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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记者马丁·迈耶所著《银行家》一书的开头这样写道：“当旅客走近几乎任何一个美国城市时，他在地平线上可能看到的第一所建筑物，就是当地银行的总管理处。”银行，总是意味着遍地财富。如果拿这一描述来衡量，上海的确是近代中国最早给西方冒险家按他们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要求克隆出来的城市。她虽不一定从地平线上给初入门户者这种感觉，但从水路进来的大大小小淘金者的兴奋点，无疑都是这样引发的。
       这就是外滩，中国的华尔街。
       这一感觉，我首先是从妻子曾祖父的经历中获得印证的。曾祖父家族在镇江开钱庄，“长毛”洗劫，几近破产。为防避战乱，把目光从南京城下移开。他听说上海有租界，租界中的洋鬼子虽然不好交往，但祸乱起时，却有洋枪队保护。于是他作了一次探险。当他乘船从黄浦江进入上海时，还是雏型的外滩所给的第一个印象，教他立刻兴奋得惊呼：我来迟了。相信迁移到这里，一定能让他的黄金梦，圆得更加灿烂。钱庄很快迁到上海。无奈，这个外滩不属于他。外滩的确银行林立，汇丰，麦加利，有利，沙逊，花旗，大通……被人以“外滩银行”来统称的全部是外商银行，是外国银行家的乐园，不是像他这种来自中国内地的票号、钱庄老板所能染指。与外滩一箭之遥的宁波路，则是钱业汇聚的地方。久负盛名的永丰、福源、福康、顺康等钱庄，也只能在此落脚。曾祖父也“认命”了，希望有朗一日能用自己积聚的黄金，铺设起一条道路，走进外滩与外商银行平起平坐。
       可他不知道，宁波路与外滩虽然只有一步之遥，那一幢幢高楼，却无异是花岗岩与钢筋水泥筑成的高山峻岭，任凭你有黄金作梯，有珠宝架桥，也难以翻越。果然，“白银风潮”刮到了上海、“外滩银行”推波助澜，只几天工夫，钱庄宣告破产，他差一点跳黄浦!这是1935年初春。不过，在这个世纪之交，每当我走在如诗如画的外滩，看到那些银发闪烁，或手拄拐杖转悠的老人，重映在我眼前的，却不是这位钱庄老板，而是从中国内忧外患中出现的一个个堪称银行家的人物，盛宣怀，宋子文，张嘉*，李铭，钱永铭，叶景葵，陈光甫，周作民，吴鼎昌，谈荔孙，徐新六，王志莘，秦润卿，胡笔江……上海是万商云集的码头，更是政客军阀的必争之地，争夺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因为她是财政的供给地，占有了上海，也就占有了财政上的实力，也就能够成为中国政治和军事的主宰者。于是，上海的银行家也就成了各派政治和军事力量争夺的关键人物。银行家们，未必想卷入政治漩涡掌握政治权杖，更多的却是想利用政治军事力量发展自己，于是，他们合合分分，分分合合，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一个个黄金梦的演绎过程中，制造出了一场场政治和经济风云，制约了中国历史走向，改写着中国的命运。
       1916年到1935年演绎出来的，是最值得一写的一场黄金大梦。
       1916，在中国金融史上，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号。
       正像春天来临，蛰伏的万物开始苏醒一样，虽然与发生在北京文化界的“五四运动”表现不同，但对于一个新时代即将降临的感受与躁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却与文化界一样。如果文化运动发轫于北京，那么新兴资产阶级表现他们的存在的一次亮相亮在上海，这也是顺理成章的。而新兴资产阶级这一次亮相，由金融界来承担，更是理所当然。
       1916年这场惊天动地金融风云，发端于北京，全副武打演示于上海。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位，由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政府掌了权。袁世凯和聚在他周围的政客们，处心积虑地要重新建立皇权，让历史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关键的一步，惟有巨额黄金能够推动。当时，他们能够控制的是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由大清银行改制而成的，总行设在上海汉口路三号。经理是宋汉章，浙江余姚人，经办洋务出身。行龄仅四岁。交通银行，是清朝邮传部设立的，虽有不少私人参股，可大权始终掌握在清政府官员手中，其时，掌权者为袁世凯心腹、以筹措袁氏帝制费用自任的梁士治。这自然决定了它是袁家外府的特殊性质。行龄也很嫩，只有八岁。梁士诒是个老谋深算的政客，深知按照中国银行总行在上海的这种布局，很难将它控制在手中，所以在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不多久，便以“南北统一”这一冠冕堂皇的名义，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中国银行“总行”，将银行主宰权夺过来，让上海的中国银行降格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宋汉章也随之降为了分行经理。其总裁也自然由北洋政府任命其心腹担任。袁世凯上台还不到五年，巨额的开支，便使国库如洗，他们只能向这两家银行无节制地提取经费。当时国家实行的虽然是银本位，可这两家银行支付的形式却是纸币，就是由这两家银行发行的叫做“兑换券”钞票，凡持有这两家银行纸币的，随时可以到该行去换成银元。所以，其信用就完全建筑在这种叫钞票的兑换券是否能够随时兑换成银元上面。这自然是有限度的。这限度，就是银行发行额，即实有资本。一超过这限度，就会发生信用危机。那么，这两家“袁氏外府”的银行的发行额，大不大呢?很小很小。交通银行1914年底只有893万元。可单是“大典筹备处”所需费用就达2000万元，远远超过了这两家银行发行额之和。信用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了。梁士治之辈当然值得这一点，可他们不得不寅吃卯粮，杀鸡取卵，饮鸠止渴。为什么?难道不会向人民增税、发公债或向国外借贷吗?不成。袁世凯不是孙中山，整理税务增加税收，无处不碰到抵制的手段，真正寸步难行。发公债么?袁氏所发的公债，很少有人认购，不少债券都还原封不动地堆在国库里呢。向友邦伸手么?友邦似虎狼，借债付钱给你，目的是想控制你，只要一提借钱，就是控制你的机会，友邦之间就会争风吃醋般矛盾重重，互相拆台，而更实际的，外国不是中国，借款是要有抵押品的，你袁世凯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友邦作抵押的呢?凡此种种，都迫使帝制筹款人梁士诒只能走滥发纸币一条路。于是，印钞机日夜车轱轳似地转；打着中国、交通两行印记的这种称作钞票的兑换券，雪片也似的漫天飞。它们都成了这两家银行为北洋政府的巨额垫款，垫，垫，垫!垫字之重，数额之大，大大超越了信用危险点!按1915年底“洪宪登基”前夕统计，交通银行已达4750万元，垫款数额占它全部放款的百分之九十四，占全部存款的百分之七十二！
