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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楔子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通过科举考试是读书人踏上仕途的最主要的途径。科举考试分等级进行，省一级的考试叫“乡试”，公布考取者名单的榜叫“乡榜”；中央一级的考试叫“会试”，榜曰“会榜”。会榜名单一般取第一甲三名，第二甲若干名，第三甲若干名，其中第一甲三名又依次获状元、探花、榜眼，第二甲榜上有名者获“赐进士及第”，第三甲获“同进士出身”。会试结束后，皇帝会从考取名单中挑选若干优秀者进殿面试，叫作“殿试”，公布殿试名单的榜一般用红纸黄字抄录，所以又被叫作“黄榜”或“金榜”，古人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为人生一大乐事，足见科举考试在旧时代人心目中的地位。
       古人喜欢和习惯以花来喻俏丽、佳质的女子，至迟在宋代，沉湎于北里之中的读书人就以科举考试中使用的名称来给风尘女子进行评选，获第一名者为“状元”，第二名者为“探花”，第三名者为“榜眼”，以下则依次类推，并美其名曰“花榜”。
       在男尊女卑思想的阴影下，旧时的女子一般不参加社会性的活动和劳动，这是一个阴阳失调的社会，只有以歌舞，侑酒、主觞政服务于社会的伎(妓)女例外，是她们成了“阴阳失调”社会的中和剂，自然，所谓“花榜”是指在妓女中评选的选美活动。
       刚斋主人初开花榜
       1843年上海开埠，1845年英租界率先在上海建立，以后美租界和法租界相继建立(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即后来的公共租界)。租界是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和法律制度之外的殖民地，它也是根植于封建中国领土上的一个西方资产阶级城市。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存在着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如限制或禁止妇女参加政治活动等，但是他们一般不限制或禁止妇女参加一般性的社交活动和社会劳动；在西方人的概念中，妓女就是prostitute，是指直接出卖贞操以营利的女子。进入上海的侨民发现，中国或上海人讲的妓女与他们的prostitute不是一码事，中国的妓女通常指以演唱、陪客佰酒主觞政的职业女子。
       租界允许妓女持牌营业，只要她们申请营业执照，按时交税，定期通过体格检查就可以了。
       清代的法律严格禁止男女同时登台演出的，男艺人被叫作“伶人”或“伎”，他们可以在茶楼中演出；女艺人称之“妓”，她们只能在自己的“书寓”中为少数造访者表演，或者应邀到茶楼酒肆中演出。在开埠之初的上海，电影、娱乐场等游艺场所尚未出现前，上妓院选听曲艺几乎就是租界内仅有的娱乐。
       李士*是中国近代文坛怪才之一，他也是上海妓场的宿将。据说他出入妓院时必有跟班提着一只金漆雕花大木箱，许多人以为箱子里一定有许多金银财宝，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他的“流动厕所”，箱子里只有一只金漆马桶。他十分钟情合兴里的两位名妓，于是他给自己取了个“二爱仙人”的别名。他在品诸名妓之后，从中挑出十名作“申江十美”。第一名就是名妓陆月舫，他是这样评价她的：
       香颊花妍，凉肌肉映，疑嗔疑喜，若远若近，一种温存态度，有足令人心醉者，琵琶一曲，余韵欲流，真个销魂之际，尤在珠喉乍啭，玉手初挥时也。
       显然李士*选美的标准在于妓女的弹唱表演技巧，其次才是她们的身段和容貌。
       同治七年(1868年)一个自称“刚斋主人”的文坛宿将主持开出了近代上海第一次花榜，名妓李巧玲荣膺“状元”头衔。
