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柳条湖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当时国际上更习惯称它为“满洲”。(为表述方便，本文将交叉使用这两个称谓。)
沈阳通往长春方向的铁路，即当时由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经过一个叫柳条湖(又称柳条沟)的地方。夜十时二十分左右，随着一声爆炸，硝烟腾起，平时不起眼的柳条湖，顿时变幻成一个巨大的阴影，把整个沈阳笼罩。
这次爆炸，史称“柳条湖事变”，后来又称“九一八事变”：
夜间，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副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六名士兵来到距沈阳北大营七百米的柳条湖，将多包小型炸药设置在南满铁路道轨上。十时二十分，日兵将炸药引爆。东侧道轨接头处约有1．5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损毁。二十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还是安全地驶过爆炸点，正点到达沈阳车站。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一书中关于这次爆炸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爆炸的后果并不严重。
在上海编辑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的美国记者鲍威尔(John B．Powell)，和一批外国媒体驻华记者，在“九一八”后立即赶往沈阳采访。在日军的岛本少校陪同下，这些外国记者前往柳条湖爆炸现场采访。根据自己的观察，鲍威尔看出了日军事后的现场伪造：
在现场，我们和一些军事观察员看到三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倒卧在铁路旁，可能他们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岛本少校说：“他们就在这儿引爆了炸药，炸毁了三根枕木和一段铁轨。”毁坏的地方已经重新修好，岛本少校一边说，一边把三根新枕木和一节新铁轨指给我们看。岛本又提醒我们说，从那三个中国士兵倒毙的地点，可以看出他们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但是，岛本少校却忽略了一个很小的事实：在那三个中国士兵的倒卧之处，居然没有血迹!由于在进攻沈阳的同时，日军还攻击了沈阳附近的中国驻军，所以弄三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这儿，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86页)
鲍威尔还写到，后来一位随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来到沈阳的美国专家，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更大破绽：
随团同行的美国专家道弗曼(BenDorfman)，仔细查对了南满铁路的行车时刻表，结果发现一列时速五十英里的快车，就在日本军方所说爆炸事件发生后的二十分钟内，竟然通过了所谓被中国方面破坏了的铁路路段!为了自圆其说，日本军方推出了一名证人。该证人是那趟列车的乘务员，他证实说，当列车通过那路段时，他曾经感觉到“轻微的震动”。(《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86页)
显然，柳条湖爆炸是由日本关东军自己一手策划的、后果并不严重的爆炸，但它却成了攻占沈阳的借口。
几个小时后，1931年9月19日晨二时二十分，美国驻华公使詹森(Johnson)从北平向华盛顿的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发去一封电报：
张学良元帅的顾问端纳(Donald)刚才告诉我说，张元帅收到从沈阳发来的电报说，9月18日晚十时，一小队日军离开军营向沈阳城东南方出发，并用步枪和大炮射击东大营(进攻的应是北大营——引者)、军火库及城区，炮火每分钟一发。约有七十名在东大营的士兵受伤。城区受损毁程度及伤亡人数不详。端纳说张元帅已命令全体在军营的士兵藏好军械不得还击，并指出事件明显是日本军队失控，日本领事当局无能为力。直到今晨一时仍有枪声，在西门的日军似已包围城市。(见《美国外交文件》第3页)
十天后出版的《时代》周刊首次报道了此次事件：
在沈阳城外，有人炸坏在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控制和守备区域里的一座铁路桥。日本人指控是中国人干的。中国人坚称(许多外国观察家相信他们)是日本军队自己炸毁桥梁以挑起事端。谁是肇事者并不重要。日本的反击迅疾而果断。日本军队从日本控制区出发，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进攻，完全占领了整座城市。在南次郎将军(日本陆军大臣——引者注)命令下，日军沿铁路进攻，实际占领了南满铁路长达六百九十三英里地带的所有中国城市。二十四小时内，日本已实际控制所有南满地区，军舰也满载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的青岛登陆，这里原是德国的租约港口，日本于1914年占领过，一直控制至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之后才归还中国。(《时代》，1931年9月28日)随后另一期刊物报道说：
现代东方史专家克罗斯(UptonClose)上周经西伯利亚铁路从北平抵达莫斯科，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在沈阳的外国人认为日本人的进攻是有预谋的、在未受到挑衅情况下采取的相当坚决的手段，以在各地的中国军队中造成恐慌和混乱……日本人靠扶植奴颜卑膝的中国人组成傀儡政权，欲将满洲和内蒙古殖民化……当我离开时，沈阳几乎成了一座死城，日本人关闭了银行和东北大学，大量中国人已经逃离。”(《时代》，1931年10月19日)
一幅日本占领图被简明地勾画出来。沈阳被占领，东北大部被占领，一切都在几天内完成。中国又一次的灾难开始了。“九一八”，从此也成了一个黑色的历史符号，镌刻在中、日关系史上。
七十四年过去，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来到沈阳追寻历史。首先要找的就是柳条湖。
当年的北郊现已成了市区的一部分。街道宽阔坦直，驱车几分钟就从市中心抵达柳条湖。如今的柳条湖，当年痕迹已无从寻找，但耸立于当年事发地点旁边的“九一八纪念馆”，似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惊叹号让人感受到历史的猛烈撞击。纪念馆正面是一个日历状的雕塑，日历翻开，赫然雕刻着“1931，9月小，18，星期五”，永远告诉着世人这个地点的那个夜晚，一次爆炸把中国的历史改写。
在“九一八纪念馆”人口处的广场上，横放着一个巨大的呈爆破状三叶片的水泥碑块，这是日军1938年在柳条湖竖立的“爆破地点”纪念碑。鲍威尔的回忆录曾写到过，在柳条湖铁路爆炸发生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把在现场找到的三根炸烂的枕木、一段三到四英尺长的弯曲铁轨、一块扭曲的铁轨夹板，放在他的办公室里陈列。它们是一次历史事件的重要物证，不知后来去向如何。如能找到它们，将之与“爆破地点”纪念碑放在一起，想必更有历史震撼力。
我走到铁路旁，伫立朝北，左边是铁轨，右边是纪念馆。透过铁路栅栏的空隙，日历雕塑上的“1931”清晰可见。目光从日期移到铁路上，从沈阳方向而来的铁路，拐一个大弯，向北方的长春延伸而去。等了好久，没有火车经过，一时很静。极目北望，弯曲而去的铁轨消失在远处，有一种感觉，仿佛它伸进了遥远的时空。
来到柳条湖，其实我还想求解一个疑问。看过一些关于这次爆炸的叙述，有的明确说炸
的是柳条湖桥，但有的又说是平路上的铁轨，或者语焉不详，只模糊地说在柳条湖铁路上发生了爆炸。特别是有几张历史老照片的说明与画面，存在很大差异，让人难下判断。我有些奇怪，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中的历史地点的描述，为何在七十多年后仍没有一个统一而确切的定论?
一张老照片，画面上是一座铁路桥，桥梁被炸毁，一列行进中的火车遇到了爆炸，车厢跌落在桥下。图片说明写道：“九一八事变”前的柳条湖。(见《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3月28日，总第329期)画面上的情形，与前面所引《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文字和鲍威尔的回忆完全不同。这张照片的说明显然有误。柳条湖一带并无河流，即便有桥，也不会如画面所示是有几个桥墩跨度之长的桥梁。而且，现场爆炸破坏程度很轻微，很快就有火车通过，不可能出现桥梁坍塌、火车跌落情况。
一张老照片，注明为“柳条湖爆炸现场”，画面上一排人在观看铁轨，路上确有爆破痕迹，似是现场，但看不到桥。照片上的人是谁，拍于何时，不得而知。不知是否为鲍威尔一行人采访现场时所拍。
一张老照片，注明为“日军炸毁南满铁路的地点”，画面没有人，一条铁路在前方往左拐弯远去。但也看不到桥。(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不过，这张照片上的场景，与我七十几年后在“九一八纪念馆”旁所见的铁路走向及画面极为相似，地点应是吻合的。
还有一张老照片，是日军当年的“爆破地点”纪念碑照片。画面上，那块呈爆破状的碑体竖立于一个很大的梯形土台上，“爆破地点”四个大字的浮雕在土台正面中央。土台周围同样也无桥的影子。(见《三联生活周刊》总第329期)
为何没有桥?或者，即便有“柳条湖桥”，也只是平路上一个很小的涵洞桥，一眼望去，桥与地面没有多大差别?我注意到，今日在与“九一八纪念馆”紧邻的铁路处，有一人行地下通道，其地点似应是当年的爆破地，不知它与所谓“柳条湖桥”有无关系。遇到一位在铁路旁遛狗的老人，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在这一带住，没见过有铁路桥。他还说，如今，柳条湖朝沈阳方向的那两座铁路桥，是前些年修立交桥时深挖公路才有的。
我仍将信将疑。如果没有桥，为何当年的报道中又大多说是桥?如果有桥，那么确切位置又在何处呢?
