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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手
       打手姓袁，叫袁四，“文革”兴起那年二十几岁。他爹叫袁甲，外号袁鳖，雇农出身，好吃懒做，与人赌博把老婆输给了人家。土改那年，他参加了贫农团，斗地主特狠，破鞋底子上扎钉，打在人身上一拉掉肉丝儿。那年袁四才几岁，袁甲就教儿子斗地主的小少爷，让地主羔子手握炮仗他点燃，不炸个血肉模糊不罢休。当年贫农团为挖浮财，常用些非常手段。袁甲为表现自己捞个官儿干干，就经常花样翻新。他的拿手戏除去鞋底扎钉外，还有一招儿叫“添麻坑”。就是烧一锅滚油，让地主的脸面对着热油锅，再朝油锅里点水。热油见水就炸，炸到脸上就起燎泡，燎泡好了就成了麻坑。这一招儿尤其对地主老婆和姨太太起效果，总能挖出不少浮财。但交待之后仍不放过她们，最后还是要落下麻坑。袁甲为此还真当上了民兵队长，只是好景不长，不久就因睡地主的小老婆被撸了职。
       由于袁甲的名声太低，影响了袁四的婚事，父子两个是光棍两条。“文革”一开始，袁四便参加了造反。造反派自然离不开这类人物，便让他充当打手。
       袁四打人，不同他爹。他爹招儿太阴太损，毁人不说，也给自己换来了恶名声。袁四曾多次公开声明，他不是他爹袁甲，而是新社会长大的新一代，打人也要讲个水平和档次。袁四说他打人只用手，别的什么也不用。袁四的双手不是一般的手，平常时候，他每天都用双手打树，镇东官道两旁的大柳树树皮被他打光了许多。原来这袁四年近三十找不到老婆，心里又急又愁，夜间睡不着觉，就到公路上拿树发泄。久而久之，那双手就布满了茧子。原想没什么用处，没想这一下派上了用场。每当斗争会开到高潮时，袁四开始上场，大喝一声，把批斗对象当靶子，左右开弓打上一阵，被打者至少要断掉几根肋骨。袁四的名声很快就传开，周围几个县的造反派都来相请。袁四也打上了瘾，几天没“活”就手痒。
       这一年，县文化局揪出一个女局长，女局长原在县剧团演戏，长得很漂亮，后来因与一个抓宣传的县委书记相好，被一步步提了上来。“文革”中揪出那个“骚”书记之后，自然也将她捎带了。只可惜，由于女局长长得确实太漂亮，平常作风又不太检点，裤腰带松一些，不但人人爱她，她也爱人人。造反派将她揪出后却下不了手，尤其是一开斗争会给她列罪状时，她不但不低头认罪还抿嘴笑，她这一笑不当紧，将要打她的人手都笑软了。古时候有貂婵能将关公的刀笑掉之传说，不想现在成了现实。但是，要想将那个骚书记斗倒斗臭，这个女局长是关键人物。县里的造反头头给文化局的造反派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拿下这个女局长。无奈，文化局的狗头军师就向领导献计，请来袁四加强斗争力量，打开一个新局面。
       袁四被吉普车接到县城后，住进了县招待所，而且是个单间，吃饭不定量，当晚还让他喝了半斤白干酒，为的是让他提足精神修理人。斗争会未开之前，造反派担心袁四看到女局长的漂亮容颜也下不去手，便给女局长来了个女扮男装。不料造反派内部的一个看守平常就暗恋女局长，深怕这回被借来的打手打坏了，并听说此打手掌法厉害，便想了个鲜招儿，偷偷在女局长的棉袄里扎了十几颗钉子。那钉子一寸多长，全是尖儿朝外，似露非露，心想只要那打手一用力，钉子就会扎得他手痛，提醒他手下留情，就是不留情也会减弱他的掌力，保着女局长别伤了美腰。晚上八点多钟，批斗会开始，与往常一样，先呼口号，然后高喊将X X X拉上批斗台。女局长被拉上台之后，便有人上台揭发。女局长虽然是女扮男装，但仍掩不住其秀丽，斗争会开得少气无力。这时候，袁四被领进了会场。袁四被领进会场时已有几分醉意。他打着酒嗝儿到了台上，先向众人扬起两只手，以示自己没带什么凶器，然后绾起衣袖，一步步走到那女局长面前。他向一个造反派头头说：“是不是这个人?”那造反派头头说正是她。接着，电灯突然就被拉灭了。袁四一看电灯灭了，就扬起双掌开始拍打女局长，只听他大吼一声，然后就听到女局长凄厉的惨叫声，一下就倒了下去。
       女局长棉袄内暗藏的钉子全被袁四拍进了肉里，一颗扎住了肾，女局长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了……
       “文革”结束后，那女局长的案子翻了出来，究起死因，罪过却安在了那个偷偷在女局长棉衣内藏钉的人，而对袁四却未追究什么责任。办案的人说，若对袁四这种人定罪，面太广，打击面也太大。再说，钉子带钉帽，怎能倒钉进人体内?不合逻辑嘛!
