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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生得高大壮实，喜爱用鲜红的唇膏，喜欢穿靴子，即使常年生活在闷热的亚热带，她也穿着齐膝的皮靴在老榕树下走。
       她是个大厨。
       她最推崇土耳其一带的食物，因为它们来历甚是复杂，菜谱很精致，吃的形式也成熟了。她有时从香港到大陆，沿着古老的东方丝绸之路，一路旅行到中东，到西亚，一路寻着各城精致的本地馆子吃过去。旅行回来，就给自己馆子里的菜谱增加几个西亚或者北非的新菜，但她不肯说那些菜是混搭的菜式，只说它们现代而不混搭，经过精心准备而不过分修饰。在表白她的菜式时，M表现得清高倔强，就像表白她自己。
       M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离开墨尔本，来到香港。她没什么澳大利亚口音。1989年，她在香港旧牛奶公司冷库的楼上开了一家小西餐馆，餐馆的名字叫：M on the fringe。看上去像法国新感觉小说的名字。她身上的什么地方，就是有种新感觉小说的气味，一种颠覆什么的凉飕飕的气味。
       M认识上海，是来找朋友玩。那时，上海的大街小巷里到处散发着被遗弃的感伤。梧桐树叶掩映着多年失修的深受装饰艺术影响的小楼，和平饭店里的老侍应生说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英语，外滩大楼的外面挂着成串二十瓦的灯泡，在夜晚勾勒出外滩1940年形成的天际线轮廓。她到处闲逛，没有顾忌。可以在小馆子里吃阳春面，也可以和她的朋友去海鸥饭店喝上海咖啡。隔着没有用玻璃清洗剂清洗过的白蒙蒙的玻璃，她眺望外滩。灰蒙蒙的楼群像一条冻僵的大蛇。幸好有屋顶上的红旗，那一小块一小块翻飞的红色，使外滩生动起来。
       M对那些漫天飞舞的红旗印象深刻。她喜欢它们。
       她香港的朋友听说了，都轻呼一声：“上海!”好像她竟去了爱丽丝故事中的兔子洞。M听人这么叫一声，心中有些自豪。
       1996年，M得到一个机会，到和平饭店扒房做了两星期客座大厨。M看来，那里什么都不对。倦怠松懈的厨房，处处将就的中国厨子，老掉牙的海事时代口味，塌着腰走路的侍应生，甚至佐餐的法国长棍面包，什么都不对，什么都过于陈旧。M见识了外滩唯一一家西餐馆，从前上海最重要的传奇和骄傲。它激起了她的愤怒和激情，于是，她起了在外滩再开一家西餐馆的念头。
       地址就选在和平饭店与东风饭店底楼的肯德基炸鸡店当中，一栋老大楼的顶层。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外滩大楼翻修时做的加层，曾经是海运局的海事电台。M看到它的时候，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电都没有。她在一大堆垃圾里蛇行向前，来到一扇门前。她推开门，看到了一个荒凉的大露台，只有红旗猎猎作响。对面的浦东还是世界最大的工地，塔吊在阴霾的天空下林立。金茂大厦尚未完工，但它已经在脚手架里闪闪发光。笨拙的东方明珠赫然在目。M觉得它很丑，但她并不反对它直直戳在眼前。她旁边的海关大钟正沉默地走着。香港回归那天，大钟的西敏寺报时曲便被废止，不再报时。不过她熟悉它的英国钟面。大风扑面而来，M站在开阔的露台上，在心里点头：“好吧，就是这里。”
       就这样，M on the bund开张了，它是1949年后出现在外滩的第一家由外国人独立经营的西餐馆。
       从前在外滩，晚上只有和平饭店的楼顶灯火通明，漂浮在一大片昏暗的屋顶之上，像夜航在海上的大船。南楼的那个，是外滩最早的屋顶花园，曾是二十年代美国海军军官的妻子们消磨等待军舰进港，与丈夫相会时光的好地方。北楼的那个，在三十年代时，客人站在那里吹风，曾感到自己是站在整个世界的中央。那时，站在和平饭店的屋顶花园向四下望去，都是夜色。如今再望，经过桂林大楼屋顶下的裸体雕塑，经过浦发银行的罗马圆顶，就看到远远一处明亮的露台从灰白的夜雾中浮起，白色桌布的一角如海鸥的翅膀一样低垂着，人影晃动，闪光灯闪电般地亮了一下，又亮了一下。即使隔了那么远，都能看到那些身影里的自命不凡，特别是端着托盘的侍应生。那便是M on the bund——1999年全外滩最时髦，最昂贵的西餐馆。
