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初接触捷克哲学家哈维尔的文字，阅读时的感觉是不顺畅，好像有些别扭。细细一想，他曾经长时间在监狱里生活，由监狱那封闭的小窗，苦涩地遥望星空，不愿屈服的顽强的思维，便不经意地孕育出一种特殊的气质。后来，他著书立说，往往写下一些违反常理的惊人之语，应不足为奇。比方说，十几年前，他被民众选为捷克的总统，因此也就有了一篇略显特别的总统就职演说。特别在何处?举个例子吧，演说词中有那么一句突兀的令人震惊的语言，读罢使我久久地陷于沉思的境地。
面对欢庆胜利的选民，他没有趋俗地以政治家的如簧之舌鼓动追随者，却忧郁地用哲学家的深刻警告道：“天堂远没有胜利。”读到那短短一行字时，我是处于例行的夜读的尾端，潮水般的疲倦正不可抗拒地袭来，脑海渐渐地走向混沌；快要合拢的眼帘，被这句话刺激得一阵颤抖，因疲惫接近麻木的思维顿时重新活跃起来。
我放下书，闭起双眼，细细品味从心底腾起的石破天惊的享受。坦率地说，我的浏览式的阅读，最为珍惜的，就是在走马观花的懒散中，捕捉人间智者的思想火花。那确实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享受。在似睡似醒的恍惚里，豁然洞开的人生感悟，像清爽的晨雾般弥漫开来，渐渐地滋润了身体。
“天堂远没有胜利”，或者说，在哈维尔的思想深处，甚至认为“天堂根本无法胜利”。那是一种对人类命运的冷峻的哲学思辨，一种对众多的流行观念，包括社会的、世俗的乃至宗教的观念的挑战，离经叛道的味儿很浓。不过，静下心来反复品味，你或许会被其中蕴含的哲理说服。
你高高地抬起头来，避开都市夜景的魅惑，遥望繁星闪烁的蓝天和自古就有的月亮。你忽然想起上世纪之初，曾经有几个激进的诗人，号召说要把月亮从诗歌里驱赶出去，因为如果诗人们一直讴歌月亮，就不会热心关注人生了。想到那可爱得幼稚的话语，你不禁哑然失笑。月亮依旧不动声色地悬挂着，诗人们的号召却很少被人记得了。眼前的宇宙，宁静、高远而又略显冷漠，你在无言的遐想中渐渐释然，人生原来也可以如此思考……在冷冰冰的哲学遐想中，寻找慰藉精神的真情实感和人格力量。
大约在一百年前，年轻的欧洲人罗曼·罗兰写了一部小书，那是一部人物传记，写生活在他之前一百年的德国音乐大师贝多芬的故事。这部书在中国的影响不大，我们知道罗兰其人，大多是靠了他的另一部厚厚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里，我无意讨论罗兰的文学成就，只想指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那部关于贝多芬的传记，介绍得较多的是属于音乐家创作前期的交响乐巨作《英雄》及其他若干作品，却几乎没有认真涉及他创作中思想极为丰富并引起广泛关注的一部力作，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交响乐《命运》。如果想分出《英雄》和《命运》的高下，那显然是自找苦吃的事情，会在音乐界引发不必要的争论，但是，贝多芬的《命运》，是被经典的音乐评论家们时常挂在嘴上的作品，虽然不像他的第九交响乐那样声名显赫，该作品的手稿由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藏而正式列入人类文化遗产，但是，《命运》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在所有贝多芬爱好者的心中，其重要地位显然毋庸置疑。问题是：罗兰的传记为何厚《英雄》而薄《命运》呢?
