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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德·威尔伯在美国诗坛成名甚早，1947年威尔伯第一本诗集《美发生着变化及其他诗》出版，博得赞美一片，年轻的诗人时年26岁，以优美的姿态初次登场，开始了他辉煌的诗歌生涯。《美发生着变化》受到评论家们的盛赞，威尔伯也因此被称为“战争一代”最具天赋的诗人。及至1950年第二本诗集《仪式及其他诗》面世，威尔伯已然奠定诗坛地位。当时《纽约时代书评》这样评述威尔伯的诗歌：“这是需要用眼睛、耳朵、心灵和头脑来阅读的诗”。巩固威尔伯“当代大家”声誉的是他第三本诗集《尘世之事》（1956），此书同时获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上世纪中期，威尔伯影响了一大批青年诗人，他的诗被公认为不仅展示了非凡的个人天赋，同时也例证了上世纪50年代诗人中出现的一种被称之为“新批评”的新的正式文体与诗歌风格。“新批评”风格通常采用传统诗歌格律，擅用双关、悖论等文字技巧，创造出一种复杂、精细、智慧而又可感知的优美。
       威尔伯出生于纽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人像画家，母亲出生于新闻记者家庭。作为画家之子，威尔伯从小就对视觉意象敏感，钟情于大自然丰厚而精微的细节。他的童年在新泽西州乡下一栋古老的石头房子里度过，这使得威尔伯拥有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童年，对他后来成为一个自然主义者，创作出许多精美的自然诗不无影响。如他的知名少作《美发生着变化》一诗，诗中即充盈着神秘而丰富的自然之美，草地上的野胡萝卜花令诗人联想到水上的睡莲、湖边的枯草、森林的蜥蜴、绿叶上的螳螂，甚至于卢赛恩湖畔爱人轻柔的身影。美在不断地转变，不断地创造、深化着自己，最后在诗歌结尾完成飞跃，诗人磅礴的想象力建筑在对自然界精微的观察之上，短短三节诗行，精妙地糅合了自然、爱情与哲理之美。
       威尔伯最为人称道也一度为某些评论家所诟病的特质之一，即诗歌的优雅庄重。在他的诗中，少有沙砾般粗糙或梦魇般晦涩的意象，他的诗呈现一种补偿性的优美，即使表现战争世界的不安与无序，采用的仍是一种庄重而从容的语调。在威尔伯的许多诗中，生与死的忧惧触手可感，但忧惧之下却仍是一种强烈而神圣的信仰与同情。这种内容与形式上的矛盾产生出一种“悖论”之美。实际上，威尔伯诗歌所创造的这种慷慨丰富的美感，也是对战争时代悲观潮流的一种公然对抗。如反映他二战期间服役经历的诗歌《阿尔萨斯的第一场雪》，战争背景中的雪竟也美得如此疏远而无畏，“昨夜雪花飘落如月亮上/焚烧的飞蛾”，起句的不凡彰显诗人超脱的想象力，也暗示出战争的残酷。这种优美也曾一度被一些评论家指为“故作高雅”或“流于装饰”，但有辨识力的读者自会有所发现，威尔伯一直是一个直面现实的诗人，恰如他一首诗的标题，“爱召唤我们归于世事”。威尔伯诗歌的题材极为宽广，从哲学诗《认识论》到富于宗教意味的《波特兰，十月的枫树》再到极尽自然细节之描绘的《蟾蜍之死》，尘世之事的林林总总在威尔伯的诗歌中都能找到其独特的影像和声音。
       威尔伯诗歌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对于传统诗歌形式的态度。1947年威尔伯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结识了诗歌巨人弗罗斯特，尽管两人在年龄上相差几乎半个世纪，但不妨碍他们成为良师益友。这段友谊对威尔伯来说影响终生。弗罗斯特的诗歌风格深深地影响着威尔伯的诗歌观念，两人的诗歌也因此颇有同质之处，比如音乐上的平衡感，叙述的语调，以及迷人的诗歌表层与深邃的诗歌内里等。与弗罗斯特一样，威尔伯对于传统格律诗情有独钟，坚持认为格律诗拥有自由诗所无法比拟的力量和精妙差别，认为传统的格律和分节，如果运用得当，能够精准地传达语气、节奏、重点以及意念的展开，但他的诗在格律上却自成一格，并不泥古，他擅长将一首诗的步格和韵格灵巧地纳入他自己独创的诗节形式中，可以说，他更多的是在诗中创设形式，而不是将形式强加于诗。因此威尔伯认为自己“虽然使用步格、韵格等传统工具，却主要写的是像自由诗一样‘有机’的诗。作为格律诗人，威尔伯处于弗罗斯特和新一代格律诗人的中间一环，他既继承了弗罗斯特的诗歌主张，也作为新一代格律主义导师，推动了格律诗的发展。这或许就是二战之后同时代诗人纷纷改弦更张，而威尔伯沿袭传统却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威尔伯成长于基督教圣公会教徒家庭，自小就受到基督教祷辞和赞美诗中动情而鼓舞人心的高雅英语的熏陶，这些特质后来也潜化为威尔伯的诗语特质。宗教的神谕对他影响颇深，他对“尘世之事”的认识乃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之上，这从诗歌《草地里的两个声音》即可见一斑。宗教的主题常常成就他诗歌的灵感，威尔伯约有三分之一的诗蕴含明显的基督教元素，因此他也被评论家们认为是当今美国在世的卓越的宗教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