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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王刚，著名演员，在《宰相刘罗锅》等影视作品中饰演的“和珅”等艺术形象家喻户晓。真没想到，电脑的字盘中竟有“串联”这个词。对当代青年，这个词恐怕是陌生的，而对我这一茬人，却能勾起许许多多值得回忆，甚至可以大书特书的往事。
       “串联”又叫“大串联”，或“革命大串联”。它的表面意义，可以理解为：全国大中学生、红卫兵（这个词电脑里也有！）小将串通联合起来，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同仇敌忾，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及一切牛鬼蛇神作坚决的斗争。而它的实际效果，只用一句话便可说明——免费旅游！
       1994年春运期间，车站码头，万头攒动，拥挤不堪，有报道一节定员一百零八位的车厢竟挤着四百多人，而厕所里硬是塞进十四个人。这记录也许绝后，却并非空前。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初，这阵势，我见得多了。
       我的第一次“串联”实在是毫无准备。
       那是1966年的8月二十几号，即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后没几天。
       那天上午，我作为校救生队的队员，正躺在游泳池边晒太阳，时不时看看池子里如下饺子般瞎扑腾的同学，防止有谁出意外或有校外的野孩子们混迹其间。
       一进8月，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游泳池里。我爱游泳，游得也不错，否则也不会将我算作救生队的。我之所以成天泡在那儿，主要不是为履行职责，实在是穷极无聊，还有，是想逃避什么。
       逃避什么呢？我也说不大清。也许是看不得平素“为人师表”的老师们被人批斗的那副狼狈相；还有那接二连三地让你“表态”，也就是你的“立场”是站在哪一边——“造反”组织已经有分派的苗头了。
       接近中午时，在吉林大学数学系读书的表哥来找我。他说他们班几个同学约好了，要去北京，问我去不去。
       “去！”我二话没说，没换游泳裤衩，直接套上外衣，推上自行车就往外走。
       表哥说：“你要先骑车回家，再去车站，可就来不及了。”
       “那就直奔火车站！来，上车！”
       我驮着他，飞似的赶往长春车站。
       到那儿都快一点了，开往北京的60次快车应该发车了。可那列火车显然还停着，因为仍有不少旅客挤在进站口，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他们最容易区分的特征是：不像其他旅客那样手中高举着车票。
       我将自行车停在票房子旁边，锁好了，转身拉着表哥朝人群挤去。
       表哥还想找找他的同学，我说：“算了吧，等上车再说。”
       表哥没再坚持，随我拼命地朝前挤。表哥长得很单薄，我也不壮实，挤了半天，反而退后了好几步。
       我急中生智，掉头就跑，一边还招呼着：“疤哥，跟我来！”表哥脸上长块疤，所以我这样叫他。
       我们一口气跑到了货运站口。那儿没人，只有一位穿深蓝色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在那儿把着，那人跟我爸爸岁数差不多。
       我一边擦着迷了眼睛的汗水，一边对那位铁路大叔说：“您让我们进去吧。”
       “这是货运站，客运在那边。”
       他说完，便不再理我。
       这时，客运站口那边隐约传来有节奏的口号声，细听是：“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不知为何，我的心情真的随之激动起来。我跨前一步，拉过那位大叔的手，紧紧握住，还拼命地抖动着。
       我说：“大叔，行个好吧，我们要去北京，我们要见毛主席呀！”
       我竟然流出了眼泪，眼见大叔的眼睛也红了。他抽出手，又在我的背上拍了一下，哽咽着说：“进去吧！”
       我和表哥边喊“谢谢”，边往里飞跑。
       我突然想起什么，又折回头跑到大叔的跟前，从裤兜里掏出那把车钥匙硬塞到他的手中：“麻烦你老，打个电话让我爸爸来取车，就放在票房子旁边，是辆凤凰二八的。”
       我一时找不到纸，大叔张开手说：“写我手上吧。”
       我也没时间客气了，便在他手心儿上写下我爸单位的电话号码和我爸的名字。
       写完我就追表哥去了，耳听背后传来那位好心的大叔的喊声：“替我们工人阶级向毛主席问好——”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人真好，好就好在那般单纯质朴。这位铁路大叔的情感绝不是装出来的，更不是谁逼出来的，他是真心热爱毛主席，真的以为我们能把“问好”捎给毛主席，而我也真打算这样做，以此来报答他。
       我和表哥是从窗户钻进火车车厢的。小桌面上好几个铁路专用的大白搪瓷缸子全让我们碰掉了，而人却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只能手攥着行李架子，脚踩在小桌上，同时嘴也没闲着，跟着大家不断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响彻车厢。
       火车开动了，旅客们经过一番自我调整，重新排列，我总算有了落脚之地，刚刚激动万分的心情也渐渐平息下来。
       车过了公主岭，连午饭都没吃的我开始感到饿了。我捅了一下紧挨着我的表哥：“饿不？”