疑问且放一边，留待以后求证。我的叙述还是回到当年。如同《时代》报道中所称，当年就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日军的指控，是中国人制造了柳条湖桥的爆炸，因为南满铁路本是日本关东军的守备队严密守卫的范围；更不会有人相信，这一夜紧随其后在沈阳及东北各地发生的攻占中国城市的行动，只是日军对一次偶发事件的临时反应。相反，略有常识的人确信，日方如此迅疾和大规模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显然早在策划与预谋之中。
再来看看美国驻中国公使詹森的报告。1931年9月21日中午，詹森又给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去一封电报。作为外交官，在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天时间里，他根据从各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确认日本的这次行动是早有预谋的。他所讲述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历史细节：
……到东北旅游的人士告诉我，在过去两三周中，日本军队已经进行昼夜模拟战的作战行动，行动地区在南满铁路沿线居民点，范围自长春至辽宁，日军用空弹演习。英国公使曾到长春一行，他向我讲述演习模拟战是在火车站附近进行的，那时他正在兑换钱币，当时演习引起了很大骚动。住在旅馆的客人说，日军在演习时进入旅馆找到空房间便在那里架起机关枪，放在窗户前或在屋顶上并立即开枪，骚扰百姓。我相信这些机关枪都是有意安排的，目的在使居民习惯于日军的昼夜行动及机枪和炮声。
……
我认为如果相信这些事实——仅仅是破坏路轨便可以保证其占领满洲，或默认上述一系列事件是偶然发生的，而不顾这些事件已涉及广大地区包括长春、牛庄、安东、沟帮于及葫芦岛等地的军事占领需要参谋工作而不是临时凑成的事实显然是荒谬的。此外，据我们所知，日军司令部当时便立即从旅顺转移到沈阳。
……
据我了解，日本军人相信这些行动是必要的，是为了恢复皇军的声誉。十天前，中国政府顾问福开森博士(Dr．J．C．Ferguson)通知我，他相信日本要在三个月内占领满洲。我也曾听闻许多类似的传言，然而我不愿相信，但目前事件使我不得不相信一切是有计划预谋的。(《美国外交文件》，第4—5页)
七十多年后，再读詹森的报告，袭上心头是悲凉，是迷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旅游者在满洲所耳闻目睹的战前动态，中国当局和军队为何没有关注，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政府顾问福开森博士关于日本要在三个月内占领满洲的说法，到底是他个人的预感和判断，还是在北平的中国官员中普遍蔓延的忧虑，或者，另有更确定的消息来源?翻阅了一些史书，仍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不过，读根据张学良的外国顾问端纳的自述而撰写的《端纳传》，里面写到端纳在“九一八”前夕从沈阳回到北平，他明显感受到了暴风雨到来之前的紧张气氛，并将这一信息转告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正廷：
他看到了日本准备行动的明确无误的信号。这个宿敌正在用脚爪抓地，准备攻击。他向他的朋友、现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博士发出敏锐的警报，即日本军方“一旦找到一个借口”，将立即入侵东北。端纳说明他们计算能在十一个小时内完全占领。(《端纳传》，第271页)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诸多明显迹象和发出的警告，都没有引起张学良和南京政府的注意。于是，日本关东军的预谋终于在柳条湖的夜色中上演了。
2 现场缺席
《时代》关于“九一八”事件的报道，起笔选择了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它谈到最近一年内世界上几个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与之相关的美国大使恰好都不在现场：
去年十月巴西爆发革命时，荚国大使摩根(Morgan)正在度假；危地马拉一周内爆发三次革命时，美国大使怀特豪斯(Whitehouse)也在度假；阿方索十三世(西班牙国王——引者注)被推翻王位时，美国大使劳克林(Laugh—1in)还是不在城里。上周，日本军队占领沈阳的中国城的那天，美国驻日本大使福布斯(Forbes)则正在回国度假的轮船上。(《时代》，1931年9月28日)
这是从美国人的角度来叙述新闻，今天，七十多年过去，当我们重温历史时，同样也可以将之作为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看中国重要人物的现场缺席。
在中国的重要人物中，本应在沈阳现场出现的当然是少帅张学良。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继父亲成了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在宣布归属南京中央政府后，他仍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继续统帅父亲留给他的几十万军队。一年前，1930年9月18日，张学
良通电支持蒋介石，决定了阎锡山、冯玉祥联盟的失败和中原大战的结束。之后，他被任命为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成了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国第二号军事强人和政治巨头。1928年，在刚接任父亲之位时，张学良曾发表宣言，宣称将只专心于东北一地的发展，不再过问关内事务。但两年后的他改变了初衷，如同张作霖一样，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东北的统治者，而是把大批精锐部队调进了关内，成了如同父亲一样统治中国北方地区的人。
张学良的总部还在沈阳，但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行营却设在北平，他是南京的贵宾，蒋介石要用他在北方制约阎锡山、冯玉祥，以防他们东山再起。1931年5月，张学良由顾问端纳陪同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大会，以仅次于蒋介石的地位而备受关注，此时的他才三十一岁。在准备回沈阳时，张学良却在北平忽然身患伤寒，高烧多日，只得住院治疗。这一次，张学良未能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沈阳。他当然不会想到，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七十年之后，当张学良以百岁高龄辞世于美国时，故乡早已是遥远的天空了。
1931年9月18日这天，张学良人在北平。伤寒虽痊愈，但身体尚需调养，他仍住在北平协和医院的病房。《端纳传》这样叙述张学良这一天的活动：
九月中旬端纳赶回北平，以确定少帅是否返回沈阳。他发现他的病情已好转。1931年9月18日是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完全统一的一周年(应是中原大战结束一周年——引者注)当天下午，少帅离开了医院。晚上他和端纳在英国公使馆赴晚宴。宴会后，张还去剧场观看中国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的演出，端纳回家去了。(《端纳传》，第271页)
突变发生了。正在前门中和戏院欣赏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的张学良得到报告，称沈阳有急电来，他来不及与人辞别，就匆匆赶回医院。
失去了回到沈阳的机会，也就失去了对沈阳的直接控制。如果张学良人在沈阳，如果他的精锐瓤队依然在沈阳，“九一八”那一夜是否会降临?或者，日本关东军是否会完全不顾他的存在而策划这样一次行动，并以令人不可思议的轻易方式如愿以偿?