       纸是包不住火的，消息传开，交通银行马上品尝到了这个垫字的苦果。挤兑!这种心态，瘟疫一般传开：赶紧将纸币变成银元，落袋为安!……凡持有交通银行兑换券的民众，蜂拥到该行门前排成长龙，成了这个春天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一大景观。梁士诒慌了，经过一番策划，取得所谓内阁总理段棋瑞的赞同，于五月十一日，向国内这两家银行所有分行下达了停兑令：
       “财政、交通两部转饬中国、交通两银行，自牵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至各省地方，应由各将军、都统、巡按使，凡有该两行分设机关，地方官务即酌拨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
       这是火上加油。有人责问梁士诒，何以要采取此措施?
       梁士诒的回答是：这是唯一应急之举。试想，倘不停兑，怎能把中国、交通两银行各地分行的现金集中到北京呢?这些现金可有一千多万哪，有了这笔现款，才不致于把政府推进被动之地，才能保障社会之安定。
       梁士诒怕遭受更多的责难，也为了主动争取各地支持，即于同日又以国务院名义，向各地政府发了一份电报加以强调，电报云：“本院原议留出两行现金为此后数月应交赔款、借款之用，藉免破产之虞，若不停兑，则数日之内现金一尽，将来每月应缴之赔款、借款本息无现金支付，其祸更大。”
       交通银行当家人是他梁某本人，不必说了；中国银行总裁也是北洋政府的傀儡，也不成问题。这一道道金牌式的命令与电报，明明是针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来的。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的压力不言自明。对于梁士治这一招“一石三乌”的目的，也洞若观火。一是可使各省分行现款全部解到北京，装人北洋政府“外府”；二是可以凭此作维持金融的借口，向外国借款；三是拉中国银行为交通银行当陷葬，掩盖交通银行早巳山穷水尽的窘境。不过，宋、张两人相处并不怎么样好。张嘉*，字公权，江苏宝山人。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以外，同时接受西方的文化教育，学习法文。日本庆应大学经济金融专业出身，由当时司法部长梁启超介绍来中国银行，因为与其大哥张君励一起组织了一个民主党，被宋汉章所不齿，背后蔑称其为“政客”。如今金牌急递，胜如大军压境，涉及生死与存亡，分明是继中国银行在北京另建总行一样，是一场南北政治力量的较量，是对上海资产阶级独立力量的一次测试。怎么办?书生气颇重的宋汉章，有经营头脑，也深知此举的利害，无奈，缺少应急能力、魄力与左右逢源的政治手腕，举棋不定间，只能向张嘉*讨取主意。
       张嘉*的回答十分干脆：拒绝执行，照常兑付!
       宋汉章问道：风险太大了!能撑得住吗?
       张嘉*胸有成竹：能!
       张嘉*这一声回答，绝对是日积月累力量的一次喷发。自从他踏进金融界以后，就有意识地与上海金融人士建立广泛联系，尤其是江浙银、钱业人士，像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的李馥荪，浙江兴业银行的蒋抑卮、叶揆初，还有上海储蓄银行的陈光甫、钱永铭等都过从甚密；并在一年前，发起成立了一个同业聚餐会，定期以聚餐形式接触，交流行情，建立感情，并编辑出版《银行周报》，向银行从业人员传播现代金融知识，提供各项金融参考资料，给上海金融界带来一股股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扩展了自身的社会联系。如今黑云压顶，他更懂得，用流氓手段方能制服流氓，同样，只有用政客的手段才能征服政客。他当即以其政治眼光，对宋汉章作了一番审时度势的分析。这分析，说的虽然都是具体的经济现象，他们与上海工商界的业务往返，本行经营上的明细账目，上海的社会格局，可让宋汉章发现上海分行的资金，在中国银行内要比任何一家分行都雄厚，上海分行的社会底子比上海所有银行都扎实。不知不觉地抓住了银行以贷款200万元的透支表示支持。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态度尽管坚决，可惜金融市场固有的敏感性，仍然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挤兑风暴。五月十二日一早，挤兑的客户如期而至，营业时间尚未到，汉口路以及上海所有其他营业点门前，就排起了长龙等候兑换现洋。当天兑现者达2000余人，兑出总额达数十万元，翌日，也不见多大减少。但银行当局知道，除了现金库存实力以外，镇静，便是稳定秩序的唯一法宝。而镇定，最有效的形式，是加强服务措施。他们预先送去现洋，委托钱庄代办兑换；本行营业点一律延长营业时间，第三天，是星期六，周末下午和周日上午本是休息停业时间，但他们破例开门接待兑现……“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北洋政府命令停兑，就是暴露银根吃紧，展示银行的亏虚，而这一系列显示银行雄厚的实力与从业者无与伦比的自信之举，正是对客户惊慌挤兑的最有效的药石。这表现，也描绘着中国南方新兴资产阶级的成熟。
       事实正如分行当局所预料的，星期天，就是第五日，兑现者却已骤减到一百多人，到一个星期以后的十九日，前来兑现者已经寥寥无几而趋正常了。并很快反转了过来。瞧，上海中国银行居然经受这场风暴而不倒，哪家银行有这样硬的底子和信誉呢?看看北方遵令停兑的几家分行的结果吧，“京钞”已经全部打折扣使用了!两相对照，上海中国银行顶风冒犯之举，突然成了最强有力展现实力的广告。富有者和工商界人士，活似找到了铁打靠山，将自己的钱财与资金蜂拥存了进来!信誉化成了财富。从此，该行发行钞票额度骤升，它发行的钞票，竞从长江中下游，一直流通到四川!