       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我想他来找我之前大概已吃过饭了。
       等过了四平站，我的不争气的肚子一个劲儿地叫，我实在挺不住了，我想等下一站停车时，一定通过窗户从站台上买点吃的，因为餐车是休想挤得过去的。于是我开始找钱，可周身上下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才凑出一毛二分钱。这点钱虽说不多，但那年月买两个烧饼或一个面包还富余。可转念一想，不行，得留着，到了站下了车，要去四姑家，得乘公共汽车的。这时我才想到，北京还有个亲戚呢，而且我还知道四姑住东四前炒面胡同。
       就这样，不吃不喝，一直挺到天黑。也多亏不喝，再加上出汗，要不没地儿撒尿去——早听人讲，厕所里都挤满了。
       不吃不喝能忍，可不睡觉真难熬。听到最后一声报站好像是“唐山”，过后便再不记得，显然我是睡着了，站着睡着了——站着能睡着觉，我若不亲身经历，打死也不信。
       一阵响亮的乐曲声将我惊醒，那是车上的广播在放《东方红》。平素几乎每天都听，但今天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从车窗望出去，正是东方泛红的时候，火车正驶进北京站。我们真的到了北京！我们就要见到毛主席啦！
       我和表哥，不，应该说全车的人，困顿全无，个个兴高采烈。
       口号声复又响起，我随着人流向车门口走去。没走几步，我感觉腿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沉得很，木得很，我只是被前后左右的人夹着往前移动，出了车门，便跌坐在站台上。
       表哥也坐下了。我们揉了半天腿，才互相搀扶着站起来。往前迈了几步，又觉两只脚疼痛难忍，原来已经肿了，塑料凉鞋一条一条的鞋面和鞋帮儿都勒进肉里。我索性将鞋子脱掉，光脚向出站口走去。
       还没走出地下通道呢，前面的人就自动排上了长队，还不止一条。细问方知，出站口的大厅里已设了好几个接待站，分别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我这时才知道，当时还不接待中学生。
       此时，表哥也找到了他吉林大学的同学，我便混在了他们的队伍里。
       我们算“东北方面军”，被分到了地处西郊马神庙的北京商学院。
       我们被专人引导着，井然有序地登上了等在站外的大客车。我注意到，引导我们的显然也是个学生，与我们不同的是，他穿了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左臂上戴了一条红色的胳膊箍儿，上边印了三个红色大字，毛（主席）体的“红卫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红卫兵。
       在客车上坐定，我才有心思看看北京站这座建筑。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贴满墙上的红白相间的一条条标语。我印象最深的，一条红色的写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条白底黑字“狗崽子，滚回去！”所谓“狗崽子”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我虽不在此列，可心里也有几分不舒服。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真的有几个默不作声，甚至低着头，与大呼小叫抢着往外看的大多数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莫非他们中间就有“狗崽子”？想到这儿，我立刻收回目光。我对他们似乎有几分同情。他们刚来，就让人家“滚回去”，天知道将是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
       
       客车一路向北开。原本以为要经过天安门的，谁料穿过长安街竟进了一条小胡同，从几乎擦车而过的小门小户的门牌儿上知道，我们走的叫“朝阳门南小街”。
       第一次来北京，最想见到的建筑便是天安门，听车上的人议论，也都是一样心情。可眼前却是鳞次栉比的一座座小庙似的房子，而且全是灰色，看着了无生气。
       左拐右拐，车子开进了北京商学院。
       一个教室住二十人，打地铺睡。表哥和他的同学安顿下来就去吃早点了，我倒头便睡，一觉到天黑。
       那一天，我终生难忘。
       那是1966年8月31日。
       天刚亮，我们这些睡在大通铺上的外地学生便被叫起，抖掉满身的干草（也许还有虱子跳蚤——我们叫它们“串联虫”），匆匆吃过早点，便由当时还算北京西郊的马神庙步行赶往天安门广场。
       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聚集在那里等待毛主席的检阅。
       这是他老人家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第一次是在8月18号。就是那次，他把“红卫兵”的袖章戴在了胳膊上，并亲口对一个叫“宋彬彬”的女学生说：“要武嘛。”后来那女生真就改名为“宋要武”了。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进而由“口诛笔伐”发展为“文攻武卫”——多少革命小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是后话。
       刚进广场坐定，我就发现这次和上次不大一样。“8·18”的场面从报纸上见过，毛主席只在天安门城楼上远远地向密密麻麻的红卫兵们挥手。而这次广场上却留出了车道，道两旁由解放军战士组成人墙，将学生们隔成了一个个方阵。
