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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刚九岁，记忆中是一种轰轰烈烈的热闹。印象最深是播放供批判的电影《清官秘史》，在当时，这种片子不让小孩看，正因为不让看，害得一帮毛孩子心痒痒的，千方百计想混入电影院。看守电影院大门的胖老头平时很喜欢我们，小男孩只要让摸一下小鸡鸡，便可以混入剧场看免费电影，但是这一次不行，戴红卫兵袖章的造反派把守着大门，事态顿时变得很严重。
有个大不了几岁的男孩混进了电影院，一连多少天，他为我们津津有味地复述《清官秘史》。这是巨大的诱惑，我们玩弄了种种伎俩，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最后不得不十分沮丧地放弃。《清官秘史》是部什么样的电影已经不重要，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都无所谓，关键在于大不了几岁的男孩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对于我们来说永远是种煎熬。以后的岁月里，我常陷入毫无意义的思考，也许，把守大门的红卫兵和他是亲戚关系，是他的堂哥或者表姐，也许，这个爱吹牛的家伙根本没混进电影院，他只是转述成年人的观后感。
禁止是个很大的磁场，越是不允许，越可能犯禁。犯禁有时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享受。我们家以藏书闻名，有人来串门，首先赞叹的都是书多。有一天，造反派冲上门来，勒令父亲将封资修的黑书，统统用板车拉到单位里封存。什么叫封资修，当然小将们说了算，结果只留下半橱书，马恩列斯毛，再加上一些革命回忆录。在那些回忆录中，其中一套十六本的《红旗飘飘》，成为我当时唯一的读物，消磨掉许多时间。时隔三十多年，我对回忆录中的故事早已模糊不清，依稀记得那紫红色的封面，而印象最深刻的几位作者恰恰是著名的黑帮分子。在当时，许多老红军已不再是英雄人物，不仅被打成了反动分子，而且还被说成是军阀。
换句话说，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最初被我当作禁书来读，它们是造反派手中的漏网之鱼。在阅读中，我享受着一些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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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夜闭门读禁书”，这是读书人引以为快的一种境界。或许正是因为禁，一些书因此千古流传。各朝各代的禁书并不相同，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文化中许多瑰宝就上了禁书黑名单，秦代禁《
诗经》和《左传》，禁《
孟子》和《庄子》，秦以后禁谶纬和天文类图书，禁佛禁道，到了宋代，开始有意识地禁文人的作品，譬如禁《苏轼集》，禁《黄庭坚集》，禁《司马光集》。相对而言，倒是蒙古人统治的元朝禁书最少，到了明清，文人的笔记要禁，从《逊志斋集》到《袁中郎集》，小说要禁，从《水浒》到《
红楼梦》，戏曲要禁，从《西厢记》到《牡丹亭》，禁来禁去，列入禁毁图书的总数天知道有多少种。现代人大约永远也不会弄清楚焚书坑儒，究竟把什么书都烧了。从秦始皇开始，大规模禁书运动，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
禁书是一种手段，可以用于各种目的。中国封建时代的禁书到清朝文字狱集大成，但是和文化大革命相比，古人禁书，无论深度广度，都小巫见大巫，级别上要相差许多。父母进牛棚不久，我被送到江南农村，在江阴长江大桥下不远处的一所祠堂小学读书。记得当时走得很匆忙，偷偷地在书包里揣了两本小人书，便在夜色中上路。一路都在武斗，通过车窗往外看，到处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头戴柳藤帽的造反派，扛着长矛大刀，列队从站台上跑过，一边跑，一边喊口号。总是停车，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好不容易到站，下火车，转长途汽车，然后再乘小火轮，在河道里绕来绕去。我永远不会说这是一次愉快的经历，整个世界处在疯狂之中，人人自以为是，不明白究竟在干什么。经过漫长的颠沛流离，终于到达目的地，这以后不短的日子里，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寄人篱下。