可惜，他不在现场。
一次历史代价最大的现场缺席!对他，对中国，都是如此。
蒋介石更不可能在现场。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在南京登上永绥号军舰，他将前往江西南昌直接部署对中共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沈阳发生突变，张学良向南京中央政府发去急电时，蒋介石的轮船正行驶在长江的茫茫夜色中。第二天，9月19日军舰抵达湖口时他得知了消息。(参见《三联生活周刊》总第329期)蒋介石欲亲自指挥围剿红军的部署，又一次被突发事件所打乱。两天后，他匆匆赶回南京，处理更为紧迫、也更棘手的国际冲突。
就在这一背景下，1931年10月26日出版的《时代》，选择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作为这期杂志的封面人物。在他们之前，10月12日，日本方面负责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外相币原率先成为封面人物。有些奇怪，张学良是与这一事件最直接的最关键人物之一，似更应选为封面人物，但《时代》挑选的是蒋介石。大概他们更看重该事件引发的是整个中国的危机。
这是蒋介石第二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上一次是在1927年4月4日。四年多过去，蒋介石似乎走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心，俨然头号政治强人，但实际上，直到1930年9月中原大战打败冯玉祥、阎锡山之后，他才算真正控制了南京的国民政府，距“九一八事变”发生还不到一年。即便如此，他能直接控制的地盘也很有限。他面对着各种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已呈星火燎原之势；国民党内部反对派另立广州政府形成强有力对抗……号称第一巨头，他何曾有过一天安宁?更遑论所谓权威。如今，更大的国际挑战来到了。
日本当然了解蒋介石和中国的情况，在他们看来，在国内局势已令蒋介石焦头烂额的情形下，他和他的政府无疑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正因为如此，日本随后才敢公开蔑视中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对中国以及国联持强硬态度：
在东京，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日本政府官员称：“世界不能让日本向中国低头。如果这样做，将导致严重后果。”
“南京是无能的。”位于麻烦地带中心的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内田，上周对记者这样说。他一副蛮横跋扈的样子，谈及日本在满洲的军事长官已做的和将做的事情。
“我认为张学良(被日本赶走的满洲统治者)不会回到沈阳。”
他继续说出最重要的一点：“既然南京的中国政府不能进行谈判解决问题，日本就必然要与一个新的即将成立的满洲当局进行谈判。”
内田之所以称张学良不会从北平(他的养病之地)回到沈阳，有这样一些原因：
1．日本装甲车控制着连接北平和满洲的铁路上的二十六个车站：
2．日本轰炸机对锦州的中国兵营的轰炸，对从沈阳撤到锦州的张元帅的满洲部队，已造成心理和军事上的打击；
3．日本侦察机第一次从满洲南部飞进原来意义上的中国，在北平、天津上空呼啸盘旋，而在天津，住有日本控制的傀儡“中国皇帝”(指已罢黜的宣统皇帝溥仪——引者注)；
4．日本驱逐舰和炮艇已出现在所有中国的港口，无论沿海或内河(见地图)。二百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已经在上海登陆，增援已经在“保卫”上海日租界的部队。(《时代》，1931年10月19日)
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军事强国。以蒋、宋夫妇为封面的这期《时代》虽以“黄埔”为题报道中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但他们列举出双方的军事力量数字似乎又在告诉读者，如果开战，这会是一场实力对比十分悬殊的战争：
黄埔是中国的西点军校，其学生赫赫有名，颇受曾任校长的蒋主席器重，黄埔教官是今日中国军队的骨干。蒋主席两周前威胁说要向日本宣战。上周，他保持沉默，紧张地与北方军阀急电联系。有两位军阀可能参加与日本的战斗，一是在内蒙古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元帅，一是“模范督军”阎锡山元帅，他们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战将。过去他们曾与蒋合作过(见《时代》1928年10月24日)，如果此次他们加入到蒋主席的行列，中国将有大约二十万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军队与日本对阵，另外还有一百六十万没有战斗力的杂牌军或者雇佣军。
日本正规军兵力为210，880人，其中一万五千名日本士兵上周占领了满洲，日本受过训练的公民已被征兵，准备换上军装，总数达一百七十五万人。在海上，日本有中国无法比拟的海军，总吨位达到798，394吨，中国整个海军(六十八艘)的总吨位还不如一艘英国超级无畏级战舰(40000吨)。日本对中国战斗力的看法，由东京的一位政府发言人表达出来：“如果中国向日本宣战，我们完全不必考虑。”(《时代》，1931年10月26日)
中国在危难中。
自鸦片战争后，满洲就不断面临着俄国和日本的蚕食、控制，现在演变成了日本的侵吞。中国会如何面对侵吞?中日会宣战吗?满洲会被分离出去吗?日本到底要走到哪一步?世界将如何应对未来一切?一连串的焦虑摆在了全世界面前。
3 看白浪滔天
当我们今天回顾“九一八”之夜时，不能不关注另外一个人——关玉衡。这是一位很容易被忽略的历史人物，9月18日这一天，他正以特殊的身份出现在沈阳。
论地位和声名，关玉衡与张学良和蒋介石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他不过是张学良的一位级别不高的部下，时任东北军兴安区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驻科右前旗察尔森第三团上校团长。可是，他却是历史环节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在“九一八”夜晚来临之前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因他而发生的“中村事件”，成为轰动世界的令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焦点，日本关东军也正是以此为借口策划和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在报道“九一八”时，《时代》也提到了“中村事件”：
显而易见，中日之间存在已久的世仇，造成了热爱和平、日益贫困的人民，对日益发展成功的军事化邻居的厌恶。这一仇恨在中国发现满洲逐步被蚕食后愈发加深。在中国，到处都有日本的军人。一年多来，整个满洲也一直出现反日浪潮。上个月，日本陆军的中村大尉离开沈阳，前往勘察绘制满洲内地的地图。他带有经中方当局签发的许可证明，但对不识字的中国士兵来说，这不过是一张废纸。中村大尉被作为间谍逮捕并处决。(《时代》，1931年9月28日)
中村，即日本关东军的中村震太郎大尉，他离开沈阳应是在1931年6月初，同行者一共四人。他们化装成平民，前往满洲西部与内蒙古相邻的兴安岭一带勘察地形，《
剑桥中华民国史》说这是日本在为与苏联作战而做准备。在完成任务返回沈阳途中，中村一行被屯垦军第三团士兵抓获，间谍身份暴露，随后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并将尸首焚烧。关玉衡随后将具体情况向上报告，在北平的张学良得知后，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参见《“中村事件”真相》，内蒙古新闻网)