       李巧玲原是上海城里的一位名妓，1861年太平军攻打上海时，迁到英租界宝善街(今广东路)营业，艳名日炽。1867年，有一个曾在太平天国掌管财政的李长寿因太平天国兵败而寓居上海的租界，他挟带了太平天国的巨笔款子而随意挥霍。一天，这位阔佬在宝善街新开张的丹桂茶园看戏，他叫老板刘维忠开局邀请宝善街全部的妓女到场作陪。上海妓场的规矩，长三以上的妓女可以拒绝素不相识或无熟客介绍的客人，当时许多人也摸不清这位阔佬的底细，所以这一天几乎没有长三妓女到场，而低档的么二妓女听说有富绅在“丹桂”摆场面，即蜂拥而至。李长寿明知他的邀请被长三妓女拒绝了，面子上很过不去，但是他还是沉着气，吩咐下人给每一位到场妓女一份红包，其中多者百两，少者也有十余两，这几乎是当时标价的几十倍。于是李长寿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宝善街的闻人。第二天李长寿再次来到丹挂茶园，上海的长三、么二妓女闻风而出，竞相出陪，致使“后来者坐无隙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巧玲仍不为利动，坚持不出场。李长寿十分感慨，决心一定要结识李巧玲。
       几天后，李长寿到李巧玲的书寓打茶围，女佣请李长寿宽衣洗脸时，不慎弄湿了他的衣袖和手镯，女佣连声道歉，但李长寿则不但不生气，还讲：“这只金镯头既然弄湿了，就当礼物送给你吧。”李长寿的挥金如土吓得女佣目瞪口呆。李巧玲则深测李长寿的居心，即对女佣讲：“这东西算啥，能值几个钱，既然老爷有心送给你，你就收下当作纪念品吧!”李长寿对李巧玲的胆识和机敏十分欣赏。以后他多次想方设法接近李巧玲，想与她加深关系，均被李巧玲巧妙地回避了。
       还有一次，李长寿故意将一张五千两的银票遗忘在李巧玲的房中，试图以此收买李巧玲之心。而李巧玲拾到银票后即识破了李长寿的居心，她也佯装没有发生过这件事。几天后，李长寿不得不厚着脸皮向李巧玲提起他“遗失”银票的事，李巧玲也不作任何解释，只是讲：“一张银票算啥，既然侬缺钞票用，就随便拿一张去”，说着就叫女佣从她房中搬出一只雕花木匣，打开一看，里面放着数额从几千到几万两的银票数十张，这一下反而把李长寿弄得手足无措，进退维谷了。
       李巧玲不为利动的豪放和高傲的品格更赢得李长寿的欢心，也刺激了追求她的欲望，但在多次碰壁的情况下，李长寿只得用直接向李巧玲求婚的方式，因为他知道，许多女子下海为妓是出于无奈，李巧玲也是其中之一，而选择一位才财双具的男子成家，是妓女从良的最好办法，但是，李巧玲从本质上看不起这位逃兵出身的阔佬，她冷冷地回答道：“大人性李，奴亦姓李；礼，同姓而不为婚，何况其他。奴即不自爱，李大人亦岂不自爱耶。”李长寿听后恼恨交加，但又无可奈何，长叹道：“婢子可恨!取一世之枭雄玩于股掌之上。”从此正式与李巧玲分手。
       李巧玲的故事很快传遍了宝善街，传遍了上海，她被“刚斋主人”所开花榜评为“状元”，实非偶然。由此可见这次花榜活动是以妓女的品行、品貌作为主要评选标准的。
       继“刚斋主人”在上海首开花榜后，以后上海每年至少有一两次花榜活动出台，在娱乐活动还不甚丰富的年代，在封建伦理道德笼罩下的中国，上海的花榜成了洋场重要的冶游内容。
       “工弦索，善昆曲”——这是一名上等妓女必须具备的职业技能，否则她只能做么二以下的低等妓女，这就是“书寓”能吸引众多知识分子造访和上海花榜盛行的原因之一。继“刚斋主人”开花榜之后，1877年上海又开“光绪丁丑(1877年)书仙花榜”。“书”就是弹词艺术。清代上海最流行的是苏州评弹，其中评话被叫作“大书”，弹词被叫作“小书”。所以上海的评弹剧场叫“书场”，听评话和弹词被称作“听书”。
       中国传统的妓女是艺妓而不是色妓，是sing-song-girl而不是prostitute。但是随着上海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人在上海地位的确立，上海的妓女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还保持艺妓的风格，但也逐渐向“色妓”转变。
       1888年光绪戊子夏季花榜共选出十六名优胜者：
       第一曰文波楼主姚蓉初。入座留香。
       当筵顾影，艳如桃李，*比云霞。以色胜。
