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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斟满杯
       如果跟你说，有这么一个人，几十年走南闯北东去西行，坐火车不仅刻意不买票，还把逃票当成了一种刺激、一种兴致，甚至当成了一种瘾头，你信吗?
       如果我再说，这个人近些年非但不贫穷，腰包里还多有余资闲银，并时常有些大大方方的扶贫济困之举，他所供职的单位也从来不在他的差旅票据上刁难，而且他在铁路上还不乏手握实权的朋友，在车票最难搞的客流高峰时段也只需一两个电话，便有人将原始股一样的车票送到他的手上，可他仍要独自品尝那种无票乘车的兴奋与刺激，这你还信吗?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
       我信的理由很霸道，因为我就是那个人。
       而且，除了我，还有我至深至厚的一个朋友。
       我的逃票生涯是从十岁开始的。那年是1960年。1960年像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压在像我这岁数人的心头上(当然，还包括所有比我年长的中国人)，那印记可就相当深刻啦。因为天灾，也因为人祸，中国人连续挨了三年的饥饿，当时我家住在城市里的平房，我妈在南窗下圈出一个小栏子，在里面养了六只鸡。对，你问得不错，人都饿得眼儿蓝，哪还有粮食喂鸡?可鸡比人好将就啊，草籽野菜啥都吃，薅野菜撸草籽正是当年我这么大的孩子力所能及的活计，还有上山捕蚂蚱下河抓蛤蟆也正是孩子们乐此不疲的游戏。须知，蚂蚱和蛤蟆可都是禽类绝好的美味佳肴啊。
       养鸡盼下蛋，可鸡蛋却很难进入我们的嘴巴，甚至一家之主的老爸都难享得这份待遇。我妈对鸡蛋的处理是卖掉，再用卖蛋的钱去黑市上买来高价的粮食，好让锅里的菜粥变得稠一些。我家共有姐弟六人，加上爸妈就是八口，外加年节还要孝敬乡下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仅靠爸爸一人的工资休想再买回一粒黑市的粮食，因此一家人对家庭主妇的战略决策都无异议。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不经那个年月，哪会有如此深切的理解。
       别人无异议，我却有委屈，因为卖鸡蛋的任务只能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头上。爸爸要上班，妈妈要操持家务，有无时间且不论，若大人们卖鸡蛋的事一旦被单位和街道知晓，轻则上会检讨，重则开除公职甚至送去劳教，那叫走资本主义回头路，满世界都在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还了得?而我的两个姐姐则正在读初中，除了功课紧，女孩子脸皮薄，也是妈妈不舍对她们实行高压政策的重要原因。三个弟弟或还穿着开裆裤，或正七岁八岁讨狗嫌，又岂能担此保家卫腹的重任?我是家里男孩的大头顶(长子)，在经过无数次的好言抚慰恶语咒骂以致扫帚疙瘩鸡毛掸子劈头盖脸的思想工作之后，便只能噙着眼泪屈服于慈祥母亲深谋远虑的遣将安排了。
       星期天，妈妈将十五个煮熟的鸡蛋塞进我的衣袋和裤袋。熟鸡蛋虽在水龙头下冲洗过，但还没凉透，很快便将热乎乎的温度隔着裤子传递到我的腿上。还没到冬天，那温度不诱人，诱人的是那温度传达给一个饥饿少年的美味信息。我使劲咽了一下唾沫，妈妈便变戏法似的又摸出一个鸡蛋，说我这儿给你留了一个，你卖完回来，再给你吃。记住，十五个，你回家交我十元钱就行，多卖的你去买笔买本看电影，我不管，随你便。
       多年以后，我不时在想，妈妈真是个出色的民间经济学家和企业管理者，她无师自通地最先在家庭内部实行了销售包干制和奖优罚劣的激励机制。须知，当年熟鸡蛋的价码一般可卖七角钱一个，十五个便是十元零五角，给我的赢余空间留下了，却极有限，若有人包圆儿买去，你总要给人家打些折扣，那底限便只能是十元了。妈妈没上过学，算盘却打得如此精细，不服不行啊!