       风暴平息了，一个新天地打开了。中国南方新兴经济力量的集中体现者上海总商会，腰杆子突然挺起来了，气壮如牛，克制不住地向压抑他们的北洋政府显示自身的存在，表现他们是中国政治舞台上无可争议、举足轻重的角色，绝不容许忽视他们应有的政治地位。如果说，反对停兑本身是一种发言方式，那么，这时候他们便拿出更加明白无误的声音表态。这就是在风暴刚过去一星期打给冯国璋等各省督军的电报；电报催促这些督军们，要他们敦促袁世凯，“仰顺天意，俯察民情，从速退位”!十二个字，字字千钧!
       是的，这是中国历史紧要关头的一声响雷。不仅宋汉章、张嘉*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开拓了他们周旋的空间，在当代中国金融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同时也将名不见经传或者刚开始崭露头角的金融界人士，推到上海金融舞台的前沿来了，在嗣后的岁月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有声有色的金融大剧，他们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浙江兴业银行办事董事蒋抑尼，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苏，上海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
       他们的出现，并随着他们出现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这一份自我存在意识，在当时内忧外患到濒临危亡的中国，是无比珍贵的，因为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间，列强的精力正受制在欧洲战场上，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凭着这份自信与觉醒，才充分利用了帝国主义无暇东顾的空档，使中国的产业经济获得了空前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打下了相当好的基础。张嘉*他们为了让这场较量铭刻在当代上海史上，活在工商界人士的心中，特地联手在海格路(即华山路)上，购买了一大块地皮，建筑起无数瞳花园洋房作为寓所，并给这些美仑美免的华居起了一个含意丰富的名字：范园。
       啊，范园!意味着以冒险精神与心机手腕，让银行家闪烁出应有的黄金光泽，并找到不断擦亮光泽的一种规范，一种模式，一个榜样，一个起点……
       
       可惜，当我站在外滩，眼望着外滩那幢幢具有历史价值的高楼，望着黄浦江对面高耸的东方明珠和新建的远远高于外滩众多大楼的金融大厦、上海证券交易所，无法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宋汉章他们这欣喜，在上海滩，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实在太短促了!短促得仿佛历史向他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因为它像历史的必然，更像历史的一种偶然。这是因为在上海，在中国，继袁世凯以后，马上出现了另一个铆上了他们的人物：蒋中正，蒋介石。
       不，说“铆”并不准确。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双方相互需要。对上海金融家们来说，就是因为蒋介石不是袁世凯；而事情的发展，将上海金融家引进了历史的另一扇门，偏偏是这个蒋介石而不是袁世凯。一想到这一历史玩笑，百年上海历史的烟尘，立刻向人展示出这样一个历史标号：
       1935！
       1935年，在上海金融史上，甚至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都是值得记取的一个年份。从这一年开始，需要改写中国历史进程，这一点，连最有眼光的政治家，最权威的历史学家，都认为不可挽回的了。这一年，蒋介石以其种种政治手腕，完成中国经济与金融的垄断，而关键，是对金融的垄断，以致使他得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为所欲为。
       还是那一句话，袁世凯失败的事，给蒋介石做成功了，还是因为他不是袁世凯。蒋介石爬上权力顶峰以后，抓到过许多生杀予夺之权，可是一辈子不放手的却只有两项：一个是军事委员的委员长，属于军权；另一个是“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属财权。所谓“四联总处”，是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处总处的简称。从正式成立那天起，他就始终担任主席一职。一手抓子弹，一手抓银弹，才能够稳坐江山，就是这位一代果雄至死不渝的信念。从他野心勃勃地打算控制中国那一步开始，就是按着这个信念耕云播雨的。这自然与这位一代枭雄在发迹前混迹于上海滩金融圈子那一段大起大落的历史密切相关。1926年春天，蒋介石窃取了北伐军总司令的大权，他明白：要想大权抓稳抓紧抓牢，必须获得南北金融、工商界的支持。支持者多多益善，但江浙财团却是最最要紧的，是基础的基础。也就是说，当年在上海交易所结识的那批大商人、大买办、流氓头子，就是自己权力宝座的命根于，争取江浙财团的支持，就是纵横捭阖的第一要义。
