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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用迟子建中篇小说的题目来谈她这部长篇小说《伪满州国》，似乎抻出了拥挤在我脑海里那团丰饶线团的头绪。陷于战争和贫困中的人们如同芳草在沼泽中，轻易地被扼杀着生活的权利以至生命的权利。小说叙事则是要告诉我们芳草的生命意志和它生生不息的抗争。这部作品在重大题材、宏大叙事、大历史等等概念的检验下颇受挑剔，有一个形象的说法：迟子建用一副柔弱的肩膀扛起一座庞大的“伪满州国”？连最钟爱她作品的评者也认为她选择书写“大历史”是没有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所长所短。在宏大叙事面前显露出力不从心，甚为遗憾。而迟子建则以“历史是小人物的历史”来捍卫自己一以贯之的小说理念。作为一个职业读者，我的阅读首先是被动的，当阅读中间转化为主动时，自己也就转化成了普通读者，阅读也变成了纯粹的阅读。最初是在《钟山》杂志看的这部小说略有删节的读本，后来在茅盾奖初评审读组看了全本。这部作品激活了我少年时代读小说的那种愉悦和着迷，我把它推荐给我小时候的朋友，小时候我们争抢着传阅小说，后来我之于她是文学的传播者。她说，每天忙完了就有一件好事等着的感觉，被抓了劳工的罗锅王金堂后来怎样了，逃进深山的匪绺胡二和他抢错的女人紫环怎样了？日本开拓团的中村正保和分配给他的中国媳妇怎样了？花心又善良的吉来怎样了？窝囊的傀儡皇帝溥仪怎样了？其实在《伪满州国》的众多的人物中，至少溥仪和他的妻妾的命运应该是历史已做出记录的，为什么还会关心他怎样了呢？这就是小说有别于历史独有的魅力，或者说是迟子建给予人物的独特魅力。这些“怎样了”的关注背后，其实就是重压在个人命运上的“大历史”在揪着心。
        在这部大历史中，迟子建浓墨重彩地书写的是在很多人看来任何时代都可以演绎的日常生活内容，并让它成为作品的基调。看上去和正在使整个民族陷入灾难的日军入侵的大事件等量齐观了。日常生活是人类的基本内容，剥夺它等于剥夺了人存在的正当性。迟子建让无限多的个人在残酷的历史迷雾中固守生活自然的品性，同时描述它的被侵害。小到无形的精神压迫，大到整个村庄惨遭屠戮。故事满满当当的“伪满州国”，被诸多“套路”眼光视为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没有发生太紧密联系的私人空间里、不足以肩负历史使命的非典型性的人物和事件中，随便捞上一把，都挂汤挂水地饱蘸了历史的痕迹。理解一个民族反侵略斗争的凝聚力，以至理解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莫过于先去理解这些在历史中的个人是如何承受和觉醒的过程。包括日本人在内。迟子建最狠的一笔，是那个在东京银座大街上为出征的日本兵士缝腰带的美丽如百合花般的少女，她的纯真让我一下想起八十年代初看到描述纳粹德国的一部纪录片，在火热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和沸腾的广场上向希特勒顶礼膜拜的人群里，我为看到一张张既纯真又振奋的脸而惊得头大如斗。正义和非正义、善与恶并不像我想象得那样早被划分得清清楚楚，国家热情会把这一切全部搞乱。所以，由普通人用最正确的词语担负的见证，由个人觉醒作基础产生的人类觉醒，才是历史最不可缺席的东西。那个厌战情绪与日俱增的日本军人羽田，一般我们会说他是良知未泯，但迟子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体心灵觉悟的过程。
        我不完全同意迟子建强调小人物的历史。要去掉“小”。是人、所有人！是在这个意义上，迟子建在这部赋予宏大命名的长篇作品中，再一次显示出了她作为优秀小说家卓而不群的品格。
        2004年的春天，一连两周，我每天下午到我家对面的明城墙遗址前，趴在木椅上为《伪满州国》做些案头处理。明城墙曲折而长的甬道尽头是屹立了五百余年的城墙角楼，是明、清两朝北京内城的守门箭楼。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角楼首先被攻陷。石碑上刻着：“这里记录着中国人百年来抗击外侮及饱受屈辱的历史”。实际上我看不见，感动我的是这座古老的建筑历尽岁月沧桑，最终还保留住了端庄体面。数百年保存下来的体面多么不易，在这个意义上我看到了历史，看到了一个守城兵士中箭身亡的一瞬，头一天他还在试穿乡下母亲捎来的一件汗褂；看到一辆吱吱轧轧驶向城外送新嫁娘回娘家省亲的小驴车，一下子碰撞在城门失火的战乱中，人和回家的喜悦从此万劫不复。我也看到了振臂一呼的英雄伟人，从此千军万马跟上来；也看到了戊戌变法失败后能逃而不逃的谭嗣同，在菜市口被砍头——其实这些在《伪满洲国》里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