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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蓓走了。我很意外，却不觉得特别的震惊。这些年来，有太多的人以非同寻常的方式骤然离去。十年前，我曾经为一位割腕而去的女孩子沉重了许久，虽然我们也只有一面之缘。我多次试图成为她，想象她离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最后又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她做出决断。然而那时，这些都超出了我的想象。直到后来，在暗黑的夜里身心俱疲的时候，似乎才略有体会。谁说那不是解脱呢？
       人是脆弱的，脆弱得像根芦苇。只不过，是会思考的芦苇。就是这比芦苇多出来的一点点，让我们能够意识到脆弱本身。
       在王蓓追思会上，莽萍老师说，她忽然发现自己并不了解王蓓，每一次见面，每一次接触都是因为工作，她们最后的交往也是因为工作，两个人都为动物福利的国际会议身心俱疲。我忽然想起以前写过的一些事情。诗人海子死后，他的朋友们为他整理遗物，忽然发现，他们对海子的个人事务几乎一无所知。他的家庭，他的爱情，他的健康……全都茫然不知。甚至找不出一张海子的照片来！他们的交往几乎都是纯精神的交往，与世俗无关，与肉身无关。那时，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自己正处于类似的状态。然而，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更多呢？
       我给老丁打电话，问：你们两口子的感情怎么样啊？他一愣，说：很好啊。然后问：你怎么忽然问起这个问题了？
       的确，对于我们这些朋友来说，这样的问题是不在讨论范围之中的，甚至是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谈。我的同龄人大多有过这样的经历，刚刚工作的时候，马上就会有年长的女同事热心地询问家庭情况，张罗对象。这种行为被我们嗤之以鼻。我们认为这是落后的、低俗的。而我们自己则有着代表未来代表进步的与时俱进的新理念，我们追求超俗的爱情，我们追求纯粹的精神。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放在眼里，介绍对象，多俗啊！果然，社会进步了，现在，这样的年长女同事已经不多了。甚至，每一位同事都本能地回避知道他人的生活状态，那些从前人们第一次见面可以谈论的话题：你多大了？父母做什么工作啊？兄弟姐妹几个呀？都在做什么呀？有对象没有啊？对象干啥的？咋认识的？啥时候结婚呐？咋还不要个孩子呢……所有这些，都被打成了一个包，贴上了封条，封条上写着：隐私。隐私是神圣的禁忌，不可触碰。我们主动地不碰别人的隐私，也不愿自己的隐私被碰。保护自己的隐私，远离他人的隐私，成了我们遵从的新道德。而当一个人去掉了隐私，他的情感世界，他的肉身，与之血肉相连的触角和枝叶也就被去掉了。只剩下他所承载的功能。
       我们每个人都被功能化了。我们所接触的，都是一些功能化的符号。这个人是卖保险的，那个人是做佛学的，这个人是处长，那个人是资料员……每个人都是某些功能的化身。每一种功能就像一盏聚光灯，把一个人照亮。我们只与他承载的功能打交道，而不关心或者不能关心承载这个功能的芦苇，芦苇的纹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在《中国经营报》工作了短暂的几个月，曾经领一时风骚的《精品购物指南》就出自这家报社。报社有一个管理原则让我困惑了很久，叫做：不听解释。你迟到了，不用解释，解释也不听，扣钱。你没有按时交稿，不用解释，解释也不听，扣钱。理由也很简单：工作上的所有失误都会有具体的原因，这些原因都属于你私人的问题，与工作无关，所以你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听你的解释。据说，这是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
       社会的确变了。在以往的时代，每个热情的女人都会变成年长的女同事，张罗着新同事的恋爱和婚姻。老式的朋友之间最关心的首先也是这些。人与人之间如土壤般胶着在一起，生长着数不清的爱恨情仇。而今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像沙粒，像齿轮，彼此界限分明，因为功能而接触，又因为功能而分离。甚至在我们这些自命不俗的人中，这种功能化更加严重——虽然我们可以用另外的名词来替代，比如理想、精神或者道义，但是理想、精神和道义难道不也是另一种功能吗？我们因为环保事业而聚集起来，我们因为动物保护的事业而聚集起来，我们因为生态伦理的事业而聚集起来……事实上，我们这些道义之交更加看中精神的纯粹性，因而也就更加主动地不去关心同道的隐私，更加不会主动地向他们倾诉。为了自己私人的事情去打扰志存高远的同志们，是不好的，可耻的，大家都忙啊。我们不会去参与、更不会干预朋友的婚恋，我们有高尚的理由——这是他个人的事情，我们相信他会处理好。什么事情不是他个人的事情呢？当然是工作，是他所承载的功能。
       作为功能的承载者，工作本身是神圣的。完成工作成为我们的最高的道德。我们不知道王蓓最后的决定预谋了多长时间，但是我们知道，王蓓一直到最后都没有疏忽她的工作。而她私人的苦楚，她的隐私，则在封条之内，我们不会主动去碰，她自己也不会主动打开。
       会上，很多老师都提到，我们要放松自己，多和朋友交流，不要一个人担着。也有人说到了快乐环保。但是，我们能够与朋友交流的，能够让朋友分担的，都只会是芦苇的功能，而不会是芦苇的脆弱本身。从土壤到沙漠，社会进步了吗？
       我和王蓓也只有两面之缘。一次是在莽萍老师组织的野生动物园考察的发布会上，一次是在广化寺放生法会上。话说得也不多。后来稍微多了几个回合的电子邮件，也接到了她的几个电话，是因为她翻译了一些关于欧洲农场动物福利的规章，希望我能帮她找找出版社。我联络了几家，都没有成，也就算了。这些交往当然也是功能性的。
       在参加王蓓追思会的前一天，我看到了王蓓的简历，发现她是北外英语系九四届的毕业生，忽然意识到，我以前的朋友中，应该有两位是她的同学。只是，在我进入了学术圈，功能发生转化之后，与她们的交往已经下降到每年见不到一次面的水平，甚至有一位已经大约两年没有通过电话。我努力地找了她们的电话，却没有能够打通。
       就算我打通了，我会对王蓓的了解更多吗？
       苏芮在八十年代就唱过：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我们希望改变世界，希望动物们拥有作为一个物种的权利，希望人的世界能够更加公平公正，可是我们自己，早已经被人的世界的改变所改变了。
       王蓓是优秀的，而越是优秀的人，她的功能就越被强化，越被关注，她的芦苇的脆弱越被隐匿。我们不能追回王蓓，甚至，也拦不住我们身边其他优秀的人再走王蓓的路。
       这个世界已经变了。
       我忽然怀念那些有着很多年长的热心女同事的时代，那个时代还会回来吗？
       我想不能了吧。
       我很悲观，而同时依然负责地承担着我的功能。我想停下来，唱一支歌儿，但是听众在哪儿？
       日暮时分／片片鸟羽垂下／有谁／在倾听我们的歌唱？
       北京 稻香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