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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涅楚克这个名字今天不仅对中国读者陌生，对俄国读者同样陌生。然而在苏联时期，他可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他的夫人万达·华西列夫斯卡娅也一度叱咤文坛，两人获得的斯大林文学奖加起来达八九次之多。华西列夫斯卡娅还是斯大林所喜爱的女作家呢。一次，斯大林问法捷耶夫，华西列夫斯卡娅是怎样一位作家，法捷耶夫回答说顶多算个二流作家吧，斯大林听了很不高兴。为了让读者对这两位特权作家有些感性认识，我想从博尔夏戈夫斯基的回忆录《命运宠儿的札记》中转述一段有趣的记载。二战后考涅楚克写了一出喜剧《心愿》，剧情如下：女主人公在自己的生日那天，等待亲爱的丈夫带回他答应赠送给她的礼物——几双丝袜，这在战后算是不轻的礼物。丈夫在回家的路上却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购买显微镜上，忘了这件事，丈夫是科学家嘛，可能还是大科学家呢。不过他干吗要买陈列在橱窗里的中学生用的显微镜呢?
       女主人公气坏了，同不关心她的丈夫决裂。她缺少生活费用，决定卖掉她那当上校的哥哥从德国给她寄来的一幅油画，于是拿着这幅油画去找古董商，不料古董商是外国间谍，一眼就看出这是伦勃朗的作品，价值连城，而且是从德国人的油画框里扯下来的。女主人公吓得精神崩溃，被送进精神病院。剧本的结尾让人啼笑皆非：如何让女主人公恢复正常呢?办法只有一个：把在她生日那天期待的丝袜送进病房，使她恢复病前的状态。女主人公的丈夫真这样做了，她的病也就好了。
       该剧上演前，考涅楚克曾经把剧本交给剧评家博尔夏戈夫斯基和格津普德，请他们读后提出修改意见，说“排演前修改总比演出后修改好”。格津普德当时是苏联著名的古典戏剧研究者，他的著作至今在俄罗斯仍不断再版。他对古典戏剧顶礼膜拜，对庸俗的东西无法容忍。八月的一天，考涅楚克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听取他们对剧本的意见。把守大门的门卫已得到通知，客气地放两位剧评家进去。考涅楚克把他们让到阳台上，那儿的一张桌上摆着葡萄酒、插着鲜花的花瓶、一大盘葡萄，还有黑紫色的晚李子，以及他们没看清的东西。他们把两份剧本放在桌上，垂下眼睛，等主人先开口，希望出现奇迹，谈话完满结束。女主人华西列夫斯卡娅穿着考究的绸睡衣，钟情地望着丈夫晒得发黑的脸。考涅楚克露出雪白的牙齿，他那双女人般的眼睛欢快地闪动着。
       大家闲谈着，来回兜圈子，就是不提剧本。两位剧评家浑身冒汗，李子和葡萄咽不下去。格津普德眼巴巴地望着博尔夏戈夫斯基，仿佛央求他先说。·博尔夏戈夫斯基说，有一点他不明白，如果女主人公的丈夫购买的显微镜是中学生通常用的那种，那他还算什么科学家。格津普德见主人们不断宽容地点头，就鼓起勇气说，古董商写得不够丰满，这个形象太公式化，显得不真实。见鬼!他们要在古董商这个人物上接受两位剧评家的意见，剧评家们便把这次谈话敷衍过去了。
       华西列夫斯卡娅犯了一个错误，不该提起伟大的作家，为了捍卫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或者捷克作曲家雅那切克的声誉格津普德肯上断头台。
       “您说什么呀!”响起女主人严厉的声音，声音里饱含着对丈夫的爱。“萨什科(考涅楚克的爱称)的古董商写得好极了，那么美妙，那么有力，简直同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一样。”