       莫非毛主席要下来？我猜测。
       若真如此，我可不能傻坐在这里。
       想到此，挤在方阵中间的我便开始一点点往边上蹭，一直到我能嗅到眼前一个解放军战士的臭胶鞋味儿。
       上午十点左右，“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炸雷般响起，原本席地而坐的我们呼啦一下全都站起来，向前拥去。战士们手拉手，如抗洪抢险般堵住汹涌的人潮。
       毛主席真的下来了。他的车离我越来越近。
       我还记得，主席高高站在那辆检阅车上向我们招手。
       车缓缓地走着，渐渐驶过西边的华表。
       离我只有四五米的距离了，我一下钻过拦在我前面的解放军警戒线，向前冲去。紧接着，后面又有好几个红卫兵也跟了过来。秩序一下就乱了。
       战士们拉了这个，跑了那个。我拼命挣脱了一个紧抱住我的战士，一个趔趄跌向主席的车前。
       车停了。我发现我的双手正扶着那辆崭新的北京吉普的右前灯。
       我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那一刻如同印在我脑海中的照片，至今难以忘怀。
       多少年后，我听曾同在沈阳军区文工团的一位小同志说，当年他才七八岁，老听人讲“韶山升起红太阳”，于是真的以为每天早晨太阳都是从韶山升起。我虽不至于如此天真，但对能亲眼见到毛主席，我曾设想那必定是感觉温暖、沐浴阳光、挥洒金色、无上荣耀、庄严神圣的一刻。
       然而当我亲临这一刻时，我不能不说，我有些失望。
       我看到的是一张比我想象的，比我在新闻纪录片中见到的显得苍老疲惫得多的脸，甚至略有些浮肿。解放帽下那明净的前额渗出滴滴汗水。下巴上那粒有名的痦子也黯然失色。肥大的绿军装依然能衬出驼着的背，还有顶在车护栏上的肚子。
       老人家神色不失庄重，却也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
       那一刻，我盼他能看我一眼。他果然看了。不，确切地说，是瞥了我一眼。
       我真想对他讲：我小时候曾给您写过信呢！还邮了我的照片！党中央还回过信呢！这您一定知道……
       他显然不知道，或不记得。他只瞥了我一眼，那眼神是漠然的，似乎我并不存在。
       但无论如何，我总体的感觉还是无比幸福的。我渴望这幸福能够多延长一些时间，我期盼他老人家能再看我一眼，我更奢望能面对面地聆听“最高指示”。
       然而我终于未能如愿。一只手拽住我的后脖领子，死命地往后拉。
       我的旧军装的领钩儿勒得我喉结生疼。
       我终于跌坐在警戒线的后面，头撞在一根灯柱上。
       等我的满眼金花散尽，我才看清我身边的一面红旗上写着：山东师范学院红卫兵。
       过后，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一个中学生什么时候混进大学生队伍中去的。
       这些今后要“为人师表”的我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似乎比我更有革命朝气和造反精神，加上多比我身强力壮，尽管解放军战士拼命地拉扯，他们仍有不少围在主席车的周围，有节奏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我虽然站起身，但实在无力再冲过那道“绿色长城”，只能通过不断变幻的人墙的缝隙看到主席。一瞬间，他好像对他旁边的一个同样穿着绿军装的人说了一句什么。那人比他矮且瘦，手中挥动着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我这才意识到，那是“林副统帅”。
       忽然间，口号声小了，显出一个略带嘶哑却又十分高亢的声音：“红卫兵小将们，同学们，请散开，请注意主席的安全……”
       我连连跳起，终于看清，那是周总理在喊。他已经从第二辆车上走下来，走到学生们中间。
       很快地，学生们退回到各自的队伍中去。
       主席的车缓缓启动。老人家又高扬起巨手，副统帅小红书挥得更加起劲儿，口号声复又响起，多数人热泪纵横。
       车子一辆辆开过，我依次看到后面的康生、陶铸、朱德、江青、陈云、邓小平、刘少奇……当时我能将名字与长相对上号的也就这么几位。我只是有点纳闷儿：在此之前，多年来总挂在口头上的“毛刘周朱陈林邓”，一时间竟打乱了原有的排列顺序。我隐约感到“革命形势”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路线斗争”才刚刚开始。
       那满载着当时中国政治领导核心成员的车队，恰如一列战舰在海上驶过，那是百万红卫兵在这世界上最大的广场铺就的人海。它卷起人浪，荡起人潮，唤起人声，聚起人心。
       那一刻，不，应该说那前前后后很长一段时期，人作为个体似乎很难存在，无论是谁，他首先是群众的一员，是集体的一员，是某组织的一员，就如绿地的一棵草，大海的一滴水，甚至是大地上的一捏土。
       那天，直到太阳（不是韶山升起的那轮）偏向人民大会堂上空时，红卫兵百万大军才陆续散尽，广场上遍布踩落的鞋子。
       没过几天，我回到了长春。
       到家，便看见那辆“凤凰二八”立在院子里。我感谢那位铁路大叔，又觉对不起他，我忘了“代工人阶级向毛主席问好”。
       1966年9月6日的上午，一进校门，便有同学兴奋地告诉我：“你上报了。”
       那天的《吉林日报》头版印着：“长春二中红卫兵小将幸福见到毛主席”。里边有关于我的一段报道。
       其实，当时我根本没有参加红卫兵的任何组织，一直就没有。用后来的话讲，我只是个“逍遥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