我能够想到的合理解释，是当年的罗兰还太年轻。动手写作《贝多芬传》时，他仅仅三十多岁。
贝多芬创作交响乐《英雄》的时候，也正处于年轻气盛的岁月，他深深地为拿破仑的个人魅力及其代表的革命气势所折服，他相信拿破仑席卷欧洲的进军，可以创造人间共和共荣的盛世，当时的创作灵感，为拿破仑的事业所激发是显而易见的，其英雄主义的磅礴大气也是少有其他作品能够比拟的。据说，前苏联在庆祝二战的伟大胜利时找不到适宜演出的本国作品，最后只能选择贝多芬的《英雄》。年轻的罗兰，偏爱年轻的贝多芬的热情洋溢的作品，完全合乎逻辑。
贝多芬是在困顿中走向创作巅峰的。有人说过，作家的苦难，是文学的幸运。那话听上去十分冷酷，但是可以佐证它的事实非常之多。江南名门豪族曹家若不败落，曹雪芹可能就拿不出《
红楼梦》。贝多芬对于人类命运的体验，也是在自身的失败和挫折中日益感悟的。如果他像自己一度希望的那样，顺当地成为宫廷的大乐长，恐怕就会把才华更多地消耗在为王宫服务的艳美庸俗的旋律里。
上帝似乎是在残酷地磨练天才的意志，让贝多芬不到三十岁就失去了听觉。对于音乐大师来说这是致命的，就像足球巨星被踢断了腿一般。那时，他的个人生活也显得灰暗而没有希望。但是，贝多芬却坚韧地相信“谁也无法击败我，我要掐住命运的咽喉”。失去听觉的他，凭借超人的智慧和感觉，顽强地演绎天籁之音，不算未完成稿(所谓的第十交响乐)，他向世界奉献了九部交响巨作。当拿破仑的辉煌在欧洲上空渐渐消散，贝多芬则在生活的无情折磨下坚持他个人的进军。从讴歌英雄的豪迈出发，到咏叹命运的幽思辗转，最后以祈望欢乐的奏鸣收尾，既是贝多芬个人奋争的足迹，也是人类思想蜿蜒潜行的常例。让我们倍感伤感的是，直到最后的创作中还在奋力祈祷人类大同欢乐的音乐天才，自己却在贫病交加里心有不甘地死去。
到下一个世纪罗兰年老的时候，其个人的生存状态，显然比贝多芬要好得多，不过，一代文豪思想的曲折，恐怕也画出了与音乐大师多少相似的轨迹。记得这么一个情节，当他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学巨匠和革命同情者，受高尔基的邀请访问前苏联时，曾写下大量富含真情实感的日记，却自行规定，要到五十年之后才子以发表。那时的罗兰，已经少有年轻时写作《贝多芬传》的披荆斩棘的英雄精神，而是透露出对于人类命运的茫然甚至无奈了，或许，同时还夹杂着对于未来的勉强的期盼。五十年后，他的日记发表时，前苏联早已不复存在，亦是命运难测的特殊注脚。
我在写作另一篇随笔式的文字《语文的秘密》时，表达过关于文明起源的某种想法。我以为，因为有了复杂的语言(文字)系统，人类才可能进行包括抽象思维在内的文化创造，最后远离动物界而实现了辉煌的文明。关于命运的探究，可能是人类最艰难的寻求之一。那种苦苦的上下求索，绝对不是直觉和感性能够胜任的。问题的复杂性和抽象性，恐怕单纯使用文字都感到相当困难，于是便要借助于更加抽象的符号——音乐，并由贝多芬这样的天才付诸实践。一部交响乐《命运》传世，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在吃饱喝足之后，慢慢地品尝人类变幻难测的命运。
贝多芬的交响乐，虽然被称为难能可贵的主题作品，可是，想要解读主题下面的具体思想，我还是惶惑而难以措词。我发现，即使是欧洲大音乐家们评论贝多芬的文章，一般也以讨论作品创作技巧的多，而小心地回避过于细致的内容分析。诸如讨论他的抒情和纯结构，轻柔和刚劲等等，或者再加上一些漂亮的赞美词：孩提般的童贞啦，天国里的悲哀啦之类，至于音乐的思想内涵，对不起，你自个儿想去吧。