       屋顶上的M on the bund立刻就成了上海的时髦去处，这是自从华懋饭店的考夫曼和他的时髦客人们离开华懋饭店屋顶花园四十多年后，外滩再次出现的外国时髦。去往加层的电梯门一打开，就有种花团锦簇的昏暗围了上来。然后，能看到珠帘，黄色的直筒灯，天花板上的纹饰，曲线，处处都是四十年代在上海大行其道的装饰艺术。当年建筑里的装饰艺术，如今都已深深沉入油污，灰尘，年久失修和八十年代初对捷克式轻快的东欧风格的模仿中，在此地再见这全无伤痕的装饰艺术风格，打扮出一个似曾相识的新天地，上海人只有从心中涌出无尽的惊喜与嗒然若丧。然后，再看见启蒙主义时代的东方象征：一只装着飞檐顶的木头鸟笼。这东方情调点缀在装饰艺术里，一只精心整理过的中国条案，一片针法精美的绣片，黑发女子温婉顺从的笑容，异国情调散发着沉甸甸的异香。但是，它不过分。转眼就能看到窗外飞舞的红旗和近在咫尺的老英国钟，以及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后来，海关大钟恢复报时曲，采用的是《东方红》旋律。当钟声每一刻钟响彻整个餐馆时，这里便成了后殖民戏剧的舞台，充满了令人玩味的戏剧冲突。欧洲游客最喜欢来这里，法国人在这里消磨好几个小时，与其说因为那些酒，不如说是包围他们的风景。
       它再也不是简陋加层上堆满杂物的破房子以及荒芜的屋顶了。
       东方主义者在这里看到了通商口岸时代的遗迹，而后殖民主义者则看到红旗和大钟。时髦追逐者终于在这里吃到了外国杂志里提及的冰得恰到好处的葡萄酒、烤羊腿以及澳大利亚点心，终于心中有了四海一家的感受。怀旧者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未曾毁灭的过去，珠帘，曲线，既紧张又舒适的华洋杂处，空气里的咖啡气味。穿着漂亮的女机会主义者捕捉到外国商人眼底里的寂寞和跃跃欲试，她们常有种进退自如的幽默态度，还有对奢侈直白的渴望。她们最喜欢起身离开自己的桌子去洗手间，她们在店堂里摇曳而过，像金鱼一样自重。好事者在这里看人和被看，加上一份地中海食物。大多数中国人想不到要尝试M提供的中东食物，那不是上海式的时髦。上海永远想要与巴罗克相关的一切，要华丽与正宗。思乡者找到了礼拜天下午侨民聚在一起唱圣诗的机会，在上海的外国人总能在这家餐馆里碰见，即使是来自菲律宾的加尔文教派的信徒，也有机会在这里相遇。
       M on the bund是外滩的一盏明灯。
       M在她的餐馆里不怎么张罗，她穿黑色衫裙，棕色皮靴，抱着双臂，像个严肃的小说家那样四下打量，没什么烟火气，也不亲和，但很自信。
       中国各地的报纸杂志开始谈论M on the bund，记者们，编辑们，美食专栏的作家们，散文作家们，纷纷造访这里，各国的过埠名人也来这里吃饭。澳大利亚领事馆里的年轻官员喜欢这里，渐渐将一些领事馆的文化活动安排在这里。于是，M成立了媒体联络部，由从新加坡来的印度女子蒂娜负责这方面的事。
       很快，这里开始举行英语国家的作家朗读会，开始参与香港的英语文学节，每年三月，这里都是香港文学界的上海分会场。M邀请汤亭亭来朗读《女勇士》，澳大利亚汉学家来朗读中国背景的小说，上海籍的美国小说家裘小龙来朗读《红英之死》里描写蟹宴的片段。后来，M on the bund有了自己餐馆的文学节。这里成了上海的英语文学沙龙。侨民们第一次在上海纪念乔伊斯，举行上海布鲁姆日漫步，就从M on the bund出发。北京的侨民圣诗合唱团到上海，也在这里演出。圣诞节前夕的阴霾下午，基督徒们带着孩子和老人来到酒吧，举行了一次音乐崇拜。文化方面的事由从澳大利亚回上海居住的欧亚混血儿简妮负责。简妮的爷爷在海关工作，爸爸是汇丰银行的职员，她的奶奶却是个中国人，妈妈是个英国人。他们家在太平洋战争时离开上海，直到她从墨尔本的一个剧院里退休，回到上海居住。
       
       在外滩的餐馆有这样多的文学活动，这样多的文学活动都不说一句中文，这是不寻常的。M对此的解释有些含糊不清，有时她说她对开餐馆挣钱没什么兴趣，对文化活动更有兴趣。有时，她又说自己只能做自己能做的事，对一切中文的事物都不那么有兴趣。有时被逼急了，M便冲出一句：“我只做我相信的事。”
       那又是什么呢?