我随身带了两本根据电影改编的小人书，一本是《堂吉诃德》，一本是《牛虻》。仅仅靠它们对付漫长的岁月，显然不够，我当时还不觉得《堂吉诃德》是一本多么了不得的书，电影连环画已是再创作，我毕竟是个孩子，文学欣赏水平很差。印象中，吉诃德先生又高又瘦，一脸愁容，而他的助手桑丘又矮又胖，一脸傻样。也许是离开父母的关系，我对《牛虻》的亲切感远胜于《堂吉诃德》，我不喜欢其中的爱情故事，让人入迷的是蒙泰尼里神父，他连续两次出卖了自己的儿子，两次出卖都激动人心，第一次他让牛虻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叛徒，第二次索性把儿子送上祭坛，最后，心痛欲裂的神父死了，他是那样的爱自己的儿子，心爱的儿子牛虻牺牲了，神父的生命也就失去意义。
江南农村的生活显然要慢几个节拍，与城市中轰轰烈烈的运动相比，这里多少还有几分宁静。作为阅读交换，我用两本小人书，与一位比我大十多岁的青年人，换了一本没头没尾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没头没尾，我对这部小说的头尾，从来就没有真正弄明白过。一开始，我并不喜欢这部长篇小说，后来，有一个从上海回家奔丧的年轻中学者师，发现我在看这部书，便当着很多人的面，说我思想反动，还是小学生就看这种不健康的书。我忘不了当时的荒唐场面，尽管年轻的中学老师表现得很革命，但是在场的乡下人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隐约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革命可以成为一个最好的卖弄，再也没有什么比革命更容易唬人，再也没有什么比反革命更容易让人失去自尊。在省城，那些比我大不了许多的孩子，振振有辞地高呼保卫毛主席，付诸的实际行动，是用人造革的军用皮带，猛抽一位中年女教师。我到了江南农村以后，村子里发生的每一次运动，都和城里的文化人有关，一旦县里的什么指示下来，老实无知的乡下人立刻忙得屁颠颠。回来奔丧的上海人成了点燃革命的火种，不久，村子里便响起一片打倒之声，大队干部和富农挨村地游了一回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不应该看的书。在没有认真阅读以前，我已经知道了这本书的症结所在。首先就是男女方面的问题，作者把冬妮娅这位资产阶级的小姐，写得那么美丽可爱，这意味着阶级立场的丧失，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没有任何爱情。考虑到读这本书的年龄，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爱情不仅不是个问题，对男女有别甚至也很朦胧。然而我却老气横秋，试图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结局自然很滑稽，我因为别人说不应该看这本书，于是存心作对地非要看，想批判冬妮亚，临了情不自禁地喜欢上她。也许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都是一些不可爱的事情，我觉得冬妮娅让人心痒痒的。也许这是一个小男孩异性之爱的前奏曲，反正冬妮娅仿佛冬天里的阳光，只要有她出现的章节，春天的气息便突然降临。真不明白保尔·柯察金最后为什么不爱冬妮娅，我觉得他有点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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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江南农村，重新回南京读初中，我开始留心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纵深发展，我的父母已成为死老虎，只不过是陪斗的对象，造反派对他们没什么大兴趣。由于单位的房源太紧张，年轻人结婚没地方，我们家被一隔为二，南面的一间大房子腾出来，成为别人的新房。被抄没的藏书也发还了，理由还是因为房子紧张。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我们家的藏书损失了五分之二，父亲提到此事，难免一种幸运之感。当初如果不是突然来抄家，父亲很可能把所有的藏书统统送到收购站，作为罪证销赃。由于被没收的藏书还是个罪证，即使发还了，父亲也必须把它留着，随时随地供批判使用。
很长时间内，父亲担心家中的藏书流传出去，会有传播毒素的嫌疑。他开始了一件很愚蠢的行动，就是把很多可能有问题的图书，都用牛皮纸将封面包起来。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大都保留下来，而损失的都是国产小说，造反派中显然也有窃书不算偷的雅贼，只不过他们的趣味，更多的是《苦菜花》、《林海雪原》一类的小说。当时年轻人上门借书是件很尴尬的事情，出于对造反派的恐惧，父亲不敢拒绝他们，可是更担心“放毒”的罪名。好在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多，即使有，用今天的话来说，也是素质较好渴望上进。很多事情现在说起来和梦一样，“文革”前高高在上的省长和省委副书记，这时候成为最大的闲人，借散步偷偷地到我们家做客，像普通平民一样诉说自己如何挨批斗，临走前，在父亲的推荐下，拎一包书带回去看。
