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知道应当说真话，不要说假话，可是真所谓知易行难，在实际生活中你说了真话往往会惹出许多麻烦。
中国古人特别重视盖棺论定，唐宋以下撰写墓志成风，墓志上全是好话，其中固然也有真家伙，如生于何年死于何年之类，但往往也有不少以假乱真的东西，有时甚至离事实很远很远，孝子贤孙看了很舒服。应死者家属之请写墓志的作者拿了人家的润笔，就像时下搞有偿新闻或有偿报告文学的记者、作家那样，颇有闭着眼乱唱颂歌的——这种情形称为“谀墓”。人们看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
所以，作墓志而一味说真话，就容易得罪死者家属，甚至弄出很大的矛盾来。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就曾至少两次碰上这种麻烦。
一次是为老朋友尹师鲁写墓志铭，写得相当简明，评价讲究分寸。结果死者家属大为不满，责备欧公，最后干脆不用他的稿子，另请人重写。为此欧阳修专门写了一篇《论尹师鲁墓志》，解释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写，说明如此评价已经足够了，不能再高。这是一篇读起来很好玩的文章，从中很能见出欧公事事顶真的动人风采。
尹氏之子希望墓志中写上其父是最早开始写古文的先驱，在反对腐朽的骈体文方面有着巨大贡献，应当大力加以歌颂；欧阳修说，不能这么写，“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大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欧公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随便拔高。至于墓志文写得相当简短的问题，欧阳修为自己辩护说，这样写恰恰表明对死者文风的尊重，自己与死者有多年的深交，他生前所提倡所欣赏的正是这种“简而有法”的文字。“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对于不肯实事求是的尹家后代小子，欧阳修不禁要发火了。
另一次麻烦是为范仲淹写《神道碑》，范氏是当年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欧阳修同他一道实施过“庆历新政”，也一起倒过霉。他们之间既有相当的私交，也有过不同的意见，现在欧阳修为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作盖棺之论定，难度很大，欧公前后磨了一年多才完稿。为范氏写墓志的是当时另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富弼。拿这两篇文章一比较，差别很大，富弼对欧公写的《神道碑》意见不小，认为他文章的立场不够鲜明；范氏家人对欧文的意见更为强烈，擅自作了若干修改。欧阳修大怒，严正声明那份经别人修改过的文稿“非吾文也”；原稿中有一段被删去，欧公愤怒地问道：“此事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
避暑录话》卷七）闹得不欢而散。
后来又有一位大官去世，其子请欧阳修作墓志，他就不大肯动手，希望另请高明，其间曾写信给孝子，说起自己先前所碰到的两次麻烦，沉痛地得出一个结论说：“朋友、门生、故吏与孝子用心常异”，自己的文章“有意于传久”，“恐难满孝子意”。
“有意于传久”就是对历史负责。一心一意对历史负责的人，当下倒一点霉，当然是难免的了。
欧阳修坚持说真话，不肯说假话，老是碰到麻烦；不过他的对手不过是所谓孝子，最严重的问题也不过文稿不用，旧交受损。如果麻烦来自上层，来自权势，那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此时而仍能坚持说真话，甚至写文章为自己辩护，那就需要有大得多的勇气，有时甚至要准备丢掉身家性命；其实，这时候如果能保持沉默，不说假话，也就难能可贵了。■
【吴清贵荐自《海上闲话》上海远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