       一切都完了。格津普德被激怒了，把他们进来、出去都得经过门卫把守的大门忘得一千二净，奋起为巴尔扎克辩护。“巴尔扎克?”他吼道，“奥诺雷·巴尔扎克(如果还有另一个巴尔扎克他们便能化干戈为玉帛了)您竟敢这样比较?这个剧本算什么东西，手工制品，中学生作文，胡说八道!”制止他说下去是不可能的了。过了一会，两位剧评家耷拉着脑袋向大门走去，考涅楚克挽着他们的手臂，不停地说：“没关系，没关系，一切都会好的。”
       《命运宠儿的札记》作者还提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天，他在西蒙诺夫家里听见法捷耶夫说：“真不知道怎么帮助安格林娜(法捷耶夫的妻子斯捷潘诺娃的名字，苏联人民演员)，导演让她演萨什科的剧本《心愿》的女主角。她不知道该如何演，叫我读一遍剧本。你知道吗，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什么建议也提不出来。”在一旁的博尔夏戈夫斯基说：“斯捷潘诺娃是对的。您可以把您的看法告诉考涅楚克，他会接受您的意见的。”没想到法捷耶夫听了哈哈大笑道：“我什么也不会对他说，决不会说!让别人对他说吧。”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战后考涅楚克已经是连法捷耶夫也不敢提意见的人了。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同时还是乌克兰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已经由赫鲁晓夫的宠儿变成斯大林的宠儿。所以他的住宅有门卫，他的夫人颐指气使。法捷耶夫不敢给他提意见是担心剧本已经给斯大林看过并且得到了肯定。但是斯大林似乎并未看过，因为《心愿》不久便被短期主管人民委员会文化工作的伏罗希洛夫禁演了。禁演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剧本“胡说八道”，而是担心个别的情节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国际影响”。
       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共产党(布)第一书记的时候，考涅楚克是他的首席剧作家，家里的座上客。赫鲁晓夫知道斯大林已经注意考涅楚克了。考涅楚克是写历史剧起家的。他的历史剧《舰队的毁灭》和《波格丹·赫梅尔尼茨基》曾经在苏联各大剧院演出，斯大林可能看过，因为斯大林喜欢看历史剧。特别是《波格丹·赫梅尔尼茨基》，讲的是历史上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的事，很合斯大林的脾胃。他的反映现实的剧本斯大林都看过，甚至看过演出。如剧本《普拉东·克列切特》上演后，斯大林看过不止一次。这个剧本表现外科医生普拉东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特别是他不怕承担责任，抢救了一位人民委员。考涅楚克问斯大林最喜欢哪个角色，斯大林说：“杜柏利克。”斯大林的回答让考涅楚克摸不着头脑，他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这出戏，因为内科医生杜柏利克在剧里是配角，没有什么戏。斯大林对考涅楚克全力歌颂的外科医生普拉东却不说喜欢，让考涅楚克捏了一把汗。
       1940年考涅楚克发表了喜剧《在乌克兰草原上》，与战后写的《心愿》是一路货色，立即在基辅弗兰科剧院上演。赫鲁晓夫用几十辆汽车把郊区集体农庄庄员拉到剧院看戏。报纸上发表了大批吹捧考涅楚克的文章，把他比作莎士比亚、莫里哀和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十年前我有意写考涅楚克，读了《在乌克兰草原上》，觉得说它是闹剧都高抬了它。作者拚命胳肢人，胳肢的又不是地方。考涅楚克写的是两个农庄主席打架，想模仿果戈理的小说《两个伊凡吵架》，但是连点皮毛也没模仿到。