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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老师
       吴老师是我小学的老师。我就读的沙坝村小，是复式教育，老师上完高年级的课，再上中年级的课，最后上低年级的课。沙坝村小只有1名教师，20余名学生。吴老师既是我的老师、班主任，也是我的校长。
       吴老师披着长发，穿裙子，套一双雪白的丝袜和凉鞋。这在我们乡下显得很特别。有很多人跑到学校瞪着大眼睛看吴老师。吴老师的脸红红的，照样穿裙子丝袜凉鞋。吴老师的眼睛亮亮的，像夏天夜晚忽闪忽闪的星星。吴老师的眼睛能说话，她的眼睛从我们身上扫过，总能把我们的思绪从窗外的天空、田野、院坝拉回来，跟着她一字一句地学功课。吴老师的嘴巴圆圆的，像一颗水灵灵的红樱桃。那颗红润润的樱桃能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讲很多很好听的故事。那时上课没有要求讲普通话，吴老师不管上课或下课，都讲普通话。这让那些带着孩子来报名只在广播里听过普通话的家长很不适应。吴老师有一把漂亮的小提琴，上音乐课的时候，她总为我们拉几段。那优美的旋律，常常在夜晚还从窗外飘进我们的梦境。
       听母亲说，吴老师是自愿来沙坝村小的。吴老师来以前，孙老师在我们学校。孙老师写了10多次申请找了20多次领导在40多岁的时候终于调进了乡学校。吴老师为什么自愿申请到这所偏远的村小让我的父母们常常议论纷纷。后来出现了几种版本。一说吴老师是成都一资本家的女儿，家中非常优裕，一解放，父亲就被镇压了，全部家产充了公。她从成都跑出来，辗转好几个地方，到了沙坝。一说吴老师的父母是教授，温文尔雅善解人意。她一直生活在装帧精良的文学名著里。在那炮火连天阶级斗争的年月里她仍然做着资产阶级的温情美梦。1957年反右，父母一夜间成了右派，批斗不到一个月，双双跳楼自杀。吴老师飘流到了沙坝。不管哪种版本，吴老师都像一只在大海上飘荡的小舟体会着世态的沉浮和炎凉。
       吴老师的语言和神态中常常流露出恐惧和忧伤。这从放学后吴老师独自倚在村小老槐树下凝望远山和夕阳的背景中可以看到。这从吴老师小提琴流淌的琴声和眼睫上悬挂的泪珠中可以看到。同学中有一种“骑马打仗”的游戏，一个背一个，杀呀冲呀喊声震天，人仰马翻者为败。吴老师总是惊诧诧地冲过来制止，心似乎提到了嗓门，叫“不行!不行!摔坏了!把门窗打烂了!”吴老师心惊胆战。同学中还有一种打“走资派”、“抓反革命”的游戏，“走资派”、“反革命”由一位同学担任，跟着一长串的同学在后面喊口号、揪头发、拧耳朵、吐口水。吴老师惊诧诧地喊，“不行!不行!”我们哪里理她。吴老师边喊，吴老师的眼睛就湿了。
       吴老师30多岁了，还没结婚。这是我听父母们说的。那时我对结婚这个概念很模糊，结婚不过就是请一些亲戚朋友围在一起吃一顿有肉有酒的大米饭。吴老师不吝啬，她经常拿一些红苕干、玉米花、柑桔糖给我们吃。她什么时候请那些大人们吃一顿有酒有肉的大米饭不就结婚了嘛!母亲说，哪有这样简单?叹着气，说，没人要，哎!那个出身和成份。母亲摇着头。我不懂，那么漂亮说普通话唱歌讲故事拉小提琴的吴老师怎么会没人要呢?我马上说，我要!我要!母亲马上捂住我的嘴吼：小孩子家家，不许胡说!
