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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称三十年为一世，在甲骨文中，“世”即三十之意。《论语·子路》有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还有“宛如隔世”、“隔世之感”等习语，用来形容相隔时间之长和社会变化之大。三十年前的1975年，我十八岁，正是所谓青春岁月、韶华时光，于今回忆起来，觉得已很是遥远。中国社会的变化的确是太大太快，无论从时间上考察还是从程度衡量，都不是“宛如隔世”，而是确已隔世也。
       当时发生的事情，现在的少男少女也许会感觉不可思议，甚至是天方夜谭，但当时却是真真切切，司空见惯，甚至觉得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就我个人的精神状态而言，那时还十分幼稚、单纯，没有任何青春的幻想与激情，也谈不上幸福与痛苦，只可用困惑、迷惘和浑浑噩噩、无可奈何来形容。那一年之间，经历的事情的确不少，但印象最为深刻的只有几件，至今仍经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现在旧事重提，旨在真实描述当年的生存状态，或可反衬出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进步程度。
       1975年11月，我以固安“五七”农场知青的身份被石油管道局招工，成为一名“光荣”的石油工人。在不少人羡慕的目光注视之下，我们一行60人于17日中午坐大轿车从固安出发，下午三点多到达管道局所在地廊坊。下车以后，带队师傅命我们列队，然后高声喊道：“邸永君，谁是邸永君，出列！”我急忙答应：“到！”“从今天起，你们全体被编入新工连，一个县来的就是一个排，你们固安来的60人组成第一排。现在我宣布，任命邸永君为一排排长。你们要听从他的指挥，你们分成三个班，以班为单位马上领材料，搭帐篷，要搭三顶帐篷，一个班一顶，什么时候搭完什么时候住进去！”
       我因毫无精神准备，被搞得一头雾水，急忙问道：“为什么让我当排长？我干不了。”“不要问为什么，这是命令，马上执行！干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可干不干是态度问题！”我又动动嘴，却没再敢出声，接着又指定了各班的班长，当时就地认识了一下，便投入战斗。大家分头从仓库里把帐篷架子和毡子搬到大约一公里外的一片空场，便摸索着支起框架，苫上毡布，用铁锨把帐篷下沿埋在土里，顶毡上有绳子，必须栓在钉入地面的铁钎子上。
       这样，天黑之前，三顶帐篷便基本搭建完成，两顶住男的，一顶住女的。记得当时已是严冬，天寒水冷，北风呼啸，随着日落西山，阵阵寒意令我们簌簌发抖。有几位工人师傅一直等在旁边，待帐篷形制初备，立即开始砌火墙，垒砖炉。这种砖炉底部四面各有一个风眼，是东北人经常采用的形制，号称扫地风。烟筒直插帐顶，傲然屹立，似蒙古包一般。待把炉膛用泥糊成圆状，马上便把蘸了沥青的劈柴放入点火，一时浓烟四溢，呛得各位涕泗横流。
       师傅用薄铁板扫地一煽，哄的一声火起，顿时略有暖意。这边往里添煤，那边拉电线接电灯，二十个单人床分别并排在通道南北，通道尽头分别是帐篷的东西两门。其实根本就没有门，只有一扇毡帘，在晚风中摇曳。因仓促又无经验，绳子没能拉紧，帐顶松垮，在呼啸而来的北风中上下呼扇；架子也搭得不牢，跟着帐顶的呼扇而摇摇晃晃。就在这样的帐篷里，我们度过了当上工人的第一个夜晚。二十个人十人一边，和衣而卧，时至午夜，炉子也被我们七手八脚地捅灭，而帐外凛冽的寒风却越刮越猛，两扇门帘虽被绳子系上，但形同虚设，过堂风由西至东横穿帐篷，跟在露天睡觉没多大区别。我们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压在了身上，十个人紧紧挤在一起，度日如年般终于熬到了第二天的黎明。