资本主义死亡农庄主席契斯诺克(意为大蒜头)和社会主义安康农庄主席卢什卡(意为面疙瘩)两人都曾经是布琼尼手下的骑兵，现在两家的房子紧挨着。大蒜头的农庄有畜牧场，面疙瘩的农庄却没有，牲口分户畜养。大蒜头向面疙瘩买饲料，价钱没谈成。两人从争吵到对骂，最后互动老拳。面疙瘩扑到大蒜头身上掐他的脖子，如果不是大蒜头的儿子格里茨科赶来营救，大蒜头恐怕没命了。第一幕便由民警调查打架的原因开始。接着写州委书记装扮成汽车司机微服私访。面疙瘩的女儿加利娅同大蒜头的儿子格里茨科相爱。爱情写得是失败中的失败，除格里茨科哼几句“你是我的心肝”以外，连粗枝大叶的描写都没有。两家老子成了仇人，子女当然结不成婚了。面疙瘩便把女儿许配给一个投机倒把的人。格里茨科和加利娅决定离家出走。这时微服私访的州委书记发现面疙瘩不办畜牧场，免去他的农庄主席的职务，并把办畜牧场的农庄主席大蒜头提拔为区委书记。最后以大团圆结局：爱马元帅布琼尼为格里茨科和加利娅主持婚礼。剧本中最重要的是人物对白，但是考涅楚克笔下的人物除了说废话便是耍贫嘴。党报如此吹捧这个蹩脚的剧本，乌克兰剧作家和剧评家当然不服气。但他们知道考涅楚克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没人敢说话，怕惹麻烦。博尔夏戈夫斯基那年只有十九岁，不知天高地厚，写了一篇题为《违背常理》的批评文章寄给莫斯科《戏剧》杂志。杂志主编阿尔特曼是干了一辈子党务的老布尔什维克，一时看走了眼，竟然把这篇文章在杂志上登了出来。赫鲁晓夫知道以后大发雷霆，不仅要把博尔夏戈夫斯基开除出党，还要把他赶出基辅，不过被考涅楚克劝阻住了。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雷森立即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把剧评作者和杂志主编骂得狗血淋头。阿尔特曼立即被解除职务，博尔夏戈夫斯基被开除出党，他一家人被从宿舍里赶到大街上，几年以后又被定性为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
       《在乌克兰草原上》写于卫国战争爆发之前。那个时候考涅楚克尚未身居高位，只不过受到赫鲁晓夫的宠信，为什么批评他的人遭到如此严厉的打击，我无法理解。直到去年读了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写的《斯大林》(即《凯旋与悲剧》)才揭开谜底。沃尔科戈诺夫在查阅斯大林的档案的时候，发现了斯大林写给考涅楚克的一封信。斯大林写道：敬爱的亚历山大·叶夫多莫维奇：
       我读了您的剧本《在乌克兰草原上》。这是一篇出色的东西，是一本艺术结构完整、令人开心、非常令人开心的书。我只担心它太让人开心了。这里存在着一种危险：喜剧过分逗乐会使读者或观众忽略它的内容。
       顺告：为了使意思更清楚，我在第68页上补充了几句。
       此致!
       约·斯大林斯大林补充的是：第一，“今后将不根据牲畜的头数征税，而是根据集体农庄土地的公顷数征税”；其次，“不论集体农庄的牲畜头数多少，税额不变”。
       斯大林文学作品读得很多，但艺术晶位不高，总是从政治角度看文艺作品。他欣赏考涅楚克用插科打诨的手法掩盖集体农庄的悲惨景象，以及农业集体化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在考涅楚克的笔下，集体农庄只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说明集体农庄已经巩固。斯大林担心过分逗乐会冲淡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主题。也许正是这个剧本让斯大林看中了考涅楚克。有了斯大林这封信，无法理解的事便可以理解了。敢于批评斯大林肯定的剧本的人，怎能不被撤职或开除出党呢?
