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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面孔
       加拿大在地图上显得有些苍白，那个冰盖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始终不能清除，直到我开始翻译弗瑞德·瓦的诗。一动不动的加拿大大地没有变，开始变的是我的内心。也许石峻山知道我需要怎样了解加拿大，他向我推荐了加拿大小说家辛克莱·罗斯的短篇小说。通过读小说来了解原诗的背景，这个主意着实绝妙。虽然罗斯的文体对我来说有点难，既铿锵又简洁，但他的《中午的灯盏》还是一下抓住了我。此前，我不知道加拿大中部的草原白天是那么昏暗，连中午也需要点灯。这令我想起普希金的诗句：“风暴用昏暗遮住了天空……” 罗斯的小说使我很容易就理解了弗瑞德·瓦诗中的草原。那里的草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风雅，只有风卷着蝗虫的严酷，居民的消极抗争或顺从，“草被蝗虫／吃尽或枯死。在这派风景中／我的每个熟人都迁往另一座小镇，”“我不知道她们做饭有无／蘑菇可加。那时这里相当干燥。他们回到／室内才难得一笑。”（《也许祖母和外婆去了北方》）诗句中隐着一无所有的感觉，那里的居民一样饥饿过，苦难也号角般的嘹亮过。这种感觉触动了我在1980年代的一种情绪。我们曾历经崔健唱出一无所有时的快意，弗瑞德·瓦说出一无所有时虽然也没有眼泪，但婉转得多，也道德得多。草原上的道德是选择与苦相伴，而避免让生活陷于荒诞。据石峻山说，饭里能加蘑菇曾经就是中部草原的美味佳肴。这种道德也曾是我们的传统，是瓦的诗让我接近了我们的过去。
       大概一谈到史诗，大家便难得有片刻的松弛，总愿意把它想象成伤脑筋的庞然大物。其实我们不必总是为史诗怀着沉闷的心情，也不必把史诗这个字眼用得过分谨慎。史诗在我眼里就是一种有耐性的民族洞察，明了居民生活的含义，也许需要缓慢而耐心的辨认过程。读弗瑞德·瓦的诗或辛克莱·罗斯的小说，都有一扇史诗大门突然在眼前敞开的感觉。原来我们脑海中的或地图上的加拿大，完全是一场误会。“把那些酸模叶子含在口中／有根茎深处岩石沙子的味道”（《酸模叶子》）在诗中通行的不是书本，是通行在加拿大山川的旅行和观察经验。所以，自从译了瓦的诗或读了罗斯的小说，我终于开始能够辨认加拿大的面孔了。我相信，谁能用这样的面孔惊扰读者，谁就得到了史诗的真传。史诗和宗教一样，在当代也面临进一步世俗化的转折。继续写荷马那样的史诗，恐怕是自欺欺人。我们有太多想写大诗的情结，但导致的都不是洞察力。很多人的诗是思考的，但已经没有了眼睛。用瓦的诗这样来反观我们，也许我们的语言越来越漂亮，但已经丢失了中华面孔。也许我们越来越大胆，但越来越与自己的民族分了手。
       弗瑞德·瓦
       生活中的弗瑞德·瓦是个左派。记得十一年前，他突然出现在南京时，我难免对他的身份很迷惑。根据国内的生活经验，我很难把左派与反叛、张扬的个性联系起来。似乎为了不虚与委蛇，不说假话，国内的青年诗人多数都是右倾的。那时，我难以置信他是专程为我和车前子而来。据说他在英国和加拿大的书店，看到了我和车前子等人的一本诗集。是诗作为向导，诱惑他来到中国。很奇怪，当他的形象还历历在目的时候，我没有鼓起翻译他诗歌的勇气。幸亏石峻山从小就读弗瑞德·瓦的诗，几乎去过诗中的每个地方。石让我弄清了原诗中的“一座山”和“圣海伦的头发”的关系，“一座山”就是圣海伦山。很难想象一个不了解那个地区的翻译者，能恰当理解两者构成的隐喻。这样的例子在弗瑞德·瓦的诗中无处不在。也许是石峻山让我注意到了加拿大的独特生活氛围。我突然觉得自己有资格译了。在石峻山舌尖上打转的加拿大，与弗瑞德·瓦那年给我的印象，几乎没有差别。与我和车前子有时胡说八道不同，弗瑞德·瓦说的都是正经话，至理名言。如果算下年龄，他的确有不能胡说的原因：他只比我的父亲小一岁。