       
       谁也不会料到，6月1日下午，毛泽东从武汉打来电话，表示同意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向全国广播。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广播了这张大字报的内容。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加以《北京大学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同时，还配发了陈伯达写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把陆平、彭佩云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之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号召“革命派”无条件接受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与“反对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思想的‘黑帮’作斗争。”文章还说，不论这些“黑帮”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把他们“彻底摧毁”。
       在《人民日报》的带动下，全国立即响应。仅几天的时间，便有几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飞进北京大学，全国各地报刊开始连续登载各个方面，各条战线人士声援聂元梓的大字报的文章。
       形式变化快得惊人，大字报刚刚贴出的几天，聂元梓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她怕挨打。6月6日，她一整天都在医院护理她的母亲。听了广播，看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她深深舒了一口气：这回总算干对了！
       这时，一直在幕后活动的康生终于走到了幕前，他喜形于色地来到了北大，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向师生演讲：“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此后，聂元梓每到一处，都被数以千百计的敬慕者拥戴着，每个北大的人都希望能亲耳聆听聂元梓对“文化大革命”的高见，更想一睹这位传奇式人物的风采。有些人还特意在聂元梓等人当时贴大字报的地方，用桌子搭起一个讲坛，以此来激发到北大取经的人们回去同本单位党委“闹革命”。许多人还争先恐后地跳上讲坛发言，表达他们与当权派坚决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还有些人等候在哲学系办公室门口，只要有人从里面出来，便一齐高呼：“支持你们，支持你们！”其狂热情绪，可谓空前。
       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全国开了向“党委闹革命”的先河，这是她所始料不及的。接着，中央公布了改组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决定，撤消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决定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从此，宋硕、陆平、彭佩云开始了他们没完没了的被批斗、被迫害的生涯，宋硕后来竟被迫害致死。
       两上主席台
       新北京市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北大后，在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带领下，按照中央规定的“八条原则”开展了工作。经过工作组的努力，混乱的北大校园开始慢慢恢复了平静。
       就在北大的形势有了转机之时，一起“红色恐怖”事件发生了。
       6月18日，北京的空气闷热异常，工作组正在召开会议。这时，很多人无视工作组的规定，在三十八楼等处设置了“斗鬼台”、“斩妖台”，把陆平等六十多个“黑帮分子”戴上了三尺多高的纸制帽子，脸上涂满墨汁，身上糊着大字报押上台去批斗。在批斗过程中，对他们先是罚跪，然后是揪衣服、抓头发，继而拳打脚踢。个别女生还对批斗者猥亵污辱。张承先四处奔走，声色俱厉地制止了乱斗。当晚，他发表广播讲话，严厉地批评乱斗行为。与此同时，工作组的简报送到了中共中央。
       聂元梓密切注视着“六·一八”事态的发展。这阵子她有一种被冷落的不平衡感。工作组起先进驻北大后，张承先并没有多么看重她这位“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英雄”。对此，聂元梓很不满。“六·一八”事件发生后，她在师生中毫不隐讳地表态：“六·一八”是革命行动，工作组的批评是错误的，是“右倾”的表现，“红色恐怖”万岁！聂元梓的言论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燕园的每一个角落。
       7月底，正是最炎热的日子。一天傍晚，北大校园的师生正三三两两地在校园散步，这时几辆小轿车首尾相连驶进北大。人们发现，从车里走出来的竟是江青、康生、陈迫达等人。他们通知师生，全部到操场上召开关于工作组的大辩论。
       工作组事先未接到通知，江青一行的突然袭击，使得工作组措手不及，他们仓促赶往操场。会议由康生主持，他请人找到聂元梓，让她到主席台上就坐。
       聂元梓还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江青。江青这天特别兴奋，她一把扯过一个戴眼镜的矮胖子，一扬手摘下那人的军帽，露出了此人头发稀疏的秃脑袋，使着她“云遮雾”的嗓子大声说道：“这就是咱们的老夫子伯达同志。”
       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并且越下越大。在场的工作组成员急忙拿出雨伞来替江青撑开。江青一见，挥手打掉雨伞，大声说道：“我们不怕雨，我们没有那么娇贵。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江青话音刚落，康生也站起来，拍着桌子，大喊一声：“张承先，你站起来！”
       张承先刚想站起来说什么，只见一个女学生抡着手中的军用皮带，照着他的脸，没头没脑地抽打起来。可怜这位50多岁的老干部，在万人面前遭到这般凌辱，却不敢有半句申辩。
       江青却在那个女孩子停止抽打的时候，搂着她在她脸上亲了一口。江青这一举动，令那位女孩子受宠若惊。她高喊着口号，得意地走下了主席台。
       江青、康生等人的一举一动，聂元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次万大会后，她似乎更深刻地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涵义。