       记得招工之前，来挑人的小头头就曾摇头晃脑地跟我们讲过：“丑话说在前边，到我们油田上班可不是去享福，我们石油工人天当被，地当床，头戴铝盔，身穿道儿服（当时的棉工作服，针脚直接露在外面，形成许多竖道儿，是石油工人的特有装束）南北转战，最能吃苦。我们的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第一天的经历真就验证了这些豪言壮语，真是说到做到，童叟无欺，我是服了。
       我以前从未当过什么干部，突然让我指挥60个人，开始很有些不知所措。但后来我发现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很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个别不听话的，我就说要向领导汇报，他们马上就连声央求。发号施令、指手画脚的感觉的确是挺好。我们新工连一共三个排，分别由廊坊地区的三个县招来的新工组成，加在一起有150多人，男多女少，大概是3∶1，年龄多在18—30岁之间，都是知青。我们的主管单位是管道局下属的华北输油管线指挥部基建处维修大队，新工连的具体任务就是给刚竣工的职工宿舍楼挖下水道。当时实行包干制，一个连的任务先分到各排，各排再分给各班。我这个排长没有挖沟的任务，专门负责领取、分配任务并督促、检查我们排的工程进度和质量，就像过去的鬼子监工。
       开始时班长们还自己给自己留一段，后来干脆也分下去，由班里的成员平摊。当时地面已封冻差不多一尺，必须先用铁镐将冻层刨开，这个活最累，几分钟便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嘘。女新工们多无气力，需要调集强壮分子前往支援。石油部以大庆精神为自豪，动辄搞“突击”、“会战”，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完了完”，意即干不完不收工。当时有顺口溜云：“突不完的击，会不完的战，干不完的完了完。”
       连长和指导员均由在职职工担任，都是祖籍东北的专业军人，说话难听，态度生硬，动不动就训人：“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滚蛋，滚回家去，我们可没请谁来，俺们这疙瘩可不是养大爷的地方！”我们当时都算学徒，一月18元工资外加9元野外补贴，干的却是壮工的活儿。白天干一天活，晚上还要政治学习，总结工作，表扬某某，批评某某，还要搞反击右倾翻案风，出大字报、黑板报，写批判稿，整天把时间排得满满当当，没什么空余时间想别的事。
       我当时没有什么阅历和经验，所以很是老实，既不顶撞领导，也没欺负过下属，就是软弱一些，因为一是没有领导经验；二是下属大多比我年龄大，固安“五七”农场来的19个人，是我依靠的基干力量，可过去不少人都曾领导过我，现在突然让我领导，很有些不好意思；三是我性格不是很强，治理下属下不得狠心。一个月下来，领导对我印象基本良好。尤其在处理我排一名新工患精神病的问题上，我一切都听从领导安排，频频出现在最前沿挡“枪子儿”，为他们解脱了责任。现在想来当时服从领导安排的主要原因是经验不足，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而不知所措，只能如此。
       那是报到后第四天的夜晚，我排二班（我住在一班帐篷）的班长向我汇报，说他们班的一个新工一会儿哭一会儿乐，有些不正常。我过去一看，竟是我们“五七”农场来的老战友。我们都曾在“五七”宣传队里混日子，我在乐队拉二胡、吹笛子，也演过话剧；而此君非常聪明，善于说快板书，《奇袭白虎团》是他的拿手好戏。就是自尊心极强，显得有些孤僻，不愿意与人深交。此时，他正躲在角落里暗自流泪，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全帐篷的人都欺负他，都看不起他。