       卫国战争爆发以后，考涅楚克与苏联所有的著名作家一样，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上了前线。他的军职是旅级政委，列席政治部会议，了解部队的作战和军官撤换的情况。他目睹某些指挥官作战无能，凭内战经验作战，不重视新的军事科学技术，如通信技术。他听到周围人的议论：由于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和铁木辛哥等人的无能，红军才退至斯大林格勒。红军急需充满活力和有作战能力的新人，如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1944年阵亡)和罗科索夫斯基那样的人。就在这个时候考涅楚克萌生了写《前线》的念头。他请求赫鲁晓夫允许他到古比雪夫市写剧本。获得批准以后，他便带着妻子来到那里。他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写出讲述撤换高级军事指挥官的剧本《前线》。当他写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恰好打来电话：“考涅楚克同志，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讲话。”斯大林问道：“剧本写完了吗?”考涅楚克惊讶地回答道：“斯大林同志，写完了。”斯大林说：“我派飞机去接您，等您明天来。”原来斯大林接见赫鲁晓夫时，曾经问他《在乌克兰草原上》的作者在哪个战区，正在写什么，赫鲁晓夫如实向斯大林做了汇报。次日考涅楚克从古比雪夫市飞抵莫斯科，住进莫斯科旅馆。考涅楚克一到，立即邀请莫斯科的朋友们到旅馆喝酒，但朋友们刚到电话就响了，是斯大林亲自打来的：“考涅楚克同志，我在等您，已经派汽车去接您了。”考涅楚克只得离开朋友们赶往克里姆林宫。他忐忑不安地给斯大林朗读剧本，斯大林打断他说：“您留下剧本，我们准备翻印。”几天以后考涅楚克又被召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已经仔细读过剧本，要他删掉军事法庭审讯欧格涅夫将军的那一幕。考涅楚克说：“斯大林同志，这可是戏的高潮啊。”斯大林说：“要删掉。不然我们这些笨蛋指挥官就会因为下级的一点批评枪毙他们。我们要在《真理报》上发表《前线》。”考涅楚克说：“好，我从剧本中选个片段。”“干吗选片段，”斯大林说，“我们全文发表。”两天以后，剧本《前线》在首都三大报纸《真理报》、《消息报》和《共青团真理报》上同时发表，次日苏联所有的大报都转载了。从剧本写好到中央各报发表只有几天时间，由此可以看出斯大林对它的迫切需要。接着《真理报》又发表了一篇《论考涅楚克的剧本(前线)》的长篇社论，号召全军指挥员学习《前线》。报纸送到前线，指挥所一片哗然。许多高级将领认为《前线》是对他们的污蔑，要求查禁剧本，禁止上演，严惩作者。考涅楚克说，他返回前线以后，一位上校转交给他一份机密文件，里面有一封某某元帅致斯大林的电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枪毙《前线》作者，将批准在报上发表的人送交军事法庭。某某元帅。”以及斯大林的一张便条：“某某元帅：学习《前线》才能更好地作战。斯大林。”《斯大林文集》收入《关于剧本(前线)的一封电报》：“您对这个剧本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这个剧本对红军和红军的指挥人员会起巨大的教育作用。剧本正确地指出了红军的缺点，对这些缺点闭眼不看是不正确的。应当有勇气承认缺点并且采取措施克服缺点。这是改善和提高红军的唯一途径。”这封电报是打给谁的已无法考证，想必是打给那些反对剧本的将帅们的。斯大林不仅打电报，还把将帅们召到莫斯科，询问他们对剧本《前线》的看法。科涅夫元帅在西蒙诺夫记录整理的回忆录中说：“1942年夏天，斯大林突然往前线给我打电话，问我：‘您能不能到莫斯科来一趟?’我说：‘可以。”那就来吧。’我那时指挥加里宁方面军，从战地乘飞机飞到莫斯科，立即去见斯大林。朱可夫也在那儿，不记得还有没有别的军人。斯大林见到我劈头便问：‘您读过在《真理报》上发表的考涅楚克的剧本《前线》没有?”读过了，斯大林同志。’‘您对这个剧本的看法怎么样?”坏极了，斯大林同志。”怎么坏呢?’我觉得自己的话不合斯大林的心意，但话已出口，只好硬着头皮说下去。我说这样嘲笑方面军司令员是错误的，有害的。如果方面军司令员不称职，您有权撤换他。但在《真理报》上发表嘲笑、羞辱方面军司令员的作品，这已经不是诋毁某一个人的事了，而是诋毁所有的高级将领了。斯大林气愤地打断我的话说：‘您什么也不懂。这是政治问题，政治的需要。这个剧本讲的是与过时的、陈腐的东西做斗争的问题，与那些拉我们后腿的人做斗争的问题。这是个好剧本，正确地提出了问题。’