       袁四现在已年近古稀，身体倍儿棒，而且每天坚持练掌。公路上的大柳树一棵接一棵焦梢，不久就干枯了……
       刘老克
       刘老克很瘦，外号“老干”，是那种皮包骨头埋在粮食堆里也吃不胖的人物。
       刘老克旧社会在西北军里当过传令兵，至今还有走路着急的毛病。几个人一同走路，他总是比别人快许多。相书上称这种人为“急慌命”，一辈子为生活奔波，没什么福气。仿佛是印证相书秘言正确似的，刘老克从小失去父亲，随母亲嫁到颍河镇，人称他为“带肚子”。十九岁那年当兵，在军队里混了七八年，回来才同一个瘸女人结了婚。那女人为他生了一男一女，不料在刘老克六十岁那一年，儿子死了老伴儿也死了。好在他的女儿嫁给了镇里的一个后生，他才有了依靠。
       过去，我家和刘老克家是一个生产队。文化大革命中，我常替父亲给队上看红薯。那年月生产队里的红薯很金贵，用窖藏了，为的是开春育红薯苗儿。所以挑选看护人员时，很慎重，最后就挑上了我爹和刘老克。红薯窖一般都是挖在离村子不远的田野间，搭的有窝棚。刘老克每天晚上都是早早地去。我走到的时候，他已在门口抽烟。等我铺好被子，他才弓腰钻进窝棚睡觉。有时候高兴了，他就给我讲西北军的事，唱上几段京剧。他最拿手的是马连良的《甘露寺》，把马派唱腔学得惟妙惟肖。他说他见过马连良；当年马连良去西北军慰问，他抬着汽灯随着戏班子半月有余。他说他还见过别的什么名伶，说完了又给我唱了一段“一马离了西凉界”，只可惜还未等他唱完，我已经“呼呼”地睡着了。
       不想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那一年，从兰州过来一份敌伪档案，上面有刘老克的大名，官衔是少校军需。清理阶级队伍时镇上成立的有“群专指挥部”，民兵们把刘老克押到指挥部内，审了几次，刘老克全承认了。这一下算是把镇人给震惊了。：原以为是个小人物，没人看得起他，却原来是个大人物!所以人人皆佩服阶级敌人狡猾，隐藏得好，瞒住了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刘老克被送进县城，大约关了两个多月，又放了回来，说是刘老克虽然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少校军需，但近年来只是隐瞒自己的罪恶，并没有进行新的破坏活动，所以要宽大处理。最后定为“划而不戴”——就是坏分子帽子一旁搁着，先不戴，以观后效，如若不老实，立刻就划为敌我矛盾。
       虽然刘老克是“划而不戴”的准坏人，但人们看他的目光一下变了。谁说人家没福，人家可是享过大福的人。走路急慌是军训训的，走路不急慌能当上少校军需?瘦怎么了?林彪瘦，不照样当大官?观念如此一转，过去喊他“老干”的人开始喊他“老克爷”了。队长有了想不通的事儿，也开始向“老克爷”请教了。谁家娶媳妇，也开始偷偷请“老克爷”了。为啥?人家当过少校军需，见过世面。
       不料第二年春，从县上来了两个人，专程到东街开了个群众会，说是真正的少校军需刘老克不是这一个，而是镇东刘村的刘老克。因为那份敌伪档案上只写颍河镇刘老克，而刘村也归颍河镇管辖。更重要的是当时这个刘老克一切都承认了，赶巧他又当过西北军，所以才造成这样的误会。
       这一下，人们像受了愚弄，都用大梦初醒般的愤怒目光望着刘老克。刘老克这时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忽”地站了起来，上前拉住了那两个人的手，大声疾呼道：“你们这是冤枉我呀，我可真当过少校军需呀!”