       我让他举例说明，他说几伙人玩扑克牌，谁都不带他玩。我问班长有没有这事？他说几拨人都够手，四人一拨，所以就不能带他玩了。我觉得有理，就说：“不玩就不玩，这还值得哭？”他说他哭也不完全是为这个。他想家，想爷爷，想爹娘。我说才出来两天就想家干嘛？离家也不过百十里，想家就回去一趟嘛。他说长这么大从来没受过这样的苦，晚上冻得要死，白天累得要死，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招工呢。说实在话，这几天的确是苦了点儿。招工前，他曾任“五七”农场畜牧分厂会计，什么体力活也不用干，现在却天天当苦力使唤，想回家也不无道理。我当时很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便打着“官腔”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坚持下去会好起来的，好好休息吧，明天还有任务呐。”说完就回我自己的帐篷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此君怎么叫也不起床、不出操，谁也不理。而且自言自语，时哭时笑，比昨天更厉害了。连长和指导员让我陪他去医院看病，我带他去当时的廊坊医院挂急诊，医生检查一阵，说查不出什么毛病，建议多休息。回来后，连领导认为既然没什么病，就应当该干什么干什么，强令他出工挖沟，结果一天下来，他哭闹不停，谁说也不管用了。领导决定通知他家人把他领回去。很快他爷爷、父母都来了，先在我那里简要了解了近来的情况，然后由我带领着来到他居住的帐篷，见到他正默然无语，向隅而泣。
       他爷爷自觉与他感情最深，首先上前搭话：“孩子，你怎么了？”他头也不抬，话也不说。“我是你爷爷！”他慢慢抬起头，辨认良久，然后高喊：“我是你爷爷！”在场的人包括我在内都突然感觉到，此人看来真是病了，而且是精神方面的病。他父母见状非常焦急，单独和我询问良久。他们问道：来时还好好的，怎么这么几天就把孩子搞成这个样子了？你们是怎么对待他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他了？我遵照事先领导给我定的口径，把这几天的情况予以详尽介绍。强调他得病是个人出现的问题，领导没有任何责任。事实上，确实也没什么人欺负他，要说条件艰苦，也不是他一个人苦，所有的人都一样。没人打过他，也没人骂过他，是他自己不习惯、不适应。领导方式方法简单生硬，态度蛮横，故意给工人找罪受，是当时的一贯作风，而且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事。
       他的家长又询问了不少人，得到的也都是这样的答复。无奈之下，家长将人领回家去治病，按退回原单位处理，不赔钱，不给治疗费。单位还有些人情味儿，派了一辆车将他们全家人送回老家，我陪着新工连领导一直将他们送到车上。目送着远去的汽车，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人怎么如此脆弱，别人都能挺着，为什么你就不能？当时招工的机会是多么难得，你就轻易地放弃这个机会，给家长增加负担，自找麻烦。后来听说到家没多长时间他的病就好了，再想回来，单位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就另谋高就了。
       一个月以后，新工连调整各级领导，三个排长都被提升为副连长，协助连长指导员工作；各排班新任命的头头都是年龄偏大，性格较强的主儿。我们三个副连长都搬到连部的帐篷，和住二十人的帐篷一样大小，但分成里外间，外间办公，里间做我们三个人的宿舍。我们各有一张单人床，胜往日的大联铺者多矣。新工连领导给我们进行了分工，他们认为我心细，身材高大，负责安全保卫（其实我性格文弱，体质也不很好，胆量更是不大，任此职实属用人不当）；另外两个人，二排长司永明来自三河县，敢说敢干，好讲豪言壮语，负责施工；三排长潘建民，来自灞县，善于舞文弄墨，能写一笔漂亮的毛笔字，负责宣传。还从三排挑选了一名很漂亮的女新工做连部通讯员，负责整理连部卫生和跑腿儿。