中村等人被处决的实情，最终被日方获知，并以此向中方施加压力。围绕中村事件的外交风波一日日向战争的边沿演变。起初，张学良并不示弱，1931年8月31日他在致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电报中说：“关于中村大尉事件，调查结果，该大尉等既未人日方所主张之遭难区域，虐杀自为无根之事实，故日本政府如向南京外交部要求再调查时，请即以义严词正，委婉拒绝。”(《张学良文集》，第174页)不仅他如此，一些中国舆论也持相近态度。甚至到了1947年，生活书店出版的《
中国近代史》(钱亦石著)仍这样认为：
所谓中村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微平其微的问题，中村是日本大尉阶级的军人，由日本参谋部派往满蒙调查地理，进至僻地而告失踪。据长春通信：中村变装华服，前往洮南一带，实行秘密调查，日往来于深山长林之中，一日遇胡匪三十余名，以其身穿华服，疑为军警侦探，遂至失踪。他是潜往中国内地调查，预备作侵略计划的，其失踪与否，我国当然不能负责。中村大尉即或为胡匪杀害，亦属咎由自取。(《
中国近代史》，第234页)
但在1931年9月初，迫于各方压力，张学良态度开始软化，他似乎感觉到了事情的复杂性与严峻，他再也不能轻视日军咄咄逼人的威吓。9月4日，在给留守沈阳的官员的电文中，他的语气有了很大转变：
接汤尔和电，言日方对中村事件表示极严重，谓我方有意推诿，日陆军方面异常愤慨等语。已复以此真相实在不甚悉，并非故意推诿，现正在调查中，如责任确在我方，定予负责者以严重之处置。如日方对此案有何举证，极所乐闻，以为调查之参考等语。究竟此案真相如何，并与日方交涉之经过，希速详复为盼。(《张学良文集》，第174页)
于是，在民间被誉为英雄的关玉衡，转眼间即将作为“凶手”面临惩处。这显然是张学良不愿做却又不能不做的决定。据史料，关玉衡在东北讲武堂曾和张学良有同学之谊，在张作霖时期曾任帅府驻京军务处长，后调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张学良对他无疑是信任而厚爱有加的。但张学良没有想到“中村事件”会招致日方如此强烈的反应，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派人将关玉衡押解至沈阳。对外公开说是已被宪兵司令部关押，但实际上被暗中保护，住在宪兵副司令李香甫的家中。
关玉衡抵达沈阳的时间是9月16日，第二天，9月17日(也有9月18日一说)，他被带去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陈述经过。“但是太晚了”——《
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说。日本关东军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9月18日的沉沉夜色将不可遏止地笼罩沈阳。
对于一个追寻历史的人来说，在城市改造日新月异的沈阳，要找到能够触摸久远往事、引发历史幽思的旧址已经很少。譬如北大营，仅存的最后一处遗迹——马厩——不久前刚被拆除，当我找到旧址时，面前已是一片废墟，只见一棵大树孤零零立于其中。但巧的是，走进我在沈阳住的宾馆，迎面所见正是当年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的旧址，而且建筑保存完好，真是意想不到。对照老照片，外观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一幢两层的老建筑，中央是柱型门廊，绿色屋顶，西式窗栏，右侧有一尖型圆顶阁楼，是明治维新时代西风渐进后在日本颇为流行的现代建筑风格。逗留沈阳这两日，每次进进出出，我都止不住多看它几眼。看到它，不能不想到关玉衡，想到房子里面发生过的风风雨雨。
关玉衡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于9月20日凌晨和李香甫一起化装成绅士，躲过搜查，徒步走到皇姑屯车站，从那里乘火车逃往北平：
24日八时，张学良在官邸接见关玉衡，笑容可掬地对他说：“你还跑出来了!”关玉衡说：“对不起您，误了大事!”张学良安慰说：“六十多个外交案件，你这是小案件，没什么。”随后，委任为帅府参议，月支五百元，住在西单花园饭店内。
这是许多年后，关玉衡的第三团当年所在地内蒙古科右前旗的地方志工作人员冯学忠在《“中村事件”后关玉衡及战友的命运》一文中的描述。不知它的史料来源何处，如果准确的话，可见突变之后张学良对关玉衡仍很厚爱。关玉衡后来参加了抗战，1953年他回到了家乡黑龙江牡丹江地区的宁安县，曾被选为省人大代表，1965年病逝。他的弟弟却没有他幸运，“九一八”后，被日军抓获并用钉子活活钉死，扔进牡丹江，老母因悲伤而双目失明。
结局最令人悲切的则是关玉衡的部下、参与过处决中村震太郎的第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东北沦陷后，陆鸿勋1933年任伪黑龙江第三军管区直属炮兵中校队长。1935年夏秋之交，中村震太郎的儿子从日本来寻找父亲遗骨，陆鸿勋因身份暴露而被捕。1936年初，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将陆鸿勋多次审讯，严刑拷打，陆
供出处决中村震太郎等人的内幕。随即，日伪各大报在头版醒目刊载：“谋害中村的杀人巨魁罪恶滔天犯陆鸿勋落网”的消息并附照片。后陆鸿勋竟被处以剐刑，零割肢体，为中村祭灵。(以上参见《“中村事件”后关玉衡及战友的命运》)
有材料说，“九一八”过后，所有与“中村事件”有关的档案悉数被日军拿走。不知它们是否还在，或许仍存放在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等待着后人继续解读。
多想知道关玉衡当年的模样!可惜，在“九一八纪念馆”展出的图片中，我只找到了中村震太郎，没有发现关玉衡。在网上搜寻，也没有一张他当年的照片，哪怕是他后来的照片也没有。我感到失望。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为何被淡忘?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为何如此欠缺?其实，不限于关玉衡一个人，与抗日战争有关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我们至今还缺乏扎实的、全面的、深入的历史梳理和总结。对于一个承受过战争灾难的民族，这样的工作其实更为重要。不过，让人略感安慰的是，在陈列橱里我看到了摆放有一份关玉衡亲笔所写回忆“中村事件”的手稿。注目封面上签署的“关玉衡”三个字，有难以言说的感慨。斯人已去，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都已远去，带走了多少历史的真相和细节?
关玉衡病逝后，一位作家为他撰写了一副挽联，其中上联写道：“生何欢，生逢乱世，血雨腥风，生灵涂炭，恨青山失色。塞北男儿，誓马革裹尸，冰霜铁甲，拔剑斩敌酋；白山烽火始于足下，赳赳武夫，肝胆照人。回首当年，驰骋洮儿河畔，看白浪滔天，应千年无愧。”吟哦再三，字里行间，我听到了岁月的几声喟叹。
4 此中忧伤谁知?
谈到历史，时常有这样的说法：一次偶然事件，一个偶然出现的人物，一旦发生在关键时候，就能改写历史。那么，关玉衡以及“中村事件”大概就可称为这样的偶然。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和侵吞却非偶然。这个夜晚，终归要降临。
东北——多么值得中国人自豪、赞叹的大地!翻开地图，会发现东北与欧洲中部、南部处在差不多的纬度上。这里有着堪与欧洲相媲美的资源和自然环境：海洋、平原、高山、森林、河流、煤矿、石油……几乎应有尽有。许多次到东北旅行，每次穿行在东北大地，我总是禁不住感叹于它的广袤、富饶和壮观。从旅顺口终年不冻的港湾，到乌苏里江、黑龙江滔滔不绝的江水和兴凯湖浩淼的湖水，从兴安岭起伏的森林，到北大荒无垠的田野……
走在东北，忧伤也是必然产生的情感。一部中国近代史，在东北上演的就是不断被日、俄蚕食、掠夺、蹂躏的悲剧。船行乌苏里江中央，擦边而过的对岸，正是沙皇俄国十九世纪下半叶掠夺而去的中国领土，几十年间中国失去的领土竟相当于三个法国的面积；伫立旅顺口古炮台，眺望一湾波澜不惊的港口，遥想1905年日本和俄国两大列强为争夺东北利益的战争，竟是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进行，而软弱无能的晚清王朝只能无奈地将之划为中立区，自己作壁上观，任由日、俄战火蔓延，从旅顺口一直到沈阳。2005年夏天当我专程来到沈阳寻访“九一八”遗迹时，正是这场日俄战争结束整整一百年，但还有多少人能想起它，能提到它?