       刚入夏，蒋介石就叫宋子文和时任军需处处长的周佩箴，打电报邀请虞洽卿到广东一行。这位上海滩的大买办、“工部局”的虞华董，手握这份电报，活像抓到一只烫山芋。他和蒋介石有份乡谊，并在交易所的投机买卖中一起打过滚，可这个双颊塌陷、城府很深、手腕圆滑的年轻人，却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眼下又跟共产党联手闹革命，一不当心，懊悔都来不及的。不过，商场一向是这样：不以风险大而不为。既有心特特地地发电报来，可不是邀我到那种刀枪林立的地方叙旧去的，如果好好利用，或许是一笔好买卖。于是，这位冒险家出于捕捉机遇的目的，决定来一个投石问路，特派自己女婿盛冠中作代表，并请问北商会会长王晓籁作陪，南下应邀作客去了。溽暑，盛冠中回到上海，详尽地叙述了他在广东的所见所闻，给了这位老岳丈这样一个印象：姓蒋的虽然军权在握，身处与共产党为伍的“革命阵营”里，看样子仍然和江浙工商界人士“很讲交情”，既然他依旧“对浙东乡谊看得很重”，何不进一步接触试试呢?要紧的是看准时机……
       蒋介石与袁世凯重要区别之一，是他值得经济市场的神通。在给虞洽卿写信前后，就已经通过他的参议、北方政学系的主脑张群，还有自己的亲信黄郛和在京的财政总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王克敏、该行总裁冯耿光、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盐业银行的吴鼎昌、金城银行的周作民等人，以私交频繁接触，致使张嘉*利用回上海省视病危的母亲的机会，暗中成立了副总裁驻沪办公处，留驻上海，建立据点，窥测情势，大有“南北合流”的趋势。如今，蒋介石见虞治卿为代表的江浙财团们，并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样信任他，便抓紧将政治赌博投入市场运作。翌年初春，当他打着北伐军的旗帜打到“襟三江而带五湖”的故郡南昌，上海新兴的工商业主们依旧在提心吊胆地眼望着这位军势威赫的“老朋友”如何动作之际，他断然抛开虞洽卿，直接给钱永铭和陈光甫写了一封信，将自己推进竞价的中心。因为这不是一封普通信函，而是对上海新兴工商业主的进一步“亮底”，远比盛冠中南下摸到的更为坦率。信中，对钱、陈两位在沪“扶持党义”表示由衷钦佩，并希望他们继续“贯彻初衷”，就像邀请虞洽卿那样，发出了“能来浔、汉一游，聊叙积愫”。消息传出，虞洽卿发现自己“踏空”了，就如发现一只热门股票，急匆匆地派出代表直奔南昌。
       蒋介石放金线钓金龟之计奏了效。虞的代表，代表的可不是虞洽卿一个人，而是上海这一股敢于与袁世凯抗衡的新兴资产阶级，是源源不断的政治、军事的后盾；而虞洽卿派人弃向南昌，寻求的不是蒋介石个人，而是认定有别于袁世凯，能够保障他们正在倔起的工商业主发展利益的政治军事力量。事实正是这样，他们很快在南昌达成了交易。在不断壮大的共产党面前，他们的目标从未如此一致，如此默契。这交易，就是蒋介石要求江浙工商业主在经济上支持他，江浙新兴工商业主们，则明白无误地要求蒋介石表明反共立场，把正在迅速发展的工人运动镇压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快地积聚财富，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与袁世凯较量中大获全胜的上海银行家们，就这样把宝押到了蒋介石身上。蒋介石刚到上海，当晚，虞治卿即以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到龙华拜见，商量筹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为蒋介石的北伐“革命”筹集经费。当时就商定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虞洽卿外，还有“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钱永铭，中国银行总文书吴荣*，钱庄业代表秦润卿，交通银行代表汤筱斋等十五人，担任主任委员的，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
       请允许我在这里多花点儿笔墨介绍这位陈光甫。
       不是因为陈光甫是反对停兑时支持上海中国银行行动的中坚，也不是因为当时上海很多头面人物中破格地为蒋介石所青睬，更不是曾经被西方人士、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誉为“中国的摩根”和“中国优秀的金融家”，而是因为他是最具有中国的、尤其是上海那个时代特色的银行家；他的身世最能体现中国那一代金融经济界人士的悲剧意义。
       陈光甫原名辉祖，后改为辉德，光甫是他的字。他成长于十九世纪末，在少年时代，却就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有缘跟外国人学习英语。语言不仅是表情达意的手段，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所以一旦成年，他选择的头一个职业就是海关，而不是当时中国读书人普遍所走的官宦仕途；不久以后，又从汉口海关转入邮政局任职。二十世纪初，作为湖北省代表团的译员赴美国参加国际博览会后，即留美以官费留学，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士学位，于1910年迈国。这时，他已是而立之年了。正因为他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拥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完全不同于同时代的士大夫。他追求的是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向往的是个性的张扬，不俯仰随人的精神空间，主张的是引进西方的金融经济工具与手段，开展自由竞争，改变中国落后贫困的积弱状态。