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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表面看起来似乎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如果不是因为那一年出生的一个男婴，这个年份可能不会被人一再提及。历史最终记住那个年份，今天看来也许是因为毛泽东，其实在历史轨道上刻下了自己印痕的1893年生人，并非只他一个，实业家卢作孚、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以及被誉为“最后一个大儒”的梁漱溟……这些名字一个个都是如雷贯耳。
       他们出生的1893年虽然平淡无奇，但第二年就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甲午战争，泱泱大国被一衣带水的邻邦岛国轻而易举地击败，又是赔款又是割地，这种耻辱，这种痛苦是半个多世纪前的鸦片战争都没有过的。他们5岁赶上戊戌变法，7岁遇到八国联军进京，他们的幼年、少年是在忧患和动荡中度过的，到他们18岁辛亥革命来了，新的民国破土而出。1893年人仿佛天生就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情。他们生来就注定要和一个大时代共同呼吸，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卷入创造历史的行列，丝毫也不值得吃惊，只能说他们生逢其时。
       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三个人的出身、知识背景并不相同，晏阳初是留学美国归来，在耶鲁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卢作孚只有小学学历，被叫做“小学博士”，梁漱溟也只读过高小，被蔡元培发现，年纪轻轻就登上北大讲台。三个同龄人最初互不认识，他们的事业却有相通之处，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在西南、河北、山东分别开始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建设，他们的方式都是选定一个实验点，按自己的理想埋头苦干，重塑社会。晏阳初选择了河北定县，以平民教育为切入点；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等地，致力于乡村建设；卢作孚把重庆北碚从一个盗匪出入的破败乡村建成了一个文明的模范市镇。他们追求的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人的现代化。他们都是志当存高远的理想者，他们都属于脚踏实地的实干者，他们在自己一生中的黄金年龄忠实地奉行“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准则，不以事小而勿为，不因路长而气馁，如果不是强寇入境，风云变幻，谁敢说他们的路一定走不通。当胡适在思想上提倡渐进，一点一点的积累时，他们已经在行动，在实践了。他们之间相互欣赏、相互砥砺、相互扶持，也许是嗅到了各自身上的气息。
       一部曲曲弯弯的中国史，缺乏的从来不是和珅那样在帝王制度中玩得游刃有余的贪婪者，不是陈胜、吴广式的揭竿而起者，换句话，历朝历代，我们缺的都不是有高智商的消耗者，不是有巨大破坏力的破坏者。自古以来，破坏易，建设难，我们历史上最难产的就是建设性的人物。在乱哄哄的局面中，三个手无寸铁的1893年生人，居然差不多同时把目光转向了脚踏实地的乡村建设，试图独立去开创历史的新路，这样的建设者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尽管他们的事业早已被时代的大变动所打断，湮没在历史的夹缝中，但他们对建设的热忱，他们建设性的思路，留下的又岂止是感喟。■
       【老北荐自《今晚报》2008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