读蒋廷黻的《
中国近代史》，下面这段话简要而通俗地叙述了日俄战争爆发前后东北的命运：
庚子年(1900年)，俄国趁拳乱派兵占领全东北三省。《辛丑条约》订了以后，俄国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种特殊权利。假使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东北三省在那个时候就要名存实亡了。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接受俄国的条款，日本、英国、美国从旁赞助他们。李鸿章主张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冬天死了，不然东北三省就要在他的手里送给俄国了。日本、英国看见形势不好，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年初，缔结同盟条约来对付俄国。关国虽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国当时的舆论亦赞助同盟。京师大学堂(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上书政府，建议中国加入同盟，变为中日英三国的集团来对付俄国。俄国看见国际形势不利于他，乃与中国订约，分三期撤退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条约虽签字了，俄国以后又中途变计。日本乃出来与俄国交涉。光绪三十年(1904年)两国交涉失败，就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起仗来了。
那一次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日本彻底的打胜了俄国，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成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的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不过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事业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围。这样，日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收些渔人之利。(《
中国近代史》，第150页)
即便到了1931年，《时代》在报道“九一八事变”时，着眼点之一仍是日本与苏联在东北的利益竞争与分割，并且是将其作为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的第一条，小标题是“市场与满洲”：
满洲、蒙古，实际上还有整个中国，对于日本，就像加拿大对于美国一样，她的首要市场是粮食。未开发的满洲，对于有人口负担的日本具有特殊价值，在依赖日属朝鲜之外，这里是日本扩张的一个理想目标。蒙古这一在北平北部和西部的国家，生产羊毛、皮革、猪鬃、人织毛线、肠衣。许多世纪来，这些产品由骆驼长途跋涉南下运到原来意义的中国——如北平和天津的港口。但在蒙古和满洲的北面，还躺着一个俄罗斯。多年来，苏联一直从它的那一面进入到中国。甚至就在上周，在日本军队采取突然袭击行动迅速控制南满铁路地区并占领沈阳之前，俄罗斯对蒙古的控制正备受非议。俄罗斯已将皮革、羊毛、猪鬃运到莫斯科。这对货物奇缺的日本和天津的贸易来说，是一沉重打击。有日本商人为占领沈阳而欢呼，但不是对中国人的愤怒，而是出于对俄罗斯的恐惧。(《时代》，1931年9月28日)
一百年前，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在某种概念上说实际上已经开始。据《
剑桥中华民国史》，日本的渗透就是以管理南满铁路为标志。中国领土上的铁路，管理者却是俄国和日本。战败了的俄国，交出的是它先于日本而蚕食的“一杯羹”，如今，它拿出来不过是要与日本共享而已，这正是崛起后野心勃勃的日本所需要的。《
剑桥中华民国史》写道：
日本在1906年建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管理根据朴次茅斯条约由俄国转让的铁路线，达到了向中国有效渗透的新水平。……满铁是按照日本商业法建立的一个合股公司，50％的股份掌握在政府手里，余额出售给日本和中国的投资者，但是在1906年10月5日最后期限结束前，没有任何中国人购买股份。由于中国人缺席，公司就这样全部归日本人所有。(第104页)
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基地在大连。在满铁管理下，该城迅速发展成东亚主要商港之一和满洲的门户。从
那个基地出发，公司几乎像一个独立政府那样运作。最初管理铁路的授权不久就扩大了。
……日本政府为保护它在关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权益，建立了关东军。它的司令部设在旅顺，它的各分遣队驻在租借地以外。根据朴次茅斯条约，每公里铁路线最多允许驻兵十五名。这允许日本在和平时期有一个整陆军师团驻在满洲，这些部队很快就成为日本渗入中国的先头部队。(第195页)
具有一定政府功能的满铁株式会社，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在东北出现；日本关东军也似乎名正言顺地应运而生。在他们的部署与保护下，大规模的日本移民东北的垦荒计划得以实施。而这却不是目标的终结，只是走向目标的开始。
最后的目标就是侵吞。对日本来说，广袤而富饶的东北实在是最诱人的一片土地。因此，日本对东北的觊觎，早已不是秘密，它欲将之吞并窃为已有的意图，也早为外人深知。
早在1907年10月31日，德国驻北京的公使在致德国首相的公文中这样说：
我现在要假定，目前无论欧洲列强或美国都不想瓜分中国，但是，日本要在不久时间以内用它的行动强迫列强进一步从事于中国问题。……我极端相信，把日本天皇搬到北京是浮现在日人眼前的最高目标。(《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8页)
几年过后，1912年7月25日，德国代理外交大臣的记录中这样写道：
附在此间的节略在我看来似乎建
议对日本作一个太广泛的迁就。南满终究不能避免被日本归并之命运……满洲是中国将来最富饶地区之一。德国在该处的商业在中国统治下将比在日本统治下有更好的前途，是不容怀疑的。一旦日人感觉他们完全是满洲的主人翁，尽管门户开放的一切保证，在大的经济问题上，像所谓政府买卖，将没有什么留下给德国人，而小商业显然也将全部转入日人手中。(《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卷，第443页)。
读这些德国人多年前的观察与分析，就该知道黑色“九一八”的降临，远不是一个偶然。
5 幻想破灭了
目光从柳条湖移到旅顺口，从1931年上溯到1905、1900、1894……我看到了东北由来已久的苦难，看到了中国不断地被蚕食的悲哀，也就更加有必要去细细体味中国民众当年面对日本的崛起和虎视眈眈所产生的复杂情感：反省、痛切、尴尬与忧愤，它们无奈地缠绕、混杂、交织在一起，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兴衰与救亡。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清王朝舰队全军覆没，台湾因而被割让，这对中国人的精神打击恐怕更大于鸦片战争中败给西方列强。一个习惯于以泱泱大国姿态傲立于东方的古老帝国，忽然发现自己竟是如此不堪一击，一夜之间就败在历来被轻视甚至被藐视的一个小小岛国邻居手下。然而，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后，中国与日本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为渴望实现强国梦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避难所，是他们创办刊物的首选地。义和团运动之后，赴日留学掀起高潮，在世纪初奔赴日本的青年人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多重要人物的身影：秋瑾、蔡锷、黄兴、廖仲恺、陈独秀、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孙传芳、鲁迅、李叔同、周作人、周佛海等。孙中山等志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也把日本作为主要活动基地。1905年，同盟会在此成立；1914年，国民党前身中华革命党也在此成立。辛亥革命后，赴日留学再掀高潮，在后来诸多重要历史人物中，可以看到周恩来、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人的身影。
这的确是世纪之交时中国出现的特殊现象。痛定思痛，中国青年想亲身考察日本崛起的奥妙，清王朝则想借派人留学为自己培养未来的人才。不管动机如何，最后发展方向如何，有一点则是明显的，它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深深影响着现代中国与日本的复杂关系。
在注意留学高潮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对现代中日关系影响更为直接的，是大批反清志士前往日本寻求日本政府、民间势力的支持，在大量中国留学生中发展新生力量。有一点必须正视，一些革命党人为了急切地借助日本力量达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从而淡化或忽略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化和东北的蚕食。当孙中山的同盟会最初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时，不少仁人志士还停留在排斥满清政权的明王朝遗民的意识上。他们想恢复的是几百年前汉人的王朝，他们把统治中国几百年已经与中华融为一体的满清，还视为“异族”，甚至把关外的东北，还看作是征服明王朝之前的游猎民族驰骋的荒漠大地，与传统意义上原有的中华无关。他们的这种口号和意识，对一般民众也产生一定影响，使他们更关注列强对自身利益和权利的侵害与蚕食，而对遥远的关外中国领土上正在发生的更大范围的侵害与蚕食，相对淡漠，反应也不强烈。这一点，直到“五四运动”前后民众的国家意识开始得到加强、爱国主义成为社会主题之后才有很大改变。当我们研究近代史时，需要研究这一特殊现象，才能更深刻和更全面地认识东北问题的历史渊源，乃至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与日本崛起并打败中国相伴随的，还有更为复杂的一种情感存在于近代中国的革命家心中。这就是对西方列强的强烈敌视和对同为东方民族的日本的幻想。这在孙中山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1924年秋天，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离开广州，前往北京与奉系军阀谈判合作，共同对付直系军阀吴佩孚，以尽快统一中国。他先到上海，取道日本长崎、神户前往天津，最后抵达北京。几个月后，他因病在京去世。