我说剧本里有很多不正确的东西。譬如，欧格涅夫取代方面军司令员的时候，亲自交给他解职的命令并且接受任命自己的命令。这从任何军事观点来看都不对头，没有这种事。说到这里我冒出一句话，我不替戈尔洛夫辩解，我倒像欧格涅夫那类人，但是剧本里所写的一切我都不喜欢。斯大林火了，气愤地责备起我来。‘是呀，您是欧格涅夫，您翘尾巴了。您也翘尾巴了。你们太狂妄了。你们军人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而我们非军人什么都不懂。我们比你们懂得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他又几次提到我翘尾巴，斥责我，坚决支持考涅楚克的剧本，说它是正确而有益的。后来他问朱可夫：‘您怎么看这个剧本?’朱可夫比我走运，他没看过剧本，所以斯大林把全部怒火都撒在我身上。这完全符合他的性格。后来他下达指示：询问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和所有高级将领，他们如何看待考涅楚克的剧本。他的指示执行了。布尔加宁就在我们方面军同西方面军的炮兵司令员卡梅拉谈过话。卡梅拉毫不客气地对布尔加宁说：‘我真不知道该拿写这个剧本的作者怎么办。这是一个不像话的剧本，为这个剧本我要跟他算账。’卡梅拉的话当然汇报到斯大林那里。我下次到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问我卡梅拉这个人怎么样。我费了很大力气才让斯大林相信，卡梅拉是方面军功勋卓著的炮兵司令员，从而保护了他。我做到了。如果说得稍不周全，卡梅拉因对剧本的评价可能会送命。”(《我这代人眼里的斯大林》) 斯大林为什么要在1942年红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发表《前线》呢?为什么一定要把红军将领的思想“统一”到《前线》上来呢?我们先看看剧本讲的是什么。剧本从某方面军司令员戈尔洛夫中将的指挥部写起。戈尔洛夫是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获得过三枚勋章，现在又获得第四枚。战地记者客里空特地赶来为他写报道。客里空平时写的东西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他自己说：“如果只写亲眼见到的，那我就不能天天写文章了。”戈尔洛夫很赏识客里空，身边经常围绕着一群阿谀奉承之徒。戈尔洛夫不接受新的战略思想，拒绝使用先进的军事技术，他的格言是：“战胜敌人靠的是勇敢，而不是无线电通信设备。”“战争是冒险，不是计算。”他弟弟米朗是飞机制造厂厂长，到前线出差时顺路看望他。米朗批评哥哥：“这方面你做得很坏。我们还有很多缺少文化的指挥官，不懂得现代战争，这正是我们的不幸。要打胜仗只凭勇气是不行的。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除勇敢之外还要善于打仗，善于按照现代的方法打仗。应当学习现代的作战方法。内战的经验已经不够用了。”戈尔洛夫听不进去。他的对立面是欧格涅夫军长。欧格涅夫十分重视战争中的通信联系和情报工作，为此遭到戈尔洛夫的嘲笑：“他懂什么?我们打退十四国武装干涉军的时候，他还在桌子底下爬呢。”他要纠正欧格涅夫的脑筋。方面军政委盖达尔向戈尔洛夫报告，部队正在执行夺取火车站的命令，但是担心敌军增派坦克。戈尔洛夫说眼下冰天雪地，敌人怎能增派坦克呢。欧格涅夫说游击队实地侦察后发现，敌军坦克的数量比指挥部情报处报告的多得多。戈尔洛夫根本不听，因为情报处处长是他的老部下，戈尔洛夫对他非常信任。戈尔洛夫要求部下坚决执行命令。欧格涅夫严密注视敌情，发现敌人果然增派大批坦克，当即制定新的作战方案，并请赴莫斯科开会的方面军政委盖达尔带往莫斯科。戈尔洛夫下达撤退命令，但欧格涅夫不放过歼敌机会，没有执行司令员的命令，结果打了胜仗。但戈尔洛夫仍要纠正他的脑筋。这时斯大林下令解除戈尔洛夫的职务，任命欧格涅夫接任方面军司令员。
       《真理报》的社论《论考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发表于1942年9月29日，正是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社论赞扬考涅楚克在苏联生死攸关的时刻大胆指出红军将领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严厉地批评了戈尔洛夫之流的高级指挥官。他们抓住国内战争的经验不放，仅凭勇敢打仗。不肯学习新的军事科学，不善于使用先进的通信手段和新式武器，打败仗是不可避免的。社论强调提拔欧格涅夫那样年轻有为的军事指挥员的重要性。《前线》的发表教育了忽视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将领们，在卫国战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