       从此，我工地也不用再去，过起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主要任务就是早晨负责吹起床哨，检查各排各班出早操。全连出工后，每个帐篷留下两个人，负责内勤（打开水、添煤，打扫卫生等），等全体新工出操后，我便到每个帐篷巡视一遍，负责检查卫生和安全。直到1976年3月底新工连解散，我就这样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的灵魂产生了巨大的震动，甚至影响到我一生的理念和取向。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1976年3月2日，全连的人都坐火车到天津参观三条石的阶级教育展览，每个帐篷留两人值班，我在连部做总值班。吃完午饭，我在连部的火炉边闲坐烤火，来自三排（灞县排）负责值班的一名新工（姓马，姑隐其名）来到连部，坐在我对面，长叹一声后对我说道：“你说人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思？”如果是现在，此言一出，马上就会引起我的警觉，立即会想到他的精神可能要出问题，并予以高度重视，可当时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毛头小子哪懂得这些？我想了想，回答他道：“活着是没什么劲，可死了更没劲，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总不能去寻死吧？能活到哪天算哪天呗。”
       马君没有答话，默默地走出帐篷。我继续枯坐在炉边，直到傍晚。吃过晚饭后，突然外面人声嘈杂，维修大队尹大队长、新工连许连长、王指导员等一干人神情紧张地来到连部，许连长告诉我，刚才接到廊坊火车站来的电话，有一个青年人在站南边卧轨自杀，这人穿道道服，一看就知道是石油工人；从他衣兜里发现一个购货证，根据上面的姓名和单位，证明死者是咱们新工连的，姓马，现在让我们赶紧去收尸。你负责保卫，这是你的职责范围，跟我们一起去。
       说话间，一辆五十铃大卡车已开到了门口，由于车高，再加上紧张，尹大队长（大家都叫他尹科长）三次抬腿才登上驾驶室的踏板，我清楚地看到他的腿儿在发抖。我们几个新工站在后面的车斗里，汽车向火车站急驰而去。到出事地点后，眼前情景甚是恐怖。人已被列车切成三块——身体躯干、头连着一个肩膀外加半只胳膊和另半只胳膊。我们将这三部分拣到一起，用一张席子卷上，放在车斗里。轧人的是一列货车，司机与我单位领导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说：“我刚出站，正在提速，就看见不远处的铁道边上站着一个人，我也没在意，谁知等车快开到跟前时，这个人突然把披在身上的棉衣往后一甩，直接就扑倒在铁轨上了。我赶紧急刹车，但还是冲出去几十米，真是没有办法。”在场的人都知道，火车轧人司机没有责任，列车也已耽误了一个小时，所以匆匆处理完毕，列车就又启动开走了。我们守护着马君的遗体随汽车回到大队部，领导们开始商量如何处理后事。
       突然，尹科长灵机一动，看着我说，既然是自杀，应该有遗书，小邸，你去车上翻翻他的口袋，所有的衣兜都要检查，不要有疏忽。我当时就紧张起来，但又不敢抗命，就要求最好两个人一起去搜身，科长同意再派一排长黄文英和我一同前往。我俩摸黑爬到车上，用手电筒照着，把席子展开，一个兜一个兜地掏东西，除了几张饭票，几乎是一无所获。这次我已不像刚才在火车站那样紧张了，黄文英的胆子比我要大不少，我们仔细观察了马君的遗容和遗体，借着微光，我发现“刀”口非常整齐，被切断的脖子竟似曾相识，红白相间，气管、食管依稀可辨。
       后经回忆，是在肉铺里见过而已。我们回到大队部将情况汇报以后，大家都有些失望，但又不甘心，于是决定到他的住处的床上和箱子里继续寻找。当我们一行人到达他生前居住的八号帐篷时，已接近午夜。其他帐篷都已熄灯，只有这里仍灯火通明。当我们一干人出现在门口时，里面马上发出一片恐怖的叫声，低沉而颤抖，是男人特有的音色。再看诸位，二十来个青壮小伙，各自坐在自己的床上，脸色刷白，目光中散射出恐惧，没有一个人脱去外套，更没有一个人钻进被窝，大家一直看着马君那张空荡荡的床发呆发愣。真是虎死如鼠，人死如虎！直到我们走后，这一帐篷的人还是不敢入睡，帘子一动，就有人挤出发自内心的呐喊。一夜竟没敢关灯，一直挨到天亮。那几夜，我也颇有些害怕，晚上睡不着觉，夜查时也要叫上别人做伴，管保卫的人自己先害怕，真也可算是笑话了。