       县上人觉得很奇怪，问：“你怎么争当阶级敌人呢?你说你是少校军需，你把军需的‘需’字写出来让我看一看。”
       刘老克不认几个字，一下傻了眼。
       县上人很轻蔑地望他一眼，冷笑了一下，扭脸走了。
       众人都朝刘老克吐口水，骂：熊样儿，还想当少校军需哩!
       从此，刘老克在人们心目中又变成了一钱不值的“老干”。
       邵投递
       邵投递是项城人，当过兵，复员安排在邮局当投递，老婆孩子都吃商品粮，住在镇邮所的两间小房里。那年月，全家都吃商品粮在乡间被视为贵族阶层，所以在镇子里很瞩目。
       老邵叫邵什么，很少有人知道。好在也不需要知道，只知道他姓邵干投递称他为“老邵”就可以了。其实，老邵并不老，大概才三十几岁，负责接邮车兼送镇里各机关的报纸和信件。农村送报多是骑车，邮局的专用自行车是绿色的，由天津“飞鸽”自行车厂特制，为“加重飞鸽”，后轮的辐条要比前轮粗很多，支架和书包架也与众不同，两旁还有两个铁托架，可折上去，也可放下来，专为带货用。那年月，全国的邮政投递车全一个样，连小偷都不敢偷，偷了也卖不掉，更不敢骑，反而成了累赘。所以镇上人大多都认得老邵的自行车，只要老邵的自行车停在谁家门口，众人便知那一家来了汇款或挂号信。记得当时我们队里的队长，一到年底，就盯着老邵的自行车，专看在谁家门口停放了。那年月工人家属多是缺粮户，年底要交缺粮款，在外的工人要朝家寄钱，队长一见老邵的自行车停在哪个工人家属门前，马上就过去讨款项，一讨一个准。
       当时镇上最大的报刊订户是公社大院，而且要求投递员必须挨屋送，因为那时候正当“文革”初期，几乎每天都有最新最高指示，并且要求当天的报纸当天送到。若耽误了，就以政治事故论处。老邵深知责任重大，从不敢掉以轻心。每当邮车一来，他就先分报纸，分好后抱着就朝公社大院里跑，而且边跑边喊：“最新最高指示来了!最新最高指示来了!”这种喊声要放在半下午或天黑以后还可以理解，可那年月到处武斗，截击“5·16”，公路不畅通，有时候邮车从开封赶到镇上，已是夜深人静。老邵分了报纸仍要边跑边喊，这就让人感到了某种恐怖。但是老邵喊的是“最高指示”来了，没人敢反对或劝说，老邵就越喊越有劲儿，直到把公社大院里熟睡的人都喊醒了，他才把报纸送完。
       为此，公社里的干部们都有了意见，有意见却不敢直说，便瞅老邵的其他毛病。上级若专为某个人挑毛病，那就多了去了。首先，是老邵的家属有毛病。老邵的爱人叫黎敏，是个无业市民，没工作，却能生小孩儿，——下为老邵生了三个儿子，大的十岁，小的才几岁。男孩儿饭量大，粮本上的面粉就不够吃。加上老邵工资不是太高，生活很是拮据。为补缺口，黎敏每逢收割庄稼季节就下地拾庄稼，有时候手脚还不太干净，偷扒块红薯或摘几个玉米棒子什么的。那年月都穷，吃物金贵，偷生产队东西者抓住就要游街。黎敏为此曾游过几次街。接下来，就是老邵本人的毛病。老邵的毛病是作风问题。因为老邵常给一些工人家属送汇款单什么的，就有人说他已勾引了几个耐不住寂寞的女人。散布这等事的人说，只要老邵将自行车推到某个工人家属的院子里，那肯定是有戏。当然，这些皆是谣传，并没人捉奸到床。但当时上头对这种谣传也极重视，更何况现在是专找老邵毛病呢!公社头头派人找来邮政所的所长说，给公社大院里送报纸的人一定要根正苗红政治清白，老邵和他的老婆群众反映不是太好，是不是换一下。邮政所所长一听这话，颇有些为难地说，邮政接车员不是一般投递，县局和发行局都备有档案，换人不是一句话。再说，所里的投递员就老邵一个是党员，论条件，另两个还不及