       第二曰忏素庵主张素云。艳态迷离，神光离合，丰肌雪腻，媚眼星攒，以态胜。
       第三曰小广寒官仙子陆月芳。体比梅肥，气同兰馥，端庄流丽，幽逸飘流。以神胜。
       ……
       从评语中可以看出，这次评选的依据更侧重艺妓的品貌等，其结果一律以“以色胜”、“以态胜”、“以丰胜”、“以媚胜”、“以艳胜”等措词。值得令人深思的是第七名“韵珠楼主张善贞”，对她的评语是“逸响凌云，妍姿瘦月，歌筵荡气，梦枕销魂。以度胜。”“度”即度夜、过宿，这位“韵珠楼主张善贞”以房中技巧高超而被列入第七，这也是上海花榜评选之第一回。
       朱素云勇开女书场
       上海地近苏州，当历史进入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时，由于苏南浙北地区的人口大批进入上海，用吴语演出的苏州评弹成为上海人员喜爱的曲艺和消遣方式，相反长期在茶楼中演出的男子评弹、说书艺人由于缺新本子而受到冷落，茶楼书场的老板为了保证收入，只得邀请妓女上书场演出，“自说大书之技不精而藉粉黛为助”，再加上上海的租界对于妓女到公共场所演出并不如华界那样严厉，这也为上海妓女改变原来在“书寓”中为个别人演出，而到社会公共场所中为公众演出准备了条件。
       茶楼书场打破陈规，邀请妓女演出，这不能不说明，在上海租界特殊的情况下，妓女们已冲破传统的束缚，勇敢地走上公共场所的公共舞台。由于妓女自幼接受良好的曲艺基本功训练，曲艺表演本身就是她们服务于社会的基础。
       好景不长，这种局面维持了没多久，在上海保守士绅的呼吁下，新上任的上海道沈秉成(他是已故著名书画家沈迈士的祖父)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下令禁止和取缔女艺人在公共茶楼书场粉黛登场，于是刚兴起的女弹词艺人出演之风被扑灭了，上海的娱乐业再次跌入低谷。而当1875年1月，沈秉成离任后，名妓朱素云就在“二爱仙人”李士*等人的支持下，正式向租界工部局提出申请，在福州路上创办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家女艺人剧场——也是楼。演员为清一色的女艺人，实际上均为在弹词艺术上颇有造诣的艺妓，从此，这种书场被叫作“女书场”，艺妓也被叫作“女唱书”。
       经过几年的发展，上海女书场也达到相当的数量，也形成了经营的基本规则。女书场一般分日、夜两场，分别叫作“日档”和“夜档”，每场参加演出的女唱书视女书场规模而定，一般在数人至十余人之间。书场将当场出演的女唱书艺名写在大红纸上，贴在书场大门口和剧场里，供游客听众选择。在正式演出前，提前到场的女唱书集体登台向听众致谢，并集体或个别先作与正式演出关系不大的弹唱表演，叫作“开篇”，今苏州弹词中，“开篇”一词即来源于此。
       女书场实行点唱制，与现代演唱厅差不多，客人进门一律付票资(含茶水费)一元，每点一曲(一般为两曲起点)收费一元。当时的一元，相当一个男劳力一周的收入，或女劳力将近一个月的收人，可见这种消费是极高的。出人书场者大多是富家子弟，余下的就是弹词艺术的爱好者，这也迫使女唱书改变作妓女时的习气，刻苦钻研业务，才能在女书场占一席之地。于是，在光绪以后，上海就涌现出一大批女弹词艺人，人们常讲苏州是弹词的故乡，而弹词表演艺术真正的发展和达到顶峰则是在上海。
       “光绪丁丑(1877年)书仙花榜”实际上就是对上海女唱书的一次大检阅。
       女唱书们个个长得美貌丽质，且演艺超众，在她们迷人的表演中，弹词艺术的市场一点点的扩大了。
       袁祖志草拟入榜条例
       在介绍清代上海租界游冶业时，我们不得不介绍袁祖志。
       袁祖志，浙江钱塘人。字翔甫，又字祥甫，别号仓山旧主，是清初著名文学家袁枚的后裔。咸丰二年(1852年)，他出任上海县远，相当于副知县，仅过了两年多，他的哥哥袁祖德又出任上海的署理知县，兄弟俩踌躇满志，计划在上海创一番事业。
       1853年9月7日，袁祖德死在小刀会义军的刀下。
       哥哥遇刺，使袁祖志心灰意懒，他决心放弃仕途，混迹洋场。