越是到“文革”后期，父亲对书中的毒素警惕性越低，虽然心疼自己的藏书，他开始喜欢那些上门借书的年轻人。很快，因为借书终于惹了些事，所幸与政治无关，两个各有家庭的青年男女，通过交换小说，互递情书，而纸条便夹在那些有爱情描写的章节里。吃醋的丈夫大打出手，偷情的男主角狼狈逃窜。我的母亲十分担心，认定是小说在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她和父亲展开激烈的讨论，得出了一致结论就是，既然无法拒绝别人借书，为了怕小说中的资产阶级把我也教唆坏，最稳妥的办法是加强对儿子的禁书，我成了男女偷情的直接受害者。
可以说我的整个青春期，都在和父亲的禁书做不懈斗争，“九·一三”事件以后，南京又一次掀起了大挖防空洞运动。这一次比林副主席在世时规模更大，我不明白它的背景和意义何在，与我们家有切身利益关系的是地基下陷，整栋小楼突然变成了危房。于是只好匆匆搬家，去住学生宿舍，父母一间是楼上，我和几千册藏书在另一间，是楼下，朝北。父亲和我谈过无数次话，希望我做一个听话的孩子，他以自己为例，说明看外国小说的危害。父亲当时还没有解放，或是刚解放，反正充满了要重新做人的信念。他的话我每句都听了，然而没一句话听进去。那时候的文艺界人士，动不动就下乡，一会是干校，一会去海岛体验生活，少辄半年，多就是一年，父亲想用他诚恳的谈话打动我，完全是白费心机。
还是那句话，我所以入迷小说，最直接的动机仍然是大人不让看。就像禁毒一样，如果不能从来源上一刀切断，禁毒的成效肯定大打折扣。我成天睡在书堆里，因为房子太小，原有的书橱放不下，许多书只好堆放在地上，一伸手就可以拿到，要我像太监一样，成天面对后官成群的美女不动心，显然不现实。我在无意之中发现了雨果，有一本叫《笑面人》的小说让我爱不释手，这或许是作者最不重要的一本书，然而正是因为“笑面人”的特殊表情，我才会去看《九三年》，看《巴黎圣母院》，看《悲惨世界》。八十年代初期，伯父让我选一本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笑面人》，着手准备的时候，突然发现时过境迁，我和这样的小说已经格格不入。
在雨果的小说中，我最痴迷的是《九三年》，这本书让人痛哭流涕，我在本子上大段大段摘抄对话，长时间地沉浸在小说中出不来。我永远忘不了那最后一章，断头台矗立在晨曦中，“外形很像一个希伯来字母，或者古代神秘字母之一的埃及象形文字”。男主人公在读者的热泪中，被押上了断头台，太阳出来了，经过一段精彩的对话，郭文人头落地，西穆尔登开枪自杀。《九三年》给我的教诲，远远超过课堂上给我的东西，在文化的沙漠上，雨果成为一片绿地。是雨果奠定了我最初的文学基础，时到今日，我仍然觉得他的作品是最好的中学生读物。
因为有了雨果，才会去看托尔斯泰，看巴尔扎克。高中的一段时间里，我始终摆脱不了《复活》的影响。我总有一种犯罪的感觉，雨果可以激发一个人的英雄气概，托尔斯泰却让你想到原罪。原罪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想象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坏事，想象自己如何忘恩负义，如何经受不了魔鬼的诱惑，然后陷入深深的赎罪之中。在同时期，我还看了萨巴哈钦·阿里的《我们心中的魔鬼》，这部并不太著名的土耳其小说让我记住了阿梅尔。阿梅尔和诱奸了年轻女佣的聂赫留朵夫一样让人耿耿于怀，言谈思想和实际行动充满矛盾，他深爱自己的妻子，却可以当着妻子的面拥抱另一个女人，他看不起狐朋狗友，偏和他们保持友谊，他甚至敲诈别人，这使他极端地鄙视自己的行为，结果又把敲诈来的钱扔掉。
我的青少年时代有着太多的时间，中学时代没有家庭作业，高中毕业待业一年，然后到工厂当了近四年的钳工，如果不看小说，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恢复高考以后，我进入大学，中文系老师开出一个很长的阅读书目，我突然发现大部分的都已看过，而自己看过的无数小说，并不在书目上。我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看了大量小说，深受资产阶级的毒害，为此，我的父母曾经非常失望。小说影响了我的做人，我变得十分内向，当我因为某些事情显得很固执的时候，我的母亲便叹气，认定是小说将我教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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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觉得自己对文化大革命记忆犹新，然而近来在许多事情上，却开始感到了模糊。记不清楚是哪一年，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在私下里突然很流行，或许是好莱坞拍过电影，电影明星出身的江青特别喜欢这本书。由于这部书解放后没有译本，解放前的译本虽然印了四版，总数也不过三千多册，因此有机会看过这本书的人很少。有一年暑假，为了让堂哥三午为我复述故事，不得不把祖父给的零花钱统统买香烟，因为逼他讲故事的条件，是必须源源不断地提供香烟。