       在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吴老师结婚了。嫁给我们生产队的队长。队长又矮又怪，龇着一排焦黄的牙齿。我和我的同学都不能容忍吴老师嫁给队长。母亲叹着气，说，“不嫁行吗?”说着说着，母亲的眼睛也红通通湿润润的。吴老师结婚那天，生产队特意杀了一头猪。我们都去打“牙祭”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吴老师在人群中不住地招呼大家，“吃菜!吃菜!”吴老师和往日没什么区别。不知为什么，那天，我猛然扑进吴老师的怀里，放声痛哭。父亲一把抓住我，在我屁股上就是重重一巴掌，父亲说，今天是老师的好日子，你嚎啥!但我哭得反而更痛快。
       去年我回了一趟老家。吴老师早已退休，并且儿孙满堂。生产队长患了老年痴呆症，吴老师整天在家，侍候着。吴老师的大儿子在已经发展成小集镇的沙坝街上办了一家茶馆，生意很好。茶馆的名字叫“小提琴”。据说，名字是吴老师取的。在那块金光灿灿的“小提琴”招牌下，那天，我站了很久很久。
       四舅和天雁
       天雁是四舅的女儿。四舅先是乡下的一个木匠。后来跑到永川城里开家具厂，雇了10来个工人，当起老板。这样四舅在亲戚中就颇有些头面。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日喜庆，四舅走到哪一家，哪一家就非常蓬荜生辉喜气洋洋，然后是一长串的恭维和赞叹。这时候四舅就像喝得微醉，酥痒痒的样子非常可爱。在恭维和赞叹声中，四舅也不吝啬，三五十元人民币，挨家挨口地散，同时，非常长辈地拍拍大家的肩，很高大很权威的样子。当然这又会迎来更多更好的恭维和赞叹。这时候四舅就更加飘飘然。以至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日喜庆，亲戚中就常有拉、抢四舅去做客的现象发生。乡下人难得享用的叫鸡公、猪蹄、鸭鱼，四舅在亲戚家中顿顿都能享用。并且还要配上一长串的赞叹和恭维。因此四舅很乐意去亲戚家中做客。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日喜庆，亲戚家中都有四舅的身影。
       偏偏天有不测风云，四舅运一车家具去重庆，车翻了，家具全军覆没，还压死三个过路的农民摔死一个押车的工人。四舅也摔得九死一生，送永川医院抢救，抢回来一条命，却少了一条胳膊一条腿。死者的家属一张状子告到法院，法院拍卖了四舅的全部家当，还不够，欠了十来万的款子。
       四舅那个老板，其实是靠东挪西借堆积起来的。四舅的债权人，多是一些亲戚。当初四舅借款，按银行同期贷款结算利息，一个季度一次，从未拖欠。四舅做家具老板那个场面，谁会想到会有今天呢?
       眼看大宗借款无法偿还，家中连生活也无着落。四舅妈贱卖了家中物件，在城边租一农房干起养鸡的营生。可惜技术不过关，鸡全部害了病，死了。一天早上，四舅妈从楼梯上滚下来，摔在煮熟的鸡食里，送医院，花了1万多元。
       先前四舅家门庭若市，现在早已冷冷清清。亲戚中生日喜庆婚丧嫁娶，谁还通知四舅?就是亲戚间闲聊，也不提起。四舅家中有亲戚去，也是一些做债主的亲戚，去催问还款的事，说一大堆儿子结婚盖房买猪急着要用钱的事由，一脸的横眉冷对。
       四舅生意垮了，面子仍在。四舅把女儿天雁叫到那些要债的亲戚面前，四舅躺在床上一一报出账目。四舅要天雁还债。
       天雁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四舅无儿，就天雁一个女儿。
       亲戚们都夸，说天雁是个乖孩子，懂事。时年天雁18岁。
       天雁走很多农村孩子走的路，去南方打工。
       四年后，天雁回来。金银首饰在耳、脖、手、脚上吊挂一长串。四舅把那些债主亲戚全请来，在永川狮子楼摆上酒席。天雁拨出人民币，连本带息，一一奉还。四舅在四舅妈的搀扶下，拍拍大家的肩，非常气魄地喊亲戚们：喝酒!吃肉!很高大很权威的样子。亲戚们都夸，说，天雁是个乖孩子，不得了!懂事!亲戚们都说，四舅，好福气!