       他。公社领导看邮政所所长当不了家，便说那好吧，由我们公社革委会直接向你们局里反映。
       当时镇邮所共有三个投递员，一个负责接邮车投递镇上的信件报纸，另两个负责乡下二十几个大队的投递任务。那时候乡下没有电话，电报很多，而上头要求电报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所以到乡下投递是很苦的。每天要骑上百里的路程，体力消耗多，相应饭量就大。一听说公社领导要向县局反映撤换自己，老邵心里很有些慌，深怕下乡投递自己的饭量增大了家中生活更紧张。但他知道，有公社出面向局里反映，自己肯定干不长了。为防万一，他就让黎敏多拾些庄稼。那时候正是秋收季节，黎敏每天早早地下地，到天大黑才回来，拾些豆子、玉米、红薯什么的，晒干收藏起来。
       这一天，老邵又去小北关接邮车，等到夜里十点，邮车才来到。他接过车，将报纸和邮袋装到架子车上，刚要系绳子，不想他的妻子黎敏背着一捆豆棵子赶了过来，并慌里慌张地说：“快，快将这玉米棒子藏到车内，后面有人追来了!”原来这黎敏每天晚回，就是要瞅机会偷一点。今天她偷的是玉米，有十几个大棒子。老邵见状，急忙从黎敏怀中接过一个鱼鳞袋子，藏在了邮包下边。这时候，追赶的人已经来到，一个小伙子上前抓住黎敏，呵斥道：“快把玉米交出来!”黎敏身上没了赃物，态度很硬地说：“哪个偷你的玉米了?”说着，将拾的豆捆朝地上一撂，自个儿解开了，说：“看看，看看，有没有?”另一个小伙子用手电照来照去，发现了正在佯装装车的老邵，顿起疑心，喊上伙伴，走到老邵的架子车前，没几下就将那个装玉米棒子的鱼鳞袋子给翻了出来。这一下，老邵和黎敏都软了，向两个小伙子哀求，诉说自己家的困难，并说打罚皆可，千万别让游街。只可惜，当时的农民像是对吃商品粮者有一种天生的仇恨，他们不敢惹公社干部，却对老邵不客气。当下就将老邵夫妇扣了起来，准备第二天游街。
       赶巧那天又有最新最高指示，而且已通过红色电波传遍了神州大地。公社里的干部们都没睡，单等老邵送来新报学习领会，不想等到大半夜，却不见老邵送来报纸。干部们急了，派人去邮所寻问，所长不敢怠慢，急忙去北关接车处看情况。那时候已是后半夜。别说老邵，公路上连个鬼影也没有。这下邮政所所长也慌了，急忙回到所内朝县局打电话，询问邮车来没有?值班的人对他说邮车早已过去了，怕是到终点站卸空车又回到开封了。邮所所长一听这话，心一下就提到了嗓眼儿处——老邵哪里去了?邮袋和报纸哪里去了?到老邵家一看，只有三个睡熟的孩子，连他老婆也不见了。这一下，所长更是惊慌，急忙去公社里汇报情况，公社的领导们一听；认为这很可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当下唤醒武装部和派出所人员，四下寻找老邵夫妇和邮袋。直直找到天大明，方见老邵夫妇被一群人押着，脖子里套了一串玉米棒子，敲锣打鼓地从一个牲口屋院里走了出来……
       这一回，无论从政治到脸面，老邵都觉得招架不住，当天夜里就上吊自杀了。
       不想老邵死后，每到午夜时分，公社大院里仍有“最新最高指示来了!最新最高指示来了!”的喊声。
       令人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