高中毕业以后，我开始对小说之外的故事感兴趣。红都女皇的青睐是最好的包装，我拼命地想弄明白《基度山恩仇记》究竟怎么一回事。诱惑别人阅读的理由可以有许多种，越是不让看，越是不容易得到，人们越千方百计。父亲的全面禁书令既然完全不起作用，他便试图用怀柔政策来控制局势，他让我读真正意义的世界名著，开始让我看巴尔扎克，看狄更斯，看哈代，看契诃夫，看《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看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看一部分的左拉，因为有些自然主义显然少儿不宜。我总是和父亲的阅读指导格格不入，有的书已经看过了，有的书根本不想看。我变得老气横秋，有时甚至感觉自己比父亲知道的事更多。譬如谈到德国小说，我当时最喜欢的是雷马克，喜欢《凯旋门》和《西线无战事》，八十年代初期，北岛在《今天》上发表小说《波动》，这小说受雷马克的影响显而易见。当然，除了雷马克，或许还能看到一些苏联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的影子。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喜欢雷马克，在书的海洋中漫步，我曾经无数次的喜新厌旧。可能是受堂哥三午的感染，他比我大十几岁，在文学上给我的影响，丝毫不亚于我的父亲。可能是译后记的介绍，雷马克竟然那样成功，他的书还没写完，译本已经同时在世界各地报纸上连载。他跟当时同样声名鹊起的海明威和菲兹杰拉德是好朋友，很多小说都被改成了电影，其中《三伙伴》由菲兹杰拉德改编成电影剧本。我从未想过将来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一名作家，引起阅读的动机，除了想犯禁之外，小说之外的故事至关重要。我喜欢那些有故事的作家，雷马克的小说不只是畅销，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坚定不移地反战，是一个杰出的“战斗的和平主义者”，他的小说与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的小说一起被公开烧毁，同时被扔进火堆的还有布莱希特的作品。因为拒绝回到法西斯德国，雷马克在二次大战爆发前夕被褫夺了德国国籍，而写《我们心中的魔鬼》的萨巴哈钦·阿里，却由于他犀利的笔锋直指当局，最后被“泛土耳其主义者”的特务暗杀，在卡拉拜尔森林里，锋利的匕首刺进了他的脊背。
虽然当时的阅读人群是一个很小的圈子，但是一本人们在悄悄谈论的书，我如果没看到，那真是很难受很难受。八十年代中期《日瓦戈医生》全译本问世，我发现一个让人很难堪的事实，十年前，读到以“内部发行”字样出版的节选本时，我是那么激动，一次次热泪盈眶。我喜欢这本被称之为黄皮书的小册子，虽然它的实际篇幅，只有全书的五分之二，却已经足够了。十年后，终于将初版的全译本买回家，只是翻阅了前几章，竟然再也不想看下去。我曾经是那么喜欢帕斯捷尔纳克的故事，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意识到已伤害自己的祖国时，毅然放弃了领奖。这种放弃实在太令人咀嚼玩味，他拒绝离开苏联去“领略资本主义天堂的妙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生他养他的祖国是那么重要，以至于离开家乡就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愤怒的群众在他住所的周围骚扰，呼口号，扔石块，文化官员羞辱他，说他是一头“弄脏自己食槽的猪”。不难想象作家本人内心深处的极度痛苦，人们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意识形态而发狂，大家都不看他的作品，当然想看也看不到，在中文全译本问世以后，也就是已到八十年代中期，这本书仍然还没有在苏联公开出版。帕斯捷尔纳克所受到的伤害是致命的，在获奖的第二年，他黯然离开人世。