       M觉得，那就是一间她觉得好的餐馆。
       此时，她再说起自己去上海，在上海开餐馆，她的朋友们再次轻呼：“上海。”这次却是因为上海的光芒。大家都知道她在上海成功了。
       M是一个对致富没太大野心却很讲究形式的大厨，有人抱怨她的菜太贵，这让她觉得受了轻慢。
       她觉得好的餐馆，就是M on the bund这样的。
       但M觉得，比起上海，她更属于香港。当她回到香港，沿着中环起伏的坡路，向旧牛奶公司冷库走去，那里与兰桂坊一街之隔。她在狭窄的坡路上走着，经过FCC古旧的大门，到了她在香港的餐馆M on the fringe。门面不大，灰绿色的墙壁，黑色铸铁的楼梯扶手弯曲出夸张的曲线，缱绻的曲线是M的标志，非常年轻和女性化，带着一点点女性的阴郁。那里到处都是曲线，椅背，烛台，细碎的镜子拼贴，古旧的宽条地板，墙壁上古典的女人侧影的素描。与M on the bund的装饰风格相比，这里更能体会M自身的喜好。甚至香港的菜式与上海的都不同，更加轻松和国际化，而没有架子。这也是一座香港有名的老建筑，常有访古的游客拿着书寻来。M就是喜欢将自己的餐馆开在当地的老建筑里。
       阴郁潮湿的傍晚，穿白衫黑裤子的侍应生们正在整理桌子，点亮桌上红色烛台里的蜡烛，经理伊丽莎白·哈布斯迎上来，她穿着与餐厅的绿墙十分般配的绿碎花长裙，她温暖地微笑着，告诉她桌子全都预定出去了。
       M的长裙和皮靴与这里也很般配。她看着烛光闪烁中那些静静伫立的，带有突出的曲卷长柄的椅背，觉得自己更属于此地。
       回到花团锦簇的昏暗门庭里，从条案上拿起一张餐馆的卡片，屋顶的追光灯照亮卡片上的一抹蓝色，理想主义的黄浦江。蓝色水波之上，外滩大楼起伏着。像1860年丰泰洋行发行的外滩招贴画中那样，用一支小小的箭头指向广东路口的房子，在箭头旁边标明M on the bund。那样子，让人想起多年前的丰泰洋行。而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M在外滩。
       M没有沿用中山东一路的地址，而是重拾BUND。在1999年，这是个许多出生在1949年以后的上海人都不晓得的老词。在帕西语里，BUND是堤岸的意思，当年在印度，英国人跟着印度人这样称呼堤岸。渐渐的，它就成了一个英文词，用来称呼通商口岸城市中由堤岸形成的带有码头的主街。随着英国快帆船步步逼到东方海岸线的深处，一个新英语单词，一种相似的水边风景，也一路在通商口岸城市的海岸或者河岸上落地生根。
       M也没沿用上海人几十年来印在成千上万个上海产人造革包上的外滩天际线图案，而用了当年殖民者看外滩的角度：从海平面上隔水平视。从这个角度，外滩呈现出十九世纪亚洲各地通商口岸城市堤岸符号般的形象。
       从那个角度看加尔各答，澳门，新加坡，广州，香港，上海这些通商口岸城市，它们就是孪生兄弟。有一样的堤岸码头，一样的建筑，一样的英国飞剪船，那是殖民时代东方通商口岸的标志。英国带有枪炮的商船一路停在东方靠近水边的泥滩上。先是在孟买，英国人下船，上岸，在泥滩上建房子，一楼放船上卸下的货物，二楼住人。就将船停靠在不远的锚地里。印度很热，他们在水边建的房子通常附加了一个宽大的外廊，用来遮阳，通风，使房间尽量阴凉些。殖民地的工作时间通常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商人们有很多闲暇。下午，他们将下午茶摆在外廊里。然后就一路向东亚的腹地深入。
       要是忽略夹杂在房子中的树，和被房子挡住的山冈这样地理上的细节，几乎难以断定它是广州，还是新加坡。或者是上海。但无论将它们单独地放在哪里，它们都是他者。于是，那房子，被称为东印度公司式，那堤岸，被成为BUND。
