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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插话 1971年作者因组织读书会犯反革命罪被贵阳市公安局逮捕，被关入贵阳市看守所。以下为作者自述的狱中经历。
       我想先交代一下故事背景。故事是发生在大牢里面。——我坐过牢，这你们都知道。大牢里面的人想事会想得比较绝对，比如总认为只要能出得了那道高墙，就算死一回也值。于是有好多人为了争取保外就医做出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来。比如说，有人把若干大头针吞进肚里想造成肠道出血，为增加杀伤力还特地把它们弯成钩状；有人用铁丝捅自己的尿道想造成尿出血。如此等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造成一些症状之后还要再加上绝食（称病不吃），因为绝食会死人，能造成压力。不身在其中的人会觉得那些自残行为有点不可理喻，身在其中的人就会觉得很好理解。
       有一阵子我所在的病号监差不多天天在公开讨论。不是讨论用自残的方式（且总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应当不应当值得不值得（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而是讨论用什么样的方式自残最有效、最能达到保外就医的目的。
       有人在出去放风时还悄悄把一个绕钢缆的木辊子偷回来了，说是要用它砸断自己的手臂。那个辊子的形状像个圆柱体的“工”字，只不过上下两横比较薄，中间一竖非常粗。劳动号的人放它在院子里做小板凳用的。也不知那是什么木料做的，拿在手上还真有点沉。把它偷回来的人在外面是个好打架的，江湖人称“黑头”。他成天拿着那辊子问大家：“你们说这辊子能不能砸断我这手臂？”得到一致肯定的答复之后他又开始拟订计划。一只手砸另一只手使不出劲，得用两只手拿着那辊子砸，所以他请另外一个人帮他。说来你们可能不信，还真有人答应他了。接下来就是两个人在那里摆姿势：一个人手臂靠着墙，另一个人身子向后仰，把辊子举到头顶后方，看看是否能使得上劲；又或者蹲下来，一个人把手臂平放在地上，另一个人把辊子高高举起……总而言之是想找一个最佳操作位置。
       就这样折腾了好几天，那位置始终没找好。其实当然是决心不好下。我观察了那么几天之后就对黑头说：“这个屋子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人能把你的手臂打断，那就是我。但是我不会帮你，因为我判断你的案子不至于拖太久就会处理，你这么做不值。再者说了，手臂断了未必就能保外就医，带你到医院打了石膏就可以带回来，吊着一只手不妨碍坐牢。所以说，我倒想跟你商量一下，由你来帮我打。不是打手臂，而是打肋骨。你看如何？”他倒是不含糊，立即就同意了：“行啊！老子最心狠手辣的啦！”——我看中的就是“心狠手辣”这四个字。顷刻间他的事就不存在了，变成了我的事。号子里于是又展开新一轮热烈讨论。
       讨论中有人提出：“打肋骨不行。肋骨离内脏太近，很危险。这里没有抢救设备，反应又慢，搞不好就把小命丢了。你看，我从你外侧这么一踹，你的腿骨肯定就折了。”他的话很有说服力，让我又犹豫起来。一脚踹腿骨的办法也未见得可行。提议人虽然是条大汉，但胆子却很小，踹我一脚怕是只会让我痛半天而已。要真是有人敢使那么大劲给我踹断了，靠近关节的骨折不好接，只怕是要废了一条腿。踌躇再三之际，有一天我偶然把一条腿架在马桶上，发现那高度正好发力。我把我的那条小腿骨想象成一根韧劲十足的干柴棒，然后掂了一下手中辊子的分量，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猛一下就把它砸断。我们不是都下过乡，有过砍树劈柴的经验吗？小腿骨折了也许还不足以获准保外就医，但我可以再加上绝食。腿还架在马桶上时，我的决心就已定了。
       于是我说了：“这事不劳烦你们任何一位了，我自己来。你们看，就这么一下。”可是那位提议踹腿的大汉又表示了异议：“不行不行！我踹你是要乘你不备。你要是自己预先知道你要打哪里，那地方的骨头强度会突然增强好多倍。”听上去好像又是很有道理。但这一回我不想再放弃了，我就不信我拼足全身力气都打不断这根干柴棒。
       接下来是选日子。离春节已近，我是想第二天就动手，争取回家过春节。但第二天是星期六，紧接着星期天是休息日，医生会不在。犯人医生又做不了主，就得白赔上一天。最好是下周一动手，一鼓作气，争取在一周内解决问题。七嘴八舌这么一说，事情就定下来了。
       过了一个漫长的周六，又过了一个漫长的周日。到星期天晚上躺下之后，我竟越来越兴奋，恨不得立即起来行动。那情绪也真有点奇怪，信心十足，浑身是劲，跃跃欲试，没有丝毫畏缩和紧张。但我设计的借口是放风倒马桶回来后在楼梯上跌了一跤，所以我必须耐心地等到天亮。