       
       四舅家又恢复了门庭若市的热闹场景。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日喜庆，四舅在四舅妈的搀扶下又开始被亲戚们拉抢着在亲戚家走动不断。四舅又享受到亲戚们的叫鸡公、猪蹄、鸭鱼了。反正也没啥事，钱，天雁按月送来不少，四舅就在亲戚家中三五天地住。亲戚们都说，四舅，好福气!四舅乐呵呵的，像喝得微醉，酥痒痒的样子非常受用。这时，在亲戚们一阵阵的恭维和赞叹声中，缺了一只胳膊一条腿的四舅，在四舅妈的搀扶下，三五十元的人民币，挨家挨口地散，四舅的脸上全是得意和自豪。
       数月后，天雁死了。本来找了男朋友准备元旦成亲。天雁病得奇，住进医院就不让出来。天雁的男朋友，也被医院通知去做了检查。天雁死后，连尸体也没能领回。四舅妈哭着硬要去看看，医院不让。
       天雁的葬礼搞得非常隆重，没有尸体搞了一块灵牌送回乡下。按乡下的习俗，办了百多桌酒席。四十九个道士，叽哩咕噜地折腾了七个夜晚。光冥币，就烧了七七四十九大筐。
       据说，天雁死前给四舅留下了不少的钱。
       而今，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日喜庆，亲戚们的家中，都能见到坐上宾席的四舅。在亲戚们一阵阵的恭维和赞叹声里，缺了一只胳膊一条腿的四舅，在四舅妈的搀扶下，三五十元的人民币，挨家挨口地散……”微醉的四舅，脸上仍然有无数的得意和自豪，很高大很权威的样子。
       左老表
       左老表左先富是我三姨妈的儿子。初中没毕业，那时正在疯演《少林寺》，随一位习拳弄棍的武师跑了。两年后回来，他说已身怀绝技，没人信，他找来七块方砖，摞好，一掌劈下，整齐地分为十四块。几个儿时的伙伴，不信，围住他，几个来回，全被他摔趴在地。
       左老表现在深圳打工，名声很响。在我的家乡打工族中，提起左老表，都竖起大拇指，啧啧喷地惊叹，说，不得了!吃得开!小媳妇或年迈的老父母送丈夫或儿子去深圳打工，长途汽车快开了，还忘不了一再叮嘱，喊：到了深圳有什么麻烦一定要去找左老表啊!然后跑到我三姨妈家，一再讨好我三姨妈：一定要给左老表多打几个电话，×××请他一定要多多关照啊!
       前年春节，左老表从深圳回来。我三姨妈家顿然门庭若市。那些在广东打工的老乡们或本人或父母或丈夫媳妇，不管是否亲戚朋友或者是否相识，川流不息地到我三姨妈家，目的只有一个，请左老表无论如何给个面子，去家中喝两杯吃顿饭。左老表从回来到离家，没在家吃上一顿饭。从腊月二十三回来的洗尘酒吃到第二年正月初八出发前的壮行酒，好多亲朋还没排上轮子。左老表从张亲戚家吃到李亲戚家。从王朋友家吃到刘朋友家。吃得他翻江倒海天昏地暗。吃得酒醉饭饱的左老表一边打着响亮的酒嗝一边把胸脯拍得山响，表态了，说：到了深圳，有什么麻烦事，只管找我!那些置办酒席的乡亲们，仿佛吃了定心丸，打工之路似乎天堑变通途了，不住地说着感激涕零的话语。
       回到家乡，好几位亲朋都好心地告诉我，到了深圳，一定得去找左老表。他们说，在深圳，提起左老表，没有摆不平的事!
       我实在不相信左老表有如此神通。
       亲朋们说，哎呀呀!左老表神通大得很呢!
       我说他是不是发了迹当大老板了?亲朋们说，不是。然后反问我，深圳的事，有钱就摆得平?
       我说他是不是弄上一官半职干上了?亲朋们说，不是。他们不以为然，说，官在深圳有毬用!
       我真的很想知道左老表究竟成了何方神圣。再问，全都神神秘秘的，不肯说。
       后来我儿时穿开裆裤的伙伴张二才悄悄告诉我。原来左老表在深圳给一个贩毒团伙的黑老大当贴身保镖。张二见我不懂，便神情紧张地告诉我，说，干那种事的人，谁见了还不怕?他一出面，还有摆不平的事?哪个不让三分?张二一再叮嘱我，说，千万别乱说，说出去，要惹祸啊!
       我愕然。
       去年，左老表是贩毒团伙保镖的事不知如何被我们地区公安机关知道了。公安机关把左老表作了侦控对象。
       不到一月，真相大白。左老表和毒品竞无半点牵连。给贩毒集团黑老大当贴身保镖云云，纯属左老表自己捏造。
       原来左老表只是在深圳一家小酒店当保安。
       公安人员对左老表的满嘴胡言很是光火。
       左老表却振振有词，说，深圳那鬼地方，你不拿块招牌挂着，能混?
       今年春节，左老表没有回家，他可能知道没有人请他喝酒了。
       本栏责编　万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