       上海地方政府给袁祖志发放了一笔可观的抚恤金，他即乘花旗洋行的海船到欧洲诸国进行了一番考察，回国后出版了《瀛海采访纪实》、《西俗杂志》(二书合称《谈瀛录》)，还根据自己的体会编写了《出洋须知》。不久，他购进了一块位于四马路大新街(福州路湖北路)约一亩多的土地，造了一幢私人住宅，他自己给这幢房子取了个“杨柳楼台”的名称，也许这里是上海妓女麇集之地，他决心在这里“寻花问柳”，在花界闯一番事业。
       袁祖志开始经常在《申报》，以及《申报》馆主编出版的《点石斋画报》上撰写文章，介绍美国、法国、日本等世界各地举行的“女子选美”活动，提倡女权平等，女子和男子一样享有权利，参加社会活动和劳动。他认为上海的上等妓女是一种以演唱为主的职业女子，她们和西方的演员和表演艺术家十分相似，她们的活动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
       在1882年举行的“光绪壬午花榜”中，获第二名者为名妓李三三，她的获奖与王韬和袁祖志的力荐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从袁祖志的诗中应该看得出袁祖志的态度：
       此邦风月冠江南，万紫千红任客探；
       行过章台三十里，无人不道李三三。
       寻春心事十分酣，醉入花间比碟憨；
       阅遍环肥兼瘦燕，风情都逊李三三。
       容光四射暗含香，压倒群芳定不渐；
       愿把金铃营十万，深深重护李三三。
       袁祖志还应《申报》之邀，写了大量介绍和评论上海花界及名妓的文章，他也由此获得一顶“花界宿将”的高帽子。1895年他又应《新闻报》之邀出任主笔，这位曾周游过欧洲诸国的学者深深地意识到，上海花榜之盛甲于天下，而上海花榜选美主要操纵在个别文人手中，带有严重的个人偏见，妓女是靠营业为生的，每次花榜开榜，榜上有名者名声大噪，也给她们带来生意和利益，而一旦落榜，其名声受到破坏，又严重影响了她们的营业。因此，许多妓女就千方百计去迎取主持花榜者的欢心，争取花榜有名，这就使上海花界出现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如光绪中期，一位广东富商十分宠爱三个分别叫吴新宝、薛银宝和何双宝的妓女，论演艺和姿色，她们均属平平，而这个广东人花钱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因为这三位妓女的名字中均有个“宝”字，他将她们鼓吹为上海滩上的“如来三宝”，从而使她们在花界的名声大振。上海报界巨擘李伯元(1867—1902，原名宝凯，又名宝嘉)对这个“老广东”的行为十分反感，他也把经常在张园安凯第门口迎客的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讲作在张园茶室里的“四大金刚”，确实，在李伯元的鼓吹下，“四大金刚”不仅在名声上压倒了“如来三宝”，还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的妓女。
       李伯元和袁祖志均是报人出身，于是他俩决定利用报纸开展上海的花榜评选，通过社会推荐和公众投票的方式评出花榜，这样，可以提高评选的公开性和公正性，同时，评花是上海最热门的活动，此举也一定能保证报纸的发行量，从而带来无限的商业利益。李伯元和袁祖志决定创办一份以评选花榜为主的报纸，就取名为《游戏报》。《游戏报》的版面比当时发行的报纸小，所载内容颇多“小道新闻”，于是这份报纸也被叫作“小报”，今天，我们把时事性较强的报纸称“大报”，而把通俗性的报纸叫作“小报”，就是从《游戏报》开始的。
       1897年《游戏报》正式创刊，报社就设在福州路的“杨柳楼台”内，该报创刊号上以“游戏主人”的名义发表“告白”，称：
       本报每年出花榜四次，本年夏季准在六月出榜。诸君选色征歌，如有所遇，投函保荐，将生平事实，姓氏里居详细开明，以便秉公选取。
       发表告白的同时，还刊登了由袁祖志手拟的花榜选举办法六条。