       十岁少年手里握着鸡蛋，去车站候车大厅的人群里穿行，嘴里小声问着谁买熟鸡蛋，眼睛却叽里咕噜地四下张望，只怕警察叔叔天兵突降。有人问，两元钱三个卖吗?我早算计过，如果按这个价码，我正好可以给妈妈拿回十元钱，但我跑腿练嘴外加胆战心惊的报酬呢?我能仅仅满足回家后只吃一个鸡蛋吗?十岁的少年多么盼望有一天能自己拿着入场券，挺着胸脯大模大样走进电影院，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每次都躲在父亲腋下，还要故意弯腿缩头装作还是小孩子的样子。记得有一次，爸爸带我去看电影，临进影院门，我突然从爸爸手里抢过电影票说我拿着。爸爸没在意，却不防我滋溜一下钻到前面去，交了票就站在厅里往外看。无票的爸爸被坚决地阻挡在门外，他气得又恨又恼却无可奈何，指着我摇头苦笑，说你自己看吧，散场后出来找我。
       为了体己钱，我摇头说，三元钱四个我就卖。那人笑，说你个小屁孩，挺会算计呀，把我当成不识数的二百五啦!
       终于碰到了财主，是个中年汉子，他问，你身上一共带了多少个?都是熟的吧?我如实答了，并补充说我还带了精盐末。汉子说，中了，十五个我都要了，十元钱，没亏了你吧?我在心里算计了一下，点头了。十元钱十五个，和两元钱三个，虽说总额一样，但过程却大有区别。一勺烩的结果是我可以马上轻松地走出候车大厅，随意去玩去乐；而两元钱三个则需要我继续逗留在人群中像只怕人追打的耗子。须知，那个年月，舍得拿两元钱买三个鸡蛋的人并不多，碰上一次性甩出十元票子吃鸡蛋的则堪称大款，十元钱足可支付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用。我接过票子，忙着给他掏鸡蛋，他却按住我的手，率先蹲下，对我说，你也蹲下给我剥，你不是说带着精盐吗，也拿出来，咱们就地解决，中吧?
       下面的事就是我剥鸡蛋他来吃。鸡蛋煮熟后妈妈曾立刻丢进凉水里拔，所以就很好剥，这里有个热胀冷缩的原理。我剥得快，他吃得也快，一个去了皮的熟蛋送到手上，他先对半掰开，分别在精盐上蘸一蘸就进了嘴巴，再见他嘴巴抿了抿便没了。十年后，我去乡下插队，曾亲眼见过一次蛇偷吃鸡蛋的情景，那蛇有一米多长，大嘴一张，一个鸡蛋便囫囫囵囵吞进了肚子。农家的那个鸡窝里有五只蛋，眨眼之间，便变成了蛇腹间五个圆鼓鼓的大疙瘩。我胆小，虽心疼，却不敢上前蛇口夺食，只能远远地看新奇。那蛇偷吃完了，再爬到碗口粗的树干旁，缠绕上去，用力一勒，那五个疙瘩立刻都消失了。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这个吃鸡蛋的中年汉子。我还叹服妈妈的未雨绸缪，记得妈妈送我出家门时，特意将一个小纸包塞进我衣袋，我问是什么，妈妈说是精盐，我本不情愿出来做小贩，赌气地说，你是让我卖鸡蛋还是让我卖精盐?妈妈说，带上，不沉，有人要当场吃，你就把它拿出来。妈妈还特意叮嘱，人家要不用，你可把精盐带回来呀，家里炒菜还能用呢。由此，十岁的少年可推理判断，在遣派我出来执行任务前，妈妈肯定亲自来候车大厅做过市场调查，甚至身体力行地卖过鸡蛋也未可知，不然，她何以安排得如此周密细致呢。
       旅客们围得越来越多，像街上人看耍猴。我看到有人的喉结在颏下耸动，甚至听得到那一声声吞咽口水的咕咚声，也许，那就包括我自己没出息的吞咽。我还听到有小孩子在怯怯地请求，“妈，我也吃鸡蛋。”但随即就是巴掌落到小孩屁股上的重重一击，再接着就是孩子放声的哭号。汉子不为所动，十五个鸡蛋风卷残云，只是从我手里接下最后一个剥好的鸡蛋时，才开始变得有些斯文，掰下蛋白和蛋黄，一块块地放进口里慢慢地咀嚼。
       这天的买卖还算顺利，没发生什么意外之事。我听妈妈说，时常有饿急的人看别人吃食物，忍耐不住，便会突然蹿扑上去，夺下就往口里塞，也不管被抢的人怎样拳打脚踢，就是染着血水也要把那食物都塞进嘴巴。我要是摊上这样的事可怎么办呢?我豆芽菜一样的小体格抢得过疯狂的莽汉吗?那个损失是应该算我的还是算买主的呢?