人类的命运，社会的命运，乃至个体的命运，从本质上讲，永远是多解甚至无解的难题。文字比音乐符号要求更多的确定性，对于多解和无解的内容，未免如牛负重。所以评论家们落笔时是非常谨慎的。
反复聆听交响乐《命运》的录音，我们或许能够部分地体验贝多芬的情绪。依照我的理解，从《命运》的节奏强烈的开篇，到渐趋平缓的过渡，乐章中隐藏着犹如太阳初升般的进行结构：黑暗消退前的严酷，旭日喷发时的激动，天空由灰暗的凝重渐渐转向光明的沉稳，这似乎是贝多芬对人类艰辛地走向进步阶梯的总愿望。可惜，现实过于严酷，失望总是战胜希望(音乐家曾经对拿破仑有过的希望最后烟消云散就是证明)，于是，大师努力以自身的胸怀来包容和消解一切，中部的旋律，较多地体现出宗教般的平和与宽广，在我看来，正是大师思想与冷酷现实中和的结果。不过，贝多芬的天性，使他不愿就此止步，到交响乐的尾部，坚韧的强音，在矛盾和犹豫之后依然顽强地奏鸣，似乎是天才用生命发出最后的呼唤和呐喊。
二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上海郊区一所著名的学校里度过的。那所学校的教育质量之所以让人羡慕，除了拥有一大批优秀的教师，同时还因为地处郊外，学生们整天关在绿树环绕的校园里，不受干扰，可以安静地闭门读书旷由于是市的重点中学，录取挺严格，幸运地考进去的学生，一般比较自信而自负，好学并且好胜。那时候，想在众多优秀的同学中冒出尖来，比较简捷的路是两条，一是写得一手好作文，文章经常得高分，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屡屡念出来；二是善于解析代数几何的难题，当旁人面对习题愁眉苦脸地百思不得其解，你却手到擒来，那是何等得意畅快的事情!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一些天分特别高的同学，专爱寻找各种难题来做，越难越好，乐此不疲。夜自修结束，回到拥挤狭小的寝室，喝几口冷开水，对付一下饥饿的感觉，熄了灯，还常常为解答难题的步骤争得不可开交。直到有一天，在痛苦的失败的求证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最难的题目，竟然是根本无解或者多解的题目，那真像险诈的陷阱。因为本来无解或多解，而你偏偏没有意识到，于是苦苦地寻求唯一正确的答案，因此不知不觉地走向歧路。同班有一位数学天赋甚高的同学，正是那种对难题可以手到擒来的怪才，一次却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假如在高考的时候，碰到如此一道无解的题目，结果把时间浪费在枉费心机的求证之中，可太冤了!
此刻，当我由哈维尔的命题，推进到关于人类命运的思考时，也正是与此相似的苦恼。
凡喜欢思索的人，不能不思考人类命运这样的大问题。它好像野外夜行时刻天空的北斗七星，灼灼地在你的眼前闪烁，那是希望的呼唤，是自然的光明!没有它，四周会显得漆黑一片。人类只能依从它的呼唤前行，倒退是不行的，后面等待着的是野蛮冷酷的动物界，我们的祖先费了几百万年的辛苦才从那里挣扎出来。然而，北斗七星高高地悬挂在天幕上，你即使奋力飞行，也绝对够不到它!这正是人类命运两难的写照。
人类由动物中来。人类的文明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竭力摆脱动物界规则束缚的奋斗；可是，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彻底脱离动物界!
人因为努力控制自身的动物性并追求人性而成为人，人因为始终无法根除动物性而不可能具有完美的人性!