那年他已六十，却有大侠风度，背着一个巨大的登山包，常对南京街头来往的车辆皱眉头。他对我说，要不了几年南京马路就会不够用的。他立刻就发现我们会重蹈西方的毛病。他认为西方人拥有那么多私家车，是愚蠢而不健康的行为。后来我发现，他巴不得能监护自然的态度，与他怀有左派思想有关系。记得我刚留校教书时，学校曾请来一位美国哲学家，他演讲时边贬左派边夸绿色和平组织。于是我不客气给他递了一张纸条，说明左派思想与绿色运动有内在联系。绿色运动的实质是限制消费，与左派社会限制自由生产，在经济上是一致的。美国哲学家认为这个洞察很出色，鼓励我和他在复旦的学生（一位教授）一起研究，但我的兴趣已经转向诗歌。毋庸置疑，弗瑞德·瓦的诗歌和他的左派倾向，又向我托出了上述情景，使我意识到适度的左派思想（当然不是全部），对于保护自然的意义。
       语气
       我没料到瓦的诗中有各种语气，与中国诗人罕有在语气上做文章不同，瓦的诗里几乎隐着一个语气的年谱。一开始，我对他诗中的语气有些冷漠，我想能译得美就行了，打算用我脑子里的语气一统它们。幸亏石峻山珍视瓦诗里的一切，他非要我译出不同的语气。慢慢地，我感到语气就是瓦诗中的一件乐器，他喜欢在钢琴独奏中加入一点别的配器。“我们是要那种秋天的橙色／是要那种黄色，那种，还有那种／再给我们更多／那种死气沉沉的红色”（《高山植物》）诗句里的语气很不礼貌，是一个泼妇在商店买东西的语气。没想到他居然会推广这种语气的用途，把它推广到描绘自然上。“今天还会下雪，鸟将只能忍受，小动物也只能如此。”（《冬日》）诗开首几句，完全是天气预报的语气，着眼于不可更改的无奈。“零下三十度，他们还得送信：／请定这种耐用的咖啡壶，要尽快”（《尚在邮路的信里，有一册优惠券》）在第二行诗里，他把推销员的语气也用上了。不同的语气出现在他的诗歌里，难免会消解他的风格。从这个角度说，瓦可不是十足的绅士，他是加拿大的左派反叛者，他不会让语气首尾一贯地服从于风格。由于语气来自天然本能，是非思考的，所以，它在诗中比思考本身更可取。
       误译
       有时，石峻山的抗议就像栅栏，我必须像一匹马一样跃过去。因为他考虑的毫无差错，恰恰使译出来的东西毫不美妙。我的傲慢或说不肯完全俯就原诗，同样是出于诗歌的理由。我不能容忍译诗在汉语里面没有感觉，衰退成“意思准确”的散文。如果不能把别国诗中的诗意，也变成汉语中的好东西，我的心里便会涌起对译者的蔑视（也包括我自己）。所以，遇到直译不能维系汉语中的诗意时，我便考虑从原诗的羁绊中挣脱出来。“而我浑身都是这些说的话／都是你的微笑——永恒的事”（《致帕米拉：一首写雪的诗》）按照原诗，第二行应该译为“只是你的微笑”。与我讨论的石峻山也耿耿于怀，他质疑“只是”和“都是”不过一字之差，放在此处差别真的那么大吗？作为加拿大人，他一时难以弄清让诗歌变得平庸的那些汉语陷阱。“山峦／从云中钻出／一条路降／向一片湖”（《春天的地理》）原诗最后两行应该译为“路降／向湖”。乍看，给它们添加量词的做法似乎不公道，可是一旦理解了节奏就是自由诗中的格律，便知道若没有添加的量词，前两行和后两行的汉语节奏便很不一致。反观原诗，统一的节奏就像一根线串着四行诗。
       译诗中，我常感觉自己干的就是拯救诗意的活，因为原诗在汉语中实际是死亡的，问题在于译者能不能把它们救活。如果在汉语中有了诗意，它们就真正活在汉语里了。“满月在啜泣。敌友被颠倒。／动物也异常，它们想要思考生活。”（《那些熊》）原诗的字面意思是“朋友被倒挂”，如果这样毫无差错地放在汉语里，恐怕不仅意思晦涩，也失去了与前后句子的联系。我的“误译”便是清除理解上的阻碍，并保持言外之意。由于原诗的涵义总会超过译者能意识到的，所以保持译诗在汉语里的暗示能力，显得相当重要。当然，我的“误译”与庞德不同，并非是他译《华夏集》时的天马行空。我想前后句子的珍贵在于，它们能把有诗意的“误译”限制在不出大偏差的范围。一旦把“朋友被倒挂”引申为“敌友被颠倒”，这样能与前后句子衔接的意义就产生了，也使满月啜泣的意象变得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