在担任江苏抚台程德全的英文秘书的时候，他看到江苏地方政府宫办银行裕苏官钱局，其价值超不出江苏一省的出纳所，就向程德全建议，利用这官钱局拥有钞票发行权的优势，改组为江苏兴业银行，以拓展江苏财政。这是他学成归国后的第一个建议，就打上了他特有的思想印记。被程德全接受，可未获清政府批准。好在辛亥革命爆发，程德全响应革命得以就任江苏都督而使陈光甫如愿以偿，创立了江苏省银行，并于1911年底，将江苏银行总行迁到了上海，陈光甫被正式任命为总经理。他就凭借这一块地盘开始实现自己的凤愿。这家银行所负的重要使命，除了集中省内税收，供省政府开支以外，就是把滑政府遗留下来的“庚子赔款”中江苏省应该承负的那部分钱，按时递解给各受赔国所指定的外商银行。当时，中国银行与被称为“外滩银行”的外商银行之间，并无对等的业务关系，除现银以外，外商银行傲慢地拒不受理华商银行的所有票据。这一项对于其他银行从业者都习以为常的“规矩”，却大大挫痛了陈光甫的自尊心，他以同样傲慢蔑视的态度，采取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强硬手段：
       不受理敝行的票据么?好，不是我不付，而是你不要，那就暂停解付罢2
       这一手很灵，金钱到底比什么都实惠，钱款到不了手的洋鬼子顿时软了下来。于是，江苏银行便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参与外商银行票据交换的华商银行。中国银钱业和“外滩银行”之间平等的业务沟通，零的记录终于打破了!这在当时上海银行界影响是巨大的。陈光甫的名字也随之不胚而走。
       陈光甫并不因此而满足，他清楚地看到，中国金融业中还有多少个零的记录等着他去打破哪!如果满足于眼下这家银行的能量，是绝对无法施展在美国所学的技能来实现自己抱负的。因为它毕竟是官办银行，受到种种制约。除非对它的经营方针作一番大改革，使这家官办银行按我之所想变成为具有独立经营权的新式商业银行。哪怕部分也好。那就试试吧!他着手尝试了。开始还算顺利。将江苏银行总行从南京迁到上海，就是这种尝试的第一个成果。这不是一次趋赶繁华的任意迁移。他认为，银行在业务上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应该成为政府机构的工具。这种“工具”性质，相当部分体现在钞票发行权上。有了这份发行权，政府很容易出于财政考虑，要求银行大量发钞，并不断借款，这一来，难免重蹈当年官钱局的覆辙，让自己陷于无法摆脱的泥淖中，对于银行而言，这无异于慢性自杀。所以，他主动放弃了钞票发行权，并为了远离省政府的控制，趁银行刚刚开业的机会，成功地，不露声色地，将银行总部迁到了上海。此后，改革措施便逐步地相继出笼了。信用是银行的生命。他全力创造与维护这份生命，异乎寻常地去聘请了外籍会计师，定期为银行查账，然后公布；随此而来的，自然要采取国际通行的记账法；首倡对物信用，设立货栈；聘请外商银行的买办担任银行董事，借此加强与洋行的业务联系……
       可惜世界上的事总是那样身不由己。对于当时的陈光甫来说，倒不是银行内部的阻力，而是一次颇显意外的事件，使他对这种官办银行彻底失望而离职了。那是一年以后，上海革命党人从肇和舰起兵反对袁世凯而引发了“二次革命”。袁世凯听说革命党的经费与江苏银行有关，立刻下令处死陈光甫。幸亏总统府秘书长是陈光甫的同乡，从中斡旋，为陈开脱。陈虽然幸免一死，但袁世凯仍不放过他，一当“二次革命”失败，袁即派亲信到江苏担任都督和财政厅长，对陈加以钳制与刁难，第一个行动，就是勒令陈光甫抄报存户名单。这种违反银行基本法则之举，显然是蓄意在毁坏银行信誉，使他名声扫地。他彻底明白了，在这种官办银行中任职，只能按照“在人屋槽下，不能不低头”的古谚而生活，没有任何独立自主可言，更没有任何理想追求可言。要解脱这种因绊，让银行家闪烁出应有的灿烂，就得趁早。他当即挂冠而去。
       对于陈光甫，江苏银行的经历，是一次宝贵的社会实践。他珍惜这次经验，更加憧憬于自办上海银行这个目标。是的，是银行，而不是打着中国农业社会印记的墨守成规的钱庄。这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明显放松了对中国的制肘，时代机遇催化着他这一梦想。这时，中国银行特邀他去任职，他断然谢绝。他认定，如果接受，无异从这一只樊笼转移到另一只樊笼。他当然知道，凭自己财力，是断难实现的，只能向社会，向亲友募集。他的才干与特立独行的品性，引起了同行的注意，获得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赢敬和浙江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李馥荪的帮助，推荐他结识了庄得之。
       陈光甫结识庄得之，真可谓如鱼得水。庄得之是清末洋务派盛宣怀的远亲，江苏武进人，曾经帮张之洞、李鸿章搞军需，参与沪宁铁路的筹建，并在上海的奥商和德商洋行做过买办，其时正担任中国红十字合理事长，在上海的清末遗老和买办的圈子里很能兜得转。他早已听说陈光甫的才干，张嘉*们一推荐，立刻热情相助，除帮他各方联络外，他本人就投资二万五千元，成为了上海银行的第一大股东。
       万事开头难。虽然有了这一支撑，募资还是相当困难的，很难跳出庄、陈亲友的范围。可陈光甫不气馁。一旦韧具轮廓，即选择宁波路九号一幢老式洋楼开张了。庄得之任董事长，陈光甫自任总经理。股东一共才七名，全部任董事，股本总共才七万元，陈光甫算是出资最少的，只有五千元，其中一部分还是由庄得之垫给他的。这是当时上海资金和规模最小的一家银行，规模远不如永丰、顺康、福康等钱庄。但陈光甫不怕小。“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他自信只要有一份独立自主的经营自由，按照从美国学来的那套经营理论，一定能够从这一步开始，纵横上海滩，他的上海银行，不仅能够在中国银钱业与外滩银行间架起桥梁，有朝一日，也一定能够架起通向美国华尔街的桥梁!