动物性的趣味是人人需要享用的，人性之美是人人愿意赞美和向往的。于是，天国尽管被人类的思想真诚地创造出来，天国却无法胜利！
这些，构成了人类命运的大悖论。
在这里，我想顺便说到康德的哲学观念。康德和贝多芬大体上属于同一个时代，又全是德国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互相之间的思想影响，或者说思想联系，是显然存在的。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康德的名字，是在多年的理论批判声中如雷贯耳的。我毫无为他的以唯心主义为基石的哲学体系翻案的意思，我仅仅想提一下他的“不可知论”的局部合理性。
认为世界“不可认识”，是康德受批判最多的思想之一。不过，在康德那里，“不可知”，还有从人的道德层面考虑的意思。在西方文化界，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信奉宗教，未必是真的认为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存在，而是表明对难以解析的宇宙和自然的敬畏。康德认为，人为了区别于动物界，需要有预设的终极目标，即使不知道目标能否实现，人依旧要努力追求，这类似中国古人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康德的哲学，正是由此而引出了至今闪闪发光的“道德自律”的价值观，人不能因为命运和未来的不确定而放荡自身。至少在这一点上，康德和我们走在同一条地平线上，在物欲横
流的社会里，发出了理性的呼唤。
三
当德国的贝多芬走向老年的时候，临近的法国，诞生了一位将来要成为大作家的男孩，他就是福楼拜，后人称其为法国小说史上三大师之一。福楼拜的代表作首推《包法利夫人》。现在的青年读者，除了专攻文学的之外，恐怕少有耐心去读完厚厚的砖块似的小说。好在有缩写本之类的玩意，看个大概比较省事。可惜，浓缩的约本，也略去了许多曲径通幽的文学意境。比方说，包法利夫人在教堂和神甫的一段经典对话。我在此刻想起这个细节，是想做一件费力的事情，即把法兰西文学大师与德意志音乐大师的思想打通，把他们关于人类命运的思考对接起来。
包法利夫人结婚后一直闷闷不乐。虽然丈夫是个有本事的医生，在上流社会颇受欢迎，家里足以不愁吃喝，在当时的环境里，也算少有的小康人家了。可是，新婚的少妇觉得生活十分无聊乏味，与事务主义的老公没什么话可说。婚姻中没有她渴望的浪漫爱情，四周缺乏新鲜有趣的事物，烦琐平庸的日子，几乎要把天性敏感的她逼疯了。那天傍晚，忧郁而无助的她来到教堂门口，祈望神甫能拯救自个的灵魂。
她找到神甫的时刻，神甫正大声吆喝着，忙于对付一群来教堂捣乱的乡村穷孩子。似乎不是恰当的谈话时刻。心不在焉的神甫，尽量礼貌地表示了对来访者的欢迎。他尽管丝毫不懂少妇的来意，口气却很大，说他和包法利先生是本地最辛苦的人士，一个管人的肉体，一个管人的灵魂。这显然正符合来访者的期盼，因为她的毛病正是出在灵魂方面。然而，对少妇复杂的心态，神甫不但是茫然无知，而且连猜测的兴趣也没有。所以对话显得十分滑稽紊乱。
少妇说，人们在受罪啊。他说，对极了，因为可怜的农妇们没有面包。少妇说有面包的人也在遭罪。他说，那就是因为没有取暖的柴啦。少妇凄婉地哀告道：有的人虽然有柴有面包，但是也受着无穷的折磨。神甫大咧咧地打断她，根据他多年传教的经验，人获得温饱之后，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包法利夫人被他说得无言以对。——最后，一无所获的包法利夫人只得悻悻地离开教堂，她的拯救灵魂之旅彻底失败了。(这里同样是约写，只有读原文，才能真正体会到大师语言的妙处。)
一代文豪福楼拜的功力，在这段对白中轻松地显现出来。少妇与神甫的交谈，似乎答非所问，似乎牛头不对马嘴，让人哭笑不得，不过，当你搁下书本，在轻巧的一笑之余，心头却变得沉甸甸的。渐渐的，你品味出，那滑稽的交谈里面蕴含着哲人的智慧。不久前的一天，我偶然重读这段文字时，也许因为正在构思手头的这篇文章，我突然联想到的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