       经仔细寻找，没有发现遗书和能证明其自杀动机的任何文字材料，所以他的自杀原因始终没有定论。几天后，单位决定接来死者家属，此时我才知道他的家庭情况是何等糟糕。他父亲是国民党党员，一直是专政对象；母亲是教师，体弱多病；弟弟是白血病，来日无多；妹妹只有十来岁，他的责任重大，却自己选择了逃避。我应是见他最后一面的人，却也没有挽留住他宝贵的生命，真是没用。就此，我曾自责了许久。接家属来时，只是说他得了重病，住在医院。
       为减轻亲人的痛苦，先已将遗体送到医院进行了整容。其实就是用铁丝将分离的身体穿在一起。医院来电话，说死者脚上只有一只鞋，让我们解决。恰好马君箱子里有一双松紧口布鞋，科长便命我和黄文英到医院太平间为他换鞋。这是我第一次进太平间。不像现在的太平间有冷冻设施，人全装在冰柜里，那时房间内的设施十分简陋，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设施，就有十几张床，上面躺着大约有十来个人，每个人脸上都覆盖着白色的纱布。以致我们掀开第三个人的盖头时，才找到马君。因为是白天，光线充足，看得十分清楚。他身穿道道服，头戴工作帽，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额头上有一块红肿，牙被磕得没剩下几颗，与生前有很大差别，甚至有些面目全非，而且身体十分僵硬。
       
       我们一人负责一只鞋，各自努力了好长时间才把松紧口鞋套在他那木棒子般的脚上。黄文英不知从哪来的胆儿，突然对我说：既然进了这屋子，就是有缘分。咱们应当和所有人照照面！然后不等我反应过来，就拉着我一边逐个将所有死者脸上蒙着的纱布揭开，一边重复说着“走好，走好”。这样，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将去另一个世界的人，尽管我不情愿。他们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脸色蜡黄，毫无血色，除此之外，与熟睡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从这天起，我不再惧怕死人了。
       将家属接到单位，先是安排午饭。可他们哪有心思吃饭，坚持要上医院。看来只能揭破谜底了。当科长吞吞吐吐地说出小马已经不在人世时，一家人似乎是早有预感，顿时哭作一团。母亲几次哭得昏死过去，小妹妹哭得满地打滚。真是撕心裂肺，情动鬼神啊。我参与了整个后事处理的全过程，但由于年轻无知，竟只是呆立一旁，一句劝慰的话也不会讲。送火葬场时，我们共四个新工负责将马君的遗体从太平间抬到车上，我揪着褥子的一角，只觉得很沉很沉，后来我和许多人问询原因，大都回答那就叫死人沉，至今我也没有明白其中道理。
       通过这件事，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一个人不仅仅是为自己活着，一旦有三长两短，最痛苦的就是亲人，为了不让亲人痛苦，再艰难也要活下去。可是我到现在也不太明白，有什么事能比死亡更可怕呢？连死都不怕、面对急驰而来的火车头都敢往上扑的主儿，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和恐惧呢？
       到三月底，新工连散伙，我因表现好，被分到安装队当钳工。这是当时最好的工种，很多人欲求而不得，因为只有六个名额，能当钳工者，除连级干部以外，就是有后门的人。那些表现不积极，又没有路子者，都分到基建队当壮工和泥瓦工。为体现“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时代精神，特挑选了二十四名身体健壮又没有后门可走的女新工，成立“三八女子瓦工班”，整天在烈日之下、脚手架上耍瓦刀，砌高墙，美其名曰“为社会主义大厦增砖加瓦”，真是别有一番意趣。
       记得当时不知是何原由，有极力缩小男女外观差异的趋向，尤其是冬天，所有石油工人都身穿道道服，体态臃肿；足蹬鹿皮鞋，动作笨拙；头戴厚棉帽，只露小脸。若不仔细辨认，实雌雄莫辨也。在新工连时，三河排有新女工姓石，年方二十，尚未婚配，体态较胖，肤色亦黑。某夜间她突发高烧，被同帐篷十余人急送管道医院。女同胞遇事善于尖声急叫，而石君一副标准石油工人打扮，双目紧闭，一言不发。值班医生是个老头儿，当场便训斥众美眉曰：你们单位的男人都上哪里去了？为什么男师傅病了，半夜三更却派一群女工送来？引得众人大笑不已。几天后，石君高烧虽退，但未及梳洗打扮，故而蓬头垢面，更显老成。