       他真的朝这目标全身心投入拚搏了。继第一个与外滩银行实现平等的票据交换以后，他在上海乃至中国金融史上，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当时上海金融界均是外商银行和钱庄的市面，像他这种小银行，要生存与发展，就得钻他们的空子。他早巳注意到，这个空于是存在的，外商银行除本国商人以外，对中国客户，一向只重视与政府机构交易，漠视平民百姓，而平民百姓，面对其高楼大厦和语言交流上的障碍，都望而却步；至于钱庄，历来只注意大户的存款，无意与小户交易，尤其对银元，更无兴趣，勉强收存也不给利息。陈光甫认为，“人争近利，我国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别人的弊端，就是留给他钻的空子。于是他以抓储蓄作为突破口，学习美国，以“服务社会”作为银行行训，重视零星储户的吸收，在中国金融史上，第一个实行“一元开户”，为此，他甚至制作了小巧的储蓄盒遍赠顾客，鼓励顾客将铜元角子投入其中，积满一元后存入该行；他在中国金融史上，第一个推出了婚丧嫁娶所用的储金礼券，在吸引储户的同时，也给自己银行做了广告；他的储蓄网点无孔不入，竞办到学校，吸收学生的零星储蓄，也是中国金融史上的首创……为了给职工作出榜样，他亲自出马，拉存款，跑业务，搞放款。这些都是金融业内人士闻所未闻的。就这样，上海银行间世以后仅半年，就显出了成效，资本翻了一番，孙中山先生和宋子文的家属，都给吸引了过来，将存款送进了他的银行。开头嘲笑他的那些同行，终于也悄悄地模仿起来了。
       对于陈光甫来说，这不过是他小试牛刀。银行生财之道就是在吸储与放款间谋求差价。广揽储蓄，只是银行增强实力的一种手段，要获利，关键是放款，能够放得出，收得回来。于是他的“服务社会”的另一面，就是“辅助工商”。在这口号下，他同样创造了一个个新招，用资金支持中小企业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拉了不少工商业主成了上海银行的股东，扩充了银行股本。同时，他也敢于从洋鬼子手中抢生意，对外商银行，他打起了“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旗帜，1918年，上海银行便成了中国银行之后设立国外兑汇部，成为中国第一家经营外汇业务的私营银行，并将其业务扩展到设有海关的每一处地方分行国外通汇点也随之产生，遍及英、美、法、荷、日……
       或许，江苏银行那一次几乎丢了脑袋的经历给他的教训太深刻了。陈光甫在为这些目标拼搏中，无处不描绘着自身对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竞争的向往。他初衷不改，为避免政府制肘，依旧拒绝发行钞票，始终远离政治。他总是拿这样一句话告诫下属与同行：“接近政治如玩火!”并以“远敬官僚，亲交商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这是他真诚流露。孔祥熙是他在美国留学的同学，时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来信邀他南下，并请贝祖诒当面给他介绍南方情况。他不为所动。紧接着，刚攻克南昌的蒋介石专函给他和钱永铭，要他俩“来浔、汉一游，聊叙积愫”。钱永铭立刻兴奋地应邀而去，陈光甫却为国内业务担心，忙着裁撤外地的十多处分行，收缩战线，准备应对政治的动荡。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在上海市郊按兵不动的蒋介石趁机杀进了上海。市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上海特别市政府临时政府委员会，陈光甫被选为十九名委员之一，可他仍托故不去参加市府会议。
       
       蒋介石进军上海，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获取“银弹”。他一旦看准猎物，总是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的。如果说一再给陈光甫、虞洽卿写信拉近乎是软的施恩手段的话，那么，他绝不会疏忽硬的一手的。刚进上海，他就放了个试探汽球，强行指派上海银钱两业分垫800万元“盐业库券”。浙江兴业银行摊派到40万元。该行董事长叶景葵看不惯蒋介石的流氓腔，只愿敷衍性地认购25万元。经人劝说，也不肯增加一文。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只儆猴的老公鸡，当众拍案大吼：“娘希匹！他不帮我，我叫他关门!”在这一声震慑下，他和虞洽卿共同商定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名单，也于四月四日，以他总司令部名义正式委定，并于翌日选定办事地址办公。这一回，陈光甫不知是心动，还是惧怕了；不知是因为当年卷入政治漩涡差一点掉脑袋的后果对他教训太深刻了，还是再想观察蒋介石是不是真正能够担负起统一中国的人物。真的，对于一个统一的中国的期盼，给了他太大的诱惑力。封建割据，给中国整个银行业，给他个人的损害，他记忆犹新。那一次，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上海银行的押款车遭受过土匪和军阀的洗劫，损失惨重，至今还有余痛。可今天，将这一宝押在蒋介石身上，准不准呢?这个和共产党联手北伐的蒋介石，果然能够扫除封建割据，统一中国，让我们自由发展吗?