正如前一小节中写到的，依据一般的理解，贝多芬在他的这部交响名作中所发挥的由灰暗转向光明的旋律，体现了音乐家对人类命运的渴望、乐观主义，是人类思想史的重要乐章。人类离开动物界之后，主要的奋斗，就是要战胜自然的压迫，不为温饱担忧，使生存和繁衍获得可靠的保证。人类辛苦奋斗了几十万年，直到贝多芬和福楼拜的世纪，除了少数人(比方说包法利夫妇)，包括贝多芬在内的多数人还经常受到饥寒的威胁。因此，贝多芬的乐观主义是不确定的，他的旋律，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宗教的宽容与平和，大约也是在乐观和迷茫间的一种走钢丝。更严峻的问题是，如果温饱顺当地解决了，人类的命运就一片光明了吗?对此，贝多芬仅仅是疑惑而没有明确答案，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的切身感受却是否定的；为了强化这个问题，福楼拜为她设置的对话者神甫，则大而化之地作了肯定，表现出的智商似乎低一些(也可以说是生存的环境造成了差别)，所以两人的交流就完全错位了。
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深刻地证明了贝多芬、福楼拜他们的猜想。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温饱是起码的第一步，然而，问题比我们的祖先想象得要艰难无数倍。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地球上，有越来越多的民族，越来越多的人群，开始摆脱基本生存的压力。可是，人类自身的问题，人类寄生的地球上的麻烦，好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更复杂起来。顺便说一句，福楼拜的杰作《包法利夫人》，之所以现在阅读的人减少了，除了太过冗长的原因，同时也由于当代人的思想困惑和生存矛盾远比二百年前的那位少妇要大得多，青年读者们阅读时或许会感觉不过瘾。
时至今日，我们想要讨论人类的命运问题，也就显得越发吃力不讨好。
四
人类的所有新问题，可能全是在解决原有困难的同时产生的。我们自身的体验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上世纪下半叶的种种磨难。少年时代，一场历时数年、席卷神州的灾荒，令我们深深懂得什么是饥饿；青年时代，一场蔓延十年之久将十来亿民众都推人漩涡的所谓革命，又让我们深深体验社会动乱之苦。
民众的愿望，在三十年之前，也就是中国的“文革”将要结束的时候，显得非常清晰和简单。我们盼望国家恢复秩序，普通百姓不再为基本的吃穿生计发愁。这种民意就是动乱迅速结束的基础。而后的经济恢复，社会的清明，直到逐步走进繁荣的市场经济，全是那渴望摆脱贫穷、追求国泰民康的民意的延伸。
新的毛病，新的困顿，几乎是在欢呼胜利的喜悦中同时降临的。
盲目平均的社会，肯定是没有动力的社会；只有在富裕和贫穷的对照里，人的力量才百倍地被激发出来。上海人结婚，原来只要有一间亭子间就心满意足，现在有别墅洋房放在面前，你住个两间的老公房，似乎都显寒酸了。人的幸福感其实主要是相对的感受。社会流行九时黑白电视时，谁家有台十八时彩电，好得意满足啊，眼前，恐怕得拥有等离子大屏幕才会品尝到享受人生的心情。市场经济正是要激发人的追求幸福生活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天然地和人的欲望(说穿了跨前半步就是贪欲)结合在一起。因此，欺诈、腐败、贿赂、暴力、色情等等，比原先简单社会境况下多了无数倍，我们也就无法大惊小怪。记得前苏联一部著名的小说，题目叫《你到底要什么?》，就像无法只保存人性而完全消灭动物性一样，单有光明而没有黑暗的社会是空想。
最简洁的表述就是：平均主义的消亡，富裕生活的召唤，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力，从各处冒出的财富迅速涌流起来，同时，社会的贫富断层导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因此，“天堂远没有胜利”!
