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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上课讲到文学作品中的同情与悲悯，私下总感叹现在的孩子不如以前。“文革”前，经济困难时期，虽然有“阶级斗争”的教育，民间淳朴的同情心总是能让孩子为之感动，面对贫弱和苦难，他们有时并不考虑“社会主义觉悟”和“专政”，甚至能冲动地放弃“阶级立场”，他们宁可来一点“小资产阶级软弱性”。记得去农村夏收时，看到一个孩子吃力地背着麦捆，有个女生上去帮。有社员指着孩子悄悄说：“她老子是地主。”女生犹豫了一下，奇怪地问：“她父亲是地主关她什么事？”同学中有革命性强一些的，批评女生说：“以后要注意了。”女生说：“要是我压趴下了，她是不是也不准来帮我？”——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严酷的“思想教育”都没能让一位少年失去同情心。而到了改革开放年月，大部分人的生活好起来时，同情心反而变得珍贵起来，岂非咄咄怪事！
       105周年校庆，有位学生撰文回忆附中岁月，提到我曾在高中辩论大赛中“吹黑哨”的旧事。书出版后，有老师看了问我：“你当年真的‘吹黑哨’？”我看了一下这位同学的记述，大体是有过这回事。不过，如果不是他回忆，我也许永远地忘记了。那是15年前的辩论赛，高一和高二对抗，题目是“市容队没收小贩物品是否合理？”高一队抽到的是正方，高二队抽到反方。学校竟要我同时辅导两个队。我教高一，可是我希望高一队输掉。在辅导高二队时，我教他们如何质疑，如何攻击，而且对高二队说，希望他们赢得胜利。那位同学回忆说，对我的做法，他们很意外。在辩论时，他们信心百倍，气势如虹，赢得了比赛。这位同学在后来的记者生涯中，经常地为弱势群体呼喊，多次为捍卫正义而处于逆境。
       当年那样的做法，对高一学生代表队也许很不公平，但我的确不忍让学生从此有“市容没收小贩物品合理”的认识。这种主观情感在左右我，我忘记了自己是“指导教师”，我只想到不能让学生丧失最起码的同情心。不管谁抽到反方，我都会那样去做。《语文课程标准》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指的不就是这些吗？
       上班路上，常看到两位老年妇女在乞讨，一位白发的年纪很大了，另一位患有浮肿病。我路过时，会给她们一些硬币。时间长了，她们甚至会问：“老师，下课了？”我也经常会为自己身上没带钱而发窘。下雨了，我会想，她们今天不会来了。后来我知道，班上的学生也经常给她们钱。有一次，小魏在随笔中写到，他把身上的十多元钱全给了那位老奶奶，这是他近两天的饭钱。那位老奶奶对他诉说了家庭的不幸，说了近半个小时。小魏感叹：如今，会有谁对一个学生说自己的生命经历？我得到了一个人生的故事，可是我没有其他可以回报她的。过了些天，另一位同学小陈在作文中也写到，他把一顿饭钱给了老奶奶，因为他实在不忍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路边乞讨。
       现在的孩子经常接受的“教诲”是：那些乞讨者全是骗子。这种冷酷的教育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在这个金钱社会，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事，没有人愿意去思考。我在讲评作文时，介绍了两位同学的作文。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是中国语文教育的传统。我对学生说，人的一生有许多美好的感情，我们也许无法做得更多，但是，一个男子汉，有这样的同情心，他以后不会去做坏事的，他是值得信赖的。大家都向他们投去赞许的目光，我看到了，我感到我的教学是有意义的。
       《卡拉玛卓夫兄弟》中，可爱的青年阿廖沙是怎样说的？“第一和首先的一条是，我们要善良，其次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再其次是永远不要彼此相忘。……没有任何东西比某种美好的回忆（特别是童年的回忆，你们生身之地留下的回忆）更崇高，更强烈，更健康，更有利于你们未来的生活了。……即使只有一个美好的回忆留在我们心中，那这也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有助于我们得救。”
       也许孩子们还不知道，这些蕴藉了人性和真情的行动，会照亮他的一生。■
       【海音荐自《杭州日报》2008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