       一夜未眠。早上起来时我依然神清气朗，斗志昂扬。倒马桶回来，我立即开始安排。我请了两个人，黑头与他原先的搭档。我让他们一个站我右边，我打完后帮我接着这辊子，不要让它掉在楼板上，弄出响声让楼下听见；一个站我左边，打完后扶着我，也别让我扑通一声倒下去。听完后他们的脸色有点变，问：“小朱，你真要干？”我说：“是呀，不是说好了吗？”这时候那位大汉过来对我说：“小朱，我的情况不同，我马上去躺着。待会干部来了，我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行吗？”他不敢帮着我撒谎，又不愿揭发我，我自然是同意了。
       架好了腿我没有犹豫，高举辊子叫了声“苍天有眼！”就砸了下去。只听见砰的一声闷响，肉陷下去了一块，呈白色。但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手软，没使上全身的劲，而那响声又好像是回弹过来的响声，骨头很可能没有折。于是我问：“断了吗？没有断吧？要不要再来一下？”这时候那位大汉蹦过来了（我砸腿的时候他一直蜷缩在被子里没敢看），一边大哭一边大喊：“小朱！肯定断了！肯定断了！”我当时正气盛，只冷冷地冲他说了一句：“你回去睡觉。”他于是又回到屋角他的被子里去了。最出人意料的是那位黑头，他说：“我刚才把脸掉到一边去了，都没敢看。太残忍了！”只有一个人支持我再打一下：“人家已经挨了一下，你们就别再拦着了。”
       我当然不能等他们讨论完毕再做决定，举起辊子我骂了一句粗话：“我日你烂妈！”就又砸了下去。我已经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那条架在马桶上的腿在我眼里哪里还是我的腿，真像是一根干柴棒了！所以怕是连吃奶的力气都使了上去。这一回响声要哑一些。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的是，这一下竟打在了刚才陷下去的那个坑上，一点没偏。
       我把辊子递给一个人，蜷着伤腿让另一人扶着我回到自己的铺位。我一点不疼，但却止不住地从胸腔里发出粗短急促的哼喘声。躺下后我下意识地从枕下掏出一块私藏的碎镜片（牢里不让带镜子），举到眼前时发觉镜像一片模糊，我知道是我的瞳孔放大了。看来有一种痛感可以被叫做超痛感。
       同屋的人开始喊报告。犯人医生闻声过来看了，说：“医生回家探亲去了，要过几天才回来，你先躺着别动。”这才叫始料未及！眼看着春节就要到了，这位医生探亲却不等到春节期间，倒像是知道我这几天要干什么似的。
       隔了一会儿，我想小便，就请人把我扶起来。起来以后我试着用伤腿触地，不想一下就双脚站立在地上，好像根本就没什么事。——看来是失败了。当时我的知识不够，不知道这根骨头是管状的，叫胫骨，强度远胜于一根同样粗细的干柴棒。而且腿的外侧还有一根腓骨在帮衬。我那两下子的确不怎么的，只在胫骨上打了一个坑。当时的我只觉得万分沮丧又万分地不甘心。忽然想起有人传给我的“秘方”：“一次服下20颗阿司匹林，就会出现发高烧等症状。”得知这个“秘方”之后，我就留了个心眼，常伪称头痛向医生讨要阿司匹林，并早已攒足了20颗。这就叫做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立马把那20颗阿司匹林吞了下去。
       
       整个一下午又没什么事，除了小便增多以外。但此刻我的腿开始疼，犯人医生还装模作样地给我上了夹板。
       没想到到了晚上睡觉之后，阿司匹林的药性发作了。没有发烧，只是耳鸣不断，呕吐不止。那耳鸣声仿佛几十架鼓风机同时在响，完全可以叫做“轰鸣”。至于呕吐，由于我一整天未进食，所以吐的就是胆汁而已。三五分钟吐一回，比晕车要难受好几倍。到了夜里，呕吐好像好了一点点，但我觉得神志有些恍惚，怀疑自己会晕过去。当时我还有一种担心，就是担心那辊子上沾有铁锈，我会不会因此得了破伤风？——因为那位传授阿司匹林“秘方”的人告诉我的“症状”没有恶性呕吐这一条。
       我想到了死。不过那想法平淡得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反反复复不过一句话：“就这么死了？就这么死了？”这时候有人醒过来问我：“是不是需要急救？要不要我们替你喊报告？”我说：“不用了。如果是破伤风，已经来不及了。如果是阿司匹林，我能告诉医生吗？”
       那时候我还有股冲劲，相信意志能够战胜死亡。一个简单的念头在我心里逐渐占了上风：只要我今夜不让自己晕过去，就不会死。于是我开始控制自己的意识，努力要让它保持清醒。我默默地用眼睛点数着排列在地板上的杯子和挂在墙上的毛巾：这是某某的，这是某某某的……然后又认真地想地板上铺位的顺序：某某过去是某某，某某过去是某某某……一遍过了再来一遍，就这样折腾了一个通宵。
       感觉到天快亮了，我支撑着坐了起来。忽然感觉到从铁窗口吹来一阵晨风，拂面而过。也奇了，那几十架鼓风机好像被这阵晨风关了总闸，顿时停了下来。耳鸣一下就消失了，那世界真安静！紧接着同室的人都起床了，准备着出去倒马桶和洗脸刷牙。有人来帮我把夜里撒在一个罐子里的尿倒进马桶，冷不丁地说了一句：“小朱，你的尿里有白色沉淀物。”我说：“我明白了。把你们积攒的所有水都给我。”——我开始一缸接一缸地喝水，想借助排尿来排毒。