神户是孙中山熟悉的地方，1913年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首先抵达的地方就是神户。1924年他又来到这里，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访问。11月28日，在妻子宋庆龄的陪同下，孙中山来到神户高等女校，出席由神户商业会议所、神户新闻社等五团体举办的演讲会。他在这里发表一次重要演讲，阐述他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前来聆听演讲的，一说达三千余人，另一说则为两万人，甚至称“如此人数众多，实打破日本开国以来之记录”。(参见《宋庆龄年谱》)
孙中山特地提到了1905年发生的日俄战争。他的侧重点则是从一个亚洲人的角度出发，为历来备受西方白人列强欺压的东方民族，终于打败了欧洲列强俄国而感到扬眉吐气。他回忆说，当日俄战争爆发时，他正在欧洲，俄国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时，他亲眼看到“欧洲全部人民为之悲忧，如丧考妣”。
这是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
几年前，我曾到日本神户参观孙中山纪念馆。走出舞子公园火车站朝海边走去，不到十分钟，即可见高耸的明石海峡大桥旁有一幢尖屋顶共三层的老建筑。小楼原名移情阁，是神户著名华商、宁波人吴锦堂的私人住宅。楼房为六角形，系参照杭州六和塔而建，故又称“六
角堂”。1913年，孙中山流亡日本逗留神户时，应主人邀请，曾在移情阁居住。前些年修建明石海峡大桥时，移情阁整体搬迁至现址，并辟为孙中山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记得是在二楼展厅，我看到，孙中山在神户演讲中阐述“大亚洲主义”的一番话，用中、日两种文字抄录，醒目地悬挂在墙上。孙中山说：
我们讲大亚洲主义，研究的结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受压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亚洲专有的，就是在欧洲境内，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国家，不只是压迫外洲同外国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国之内，也是一样压迫的。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美国学者对于一切民众解放的运动，视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平等解放的文化。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国家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孙中山文集》，第409页)
读孙中山的演讲，不难体味他内心深处的悲愤，一种渴望中华民族尽快摆脱受西方列强欺压的紧迫。王道与霸道，这是他从文化角度着力强调的主题。他认为东方文化曾经拥有“主张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的“王道”，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则是“主张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的“霸道”。面对神户热情的日本听众，心里充满悲愤、忧虑和历史紧迫感的孙中山，对已经崛起的日本显然仍抱有幻想，甚至寄予了厚望。
厚望最终只是奢望。现实远比忧虑更为残酷。当1931年来临时，对于中国，日本早已不再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的问题，而是军国主义的霸道大行其道了。此时，距孙中山发表演讲还不到十年，世事变迁如此迅疾而无情，绝对是孙中山不可能预料到的。如他九泉有知，想必会有深深的失望与悲愤。
所有中国人的幻想都在一个晚上破灭了。
6 抵抗或放弃
幻想破灭的中国人，震惊地看到了沈阳及东北被侵略者瞬间吞没。
谁能料到，“九一八”之夜，张学良麾下留驻沈阳的东北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让只有几百人的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攻占北大营，占领整个沈阳。随后，几天之内，完成对南满铁路沿线城市的占领，几个月内全面占领东北……张作霖去世仅仅三年多，少帅张学良就永远失去了父亲经营多年的东北地盘。
张学良再也不是东北的主人。
一个令中国人难以相信的现实，一个令中国人难以原谅的少帅。如果没有后来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人们在描述张学良的历史形象时，很容易地在他的名字前加上这样一些词语：自负、轻率、软弱、卖国……
“九一八”夜晚降临之前的一两年时间里，正是张学良春风得意之时。作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巨头，他的军事实力不亚于南京政府，更拥有当时中国最强大的空军。1931年6月，他答应借给蒋介石的二十架飞机飞向南方，用以对付广州政府的“叛军”。我对史料中提到此事时用“借”这样一个字印象颇深。怎一个“借”字了得!少帅此时在蒋介石等诸军政要人面前怡然自得风光无限的样子，被恰到妙处地渲染出来。
同是在1931年6月，张学良在沈阳的兵工厂生产了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辆载重卡车，在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兴起之时，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再次昭彰东北的工业实力。这就难怪《时代》也以《在轮胎上》为题，报道了他的这一成果：
据传，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元帅，上周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坐了起来并露面。伤寒病愈的张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由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载重汽车，历史性地在他的沈阳大型兵工厂里完工。
张的载重汽车的发动机、齿轮及其它复杂的部件均从美国进口，但他的兵工厂自己生产钢材、车架、散热器等简单部件。一位发言人谈到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载重汽车：
“这是100型的，我们计划建立一条生产线，每月生产五辆，每辆车的轮胎载重量为1万磅(约5吨——引者)。我们还将每月生产十辆75型的，每辆轮胎的载重量为7500磅。(《时代》，1931年6月22日)
然而，就在“九一八”的晚上，随着北大营的被占领，张学良的停放在沈阳机场的数百架飞机、刚刚生产出载重汽车的兵工厂，都成了日军的囊中之物。
具有一定实力的张学良，“九一八”的晚上为何决定放弃最低限度的抵抗，他自己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这样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参见《“九一八”当夜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争议》，《三联生活周刊》总329期)他的这一回忆，与他在“九一八”之前的思路是吻合的。1931年9月6日，张学良曾给留守沈阳的省主席臧式毅等人发去这样一封电报：
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张学良文集》，第174页)
从电文看，张学良对日方可能进行挑衅有预感，“不可与之反抗”则是他的指示，这显然与蒋介石的思路和主张也是吻合的。这一电文对沈阳当局在9月18日晚上决定放弃抵抗显然起到了直接作用。《时代》也报道了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的决定，说：
深知自己的军队根本无力与日本抗衡，精明的张学良元帅欲尽量赢得世界的支持。他命令自己的满洲军队放下武器，不抵抗日本军队。他在病床上签署声明。(《时代》，1931年9月28日)
放弃抵抗，张学良晚年称与自己的判断失误有关，这有一定道理。我还同意专家曾景忠的意见：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是将“九一八”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前者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这未免将蒋张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东北易帜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当时国民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时亦是如此。……张知道如果此时抵抗必败，他在东三省的势力以及在国内的地位将不保……会宁愿采取这样的政策。(《“九一八”当夜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争议》，《三联生活周刊》总329期)
抵抗必败——这是1931年张学良的忧虑与惧怕；保存实力——这是作为继承父亲统治
权的少帅必然要考虑的现实。在这里，我想还有一个更重要、更直接的因素也值得关注，这就是两年前的1929年，为争夺中东路控制权张学良与苏联爆发的大战，即有名的“中东路事件”，在这场军事冲突中，张学良惨败。
与张作霖在日、俄间多年周旋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相比，年轻的张学良更有资格被称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热情的爱国主义者。1928年他宣布东北易帜，归属南京政府，一夜之间东北挂满青天白日旗，军阀长期割据东北的局面第一次得到改变，堪称自辛亥革命后中国的重大事件。1929年，张学良又决定从苏联手中收回中东路控制管理权，他的爱国主义者声望顿时得到更大提高。
中东路，即北满铁路(从长春经哈尔滨至满洲里的铁路)，1905年日俄战争后由俄国控制，苏联成立后继续维持这一现状，仍由苏方派人担任铁路局局长和副局长，管理人员也多由苏籍人士担任。1929年7月，张学良下令解除苏方人员职务，改由中方人士担任，将苏方被解职人员驱逐出境。苏方随即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方恢复原状，并说“将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障它的合法权益”。张学良毫不退让，并将苏方员工一千二百余人押解至哈尔滨关押。美国记者鲍威尔称“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敢于采取如此有力和果断的排外运动”。
就在张学良即将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外交家顾维钧正在欧洲旅行，观察世界政治趋势。在巴黎，在和一些欧洲政治家交谈中，他特别关注他们对苏联军事能力的看法。根据他对张学良的了解，他估计张学良很有可能对苏联采取强硬手段，而这是他所担忧的轻率之举。后来他这样说：