       我拨开人群的缝隙往外走，就迎到了那双熟悉的眼睛，那双眼睛很大，却有些发黄，眼里含着讥嘲的笑意。他抓住我的胳膊往外走，说：“你小子，行啊，没想也会干这个。”
       
       我感觉脸上烧起来，吭吭哧哧地说：“是我妈……让我来的。”
       “你妈咋?你妈也是三天爬不到河沿，笨鳖一个。”
       我恼了，甩开他的手：“你妈才笨鳖呢!”
       他却嘿嘿笑了：“我是跟你说这个意思，还急眼啦?”
       跟我说话的是我同一班级的同学，叫黄建国，因长着惹人注目的黄眼珠，同学们都叫他黄眼儿。黄眼儿只比我大几个月，个子却比我高半头，但学习没我好，考试时常央求我给他递纸条。
       到底是卖鸡蛋被人家堵住了现行，怕他传出去便觉理亏，我的口气缓下来：“那你是啥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你的鸡蛋要是拿到火车上去卖，就能卖到一元钱一个，十五个就是十五元，比你这么卖多卖五元呢。五元钱干啥不好?”
       我愣愣神，反驳他：“可火车票呢?有去就有回，来回的车票钱一扔，还能落下五元吗?”
       黄眼儿嘿嘿地鬼笑：“咱俩的爹都吃铁路这碗饭，坐车还花钱?靠山吃山懂不懂?”
       我又吭哧了：“我可……不敢。”
       “那你下回再干这事，就喊上我。我带你上火车，有那么两回，你就知道啥叫蹭车板啦。”
       “能行?”我犹犹豫豫地问。
       “行不行，你试一回就知道了。可有一宗，千万别跟你妈你爸说，跟谁也别说，戏法灵不灵，全靠布来蒙，明白不?”
       我点头了，为那五元钱的诱惑，更为那无票乘车的刺激。十岁的少年，什么事不想尝试一下呢?
       哥俩好
       我的逃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又一个星期天，我怀揣着十五个熟鸡蛋，在站前广场与黄眼儿集合。黄眼儿提着一个饭盒，那饭盒用网袋兜着，原来他带了饭，难道他还想在火车上跑一天吗?我心里疑惑着却没问。他带我穿过广场，从西侧货场大门进去，又顺着铁道上了站台。后来我知道，想上站台除了走检票口，还有许多路线可畅通无阻。作为铁路家的孩子，我为这迟知的常识感到羞愧。
       站台上已停了一列待发的列车。上车时，列车员阿姨拦住我们让出示车票。黄眼儿扬了扬手中的饭盒，说我爸让我给他送饭。列车员问你爸是谁，干什么的?黄眼儿指了指车尾，说我爸是晃旗的车长。他还信口说出一个名字，但那名字不姓黄，肯定是他顺口胡编的。列车员说运转车长都在尾部，你直接送去就行了，还上什么车?黄眼儿说，我爸手上没粮票了，他让我直接把饭送到八家子，他跑零担小运转，不在这趟车上。列车员又说送饭一个人足够了，你还带上一个人干什么?黄眼儿委屈地叫起来，还能总叫我一个人送啊?他是我弟弟，先带他见习一趟，下回就轮到他了。
       黄眼儿应答这些话时，从容而镇定，不带一丝的慌乱。所谓零担小运转，是那种见站就停的短途货运列车，卸下一些货物，再装上一些货物，开开停停的，很难保证正点运行。不像后来公路运输发达起来，这种零担发送的业务，铁路部门就基本放弃了。可能就因黄眼儿嘴巴上熟练地挂着这些铁路上的专业术语，列车员阿姨不再深究，摆摆手，让我们上车了。
       开车了。黄眼儿小声对我说，咱们在八家子下车，这一段不过一个来钟头。你快去卖鸡蛋，能都卖了最好，卖不了也别着急，回来的车上还能卖。我起身就走，他又一把扯住我，说给我留几个，我帮你卖。我想给他留五个，但他只抓了四个。我不知道五个和四个的区别究竟有多大，但既是人家说帮忙，我也就不好计较了。