       7月26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错误，并下令撤消所有的工作组。
       当天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又来到北京大学，组织召开了第二次万人大会。这一次，他们又把聂元梓请上了主席台。坐在主席台上，聂元梓望着台下欢呼的人群，心中得意极了。
       此后聂元梓一帆风顺。先是当上了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继而是8月18日上午，在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群众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握手。那天，她身穿自家制做的军装，胸佩毛泽东像章，臂戴红卫兵袖章，手拿红宝书。她这个形象被记者摄入照相机，刊登在全国各种报纸上。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聂元梓当上了市革委会副主任，同时担任着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核心组组长等职。1969年，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她还当选了候补中央委员。
       尝到了造反有功的甜头后，聂元梓更加活跃，更加积极。
       一天傍晚，聂元梓被人用小车接到钓鱼台国宾馆，有人把她引到了一间宽敞舒适的客厅。一会儿，客厅另一端房门轻轻打开，一个女人从里头走了出来。聂元梓一看是江青，连忙起身问好，敬礼。近来她虽常见到中央文革的大首长，但这次把她接到专供来访的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下榻的国宾馆，使她觉得此次接见非同小可。很可能江青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布置，想到这，聂元梓的心“突突”地跳起来。
       由于心情紧张，开头几分钟聂元梓并没有听清江青在讲什么，等到心情略为平静后，才知道要派她去上海串联。
       “上海运动开展得很不错，但主要是工人，学生却很落后。你去了要找学生组织，多接触，多了解。上海市委问题很严重，问题没有揭露。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的那篇文章是在上海搞的，北京搞不下去。张春桥在上海一直同他们斗争，但是很孤立。你们到上海串联，有机会可以见见张春桥。他现在不在北京。他有时在上海，有时在北京。”
       江青的话有些不合逻辑，但聂元梓还是听懂了。
       
       回到学校后，聂元梓马上召开北大造反派的头头们开会，传达了江青的密令，制订了行动方案。她选中“四清运动”时的积极分子孙逢一作助手，一同前往上海。
       一下火车，聂元梓就打电话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找姓甄的，这是临行前王力的吩咐。一会儿，姓甄的自己乘车来接她。在汽车上，聂元急切地问：“张春桥在不在上海？我想见见他。”
       甄回答：“春桥现在不在上海。”
       最后，汽车驶进了华东师大。
       第二天，聂元梓与孙逢一分工：聂元梓负责发动学生、工人，孙逢一负责干部。
       很快，聂元梓在学生、工人中活动开了。她到处看大字报，召开座谈会，听人介绍情况。聂元梓在会上煽动说：“光打倒曹荻秋不行，还要扳倒陈丕显，打进市委机关，让市委后院起火。”
       没过几天，在姓甄的安排下，聂元梓孙逢一同张春桥进行了秘密会晤。双方协定：以打倒上海市委常委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夺取上海市委。不久，他们两人又同王洪文见了面。
       按照这两次会晤的决定，上海组织了新北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并且同王洪文指挥的工总司联合起来。在工总司等几个造反组织头头会议上，聂元梓提出：“召开十五万到二十万人的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在上海，聂元梓还组织、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批斗会。
       1966年12月16日，聂元梓由沪返京，留下孙逢一继续造反。后来，孙逢一带人进驻上海委，参与了康平路武斗。
       聂、孙两人在上海的活动，为上海的夺权运动大造了声势。1967年1月，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被造反派夺去，张春桥、姚文元当上了市革委会的一、二把手，原上海市委负责人曹荻秋、常溪萍先后被迫害致死。
       从此，中华大地又掀起了狂热的夺权风暴，聂元梓也成了全国闻名遐迩的造反派领袖。1967年9月1日，一向不说好话的江青居然当众夸奖了聂元梓：“聂元梓立了两个大功，写了一张大字报，揭发了反革命叛徒集团。”
       这里所指的“揭发了反革命叛徒集团”，指的是聂元梓对朱德、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诬陷。
       聂元梓抢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头功后，康生也对她另眼相看了。大字报公开后，他指示聂元梓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的问题。
       聂元梓唯命是从，她迅速组织了一个“第二战斗队”，专搞“揪叛徒”的斗争。
       1967年4月14日，在一个大型集会会场，聂元梓向康生汇报说：“前一段揪叛徒的调查工作遇到了困难，进展较慢，请康老给予指示。”
       康生一听，马上掏出笔，当场写了一份“手谕”：
       ……新北大的革命组织要揪叛徒，望有关方面给予看看必要的材料。康生。
       聂元梓得此如获至宝，她把康生的“手谕”影印出来，然后挑选精兵强将组织成“揪叛徒兵团”。与此同时，她还以康生的“手谕”为据，写信给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提供帮助。谢富治见信后，派公安部的一名副部长接见了“揪叛徒兵团”负责人，准许他们到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查阅相关机密档案。
       “揪叛徒兵团”分成几个小组，每组手持康生的“手谕”影印件，分散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活动”。
       聂元梓等人的调查活动，是以极不正当的方式进行的。她事先找到被调查人谈话，作好安排，然后，“揪叛徒兵团”按照她提供的线索进行调查。通过这种歪曲的办法，聂元梓等人搜集了许多黑材料。在她的授意下，“揪叛徒兵团”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为叛徒。康生得到这个消息后喜形于色，加紧了对彭等人的迫害，并下令：把他们铐起来，严格审查！使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