张学良无疑是个爱国者，对日俄两国的政策都特别怀疑。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和从我个人所收到的书信来看，张少帅关于苏俄对他在满洲的积极政策可能作出的反应的估计是相当不现实的。记得有一次我和贝特洛先生谈话。他是法国外交部的政务司长，对法国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他暗示，中国应当小心谨慎，少帅更应该特别小心，因为他首当其冲，并负责处理苏俄的问题。他说苏俄的军事潜力还很小，不能用欧洲任何一个强国的标准来衡量。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满洲的军事准备情况，如果采取任何行动挑动与苏俄的战争，那就是个错误。由于西欧和美国对于苏俄仍旧抱有成见，苏俄必须采取克制政策，在西方苏俄一定不会挑起任何冲突。但是苏俄对远东特别是对满洲的态度就不同了。据他从官方的和非官方所得到的报告，苏俄的现有实力，在远东特别是满洲制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势是绰有余裕的。(《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01页)
法国外交官的预测和顾维钧的担忧很快将被证实。
顾维钧还认为，促使张学良热情高涨，铤而走险，与苏联发生冲突，很可能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因为张学良做出以上决定时，蒋介石的几个高官正在东北：
对付少帅则用外交手段。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吴铁城、张群甚至李石曾可能设法使他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06页)
1901年出生的张学良，1929年还不到三十岁，他当然没有想到国际纠纷和政治斗争交织一起的复杂性。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没有父亲老练和狡猾。
中东路战争终于爆发，历时数月。到前线采访战事的鲍威尔这样描述战况：
战争在满洲的东西边境，沿着中东路很快爆发。在满洲里，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大约八千名士兵丧生。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绥芬河，几乎被苏联的大炮和飞机夷为平地。而位于松花江口的城市拉哈苏苏，与伯力隔着黑龙江遥遥相望，在被飞机轰炸后成为一片焦土。两艘停泊在江上的中国炮艇，也被苏联飞机炸沉。……在我们那艘汽船后面，还有另外一艘汽船，船上全是中国政府方面的官员，结果遭到苏联飞机的扫射，死伤惨重。(《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67—168页)
惨败是张学良绝对没有预料到的，这对他的情绪、心理是一重大打击。在“中东路事件”期间，张学良邀请顾维钧来到沈阳担任他的顾问，顾维钧亲眼看到了“中东路事件”开始时那个热情高涨、乐观自信的少帅，在惨败之后又一下子跌落进沮丧的沼泽。张学良一时再也不敢与实力远远超过于自己的日本或者苏联对抗了，哪怕感情上他依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九一八”放弃了抵抗，也就丢失了自己的家园，更击碎了所有中国人曾经对他的赞誉和希望。“不抵抗将军”乃至“卖国贼”的唾骂，一时间成为笼罩他身上的阴影。将近一年之后，1932年8月8日，张学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一番剖白，说得诚恳而感人：“余反躬自问，再三思维，近年来误国之处甚多，使政府长官耽忧，致部属朋友受累，更陷自身于痛苦，皆是自己年轻，少读书，天性憨直，凡事误于坦白，缺乏政治阅历。只知爱国之成见，不计世道人情，致生许多困难。余素常不自明了，不知爱国之辈，其理由安在，今日余知其中之滋味矣。”(《张学良文集》，第224页)
他不得不宣布“下野”；他的东北军不得不成为蒋介石用来围剿共产党的力量，并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点点被消耗实力。笼罩心上的沉重阴影，只有到1936年12月12日，他在西安“兵谏”蒋介石、做出惊人之举之后才能消散。哪怕他为此将付出数十年失去自由的代价，但他却以这一特别方式，完成了历史形象的自我塑造。
2001年，张学良在一百零一岁高龄时病逝于美国。斯人远去，百年功过，留待后人评说。
我在沈阳寻访时，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张学良当年生产出中国第一辆载重汽车的兵工厂旧址。兵工厂历尽沧桑，功能依旧。日军占领沈阳后这里仍是兵工厂，现在，它还是工厂。走进去，友人告知，偌大的厂区如果步行需要几个小时。路过几处车间，说是张学良时代的遗迹；工厂人口处有一幢楼房，近似于当年日本总领事馆的建筑风格，也是绿色屋顶，它们则是日军占领期间修建的办公楼，一直保留至今。
7 愤 怒
中国人愤怒了。
“抵制日货!”这是首先发出的声音，也是可以一下子在各地展开的共同行动。既是愤怒的宣泄，也是一种姿态的表示，更有很多人认为抵制日货，制裁日本，能够起到打击日本经济、削弱日本军事力量的作用。当愤怒把民族情绪点燃之后，主动也好，被动也好，有作用也好，无作用也好，实际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遭遇“九一八事变”的国难时刻，每个人都需要、也必须以各种方式表明其立场和态度。于是，抵制日货的浪潮，顿时席卷中国乃至世界各地。
1931年10月26日，当《时代》选择蒋介石、宋美龄作为封面人物时，“抵制日货”浪潮成了报道中国局势的背景之一：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哭哭
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
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审判者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审判员”处以罚款，惩罚他们卖日货的罪行，“罚金”达一万墨西哥元(两千五百美元)。凡是被处以罚款而称无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进反日协会的监狱，让他们在里面挨饿。这种怪异的审判，以各种方式出现，公然违法的行为却在各地得到中国公众舆论的支持——人类四分之一民众的舆论。
成千上万的城市与乡镇，爱国者汇成一个整体，发出如下神圣的誓言(由中国首都南京的全部师生宣誓过)：“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
全世界的唐人街纷纷抵制日货。
在安大略温莎的白人，吃惊地看到四百名加拿大华人采取波士顿茶叶党同样的举动，集中价值六千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浇上汽油，由温莎的德高望重的李枫(Fong Lee，音译)发表鄙视日本的演讲，然后点燃柴堆。在太平洋之岸，美国航运公司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则多了生意机会。(《时代》，1931年10月26日)
《时代》的报道为我们了解当年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的概貌，提供了生动画面和细节。慷慨激昂的积极分子在严厉斥责；被处罚、被关押的商人们在无奈地哀求；南京的师生们在神圣宣誓……这些发自民间的声音，与9月18日柳条湖的爆炸声、北大营的枪声以及张学良的叹息与呼吁，混合一起，渲染出1931年中国的悲情。
1931年中国民众的愤怒是必然的。我收藏有一本1927年8月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原名《中国近时外交史》，刘彦著)，此书附页上刊有该书店出版其他图书的介绍，其中多种与日本有关。《日本并吞满蒙论》由日本的细野繁胜撰述，出版社将这样一本鼓吹日本应该占领满洲和蒙古的书翻译出版，正是借此向国人发出警示。
“日本人野心大暴露”——这是该书广告的标题。广告写道：
据著者的意思：中国并非国家，中国人是万恶所口王的下贱劣种。所以本书的结论，对全中国则谓应归列国共管，对满蒙则应归日本占领。但是它怕列国妒忌，于是假借满蒙对列国开放之名以售其奸。照历年日政府声明满蒙欢迎外资，及最近田康庄在荚所宣传，更足证明著者所云，并非一人之见解，实为日本之国策。——我素视和平如生命目战争为罪恶的中国民众啊，对于野心蓬勃的日本，真不可不加紧抵御；对于暴露其野心之本书，尤不可不深切注意哩。
不幸的是，四年之后，广告词中的忧虑成了残酷现实；“不可不加紧抵御”的警示，则变成了“抵制日货”的实际行动——激烈对抗情绪中分明有深深的悲哀与无奈。
在这样的时刻，蒋介石被推到漩涡之中。日本侵略东北，无疑打乱了蒋介石欲集中力量围剿红军、消灭共产党的部署，但他仍把共产党看成最大的心腹之患。“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他既定的方针，不会因“九一八”的突然来临而改变。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因此，尽管蒋介石口头上一再声称要向日本宣战，很大程度上却是在做出一种姿态。他清楚中国与日本军事力量的悬殊对比，1931年，在他看来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他说他需要时间。
不敢宣战的蒋介石，却又必须安抚愤怒中的民众，这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为安抚情绪激烈的爱国学生，使其摆脱痛苦，南京的蒋介石主席上周组建“学生军”，以准备抗日，但大量学生没有参加，他们怀疑蒋是否会真的宣战。三千名学生在南京聚会，大多数人年纪很轻，也很穷，他们发誓在那里请愿(也许会绝食)，直到政府采取具体行动来维护“中国的名誉”。
听说又有一辆火车满载学生将要离开上海，蒋主席立即下令火车停车，哪怕学生威胁要砸烂车站。发生一阵骚乱后，上海铁路部门官员只能放行，当火车驶出上海车站时，学生们阵阵欢呼。火车开到距南京五十英里的镇江时，驶进副道，学生愤怒了，但司机和司炉留下火车头，早已离开远去。
在美国，赞助燕京大学的费城人，收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电报，据称，他的中国学生继续在上课，没有参加别的学校由中国学生举行的示威活动。这些费城人得知这一消息松了一口气。(《时代》，1931年10月12
在民众的愤怒面前，最尴尬的恐怕是中国的外交官，他们陷于了举步维艰、如履薄冰、左右为难的境地。民众反对和日本谈判，外交官却又必须运用外交手段。他们需要向当时的国际组织——国联陈述中国发生的一切；需要向国联提出中国的抗议；进而希望国联能够出面干涉，制止日本的进一步行动。但是，他们面对的却是咄咄逼人、随心所欲、甚至不把国联放在眼里的日本；面对的是国联中各有利益考虑、各有心思盘算的西方列强。然而，他们所倚仗的却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一个内乱不休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外交官的确有他们的苦衷与尴尬，要与民众真正有所沟通，何其艰难!