我们寄予厚望的科学技术同样逃不了两难的命运。
农业文明张开双臂欢迎工业文明，工业的迅猛扩展却带来了世界性的污染；时至今日，在世界有识之士的眼里，对人类生存而言，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产业膨胀的贡献；
抗生素的发明挽救了许多生命，同时也激发了病毒病菌的变异而形成新的可怕的疾病，本世纪之初接踵而来的可怕的传染新病已经让世界惊魂不定；
网络的出现打开了全球经济文化的新天地，同时也让个人对社会犯罪的能力放大了无数倍，黑客们甚至可以使国际大银行遭受数百上千亿美元的损失，这是传统的蒙面大盗们绝对做不到的；
最典型的新案例自然是基因工程了。基因方面的突破使人类的生命可能大大延长，人类对于动物、植物控制的力量也越发强大，然而，人类社会的灾难性的新问题似乎也因此而层出不穷。五年前，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候，我在一部小说《门槛》中写过一句话，“人类最大的麻烦，也许将源于人类自身的发明。”我在热烈欢呼科技革命的同时，一直怀有这样深深的忧郁。
因此，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最终解决社会各种问题，为人类带来永恒幸福的观点，即所谓科学主义的思潮，应该受到尖锐的质疑。
我从小就是一个科技爱好者，对伟大的科学家，例如爱因斯坦、霍金他们，怀有高山仰止的敬意，这种心情，读者完全可以从我写的另一篇长文《发现的秘密》中一览无余。可惜，科学家们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职业习惯，让他们常常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喜欢寻找终极的唯一的真理。比方说，近年来，总有科学家想证明，人类的起源仅仅在一个地区，某某人是全世界人种的亚当夏娃。因为考占不断有新的发现，那证明便很难长期站住脚。人类为什么不可以有多起源呢?终极的真理是靠不住的，牛顿的发现曾经是物理学的黄金定律，可是后来也被证实为是相对真理。今天的科学上的最伟大的成就，也同样可能被后人修正甚至推翻。我虽然不懂奥妙无穷的宇宙学，凭理智，我对要将硕大的宇宙的起源一定归结于某一点的学说，即所谓大爆炸起源的推断，至今百思不得其解。在我看来，这似乎更像过去的所谓被上帝踢了第‘脚的神话。当然，我非常清楚上述幼稚的语言将冒犯众多伟大的科学家。
我仅仅是坚定地相信，真理的相对性，复杂问题的多解和不确定，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大约都是无法逃避的命运了!
五
美国人基辛格，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发挥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其解决政治难题的智慧，曾经为周恩来总理所称道。他写过一本书，讨论国际政治关系，记忆中，书名叫《选择的必要》。手头没有原书，不过，他的一个重要想法，我记得十分清楚。基辛格认为：解决国际关系问题，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方案，只有可供选择的比较适当的方案。政治家的智慧的显现，仅仅是将相对有利可行的方案选择出来，加以运用。
冷静想想，何止限于国际关系，人世间的各种问题，本来都是如此。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态度，大体也只能这样。
我们已经进行了初步的逻辑推理：人由动物界出来，人想脱离动物界，人又不可能完全脱离动物界；动物性常常显得不那么高雅，但又是与人类生存休戚相关的基本要素；人类赞美和追求美丽的人性，渴望和谐大同的世界，但是人类永远也不可能进入纯正的桃花源，因此：“天堂无法胜利!”
在这样的推理之后，我们将做什么选择?
选择之一：既然天国无法胜利，何妨穷奢极欲，穷凶极恶，在欢乐中滑向地狱；这种选择，是众多社会罪犯的思想逻辑，显然不是正常人愿意接受的。
选择之二：取代上帝，重新造人，强迫改造人性，硬生生地锻铸出一个人间天堂；这种实验性的案例，我们已经看见许多，常常由正剧、喜剧开场而以悲剧谢幕，理性让我们无法赞同。
选择之三：无思无忧，无心无愁，求个眼前安逸，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这种状况将在人群中长期存在，你难以反对它；但是，你绝不会将其奉为人间至理。
当然还有选择之四，之五，不必一一例举。我想特别说说的，还是贝多芬用他创作的音乐作出的选择。
《命运》的第一部分，用强烈的音符，显示了挑战生活的勇敢，以及对光明终将替代黑暗的信仰；第二部分，用逐渐舒缓宽广的意境，表达对于命运复杂的深思，以及宗教式的理解和宽容；第三部分，继续出现刚劲强悍的节奏，展现了海明威式的哲学：坚持做你能做的事，真正的勇者可能被打败(被打败的概率远远超过胜利的概率)，但他绝不会屈服，绝不愿低下高傲的头颅!
贝多芬以自己坎坷的人生，实践了他的《命运》的主旨。我们为他遭遇的不幸而同情不已，我们为社会摧残天才的冷酷而愤愤不平。不过，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贝多芬在命运面前没有大彻大悟，在这个地球上就不会存在他的九部交响乐的丰碑!