       护士与之闲聊，“你今年三十几了？”石君闻言深感不快，便没好气地答道：“三十八了。”“结婚了吗？”“结十五年了。”“几个小孩？”“俩。”“男孩女孩？”“一儿一女。”“呦！快四十的人了，还俩孩子，那您可真显得挺年轻的。您是怎么保养的？”石君又是气又是恼，脱口而出：“整天挖沟，保养个屁！”出院后，她经常讲自己的这段故事，成为新工连很长一段时间内饭后睡前的谈资。由此可想见当时巾帼之风采也。
       钳工属于技术工种，主要与铁板、钢筋打交道，基本不在露天干活，与其他工种相比，不仅不受罪，而且可以称得上享福。且技术含量较高，可升到八级，据说八级工可享受技师待遇。当时提倡大练基本功，分锯功、錾功和锉功三项。三河县来的原副连长司永明，和我一个师傅，他处处争强，每天早晨五点必起床练功，锤子打錾子、钢锯锯铁板和锉刀锉铁块的声音铿锵有力，声声入耳。由于车间就在宿舍旁边，而七点才是起床时间，搞得别人想再睡觉亦不能。加之队领导把他树为样板，经常表扬，并不点名地批评“其他”徒工太懒，实际上是鞭策我们这些正常起居的人。唉，我们也只能以他为榜样了，迷迷糊糊地跟着他一起早起苦练基本功。
       我这个人似乎大脑比小脑发达，善于描述动作而不善于完成动作，眼看得清清楚楚，可手却经常跑偏。錾子錾铁板，要把铁板竖起来夹在老虎钳上，用左手握住錾子，右手敲击錾头，从右往左一下一下往下剔。用力要均匀，锤子落点要准确。我总是打不准，锤头经常打歪，而錾头周围环绕着的不是他物，而正是在下的左手。本人痛觉似乎不太健全，锤子打到手上，“咚”的一声闷响，一秒钟以后才感觉出有些痛觉，木木的，并未疼得不能忍受。可皮却并不厚实，经不住如此打击。所以从练功那天起，左手上的伤就没断过，越打不准越犯怵，越犯怵越打不准，结果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至今几层伤疤仍依稀可见，见证着“手比脚还笨”的耻辱。我当时就经常想，钳工虽是技术工种，但还是动手多，动脑少。我似乎应当干些只动脑子不动手的活计。我当时比较臭美，不愿穿工作服，特愿意穿制服，尽管内衣换得不勤，但外表总是显得干净利索。有好几位老师傅（其实也就三十多岁）总说我不像工人，像个大学生，我当时区分不开这话是夸我还是贬我，所以也就没往心里去过。
       就在我们懵懵懂懂混日子的时候，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京津地区，廊坊一带震感强烈。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在大地的摇晃轰鸣中窜出屋外，伴随着高声尖叫，亵衣出闺者有之，包裹毛巾者有之，一丝不挂者亦有之，生命威胁面前，脸面、尊严已显得无关紧要。当时我们耳边经常听到的一句豪言壮语，是铁人王进喜喊出的“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可眼前出现的情景却正好反过来，“地球只要抖一抖，石油工人吼三吼”。自此，上到局长，下至徒工，无人再敢住砖房，我等刚从帐篷住进简易工房，又都搬到了临时搭建的窝棚。窝棚毗邻臭水沟，顶棚就是一层油毡，既不能遮阳光，又不能避风雨。每人一袭蚊帐，外面趴满了苍蝇蚊子。我们天天焊铁架，搭防震棚。留下最深记忆的经历，便是8月20日我奉命与我师傅王荣武到唐山迁安泵站抢险。
       命令一到，不能迟疑。我们当天便坐上一部五十铃大卡车，向唐山奔去。公路上，奔跑着的大都是为抢险救灾运送物资的车辆。当时食品加工业十分落后，十万军民进入唐山抢险后，食物竟主要靠附近地方政府组织烙饼来供应，与几十年前妇救会支持八路军的做法没什么区别。盛夏气温奇高，许多大饼还没运到目的地，就已变馊，吃了以后，不少人跑肚拉稀，上吐下泻。