此时在日内瓦出席国联会议的中国代表是著名外交家施肇基，他与日本代表吉泽几乎在会场上扭打起来：
中国代表团在上周日内瓦举行的国联理事会上完全无所作为。事实无可争辩，是日本在为所欲为，军队和飞机攻占满洲(中国领土)，这些军队造成中国人流血。流血无疑就是战争。上周在日内瓦，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再次要求国联干涉。
中国的施与日本代表团团长吉泽几乎要掐对方的脖子。为拉开他们，国联秘书长德拉蒙德(Eric Drummond)把发怒的东方人暂时安排到分开的房间。第三个房间里坐的是美国的“观察员”、美国驻瑞士大使威尔逊(HughR．Wllson)，国联理事会的欧洲代表坐在第四个房间。
威尔逊先生不同意施博士所说日本违反了《凯洛格公约》(禁止以战争作为国策手段的国际公约——引者)，理事会同意吉泽先生的意见，该事件属于中日之间的事务。温和的英国代表说：“特别是吉泽先生已向我们保证日本现在正在撤军……我希望这些军队能尽快撤离完毕。”
施博士甚至未能促成国联派出观察团以监督日本的“撤军”——如果它付诸实施的话。国务卿史汀生从华盛顿致电中国和日本，敦促他们限制军事行动，“遵守国际法”。这样，实际上拒绝使用著名的《凯洛格公约》。
在中国外面发生的这一切或许显得刻板而乏味。对中国学生这些爱国者来说，他们则因中国受到打击而怒火燃烧：1．列强将中国出卖给了日本；2．在向国联诉求时，上当受骗的中国的外交部长使这一出卖成为可能。他，该死!在南京、上海、北平街
头，学生们高呼：“打仗!打仗!”(《时代》，1931年10月5日)
中国外交无所作为，指望国际干预终成泡影。中国民众特别是从上海来到南京的大学生们愤怒了!他们冲向外交部，首当其冲的是那位“该死”的“他”——外交部长王正廷。
“部长被打”——这是《时代》报道的标题。
“先生，快跑!快跑!”上周，中国的外交部长、1910级耶鲁大学研究生王正廷的忠实、善良的下属这样大喊着。
“我要尽职尽责，坚守岗位。”王部长勇敢地回答。
扑!砰……一群气愤而失控的学生，冲进外交部，撞开门，扔椅子，砸桌子，纷纷指责王部长。
“卖国贼！”他们叫喊。“你出卖了中国!打死你，打死你!”
毫无防范的王部长还没站起来，一个墨水瓶就猛地扔到他的头上。群众随即手挥棍棒殴打中国的外交部长，险些被打死，幸好有他的忠实的下属们赶来营救。一番争斗后，他们救出了王先生，把流血的他赶紧送回家。医生说：“他的伤很难治愈。”(《时代》，1931年10月5日)
一个星期后，《时代》继续报道王正廷的伤势：
不幸的王正廷博士，作为南京的外交部长，其“对日政策被认为不积极”，被爱国学生殴打致伤。上周，他的伤势部分痊愈，但有三处重伤，其中膝盖严重骨折，令他颇为痛苦。医生说，他如果走路，将跛行。(《时代》，1931年10月12日)
被打的外交官不止外交部长王正廷一人。据顾维钧回忆录所写，施肇基从日内瓦抵达巴黎后，也“受到学生代表的攻击，他被打伤并受到侮辱”。
接替王正廷出任外交部长的顾维钧，日子同样不好过。他回忆说：“我就任外交部长后，紧接着就有很多学生团体要会见我……他们仍然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要和我亲自谈话。我出去一露面，他们就喊‘打!打!’”。(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22页)
不仅仅外交官，时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也遭到学生殴打：
后来，有一天，有些学生提议他们应该去攻击国民政府，所以学生就到了那里。在国民政府门前，他们看见并且认出了坐在人力车上的蔡元培先生。有些人喊“打!打!”并且把他从车上拖下来。蔡受了伤，但并不太重。这证明这些群众示威的目的不是直接反对我或任何外交政策，而是反对蒋介石领导的政府。(《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22页)
顾维钧深深感到身为中国外交官的悲哀。在他看来，外交官与民众的处事方式显然是基于不同的原则。民众重视的是感情，支配行动的往往是情绪；外交则不同，重视的是现实力量的对比状况，引导其行为方式的是对自身力量和国际局势的把握，力求以最小的损失在妥协中争取最大的利益。用他的话来说，“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是完全不同的。而他和他的中国同行们，常常遇到的难题恰恰就是不得不陷于彼此的矛盾冲突之中而难以周全。他这样写道：
曾记得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穆尔教授常说外交即战争，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只是武器不同而已。必须估计对方及自身的实力。……我谈到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
……“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的成功为口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那样只能把谈判搞糟。
特别是在人民外交当中，由于离不开公众舆论和大众的支持，一个人很容易做一些讨好公众的事，而不总是光考虑民族利益。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恒的，不囚时间、舆论或党派而改变。因此当国内人们批评中国的外交家们没有政治头脑时，我接受了这种意见，因为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397页)
这是作为外交家的顾维钧的思考与忧虑，但要想让民众接受之，淡化情感的悲愤与刺激，何其之难!那么，既然他选择了这样的职业，他，以及其他外交官，在中国民众的愤怒中，也就只能被斥责、被谩骂，甚至被殴打。他们只能在令人失望的政府与群情激愤的民众两者之间尴尬周旋，以他们的方式背负民族的苦难。这或许是长久难消的矛盾与冲突，未来的日子里仍会将他们纠缠。
在一片攻击声中，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很快相继辞职。随后，1932年2月，国联决定派遣由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A．C．Lytton)为团长的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及局势，顾维钧再度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参加。在赴任前，他致电外交部长罗文干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果我的生命遭到任何不测或者为国牺牲，我认为那是极大的光荣。我又说，作为中国代表那是我的应尽之责。我早就决定献身于中国的事业；在执行职务时，我自己就像任何一名被召唤去为国战斗的战士一样，义无反顾。(《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425页)
读到这里，我似乎对民族危难之际的外交官多了一些理解，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民族感情与国家责任感。说实话，以往我们对这样一些职业外交家缺乏了解，更缺乏理解与认识。在歌颂激情的同时，理性是否也应得到重视与肯定呢?
鲁迅的声音也与众不同。与顾维钧这些外交官还不一样，鲁迅从来没有认可过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对当权者他一直持批判态度。但在“九一八事变”后民间掀起的抗议与反日潮流中，鲁迅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另有自己的思考，表现出他的冷静与深刻。1931年11月30日，他在上海《文艺新闻》发表杂文《“日本研究”之外》，忠告中国青年：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但目下投机印出的书，却应除外，——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中国是四千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
……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经历连年的内战和“正法”，究竟可还有四万万人了?
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呲。(《
鲁迅全集》第8卷，第320页)
在“抵制日货”的讨伐声此起彼伏之时，鲁迅仍主张中国应学习日本的长处，并公开发表这一见解，实为振聋发聩之音。今日再读，仍让人感慨于他的特立独行。
这便是1931年的中国。
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态度，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悲情：被侵略、震惊、控诉、呐喊、呼吁、抗争、慌乱、沮丧、亢奋、忧虑……
悲情已成历史，警示与沉思却永远留给了后人。
完稿于2005年7月7日，北京正值酷热中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
《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年)》，美国国务院编，张玮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端纳传》，艾伯特，泽勒，徐慰曾等译，新华出版社，1993年
《张学良文集》，香港市场信息出版社，1991年
《
中国近代史》，钱亦石，生活书店，1947年
《
中国近代史》，蒋廷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孙瑞芹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孙中山文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0年
《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
《
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