       这以后是五天的绝食，到第六天头上医生出现了。那天离年三十已经只有两天时间。医生开始劝我复食，话说得很有说服力：“我知道，你就是想要保外就医。可是这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我能帮你找谁去？谁在这两天还管你这事？我又做不了这个主。我看这样吧。你先吃饭，等过了春节我一准去找你的预审员反映。”我有保留地同意了：“我可以吃。可是我是有病吃不下，得给我做病号饭，而且我肯定只能吃一点点。”他说：“行！能吃多少是多少。”——我把这场对话看成是我和医生之间达成的一项临时协议。
       整个春节期间，我没敢多进食，的确是一顿只吃一点点稀饭（病号饭）。那一年春节天气晴好，一连几天窗外都只见阳光灿烂。
       春节终于过去了。医生来视察，问我吃了东西没有。同号子的人回答说：“吃了，但一顿只吃了一点点。”医生显然不相信这个“一点点”，只说了一句：“吃了就好。”说罢就扬长而去。看来他并不认为他和我之间有过什么“协议”。我于是立即决定再次绝食。
       同号的几位又开始帮我喊报告。这其间出现了一个意外，一位当班的干部烦了，要把一个喊报告喊得最勤的人给转到别的号子去。这人就是唯一支持我打第二下的那位。人一走，我这厢突然就悲从中来，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叫人把我抬到号子门边，坐在地上我隔着专用来递饭菜的门口大声喊起来：“报告干部！报告干部！……”似乎是郁积了两年多的一种强烈的悲愤之情控制了我，我差不多已经忘了保外就医这档子事，豁出去要跟干部们较量一回的模样。
       那位干部当然不会再理我，倒是医生过来了：“喊什么喊什么?”
       我说：“我几天没吃饭了。不喊没人理我，请别人喊别人就被提出病号监，所以从今往后我都要自己喊。”
       “你干吗不吃东西？”
       “我吃不下！你没看见这号子里吃的是什么吗？”
       “那你想吃什么？”——意思是你做了犯人难道还想吃什么好东西不成？
       “鸡鸭鱼肉，你有吗？”——我说得理直气壮斩钉截铁。
       此后每天至少两次，我就坐在门边地上扯着嗓子喊报告。喊到第六天，预审处的处长来了。
       一进来他就开门见山：“说说看，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活了二十六岁，坐了两年半的牢，又断了腿病在这里。原先还想回家看看，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想要了。”
       “你这是有抵触情绪，承认不承认？我这还没给你上纲上线……”
       我打断了他的话：“不承认！你要上纲上线我也没办法。”
       他又追问一句：“你不怕？”
       我回答：“不是不怕，是没办法！”
       听完这话后他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了。过了一会干部来把我转到了楼下劳动号，我知道事情至此已经有望。没想到在劳动号又呆了三天，后来知道是因为一时没有找到我的家人。——我父亲被“疏散下放”到乡下，回城请求解决问题成了“倒流人员”，是不太好找。那三天我当然还是一口没敢吃。
       最后终于回到了家里。所谓家，是一间8平米的阁楼。屋顶裸露，向一边倾斜，低处人站不直。楼板也坑坑洼洼，摆不平一张床（需垫砖块）。这是我妹妹的住处，当时我们家只有她一人有城市户口。尽管如此，毕竟是家居所在，一块桌布就已经使我感到了家的温馨。亲朋好友很快就被惊动了，没多久小屋子里就挤满了人。
       我妹妹自告奋勇去郊区一家工厂找我那隔墙相守多年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20公里路程，现在看来不能算远，但那时公交不正常，不一定能赶上车。我妹妹后来告诉我，去的时候还好，乘车乘了十几公里，又走了几公里，回来就不行了，根本见不到公交车的影子，所以她们是走回来的。我妹妹又补充说：“她一路小跑，我只得跟着跑，跟还跟不上，可把我给累死了！”
       到晚上八九点钟，她来了。一进门兴高采烈地一挥手，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姿势。接下来满屋子好像只剩下了她的一双眼睛，当然，那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亲朋好友们见此状自然是很快就告辞了，我妹妹也说去朋友家借宿。留我俩单独相处了两个小时。午夜12点，她说她要回家，明天一早再来。我没有挽留，那年头一个女孩在外过夜会惹很多麻烦，而再晚一些路上也不太安全。
       她一走，我立即睡着了。就那么平躺着，一夜没有翻身，身体的每一部分好像都放在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十分地妥帖。再加上一夜无梦，我这个人似乎有那么几个小时根本就不存在了。到清晨六点，醒了。这一醒就是全醒，没有残留任何睡意。内心只觉清虚空明，一片宁静。于是想到：原来幸福就是这样一种宁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