       当时拒绝外国援助，既不要钱，也不要物。实际震级比公布的好像要大。唐山是工业城市，地下又多煤矿空洞，加之震级高，震中浅，故而烈度极大，损失惨重。公路上裂痕随处可见，所有桥梁均被摧毁。我们是靠解放军临时修建的舟桥缓缓通过滦河的。进入市区后，眼前的景象一片狼藉。没有一座房屋完好无损，各单位的牌子都插在废墟上，巍然屹立。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类似咸带鱼的臭味，天上双翅膀的飞机在抛洒“六六六”，说是要消毒，呛得人们喷嚏不断，涕泗横流。
       我们停车观瞧，只见解放军战士在废墟中寻找遇难者遗体，因地震已将近一月，加之天气闷热，所有遗体皆高度腐烂，面目全非。每具遗体都装进黑色塑料袋，并排放置在路边，再由运送尸体的车辆拉走。我询问尸体的去处，司机说都被运到城东一个巨大的深坑之内。一层尸体上面覆盖一层白灰；再放上尸体，再撒上白灰，这样十来层，终于将大坑填满。后据统计，共有二十四万余人在此次地震中遇难，不少家庭遭遇灭门之祸。再观察那些地震中的幸存者，各个目光呆滞，表情淡漠，他们大都住在原住宅附近的防震棚内，防震棚比我们的还简陋，绝大多数是由塑料布搭建而成，从外边看棚内的景物，竟一览无余。
       
       我们继续赶路，途中每隔一段，便可见到运水车在为居民送水。因城市水电系统全遭破坏，饮水须由城外用水车提供。用水定量供应，每日每户一桶。居民们自觉排起长队，手里拿着各种盛水工具，没有人加塞，也没有人高声讲话，空气中凝聚着的是压抑、哀婉、悲伤甚至是麻木。我在唐山前后一共五天时间，目睹了最为惨烈的震后惨象，深切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失去家园的人们的可怜与无望。
       回到廊坊，我听说其他人执行了另外一项艰巨任务，即抢修被震裂的输油管线。我们安装队在贾队长的率领下赶到现场。只见原油不断向外冒，只能挖开上面的土层寻找裂口。原油随挖随溢，最后竟形成一个不小的油池。要想焊住裂口，必须有人下到里面。原油黏似糨糊，黑如沥青，且见火易燃易爆，抢修者无疑要面对巨大的风险。此时，贾队长那男高音突然响起：“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几秒钟的宁静之后，只听“扑通”一声，一个身影飞落池内，大家定神一看，正是司永明同志。后又有几位勇士纷纷仿效，大功乃成。回来后，司永明被授予标兵称号。而那身上的原油好多天都难脱身，不得不用汽油擦洗，才还其本来面目。
       不久，大队部找我谈话，说是要分配给我一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以为又是上抗震救灾前线，心想“怎么还让我去，也该换换人了吧”。还没等开口，徐书记便说道：“其实也没什么，指挥部崔处长得了肺癌，抽烟抽的，已到晚期，活不了几天了。这些天脾气见长，只要是抽烟的人，进他的病房他就开骂，说是闻不了他们嘴里的臭味儿。前几天朱局长去看他，也让他给骂出来了。现在需要找人护理，处长只提了一个硬性条件，去的人必须是不会抽烟的。我们找了半天，你们队贾队长说就你一个人不会抽烟，所以就没别的选择了，就这么定了！”
       我便打点行装，来到局医院。进入震后搭的简易病房，病床上还搭着防震的铁架子，只见一名病人斜靠在床背儿上，鼻子上插着氧气管，眼睛瞪得像铃铛，不时喘着粗气。不用介绍，一定是崔处长。他得知我是来护理他的，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怎么不抽烟？”我说我家有家规，祖祖辈辈不许抽烟。他说：“真是好规矩呀，你也听话，好小伙子，有出息。我十几岁开始抽烟，现在四十九岁了，抽了三十多年了，每天至少两盒。半年前我上楼时突然感到气短，到医院一检查就没让我回去。从那天起就觉得喘不过气来，而且是一天不如一天，别的原因没有，就是抽烟抽的。我也活不了几天了，咱们能认识，是缘分。”从此大约十几天，我几乎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换衣擦身，端屎端尿，虽然不太情愿，但我觉得处长也挺可怜，且时间不会很长，也就没表现出不耐烦。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夜里憋得睡不着觉，就通宵跟我聊天。我得知他早年曾参加过八路军后，就让他给我讲战斗故事，他也最愿意讲这类故事。他曾讲道：当年鬼子挖封锁沟，都是征民夫干，一里地派一个鬼子监工。民夫都瞎糊弄，磨洋工，鬼子转过来，就使劲干几下，等鬼子过去后就戳在那歇着。这就叫“糊弄日本鬼子”。鬼子都缺心眼儿，看见谁使劲干，就夸谁“要西要西”，看见谁一停手，就连打带骂。有个小伙子干活实诚，不管鬼子在不在，都使劲干。结果刚说喘口气儿，正赶上鬼子转过来。看他歇着，上来就是一枪托，还“八格牙鲁”骂个不停。小伙心里不服，便和鬼子争辩，鬼子也听不懂，继续打他。