       他无法断然下注，可又不愿再表示沉默。就采取了一个不即不离的手法：推荐陈其美之弟、时任浙江财政委员会主任的陈其采以自代。
       见陈光甫松动了，蒋介石的心活了。他对陈光甫如此之倚重，绝非偶然。陈光甫是孔祥熙的同学，而孔祥熙和宋子文的母亲，都是上海银行的股东，孔祥熙还是这家银行的董事，他与宋子文在上海经营商业和搞外汇、黄金、地产投资时，就经常向这家银行借款。“肥水不流外人田”，筹集和子弹同样重要的银弹，是苦差使，可也是肥差使，在上海金融界，除了陈光甫，蒋宋孔陈等很难找到更合适人选，这是一；陈光甫是留美出身，他办银行，借用的就是美国那一套理论与手法，在业务往来方面，与美国银、企垄断资本的联系，更非一般中国银行可比，拉住他，就能拉住美国一批经济实力，这在他夺取中国政局控制权的活动中，是举足轻重的，这是二；当然，从1915年开张至今，上海银行的规模和资本，陈光甫本人在银行界和工商界享有的影响，也是很少出其右的，这是三。这三条，很难使野心勃勃、正在策划更大一次政治军事行动的蒋总司令收回成命，而是需要更多的软手段，令其感恩。于是，两天后，他再次提名陈光甫为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并畀予他则玫部次长、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最高权力机关——上海市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
       中国士大夫历来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一阵感奋，使陈光甫终于断然接受了，并立即在上海银、钱两业中展开活动，分别垫借到200万元和100万元，为蒋介石阴谋叛变提供了第一笔经费。并从这一步开始，成为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篡夺中国政权、垄断中国金融和财政经济的马前卒。三十个春秋以后，跟随蒋介石到了台湾的这位曾获“中国的摩根”称号的银行家，回顾这一段经历，说过这样几句话：“接近政治如玩火，过去对国民党政府押了一宝，险些引火烧身。”“押宝”，说对了。不过，其他几句并不是他的真话，他显然不愿承认他从这一步开始，就扮演了一名悲剧角色，成了政治角逐的工具，暮年回首，不能不为自己当年押错了宝开脱，把蒋介石的血腥屠杀共产党，解释为统一中国政府的壮举，将卷入那场焚毁中国革命的遍地邪火，烧毁了他一个真正金融家应当追求的理想的悲剧，淡化在“险些”一词中。
       这是中国金融奇才陈光甫的悲剧，也是上海金融家的悲剧。陈光甫向蒋介石以身相许之初，羞羞答答的，还不愿一下子让自己身上的政治色彩抹得太浓，他辞去了政治委员一职，并将财政部次长推给了钱永铭。然后全力为筹集蒋介石的“统一中国政府”的资金东奔西突了！蒋介石敢于很坚决、很有效地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陈光甫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蒋介石紧随枪杆子以后，掌握“银弹”之举终在上海滩初获战果。赶紧兑现他与在华外国势力与中国金融、经济巨头们的承诺：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政策，血洗宝山路，肆无忌惮地采取最野蛮的手段“清党”!在国内外资产阶级右翼的一片赞扬声里，他公开向上海工商业主表示了感激之情：“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上海金融界、工商界也兴奋地认定，这一回胜利比抵制停兑还要辉煌。上一次，仅仅将袁世凯拉下了龙椅，却将大权旁落于北洋军阀；可是这一回，是将一个自身利益的代表人物扶上了掌握中国政治军事中枢宝座。这一批抵制停兑而斗赢了袁世凯的英雄们，给悄悄推进了蒋家“过河卒子”的队列中，还煞有介事地像逢到了盛大节日那般兴高采烈，义无反顾。
       节日的气氛的确很浓，很令人兴奋。虽然血雨腥风，可成效显著。不到半个月，即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陈光甫明白，提供“银弹”之举，对于蒋介石庞大的剿灭“共匪”“统一中国”的政治计划来说，仅仅是开始。按照他从财政部次长钱水铭处所得知的预算，每月军费就达1000万元之巨。他提供的那三百万只是见面礼。于是，他开始主持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这份“附税库券”，就是以江海关“二五附税”作为抵押的债券。“江海关二五附税”即是上海海关在原有的百分之五关税的基础上，另加百分之二点五的附加税。首次发行数为3000万元。发行的目的就是充。临时军费之用”。出面承购的差不多全是江浙金融业主和企业主，还有一部分富绅，其中，陈光甫的上海银行就承购了500万元。此库券的发行，受到美英列强的密切关注，当“库券发行条例”一公布，美国驻华贸易官卡尔特就写信给陈光甫，给予了高度评价，称：“此项库券之能顺利推销，将如一枚晴雨计，可明显标志新政府已取得若干成就。”蒋介石自然十分赞许，陈光甫大受鼓舞，于1928年新年尹始，就接受新上任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的建议，筹措“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数额增至4000万元!
       这库券的利率远比银行存款利息低。上海的银行家吃不消了，节日的兴奋开始降温。第一个不表示支持的是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这个给宋汉章背后蔑称为“政客”的张嘉*，抵制停兑以后，声名大振，与英、美、日三国经济、政治界都建立了联系。“南京惨案”发生后，英、美公使与南京政府交涉，不到南京去，而是要南京外交部长黄郭到上海张嘉*家里来谈判，就是一个证明。南京政府刚成立时，他的中国银行给上海工商界募捐“垫付”过1000万元，那时，他就表示老大不情愿，磨了不少嘴皮才垫出。如果决定续发这4000万元，就意味着又要银行大量垫款。中国银行所承担的，绝不会少于江浙银行、工商业主所负的数额，中国银行将何以堪?他开始公开批评责怪蒋介石，指责蒋“糜费过甚”；公开嘲笑挖苦宋子文，讥宋“少不更事”!