帕斯捷尔纳克和日瓦戈医生的故事，浑然成为了一体，这故事让我刻骨铭心。文化大革命后期，我知道很多热爱文学的人，私下里没完没了地谈着小说。这些人几乎全比我岁数大，有的是知青，有的在工厂里当工人。我敢说这都是一些有写作才能的人，然而在特定的年代里，他们并没有去真正尝试写作。写作不仅仅是个禁忌，而且太神圣，因为他们知道伟大的作家们是怎么写作的，既然有伟大作家作为参照，便有充分的理由鄙视当代写作。今天文坛上的一些著名人物，正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写作，和我熟悉的那些人不一样，许多“文革”作家利用批林批孔，利用反击右倾翻案风，操练了自己的写作才能，结果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借助已经熟练的文字技巧，文风一转，顺理成章的成为文坛骄子。我无心臧否这些成名作家的好坏，想说的话或许只有一点，总是顺应时代的作家，在不同时代都能成为文坛的幸运儿，这既是好事，也可能不是好事。
事实也证明好事不可能老让某一个人占着。由于阅读不是为了要当作家，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读自己想看的东西，世界文学名著吓不了我，它给我带来唯一的功利心，是自己曾经读过这些玩意，就好比种过牛痘，有了那块难看的小伤疤，我已经有了害怕别人说自己无知的免疫力。在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期间，有一次和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聊天，我近乎卖弄地大侃哈代，喋喋不休地说《无名的裘德》，结果这位研究英国十九世纪末文学的同学大吃一惊，因为在八十年代中期，现代新潮之类的词汇甚嚣尘上，哈代早就是一个很少有人关心的作家。差不多同时期，一家出版社要出版一本书，介绍美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编者让我谈一下自己所知道的美国作品。我觉得如果照实说，不是卖弄也是卖弄，我们家藏有差不多一橱的美国书，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德莱塞，辛克莱·路易斯，尤金·奥尼尔，法斯特，每个人都有不少译本，说全部看过自然是吹牛，就算看了二分之一，也足够多了。
结果只能谈海明威，我曾写过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谈海明威对自己的影响。我想父亲肯定也喜欢海明威，否则不讲究版本的他不会收集那么多海明威著作。仅以《永别了，武器》为例，便有四种版本，它们分别是《退伍》，一九三九年启明书局初版，由余犀译述；长篇小说节选本《康勒波康》，马彦祥译，一九四九年晨光出版公司初版；《永别了，武器》，林疑今译，是大家最熟悉最权威的一个版本，一九五七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印了一万多册；最后便是《战地春梦》，这是前一个版本的克隆，译者还是林疑今，改了一些字，一九八一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就印了十万册。有两个解放前的小册子大约很少有人见到，一本是《蝴蝶与坦克》，是冯亦代先生译的，叶浅予先生设计封面，还有一本是《在我们的时代里》，由马彦样翻译，它曾是我最初写小说的直接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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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革”后期开始，海明威悄悄地被文学青年所热爱。就我个人来说，必须感谢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同一般，虽然我家里只有三卷，它已经足以使我获得一份应该读什么书的名单。这本书让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从此，凡是印有“内部发行”和“供内部参考”字样的书，都值得一读。在那段时间里，有过阅读经验的人都知道，“黄皮书”中趣味无穷。有一段日子里，我专找黄皮书看，这些内部出版物毫无疑问地成了人生教科书。就好像薄伽丘说的那个故事，为了把年轻人培养得纯洁无邪，我们被放进了文化的沙漠中，为了防止产生欲念，我们又被告诫那些美丽的女孩是“绿鹅”，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苦心禁忌的结果，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惦记买头绿鹅回去。
如果不是处在一个禁书的时代，我还会看那么多书吗，答案显然是不会。成天看小说可不是什么健康的活动，在这个世界上，本来有许多有意义的事可以做，因为无聊而看书，是一个社会极大的悲哀。我的父母不让我养金鱼，不让养小鸟，不许说牢骚怪话，甚至觉得儿子越没文化越好。全社会只有八个戏可以看，小说只有《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课堂上学不到任何东西，中学毕业后程度还和小学生一样，再也没什么比这种现状更糟糕。时至今日，书店什么书都能买到，图书馆什么书也能借到，人们想看书的念头反而不如过去激烈。就其大趋势而言，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进步。现代人往往为做学问才看书，这种美其名曰的做学问，有时候只是为文凭，为职称及待遇，说白了并不比无聊才看书好到哪里去。