       然而斯大林急于发表《前线》却另有用意，他是想推卸自己在战争初期对红军惨败应负的责任。斯大林迷信1939年同德国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相信希特勒会“背信弃义”进攻苏联，对苏联情报部门和各国政府向他提供的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不屑一顾。德军发动进攻的前九天，他还让塔斯社发表辟谣声明《痛斥美英挑拨德苏关系》。这个声明只会麻痹苏联人民，贻笑西方国家。战争爆发以后，斯大林措手不及，六神无主，不能立即领导苏联军民抗击德军，被德军打得落花流水，一退再退。斯大林在他亲自撰写的社论《论考涅楚克的剧本{前线)》中写道：“我们仅缺少一样——就是充分利用祖国给予红军抗拒敌人的第一流武器装备的能力。”沃尔科戈诺夫在《斯大林》一书中写道：“近三十个师已不复存在，约七十个师损伤过半，近三千五百架飞机、一半以上的燃料库和弹药库被炸毁，而这还仅仅是开战后三个星期的损失。”第一流的武器装备尚未开箱启用便被摧毁了，怎能怪红军不会使用呢?红军中有戈尔洛夫这样的将领，也有许多欧格涅夫那样精通军事科学的将领，可惜后者都在1937年至1938年“肃反”中被斯大林杀掉了，留下来的正是文化水平低、不懂得现代军事科学的戈尔洛夫那类人。红军的五大元帅只留下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两个大老粗。富有军事韬略的布柳赫尔、最先提出研究先进军事科学的叶戈罗夫和图哈切夫斯基三位元帅都被杀害了。将级军官的遭遇同样悲惨。“苏联五名元帅杀了三名，四名一级指挥员杀了三名，十二名二级集团军司令员杀了十二名，一个不剩；六十七名军长杀了六十名，一百九十九名师长杀了一百三十六名……”(《让历史来审判》)《前线》提出提拔年轻指挥员的问题，因为他们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新的军事科学技术。实际情况是，不提拔部队便无人指挥了。提拔连长、营长当师长、军长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考涅楚克把这种无奈的举措美化为正常地提拔新生力量，这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戈尔洛夫们成为战争初期失利的替罪羊，是他们不会打现代战争才导致红军惨败。斯大林做出以欧格涅夫取代戈尔洛夫的决定，扭转了战局，使战争从失败转向胜利。斯大林永远英明，他怎么能对战争初期的失利负责呢?
       作家西蒙诺夫在小说《军人不是天生的》中记述了两位将军的一段对话：“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往酒杯里斟上伏特加酒，但坐下之前微笑着打量了谢尔皮林一眼。‘读过去年《真理报》上刊登的剧本《前线》没有?”读过。”听说许多将军对这个剧本不满，可我基本上赞同。你呢?”我也基本上赞同。’谢尔皮林说。‘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他指的是谁。‘为什么一向不喜欢自我批评的人却称赞这个剧本，并指示《真理报》发表呢?”没想过。”可我想过。因为可以从剧本里得出这样的结论：1941年、1942年我军遭受的一切失败都是戈尔洛夫们造成的，除了他们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责任。一切失败的责任由他们承担，而不应该由别人承担。他们应当受到严惩。请注意，这一点很重要。下面呢?下面是欧格涅夫们取代戈尔洛夫们，事情有了改观，这差不多符合事实——现在有个问题：剧本中没指出什么?没指出戈尔洛夫是怎么当上司令员的，他为什么能指挥方面军，又是怎么指挥方面军的。难道他是大会上选出来的?这个问题在剧本里隐藏得很深，不是所有人一眼便能看出来的。”小说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那时西蒙诺夫已经看出斯大林发表《前线》的用意了，也看出老同行考涅楚克比自己更会揣摩斯大林的心思。
