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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来雅昌博客，我很难经常想起毛主席，还有那三十多年前的“文革”。对我而言，那是童年。
       时光倒流回三十年前：1976年，那是个“龙年”。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那都是不平凡的一年。
       新年过后，已经能认二十来个汉字，会简单加减法算术，会写自己名字的我，揣着颗兴奋的心步入了小学校的大门，即将开始接受正式的教育，人生就要翻开崭新的一页了。
       这时候，出事了，出大事了。敬爱的周总理死了。
       作为小学新生，我第一个印象深刻的新名词是“逝世”。就是死了的意思。好像大人物死了才能叫“逝世”。看到好多好多的人在哭，我也跟着哭，哭周总理，都说他是个好人，我也喜欢他，长得英俊伟岸的好人。那时所能接触到的媒体就是广播电台，广播里的哀乐声中，播音员声音都哭哑了。那个哀乐我至今不知道是谁作的曲子，真棒，让人听着就悲痛，就想哭，还不是凄惨那种，有庄严肃穆的感觉。周总理的遗体要去八宝山火化了，长安街上有人追着灵车跑，一边跑一边哭。我才知道：做一个好人，是这么让人怀念的。童年的我，是在孤独中长大的，习惯了自己胡思乱想、白日做梦。
       我于是梦想着将来自己死了也能被称为“逝世”，也能被大喇叭放哀乐，降半旗，也能有好多的人为我哭，也能被“红旗”开道的车队拉去八宝山，以前父母带着我去那儿给爷爷上坟都是挤公共汽车再倒地铁去的。课堂上，班主任老师教我们拿一种极薄的白纸做小白花，然后每个人把自己做的小白花都别在周总理的遗像上，别成了个花圈。我做的小白花成为全班同学的样板，我也因此荣幸地被老师任命为副班长。我们家那会儿住在天安门附近的石碑胡同，现在国家大剧院那个“大锅”就扣在我家旧址那片上面。中南海新华门离我家不远。我早就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住在那有警卫巡逻站岗的红墙里边，说起来我们也算是邻居。周总理逝世了，我难免想到了孤独的毛主席。当妈妈拉着我的手又一次从新华门前走过的时候，我突然问妈妈：
       “妈妈，毛主席什么时候死呀？”
       我至今都记得母亲那惊恐的表情，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了一般。她拎着我的脖领子，拖着我飞快地走出几十米，才回头张望一下，压低声音对我怒吼：
       “你胡说什么呢！！以后永远不许问这种话！跟谁都不许说！毛主席、毛主席不会死的！永远都不会死的！毛主席能活两百岁！你这话，你这话让人听见你就是反动！……”
       记忆中妈妈好像从来没对我这么厉害过，吓得我“哇——”的一声站在那高高的红墙下大哭起来。
       “不许哭！不许在这儿哭！”
       妈妈又揪着我紧走几十米，才开始声音缓和地哄我：
       “别哭了，好孩子都不哭，更不许站在毛主席的像下面哭……以后记住不许再说刚才的话了。”
       长大了我才能体会母亲那些年的紧张和惊恐，我外祖父是“反革命”政治犯，解放后被逮捕，一直关在监狱里，直到1978年才平反释放。家庭出身问题在那个年代足以令我的父母终日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能说我是“乌鸦嘴”吗？八个月以后，那一年的9月9日，毛主席死了，应该叫“逝世”了。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天也是我妈妈的生日。那一年一直在死人，朱德也死了，还死了好多好多好多人。唐山地震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据说死人的人数纪录至今居世界天灾之首。连那年的清明节，那个专为死人设的节日，都很不同寻常，有个“四五运动”。记忆中的1976年是悲哀的，太多太多的丧事儿，记不清了。回忆的碎片总是伴随着淡淡的哀乐的旋律，还有那广播电台播音员缓慢的男高音朗读着参加追悼会的人的名单，长长的仿佛永远念不完。
       那一年也是快乐的，是我辛苦漫长的学生生涯里最轻松的一年。没有作业，没有考试，暑假都是在集体的露天“抗震棚”中度过的，对于小孩儿来讲，那是一种无比新鲜刺激的生活。
       快乐的暑假结束后的9月，我做小白花的手艺又一次得到了尽情的施展：因为毛主席的逝世。学校的小礼堂被布置成了他老人家的灵堂，我和好多个同学一起加班加点地赶做小白花、中白花、大白花、超大白花，还有金纸花、银纸花、蓝纸花、黑布花……老师把这些纸花扎成花环、花圈、花篮，灵堂成了白纸花花的海洋，点缀着金纸、银纸、蓝纸的浪花。衬着黑纱的巨幅毛主席像，做成大海中引路的灯塔，做成航船上的舵手，其实更像是一个失去的世界。那灵堂绝对可以媲美后来的前卫“装置艺术”。
       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站在毛主席像下面哭了。追悼会前，老师要求我们要大声痛哭，哭出声音。也可能是对于死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哀乐也听习惯了，我站在我亲手装点的纸花海洋里，站在一片哭声当中，却很难真的流下眼泪。我偷眼看看左右的同学们，他们也都在低着头揉着眼睛偷偷地东张西望……学校的喇叭里直播着追悼会主会场的实况——“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主席覆盖着庄严党旗的遗体两侧，安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送的花圈，排在第一位的是毛泽东主席生前最亲密的革命战友、最忠实的革命伴侣江青同志敬送的花圈……”我心里在想：江青同志的手一定特别巧，她做的花圈一定是看上去最大最美的。
       当我还沉浸在对江青同志手工的无限崇拜当中，哀乐声还隐隐在耳边没有退去，花圈的白色碎纸片还飘零在风中的10月，国家又出大事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揪出来打倒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垮台了——当收音机里传来这个消息时，我几乎以为是我们国家的广播电台遭到了反动特务和阶级敌人的蓄意破坏！……恍惚半天我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一声震耳的惊雷、一片喧天的锣鼓声中，华国锋手捧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的遗嘱，微笑着走上观礼台，后面跟着著名的叶帅。广播里的流行金曲由听惯了的大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换成了一个尖尖的女高音，唱着“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天安门广场那里开始破土动工修建纪念堂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死后要搬家住到那儿，还好，和我家依然是邻居。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这么结束了。
       三十年前的1976年，不断死人的一年，不平凡的一年，雪色浪漫的一年。那是我人生的第一堂课，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和“死亡”有些关联的。和后来在学校里学习的那些多数今生注定会忘掉的知识相比，“直面死亡”这样的教育显得尤其难得和珍贵，让我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轻于鸿毛，重于泰山”之类的口号有了直观的感受。从那时起，心中对于“死亡”的认识也由恐惧悲哀转变为平静安详和略带神圣，甚至还有了些许的向往。
       毛主席死了好多年了，以前，对他的感觉像电影《搭错车》里的一句歌词：从来也不会想起，永远都不会忘记。来到雅昌博客，又使我经常会想起他，我对于毛主席的认识和对于“死亡”的认识差不多，无论他做过什么，是非功过对与错，对我来讲，都像“死亡”一样神秘陌生又好像并不太遥远，有着苍白而冷漠的独特魅力，无色无味无温度无生命地存在着，一如1976年我亲手做的那些白纸花，只要想起，它们就会在我七岁的记忆中一直盛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