       那从水面上遥遥眺望BUND的角度，出现在从19世纪出现在亚洲最早的油画里。那些古董油画，现在已只能在春秋两季的拍卖会上看到，但类似的画面，却先在被挖掘出来的汇丰银行壁画上看见，然后，在M的订座卡片上再见。
       M将外滩的老底翻出来，印在自己餐馆的卡片上。
       凭着这些，M身上就是有殖民符号的。
       不过，她不承认。她来亚洲生活，也没有前赴后继殖民的意思。她只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M喜欢的，恰好是在亚洲旧通商口岸城市的百年殖民老房子里开西餐馆。M喜欢有文化气息的餐馆，而M on the x，恰好就在这样敏感的文化气息里。
       中国报纸上的文章，只要提到她的餐馆，就会顺带提起在那里感受到的英语至上的压力，也总提及那里自命不凡的侍应生，提到自己没有金发碧眼的客人显得重要，被忽略的感受。提到殖民气息。写文章的人流露出反感。
       M反唇相讥，那样的感受，才是出于对过去的耿耿于怀与念念不忘。是这些人仍旧活在殖民时代，所以处处体会到殖民。
       她不喜欢他们这样写她，不喜欢难缠的本地客人。她也不辩解，不改变。有时站在鸟笼旁边，轻轻挂着一张长脸，鲜红的嘴角向上挑起，挑着一些讥讽，看本地女孩亮闪闪地望着她外国男朋友的眼睛，看本地人打开菜单时狐疑又努力镇定自己的表情。她那样子，比一个餐馆老板娘，更像喜欢钻牛角尖的女知识分子。不过，她做得不过分。只是为了不服气。不服气这样的人转脸就数落她这里的殖民气息。
       有一次，一对中国年轻人在店堂里与侍应生吵了起来，他们指责侍应生故意怠慢他们。他们指名要见M。M回话说，手里正忙着，等会再说。她的态度火上浇油，于是，她听到他们在骂白色垃圾。
       “中国人可以在我的店里，叫骂我们是白色垃圾。”M轻轻说，“骂出这种老掉牙的词来，到底是谁满心想着殖民的过去?”
       无论如何，M使外滩成了一种时髦，一种将过去的历史，外来的趣味和现代的西方混合在一起的新口味。让人想到M对自己菜式的解释：现代而不混搭，经过精心准备而不过分修饰。这种有些古怪和唐突，但强有力的时髦正是外滩才能提供的。
       外滩在M那里，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于是，3 on the bund，Bund 18，Bund 6，Bund 5相继出现。都用历史做底色，用世界奢侈品做招牌，用生活方式做号召，最后，中山东一路的路牌渐渐不为人知，满耳都是X on the bund，个个都有一个面向浦东的大露台。但说三道四的媒体却没人再说他们的殖民情调。
       M坐在露台上，面对东方明珠的那些笨拙的大珠小珠，她仍旧穿着皮靴，用鲜红的唇膏。如今已是X on the bund的浮华时代，外滩有满目的欧洲奢侈品，家家屋顶花园里都可以彻夜喝到法国葡萄酒，又全都冰得恰到好处。东方明珠的丑，却在她眼里变成了一种带有怀旧意味和颠覆意味的美。
       责任编辑 康伟杰
       【作者简介】陈丹燕，女，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8年出版第一部中篇小说集《女中学生三步曲》。从1990年至今先后发表长篇小说《一个女孩》、《心动如水》、《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欧洲游历系列《今晚去哪里》、《咖啡苦不苦》；纪实作品《独生子女宣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