       小伙一气之下，一铁锹就把鬼子拍死了。我听到这里心中振奋，便插话道：“真是有种！”崔处长继续说道：“你猜其他民夫当时会怎么样？”“高兴呗，支持拥护他呗。”“你想错了，所有民夫马上把他围在中间，跟他说：“你不能走，你惹了事，跑了我们怎么办？”小伙也不含糊，拿着铁锹，瞪着红眼，说：“谁拦我我就拍死谁，让他跟鬼子就伴儿去！”民夫们看这小子快要疯了，纷纷后退。一个年纪大的民夫就说，“那你必须把这死鬼子背走，不然我们可不能放了你”。
       小伙非常机灵，背起死鬼子就走，等离开人群，把鬼子往地上一扔，撒腿就跑。这时别的鬼子已经赶到，多少枪也没打着他。后来他参加了八路军。“这人现在哪里？”“这人就是我的老团长，现在是解放军的军长了。”“您讲的故事和现在的电影里可不一样啊。”“现在的电影都是瞎编胡扯，我这才是真的，我快死的人了，还骗你干什么？中国人为什么挨欺负？就是有种的太少，十个有九个是松包软蛋。所以你以后不要当软蛋，只要你硬，就没人敢欺负你。”这是一次真实的传统教育，至今仍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我的确勇敢了许多。
       处长的病情在迅速恶化。肺癌病人最大的痛苦，是胸腔积水和憋气。到最后几天，每天上午护士都来给崔处长抽积水。护士把一个很粗的针从他后背肋条缝里扎进去，再拔针管，红色的血水便流进针管，拔出来挤到痰桶里，再抽再拔，每次血水都有多半痰桶。抽完后，处长就能稍微轻松一点儿，话也就多。在弥留之际，处长拉着我的手，瞪着血红的眼睛，眼神里闪烁的是绝望与痛苦。他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对我说：“记住我的话，只要你想抽烟，你就想想我，抽烟的人，结局就是我这样！”直到咽气，他的眼也没有闭上。我至今不吸烟，这段经历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送别了崔处长，我又回到钳工班。转眼又到了冬天，可当时仍然没人敢回砖房居住，楼房、平房都空无一人，防震棚里却人满为患。到了十一月份，天气越来越冷，缩在外面简易窝棚里的我们被冻得实在睡不着觉，终于有一些胆子大不搪冻的主儿“冒死”先搬进了砖房。几天下来，地震也没有再来，我们这些胆小如鼠的主儿也壮着胆回了老巢。起初晚上总支着耳朵，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忘了危险的存在，便高枕无忧了。
       那一年，正是中国大变之前的黏着，黎明之前的黑暗时期，充斥着令人窒息的压抑和苦闷。而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使自己的阅历大大丰富，性格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那阴错阳差式的胡乱点将，让我由不想当干部到得以体味做干部的神怡气爽，我开始向不排斥当干部的方向转变；从只想当工人到想从事脑力劳动，也为我后来下决心考大学做了心理上的铺垫；而近距离接触死亡和灾难，使我变得成熟起来，坚强起来，勇敢起来，既感悟到生命的可贵和亲情的无价，并下决心直面一切，永不轻生，又在内心深处形成了些许“为人所不敢为”的冲动；而目击肺癌病人临终的痛苦，使我深知吸烟之害，形成了远离烟草的生活习惯。当然，文革十年间几乎无书可读也不思读书，空耗青春，也为后来走上求学之路的艰辛曲折埋下了伏笔。此番回顾往事，不禁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