       在火车上卖鸡蛋的确就好出手多了，而且是一元钱一个，基本不用讲价。小有不同的是，在火车上很难再碰到一次性包圆儿的大主顾，买主都是带着老人或孩子的旅客，一般都是三两个，好在我手上的鸡蛋并不多，在车上走了两遭，裤袋与衣袋都彻底空瘪了下去。
       八家子本是个不大的集镇，但因有两条铁路在这里交汇，小集镇便渐渐发展起来了。时光的隧道回溯得久远一些，这里肯定有过只有八户人家的历史。黄眼儿带我走出车站，便见了一处集市，虽没有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热闹，但也让城里来的人有了别开生面的新奇。令人可气的是，黄眼儿并不带我去集市上看热闹，却偏领我往集市边上的小胡同里钻。胡同里不时可见有黑紫脸膛的农民站在路边，手里搓碾着几粒粮食，不过是高粱玉米之类，也有搓着黄豆的。很快，黄眼儿在一个搓碾玉米的农民身边站定，接过那人的玉米粒看了看，小声问，我想要五斤，有吧?农民说，巧了，我也就这么多。黄眼儿问，大叔给个价?农民说，两块五，便宜到家了。黄眼儿笑，大叔真敢要，这可是耗子嗑过的，你欺负我是小孩子吧?农民咧出一口黄黄的牙齿，也笑，哪吒小，敢闹龙宫。你这大侄，我一搭眼就看出了不一般，人小鬼大。你要是想买没经过耗子嘴巴的，再往里找，他要是低于三块，我这些东西都白给了你。黄眼儿坚决地说，那就两元一斤，我要五斤，十元。有你站在这儿等的工夫，兴许就又挖到一个耗子洞啦。
       因两个人都在说耗子，我便生了好奇，从黄眼儿手里接过玉米粒看。原来那玉米粒都没了芯子，按书本上的说法，就是没了胚胎。在回去的火车上，黄眼儿给我进一步说明，说老鼠那东西别看小却极精，它也懂藏在洞里的粮食怕潮，一潮就要发芽，所以在将玉米藏进洞后，先将发芽的胚胎部位吃掉。饿急了的农民去田野里找鼠洞，撞了大运的一下就能挖出三五斤粮食，挖出更多的也有。我说，你不怕吃了经过耗子嘴巴的粮食得鼠疫呀?黄眼儿说，所以我才又换了苞米馇，蒙谁也不能蒙自个儿，对不?
       黄眼儿讨价还价的能耐让我对他刮目相看并为之惊异，他把经过鼠口的玉米粒换了苞米馇的过程更令我叹服。他跟那位农民议好价后，便打开一直提在手上的饭盒，里面原来是空的，只团放着一只小布袋。农民接过袋子，闪身进了胡同深处，返身回来时，便将已有了些分量的袋子交到黄眼儿的手上。黄眼儿抓出一把玉米看了看，又掂了掂袋子的分量，才将十元的票子递过去。握钱在手的农民笑出一脸的灿烂，摩挲黄眼儿的脑袋，喜爱地说，这孩子，粘身毛，就是个孙猴子，精到家啦!
       黄眼儿不理会农民的夸奖，拉上我又往胡同里钻，很快又用五斤玉米从一农妇手上换回四斤苞米米查。特别值得记叙一笔的是，那农妇抓了玉米看过后，就摇头了，说这是耗子洞里挖出来的，不换了不换了，要换也只能换三斤。黄眼儿说，大姨你不傻吧?把苞米轧成苞米米查，你还能不去芯子呀?耗子先替你把芯子嗑了去，大姨你少说也白捡了半斤的分量，偷着乐去吧。农妇仍摇头，那我也不换，和耗子同吃一口食，恶心不恶心人?黄眼儿放低了声音说，大姨，这苞米轧成苞米米查，你不一定非得自家吃吧?像今儿似的，你还可以卖呀。说到这里，黄眼儿特意抓过一把农妇的苞米米查，送到眼前仔细地看，说我可得看仔细喽，小心你这苞米米查跟我的是一路货。那农妇愣愣神，便笑了，问，小子，你今年多大啦?黄眼儿答虚岁十一。农妇叹息说，跟你这孩子比，我家里的那个货，就知下死力气土里刨食，白活四十多啦!
       远方传来火车汽笛的鸣叫，黄眼儿说车来了，拉着我往火车站飞跑。我一路跑一路想，十元钱若直接买苞米米查，也许只能买三斤，可让黄眼儿这么一倒手就变成了四斤，还让两个卖主都对他好一番夸奖，他的便宜真是占大啦!别看他平时对什么是乘数除数商啊积的整不明白，可在这路事上，他的精明若打100分，我就连及格都难啊!