去年秋天，我在莫斯科访问，去过赫赫有名的新圣女公墓。那公墓的名声大，是因为里面安息着众多俄罗斯的杰出人物。数百年来，文艺的、科技的、政治的、军事的名人们，在度过了辛苦忙碌的一生，为俄罗斯作出了重要贡献后，
被社会安葬在此地休息旷显然，屠格涅夫、乌兰诺娃们迁居于此，不会产生争议，另外某些人，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大人物，时过境迁，就很难说了。像赫鲁晓夫其人，到底是俄罗斯的功臣还是不肖子孙，恐怕就争不清楚。好在艺术家们有足够的聪明来处理矛盾。赫鲁晓夫墓碑上的人物头像，半边脸白色半边脸黑色，并不显得滑稽，倒表达了设计者的深刻，其用意，随你理解去吧。赫鲁晓夫在中国的名声是极为糟糕的，“秃头儿顶不住羊毫笔。”他下台的时候，赵朴初写的绝妙好词，让中国人痛快地出了口气。不过，按现在解密的前苏联文件透露的信息，赫鲁晓夫也为中国做过好事，五十年代中期，如果不是他的明确态度，前苏联恐怕不会痛快地将旅顺军事基地归还中国。历史人物确实是复杂的。
我们来到公墓，正是午后的阳光温暖着大地的时刻。进出墓地的游人比较多些。那墓地规模甚大，因为几百年来排着队等待安葬的名人太多，挤不下了，墓地也就不断地向旁边扩张，新的扩建工程还在继续中。不远处的新圣女教堂高高地矗立着，古老的教堂的钟楼，在秋日的关照下闪闪发光。新圣女公墓，是因为这座教堂而得名的。
我在墓区里闲逛着，从安息着的名人们的身边轻轻走过。我们读过他们的书，或者享受过他们的艺术创作，或者至今还在使用他们的技术发明。此刻，他们安详地接待了我们，与世无争地宽容地任世界各地的游客访问，在自己身边拍照和喧闹。
看着那些造型各异的墓碑和墓碑上的文字，我想，人的命运，既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也是环境塑造的产物。我们发现，王明的墓碑躲在一棵大树的浓荫里，不仔细寻找，就疏忽过去了。如果不是上一个世纪的革命恰好将他卷入漩涡，凭他的智慧和能力，他也许会成为一个饱学的教授，在中国的某所大学里终其一生。
这静静的公墓，好像远离莫斯科的嘈杂，仅仅作为流逝的过去而存在着。现在的年轻一代，忙于为生存而搏斗，向往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文明，有多少闲情来此地凭吊正被淡忘的前人呢?
在著名的青年英雄卓娅、舒拉墓前，我们感到了惊奇。鲜花，非常新鲜的花朵，编结成花篮和花圈，温馨地包围了这片小小的区域，高高低低叠架着，煞是好看。陪我们访问的朋友，是常年在莫斯科经商的中国公司的代表，大约经常承担旅游的接待事务，据他们说，几乎每一次来，都看到这里有许多鲜花。显然，来向卓娅、舒拉献花的俄罗斯人，一直络绎不绝。
那一刻，沉默的我，在这些美丽的花瓣上，读解出来的，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延续，更宽广一点，感受到的是人类精神力量的普遍。前苏联已经进入了历史，俄罗斯人希望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梦已然流失，眼面前，他们的命运似乎还显得难以捉摸；同样，地球上前一个世纪的许多辉煌正在消解乃至消失，新的层出不穷的花样则天天成千上万地冒出来。有一种精神却始终如一，那就是贝多芬所谓的“掐住命运的咽喉”的斗志。在危难存亡之时，他养育出的是为民族命运宁死不屈的卓娅、舒拉，在乎淡庸常的生活中，他就张扬在贝多芬他们孜孜不倦地创造人类文明的事业上。
除了神话和宗教故事中的人物，谁也无法完全破译命运并掌握命运。命运永远是多解或无解的。做你可能做的事，走你可能走的路，不沉溺于一时的得失，或许是智者最聪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