黄皮书对我来说，或许要比世界名著更有影响力。“文革”初期，几乎所有的世界文学名著都是毒草，到了运动后期，不少作品事实上已悄悄解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些西方古典名著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招牌下，正在成为公众读物，成为好学向上的举动而被社会认可。我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逆反心理，这种情绪即使到了今天也依然不改。多年的阅读经验让我养成习惯，一个人脑子只要没什么问题，就绝对不存在不能看的禁书，同样，也不存在一定要看的必读书。变好变坏的理由可以有许多，一本书把人看成雷锋，或者看成希特勒，更多的时候只是借口，书并没有那么大的魔力。 但是，确实存在着一类书，让人全心全意想看。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像个百宝箱，一旦打开便让人目瞪口呆。我对那些传统意义的古典作品，产生了厌烦情绪，文学发展的演变史开始对我起作用，因为有了黄皮书，我觉得十九世纪的外国文学都有些老掉牙，更能吸引我的是那些现代派作品。现代派作品曾在八十年代中期作为时髦流行过，但是，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它不过是死灰复燃，在中国的文坛上，早已折腾过好几回。对于七十年代中后期读小说的人来说，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是最好的导读，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大堆现代派艺术家的肖像，小说家，诗人，画家，音乐家，一个个栩栩如生，足以作为楷模。现代派的精神实质是反叛，是和社会的不合作，我想象自己如果是作家，绝对不会歌颂战争，而是自发产生一种海明威式的左倾，融入到红色的三十年代中去。如果我是个画家，就像毕加索那样，和传统的绘画开一次最彻底的玩笑。
处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中，从来没有产生当作家的念头，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我不屑去做一个写听命文章的人，更不愿意去阅读当代作品。当代走红的作品实在惨不忍睹，譬如《虹南作战史》和《较量》，我的父亲出于藏书习惯将这些东西买了回来，居然也能够在书橱上放一大排，除了搬家时有人挪动一下，谁也不愿意把它当作品看待。“文革”结束前后，一批粗制滥造小说，像雨后春笋一般地冒出来，从那时起，我就产生了一种坚定的信念，世界上从来都存在着不同的写作，如果一些人是作家，另一些人就不是作家，这两类写作者水火不容。写作者是这样，读者也是这样。一段时间里，我被这样一些作品所左右，苏联小说《感伤的旅行》和《带星星的火车票》，法国小说《厌恶及其他》和《局外人》，美国小说《在路上》和《乐观者的女儿》，英国小说《往上爬》和剧本《愤怒的回顾》，这样的名单可以开出长长一大串，它们的共同点都是被当作批判材料引进，毒草可以变成肥料，结果我也成为一名颓废的愤怒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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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皮书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产物，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出了一批这样的内部读物。让人感到奇怪的，同样是爱伦堡的作品，长篇小说《解冻》实在没什么好看，即使到了“文革”后期，这本书仍然那么无趣，让人读不下去。解冻文学和伤痕文学在内容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唯一的区别是时间上的差异，当苏维埃俄国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全面反思的时候，中国正在酝酿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产生黄皮书的背景究竟是什么呢，“供批判使用”的“内部发行”的幌子下，是否还掩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用心。