       黄眼儿此行占的便宜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又用与来时大同小异的办法哄得列车员让我们上了返程的火车。车上的旅客不少，不像来时是始发车，没座，我们就面对面站在了车门旁。我想起了他怀里还揣着我的四个熟鸡蛋，便问他卖没卖，没卖我好抓紧时间完成任务。没想他问我，跑了这半天，你饿没饿?我说早饿了，恨不能生嚼了你的苞米米查。黄眼儿笑，从衣袋里摸出两个熟鸡蛋，说那还等啥，一人一个，先垫垫肚子。我问，不卖啦?他嘻嘻笑，说还卖个屁，都碎成这样了，还能卖吗?确实，经过刚才的那一阵疯跑和上车时的挤撞，鸡蛋早已磕碰得没了模样，想卖也要打折了。看我无言，他又说，你手里不是已经有十一元钱了吗?十元交账，一元归你，这两个鸡蛋咱俩一人一个吃掉，就算充饥了，这叫按劳取酬，对不?我问，你手里的那两个呢?黄眼儿又鬼鬼地笑，却不将那两个鸡蛋拿出来，只是说，那两个也不能卖。你想啊，你今天要是交出去十二元钱，你妈就要问你怎么卖得这么多，你说不说实话?而且，你今天交了十二，往后交多少?再交不出这么多可就自讨挨骂啦。谁家的大人都这样，都不讲理。所以我的意思，那两个也留咱俩吃，但要等明天，行不?
       
       我想明白了，黄眼儿事先特意从我手里要去四个鸡蛋，那是经过处心积虑的策划和周密细致的算计。我为这种策划和算计心里很不舒服。但细想想，我也并没吃亏，不仅可如数向妈妈交上十元钱，自己还落下一元私房钱，而且，又可有两枚熟鸡蛋入腹。他呢，似乎也应该得到这份酬谢，毕竟是他给我出的主意，又是他带我不买票坐火车，一路上还长了这么多的见识。我虽心里疙瘩着，也只好眼看着他将鸡蛋香香甜甜地送到嘴巴里去了。
       第二天放学，黄眼儿拉我一块回家。铁路住宅多沿铁道而建，他拉我在道肩上走。那是一条调车线路，用时少，闲时多，他看看前后无人，便一屁股坐在钢轨上，让我也坐。我心里还惦着那两个鸡蛋，便一切听他吩咐。黄眼儿果然从书包里摸出鸡蛋，同时摸出的还有一个装止咳糖浆的小玻璃瓶。我问你病啦?他不答，却拔去塞子，送到我鼻下。那浓烈的味道让我大惊，你还要喝酒呀?黄眼儿笑，说不喝点酒，就白瞎了这么好吃的鸡蛋了。这酒是我从我爸酒瓶子里偷倒出来的，只一点点。我摇头，不不不，我不喝。黄眼儿说，我教你划拳，谁输了，喝两滴，行不?听说学划拳，我的兴致来了，问你会呀?黄眼儿说，我也是刚从我爸那儿偷学来的，还没真比划过呢，咱哥俩都学会了，往后就有伴儿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那是我今生第一次喝酒，也是第一次划拳。哥俩好啊，三星照啊……五魁首啊，六六顺啊……这套酒令很上口也喜兴，两个稚嫩的声音先还是压抑的小声，后来就放开了喊，惹得身边经过的人不住地回头看，有人撇嘴还有人远远地甩石碴，说这么点小屁孩，怎不学好?我们才不管呢，越发呼喊得激情热烈。
       那天，为怕回家让妈妈闻到嘴里的酒味，我和黄眼儿在铁道边撅了好几棵玉米当甜秆，嚼了，谁还管那味道是酸甜还是苦涩呀。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以后，我就有意避让，不与黄眼儿同去火车上卖鸡蛋了。避让也是铁路上的一个术语，就是同向行驶的列车，为给后面的列车让出线路，而停在车站避让线上。事情不过如此，奥妙我也都看明白了，我犯不上再像尾巴似的跟在他的后面并且让他分享我的利润与快乐。当然，有时我们也会在火车或八家子集市上不期而遇，我就学着大人们的样子表现出格外的惊喜和亲热，并想法编造出一些未能和他同行的理由。粘上毛就是猴的黄眼儿也不说破，只是越来越少主动约我同行了。
       慢慢的，我由在火车上卖鸡蛋悟出了门道，并进一步拓展了借蛋生财的门路。我发现八家子集市也有农民在偷偷地卖鸡蛋，但基本都是生的，而且比城里黑市上的便宜，五角钱便可买一个。我将来时在车上刚刚挣到手的十五元钱拿出十四元，一下买了二十八个鸡蛋，再用余下的那一元钱求集市上的住户煮熟，我再带这几乎翻了一番的鸡蛋到返程的火车上去卖，到家时手里的票子便几乎翻了一番。毕竟熟蛋的数量骤增，我就有意压低价格见利就走。有时实在卖不净，我便将蛋藏在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然后每天一个人慢慢享用。那个年月，县处级干部每月才有一斤蛋一斤黄豆的特供待遇，俗称“蛋豆干部”，而市地级则是“肉鱼干部”，每月一斤肉一斤鱼。这么比起来，我暗中享受到的待遇已经远远超过“蛋豆干部”啦!经过这么一段往来不空手的实践，我开始体会到挣钱也会上瘾，就像有些人抽烟和喝酒，那瘾头会越来越大。我手里的私房钱已有几十元，大富翁啦!