       1944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萧三先生翻译的剧本《前线》，6月1日又发表了饿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社论。社论写道：“红军中有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他们有功劳，有忠心，有勇敢，但没有使用头等军备的能力；他们可以力求进步，学到这种能力，但他们摆老资格，不学习；他们没有能力又摆老资格，就势必与‘笨虫——糊涂虫，拍马屁的，会钻营的，卑鄙的家伙’结成一气，打击与排挤有能力的人，像欧格涅夫那样的人。这批戈尔洛夫们，不管他们怎样有功劳，怎样忠心，怎样勇敢，到了这个时候，变成了红军掌握头等军备的障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危险。只有把他们教育过来，如果教育不过来就撤换了去，战争才能胜利。”社论也是大手笔，不知出自何人之手。边区党政军领导干部中也不乏戈尔洛夫那样的人，需要教育他们。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里演出《前线》，很多干部都看过。《前线》在延安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戈尔洛夫和客里空成为摆老资格和吹牛皮的同义词。各边区报纸不止一次掀起过反对客里空的运动。《前线》在边区起过积极的教育作用。改革开放时代出版的《辞海》、《汉语大词典》和一些新闻辞书都收有“客里空”条目。客里空成为捕风捉影、向壁虚构的记者的代号，也算是考涅楚克在中国留下的一点痕迹。
       考涅楚克给斯大林帮了大忙，斯大林自然不会亏待他。考涅楚克发表《前线》以后身价倍增，炙手可热，战后成为不受任何监督的人。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无论他写什么都能上演，所以才写出无聊透顶的闹剧《心愿》。乌克兰女演员库辛科回忆道：“弗兰科剧院焦急地等待他的新剧本。他朗诵剧本的时候全体演职人员都到场。女演员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彩排时大家格外激动，因为奇迹即将出现。1949年他的新剧本《雪球花林子》在弗兰科剧院首演的那天，演出结束后所有演员都被请进经理办公室，考涅楚克和夫人华西列夫斯卡娅已经坐在那里了。演员们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向演员们赠送礼品。在批判世界主义的高潮中，他们竟赠送每个女演员一件金首饰，每个男演员一块价值昂贵的手表或一只银烟盒。考涅楚克可以带情人周游世界。他想让哪个剧院演他的剧本，哪个剧院也不敢拒绝。”(《基辅通报》)
       综观考涅楚克的一生，他是应运而生的蹩脚剧作家，苏联官方文学的代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捍卫者。他身居高位，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1956年赫鲁晓夫掌权的年代，《文学莫斯科》发表了谢尔科夫批评考涅楚克剧本《翅膀》的文章，指出《翅膀》是对1953年9月苏共中央的决议《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简单图解，不是艺术作品。考涅楚克对这篇文章极为不满，向赫鲁晓夫抱怨，引起赫鲁晓夫对《文学莫斯科》的注意。赫鲁晓夫把《文学莫斯科》定为裴多菲俱乐部，这个由许多著名作家担任编委的丛刊被取缔。但考涅楚克并不是阴险狡诈的人，我并未读到过他直接打击、迫害批评过他的人的记载。相反，他内心深处尊敬有才华的人，并且给过他们一些帮助。他是被苏维埃政权宠坏了的作家。考涅楚克1975年逝世，乌克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随着时间的推移，考涅楚克头上的光环渐渐消散。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的作品已经从课本中删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地铁站均已更名。到了九十年代，除了在他九十冥寿之时报刊对他的剧本挖苦了一番以外，他的名字此后再也无人提起。五十岁以下的人连考涅楚克是何许人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他的剧本《前线》了。不仅在俄罗斯如此，在他的祖国乌克兰同样如此。究其原因，是他创作时只顾揣摩领袖的心意，而不理会人民的心意，只想领袖是否满意，而不想人民是否满意。一旦领袖的神话破灭，人民能从他的剧本里看到什么呢?除了一味迎合领袖的意愿以外什么也看不到。人民为什么要记住这样的作家呢?这是考涅楚克的悲剧，也是不少苏联作家的悲剧，更是在苏联体制下难以避免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