       蒋介石和宋子文当然十分恼火，可只能强忍，反而客气地约请张到南京去商谈。张嘉*却迟迟不动身。宋子文无奈，亲自跑到上海登门请教。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中行可按照钞票发行额的百分之十垫借。
       磨擦暂告一段落，可对于张嘉*和蒋、宋，留下思考的东西太多了。张嘉*感到不断给南京政府垫款，风险太大，磨擦太多，应采取一个双方都有利的方案以取代。经过一番思索，他向宋子文提出一个建议，要宋不要“斤斤于库券垫款问题”，而要在发行公债上动脑筋，倘“公债信用一位，则百事迎刃而解”。蒋介石和宋子文呢，当时政府开支的百分之八十七用于军事，是不折不扣的“军事财政”。他们的大动干戈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经济、金融的垄断，而不是像陈光甫、张嘉*们追求的创造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一个有长期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环境。这一回，这个桀骜不驯的张嘉*教他们明白，这种垄断实现的过程必须加快。张嘉*提的这个建议正好利用。因为发行公债，可以补偿财政赤字，补偿加速消灭北方军阀与“剿共”中的巨大的军费支出；对于实力较大的银行来说，无异是证券包销商，他们将政府所发公债买下，然后到证券市场上抛售，获利必定不菲。这自然会麻痹张嘉*这些只求获利的“生意人”，却让他们这些“政治家”乘机作好控制经济金融的部署，从速达到预定目的。
       于是一个负责这项公债的专业机构成立了，名为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苏。
       对张嘉*，却加以实实在在的“重用”，这一年秋天，以改组中国银行为名，让张嘉*从副总裁升迁为总经理。
       公债大肆发行时期开始了。据统计，南京政府自1927年到1936年间共举内债为43．42亿元!债券的主要承销商是银行。所以，这些年，上海的银行业也随公债的大量发行而使金钱滚滚而来，迅速扩张了资本。1932年初，南京政府财政极端困难，要求延长公债还本付息期限，金融界慨然同意，不仅延长而且减轻利息，减少每月还本付息的金额，为此代表政府起草公告，向持有公债者担保：“此系政府与民众维持债信调剂之最后决定，一经令行，水为定案！”
       岂料上海的金融家们上了当。蒋介石绝不是袁世凯。蒋、宋、孔、陈家族，利用银行家们陶醉在巨额利润中的时日，在利用这些银弹转化为子弹，以统一中国的名义镇压革命的同时，抓紧他们垄断中国经济、金融的部署。
       第一步，是对付中国、交通这两个宠然大物。先不露痕迹地通过空头增资的方式，以不值钱的公债预约券作为这两家银行的官股，然后增派官股董事、监事，再将总行从北京迁移到他们眼皮底下——上海，加以直接控制。
       与此同时，成立自己的中央银行。它标榜有资本2000万元，却没有一分现款，而是一纸公债预约券，可是它有代理国库、经募国内外公债、发行钞票、铸造银元、管理外汇等特权。第一任行长就是宋子文。
       1931年，设立官僚资本体系重要机构之一的邮政储金汇业局：
       1935年，又设立这个体系中另一个重要机构：中央信托局……
       哦，1935!
       就在这个1935年，蒋、宋的部署差不多齐全的这一年。一个大好的机会送到他们眼前，使他们在远东的第一大城市上海“名正言顺”地完成了中国金融垄断。这机会，就是席卷世界的“白银风潮”。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引发的通货紧缩，出口停滞，使英、美、加等西方国家连同日本，都放弃了金本位。当时美国罗斯福政权不断承受着南方银矿主的巨大压力，特地牵头在1933年7月的世界经济会议上，达成了《白银协定)，限定产银国向国外出售白银的数额，特别规定一向以银本位的中国，不得把银币熔铸成白银到国际市场抛售，以保证美国各银矿开采出来白银的高价位。嗣后，美国政府连续订立法案，以保证此举措能够在国内外实行，致使国际白银价格猛涨，这场风波，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用银国而且又无主权的中国。外商银行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和条件，大肆将中国的白银运往纽约伦敦抛售牟取暴利。致使上海流通筹码的严重匮乏，每天都有工商企业和银行倒闭。这却成了南京政府最后实现其垄断金融的机会!
       一个个掠夺性的举措相继出笼了：
       首先，于这年初春，发行一亿元金融公债，扩大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资本，然后，为了将中国、交通这两行完全置于四大家族的直接支配和控制之下，再次改组中国、交通两行，迫使桀骜不驯的总经理张嘉*辞职；
       然后，大刀阔斧地兼并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通商、四明商业储蓄、中国实业等三家民族资本银行，将它们原有股本按一五折折合成新股，并以政府自己所填写的公债预约券充作官股，以致使这些官股，在这些银行的总股本中占到了绝对的比重；
       对于钱庄，两年前，南京政府已经宣布只通用银元而不能流通银两，即“废两改元”，剥夺了这些以玩弄银两、银元间差价牟利的钱庄的优势，如今趁着这股“白银风潮”，又责令他们全部置于“银钱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之下；
       秋末，纸币政策推出。强令以中央、中国、交通(后又加上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八家民族资本银行的原有的钞票发行权全部给剥夺；
       年底，将原有三十多种公债合并为甲、乙、丙、丁、戊五种统一公债，大幅度地延长公债的还本付息期，事先也不向银行界打一个招呼，断然推翻了三年前“一经令行，永为定案”的公开承诺……
       打什么招呼呢?蒋介石在刚开始采取这一系列行动的时候，就给孔祥熙发了一份电报，表明了他的态度：解决“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统一，其关键全在中国、交通两银行”，解决之道，就是要让这两银行，“绝对听命于中央”!
       对于中国、交通两行尚且如此，其他银行还须明说么?
       1916，到1935，上海金融家们曾经夺到手的应有的黄金般的光泽，终于得而复失，从明转暗。据说，榕树底下是很难生长出像样的植物来的。从此，四大家族就像一棵大榕树，在上海滩发芽、生根、长叶，然后不断地拿丝丝缕缕的气根扩展其地盘，终于一步步覆盖了整个中国经济和金融界，直至覆灭。这是中国人民的不幸，也是中国金融家的悲剧。
       2000．9．18，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