作为黄皮书的变种，文化大革命中还出现过多种白皮书和蓝皮书，越是到运动的尾声，各种名目的内部出版物就越多。父亲对于收集这些书永远兴致勃勃，即使一边写着深刻检查，刚刚被批斗过。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死老虎，时不时被拎出来踏上几脚，习惯成自然，除了在那些最糟糕最黑暗的日子里，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将内部出版的书籍弄到手里。或许是对我采取了禁书的原因，他一度很不愿意和我谈论文学，可是一旦禁书不起任何作用，他便成了我最好的聊天对象。为此，我的母亲曾经真正的伤心过，她觉得我们像两只相斗的蟋蟀，整天叽叽喳喳地谈小说。受五十年代苏俄文学的影响，父亲更爱看反映苏联现实生活的内部读物，譬如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巴巴耶夫斯基的《现代人》，邦达列夫的《热的血》，李巴托夫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甚至到了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用白皮书的形式，出版了一批“供内部参考”的读物，考虑到翻译和出版所需要的时间，这些书很可能在“文革”后期就开始运作，譬如《岸》，譬如《白比姆黑耳朵》，譬如《蓝色的闪电》。
我第一次见到萧乾先生，大约是七四或者七五年，他正以有罪之身，做些翻译工作。据说巴金先生在“文革”后期，也是享受同等待遇，在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不过他的译著要到运动结束以后，才能出版。我现在已经绕不清哪本书和萧乾有关，只记得他走了以后，伯父说萧乾可以用英文思考，这是对人外语好的一种高度评价。他带来一种大字本的《敖德萨档案》，是他翻译还是校对记不清，反正这是我见到的第一本有关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文学作品，给我带来的震动远远超过二十多年后的《辛德勒名单》。更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有一批日本小说，因为时间久远，不能确定是否和萧太太文洁若女士有关，这些小说消磨了许多时间，它们是《日本的沉没》和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多卷本的《丰饶之海》太长了，祖父没有精力把它看完，结果只好由孙辈先看，然后将故事复述给他听。
安东尼奥尼的一部电影在“文革”中非常热闹，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批判，我至今也没有看过，一直不明白这位很不错的意大利导演，如何得罪了中国。我有印象的是黑泽明的《德尔苏·乌扎拉》，记忆深刻当然不是因为它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因为同时获大奖的还有福尔曼的《飞越疯人院》，无论是中国的读者还是观众，在过去对是否得世界大奖并不在乎，把诺贝尔文学奖和奥斯卡奖当回事，绝对是这些年的时髦。在一九七四年，《德尔苏·乌扎拉》正在拍摄的时候，中国方面就作出强烈反应，一本名为《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的书很快出版，或者对发生在珍宝岛的冲突记忆犹新，或者“林副主席”曾打算叛逃苏联，在大量的附录文章中，批判的火焰十分炽烈，口诛笔伐，把黑泽明骂个狗血喷头。
这是一部描写中苏边境故事的电影，黑泽明显然陷于两边不讨好的尴尬。在《拍摄“德尔苏”是我三十年来的梦想》—文中，黑泽明用几乎是沮丧的语调，为自己做着辩护，他认为已经很公平了，但是双方都不满意。虽然他一再表示，“不愿意把政治搬进影片中去”，由于拍摄资金都是苏联方面拿出来的，中国方面更有理由觉得黑泽明偏袒了俄国人。看电影剧本和看电影感觉也许不一样，我当时的印象是，影片的主角是赫哲人德尔苏，他本身就是一个中国人，是正面人物，故事说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如果不是高人指点，还真看不出险恶用心之所在。有趣的是，这本书收录的大批判文章，统统是以日本人的名义发表的，日本左派组成了《德尔苏·乌扎拉》研究会和批判组，遣词造句全是“文革”风格，真有理由怀疑这是个“托儿”。不好的辩解会帮倒忙，影片中的坏人是“红胡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土匪。