       1967年1月，密切注视“中央两个司令部斗争方向”的聂元梓，探知戚本禹诬陷朱德“反毛”的讲话，急忙召集手下干将，决定由新北大公社同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联合对朱德进行诬陷。他们炮制了三篇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发行五十五万份，在全国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此外，由孙逢一起草、聂元梓签名，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印行了很多“罪行录”之类的诬陷材料。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也因此遭受了牵连，被聂元梓等人加以“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的罪名，而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落下了终身残疾。
       “红人”失势
       “文化大革命”爆发那年，聂元梓已届45岁了，然而，由于她的“英雄壮举”，她被公认为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许多不明真相的学生，把这位已过不惑之年的人当作“革命小将”，而狂热崇拜。从此，聂元梓站到学生运动大潮的浪尖上，成了不可一世的“领袖”人物。
       但是，从聂元梓贴出那张大字报开始，反对她的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1967年春，聂元梓把持的“校文革”公开分裂，一部分委员、常委相继退出。跟聂元梓一起写大字报的六人当中，也有人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到了这年春天，除了聂元梓组织的“新北大公社”外，各类大小组织不下二十个。偌大的一个北大校园，成了各派组织你争我斗、互相攻击的战场。这些组织虽然观点各异，有的互相间早已对骂不休，但在反对聂元梓这一点上，却呈现出众口一词的局面。为了反聂，他们拉队伍、立山头、树旗帜，联合成一个号称七千人的组织。
       聂元梓掌握财政大权，她对反聂派一毛不拔；反聂派也不甘示弱，他们采取募捐活动，在校园里和海淀镇设立募捐站，向社会各界募捐。那些早已让聂元梓等人斗争得走投无路的教授、学者、干部终于找到了渲泄不满的机会，纷纷慷慨解囊。反聂派用“化缘”得来的钱建立了广播电台，出版了铅印小报。他们称聂元梓为“老佛爷”，攻击老佛爷“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攻击她的生活作风，把一只只破鞋接二连三扔到聂元梓的办公处和家中。反聂派还抓住聂元梓在策略上的一次失误，把“聂元梓反对北京革委会、反对谢富治罪该万死”的大字报，大标语，贴到天安门、王府井，满以为能打倒聂元梓。不料，谢富治亲自到聂派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明确表示支持聂元梓，并说聂元梓并没有反对他谢富治，同时批评了反聂派。这无异于给反聂派一个响亮的耳光。
       聂元梓对付反对派的手段却高明得多。她组织了专案组，从反聂派中揪出一个又一个的“反革命小集团”，使本来就是乌合之众的反聂派，更成为一盘散沙。
       双方的斗争越演越烈。大字报、大标语、高音喇叭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诉诸拳头、棍棒、长矛以至火枪。
       1968年3月28日凌晨，反聂派的人还在睡梦之中，突然祸从天降。聂派的众人手持长矛棍棒等兵器，冲进了反聂派的住处，把反聂派的人打得从被窝钻出来，光着身子跳楼逃窜。最后，反聂派被赶到六楼，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聂派人觉得不过瘾，他们把这几栋大楼的水、电全部切断，反聂派只好宣布投降。不少人被抓去当俘虏，蒙上眼睛接受审讯。
       在这场武斗中，有人在混战中被打死。事后，聂元梓授意亲信诬陷反聂派为“反革命集团”并扬言“打死活该！”就在北京以及全国武斗的形势越演越烈之际，毛泽东从《内参》上看到了这一动态，深感武斗问题在全国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于是，他决定召见北京的造反派头头。
       1968年7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大学生领袖”。在谈话中，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大搞武斗的错误做法。他说：“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的一部分人也不大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大多数。”谈话后，毛泽东作出了向学校和某些部门派“工宣队”、“军宣队”的决定，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以后，解除了造反派的武装，两派各自拆除了武斗工事，武斗状态结束。
       此后，聂元梓的地位一落千丈。自毛泽东批评他们几个造反头头后，聂元梓失去了昔日统率北大形势的威风，“工宣队”和“军宣队”一直没有做出有利于聂元梓的任何安排。后期的领导掌握在迟群手里，聂元梓再未受到重用。
       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第二年夏天回北京治病。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工厂。1975年转北大仪器厂劳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4月19日，聂元梓锒铛入狱。又过了5年，也就是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罪、陷害罪，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这颗昔日曾经炫目一时的流星，此后便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
       名噪一时的聂元梓，后来怎么样了？
       1988年夏天，一位记者在北京见到了聂元梓。聂元梓告诉记者，她几年前获得假释，现在已更名改姓，不再叫聂元梓了。据她自己透露，她目前在家赋闲，没有工资收入，也没有医疗费，只是靠子女亲友资助。
       在谈及对“文革”的看法时，她说：文革的确是十年浩劫，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就连我本人也是一场浩劫。
       历史是客观的，无情的，曾为江青、康生之流效力的聂元梓，在给民族、人民带来苦难的同时，也受到了历史公正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