       《游戏报》花榜以社会推荐和公众舆论相结合的办法选出，比原来个别文人操纵的花榜评选公正多了。“天下无人不爱美”，《游戏报》花榜初开，立即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读者争购报纸，使报纸的商业利润急剧增加，于是也立即吸引社会各色人等争相仿效。据估算，继《游戏报》之后，上海出版有如《花世界》、《春江花月夜》、《花天日报》、《娱言报》、《采风报》、《闲情报》等小报之品种难以估算，上海的报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花榜是仿封建的科榜形式而开列的，通常获第一甲的前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和第三甲一律为“传炉”。1906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到了民国以后，上海的自由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花榜的结果名称也发生了变化，一般第一名被叫作“花国总统”，第二名叫作“花国副总统”，第三名叫作“花国总理”等。而同时，花榜评选也被商家利用，成为他们大做广告的好办法。
       1917年《天*楼报》的花榜评选得到英商企妹牛奶公司的赞助，但规定评比过程中的任何一项活动均必须打出“企妹”的广告，这次评选结果，汕头路的琴寓被评上“花国总统”，她也被人谑称为“牛奶总统”。英国商人还不失时机地邀请琴寓为企业形象人，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位“企业形象”，从此，“企妹牛奶”和“牛奶总统”梦绕上海人多年，“企妹”也由此成为中国品牌牛奶。
       尾声
       二十世纪初，上海巨商经润三、黄楚九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创办“新世界游艺场”，这是上海出现的第一家综合性大型娱乐场，在以后的几年中，又有“新世界”、“小世界”等一大批大型综合性娱乐场诞生。1907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在虹口创办了第一家专门放映电影的影戏院，在以后的两三年中，又有维多利亚、爱伦、爱普庐、夏林配克等十余家影戏院诞生，综合性娱乐场和电影放映比“评头论足”的花榜更具可观性、娱乐性、参与性强之特点，使上海娱乐业发生极大的变化，上海花榜逐渐走入尾声。而与此同时，上海的电影界为促销电影，将西方的影后评选与上海的花榜评选相结合，又使更多的人关注影后评选。
       1929年秋，上海各界为新筹建的“麻风病医院”募款，在新世界游艺场举办“中西游艺大会”。大会还组织一次规模空前的选美活动，规定以入场的门券为选票，一券一票。候选人先由组织者在场外评选，再在会上投票选举，选举结果永安公司老板郭标的女公子郭慈安获第一，虞洽卿的女儿屈居第二。这是一次以慈善为目的的选美活动。1946年，苏北发生重大水灾，数以万计的穷苦百姓流离失所，六月二十四日，由吴稚辉、荣德生、杜月经等社会名流和企业家成立“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款委员会”。为了向上海募捐，该会决定推出“上海小姐”评选活动。八月二十日，“上海小姐”评选在新仙林舞厅举行，选举分“上海小姐”、“平剧皇后”、“歌唱皇后”、“舞国皇后”四组进行，曾在仙乐舞厅做过陪舞女、有“王国花”之称的王*梅以六万五千五百票压倒群芳，当选为“上海小姐”；上海化学工业实业家谢之初之女，复旦商科毕业生谢家骅以二万五千四百三十票当选为亚军；著名律师刘适魁之女，上海市新成区公所助理员刘德明屈居季军。平剧演员言慧珠和曹慧麟分别获“平剧皇后”和“平剧亚后”，韩菁清和张伊雯分别夺到“歌唱皇后”和“歌唱亚后”；管敏莉与顾丽华分别荣获“舞国皇后”和“舞国亚后”的称号。
       从封建社会的花榜评选到以后的各种选美，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选美是人们爱美、审美的表现，同样，从实选实评的“美女”中，人们也可以了解社会与审美观的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