把人搞糊涂的是这帮研究会和批判组，硬把土匪红胡子说成是中国人的代表，而少数民族赫哲人反而不是中国人，这说法简直比苏修还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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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一片文化沙漠，能找到几处绿荫，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其实文化沙漠也并不一定特指“文革”，只要放松警惕，不吸取教训，沙漠化的现象随时随地都可能卷土重来。“文革”语言和“文革”思维，绝不会伴随那场不可思议的政治运动一去不返，旧的禁书取消了，新的禁书说不定正在酝酿。禁书的魅力是无穷的，我记得一位非常好的地下诗人，在“文革”后期看了几首阿赫玛托娃的诗，当然是供批判用的，非常激动地大声嚷嚷，说自己太爱她了，恨不得立刻就娶她为妻。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阿赫玛托娃的年龄足以做这位年轻诗人的祖母：她已在十年前过世。她去世的那一年，正好是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
年轻诗人并不是在做秀，他只是从批判文章中认识阿赫玛托娃，不可能对她作出全面判断。但是就像每一滴水，都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样，诗人的敏感已经足以让他意识到阿赫玛托娃的不同寻常。一九七八年，在当了四年钳工以后，我有幸进入大学，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文学概论，那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课程之一。出于礼貌，我把季莫菲叶夫的几本文学理论方面的小册子找出来看，所以会想到他，是因为一次极其偶然的阅读，从他那本厚厚的《苏联文学史》中，读到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勃柳索夫和勃洛克的有关章节，我喜欢这些章节中引用的诗歌，这些诗很新颖很出色，而那本《苏联文学史》却不是一般的差劲。为了几首引用的小诗，喜欢上一个诗人或许是片面的，但是，在一个沙漠化的时代里，还能有什么更高的奢求。
进人大学以后，我才发现竟然没有看过《
红楼梦》，对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除了大路货知道一些唐诗宋词，知道几篇明清散文，自已是那样的无知。回忆阅读生活，我发现自己差不多总是和社会提倡的阅读不合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永远成不了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如果可能，我更愿意做一个书海里的独行侠，爱看什么就看什么，不想看哪本书就把它扔掉。我依然还是那个想混进电影院看成人电影的顽童，也许，人生来就享有阅读的自由，父亲试图剥夺我青少年时代的这种权利，我有意识地想让正上中学的女儿读世界名著，结果都是枉费心机。禁忌往往是最好的动力，也许，不让女儿看书反而歪打正着，我们今天把中学生不读世界名著，简单地归咎为高考压力，其实也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有高考压力的成人，又有多少是在读书，我们自己不读书，怎么能够苛求孩子。
年轻的一代，正在成为媒体牺牲品，我女儿现在最关心娱乐新闻，唯一的文学读物只是张爱玲，我并不反对女孩子抱着《传奇》和《流言》，但是，如果只读张爱玲，便会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我小时候遭遇了禁书时代，现在却进入媒体时代，传媒挥舞一根无形的大棒操纵一切，过去是不让读，现在千方百计有意识地让你读。传媒的眉飞色舞，有时候和禁止一样可恶，因为，传媒很可能教唆读一些真正不好的东西。我的朋友聊天时，曾大谈禁忌时代的好处，他从一个写作者的态度着眼，认为二十世纪中，中国作家不够出色，根本原因在于不能处理好与禁忌的关系。无所禁忌的前题是有所禁忌，作家不能让他们太舒坦，没有了方方面面的压力，没有这样那样的负担，不戴着手拷脚镣，作家就不会太有出息，艺术必须是苦难和痛苦的结晶，必须打碎镣铐。禁忌是过去一代作家的本钱，而当代作家恰恰在这方面吃了大亏。表面上看，当代写作什么都能玩，甚至连另类也是时髦的代名词，都到了这份上，作家还有多大的戏能折腾础。
不能说朋友的话全对，虽然有打击一大片的嫌疑。写作与阅读紧密相连，如今什么样的书都能找到，有书看有时候会等于没书看。也许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生活在当代，未必就是真正的幸运。
2000年7月29日 河西碧树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