       我牢记黄眼儿的叮嘱，卖鸡蛋的新招法一直在对妈妈保密，因此妈妈的激励政策不变，每次仍是奖励我一个鸡蛋。可毕竟手里已握着几十元钱，我的秘密仓库里也时常藏有鸡蛋，所以再从妈妈手里接过鸡蛋时，我便觉烫手，吃进嘴里也觉有愧疚的味道夹在了里面。我把熟蛋用菜刀像切西瓜样劈成几瓣，分给弟弟们吃，也给姐姐吃，妈妈便欣慰地夸我“带才，有大头顶的样”。带才是北方话，是说兄长宽厚豁达的意思。可妈妈越这样夸我，我越觉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把我的秘密说给妈妈听。可犹豫来犹豫去，我还是闭紧了嘴巴，就像时下久禁难止的有些部门的小金库，那种可随意支配的诱惑毕竟太强大了。
       有天夜里，爸爸和妈妈吵架了，也不是大吵大闹，妈妈只是捂着脸呜呜地哭，爸爸也只是坐在那里垂头丧气一脸无奈。我被妈妈的哭声惊醒，见此情景，又紧紧地闭上了眼睛装睡。原来老家的叔叔饿得实在受不了，吃了淀粉。可那哪是真正意义的淀粉啊，不过是将玉米秸高粱秸用烧碱那么搅和一下变成了粉沫状，烧碱的烈性犹在，入了人的肚腹就要闹腾，叔叔被烧成了胃穿孔，急送医院做手术。可手术费欠着呢，术后的恢复与保养也缺钱，爷爷打发人来急求爸爸雪中送炭。妈妈是家里的财政总管，狠狠心拿出了二十元钱。爸爸说这哪够，这是救一条人命呢。妈妈说，一家子人的命你就不管了?你能把大人孩子的脖子都扎起来?爸爸说，哪儿急先从哪儿来嘛，先跟街坊邻居借借看。妈妈说，这年月，谁家还有闲钱?但凡有一元，也要去黑市上捧回几两苞米面呢。有本事你去借借看!爸爸仍坚持要尽全力，妈妈便将家里仅有的二三十元钱都摔出来，说这就是全力，包括我从鸡屁股里抠出来的，明天我就要去粮站买粮，一家人一个月的口粮钱都在这儿呢!爸爸不管妈妈的眼泪和脸色，拿起钱就走，只留了几张零票子在炕上。
       妈妈伏在炕上整整哭了一夜，天亮时，两眼都哭成伏天里的烂桃子。我等姐姐和弟弟们都上学走后，将自己的几十元私房钱都拿出来，说，妈别哭了，我手上还有钱，都给你。妈妈见了那些钱，哭肿的眼睛瞪得比鸡蛋还大，问，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我再不能隐瞒，便原原本本将这一阵卖鸡蛋的事都说给她。我注意了，并将那一幕久久地铭印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握钱的手在颤抖，一双眼睛久久地盯牢了我，喃喃地说，你这孩子，你这孩子……我听不出这话里含着的是赞许还是责怪。
       几天后，爸爸跟我进行了一次异常严肃的谈话。在我的人生记忆里，爸爸如此严肃地跟我谈话的次数并不多，况且当时我只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少年，那是第一次，绝对是第一次，但爸爸把我当成了大人。当成大人的佐证之一就是妈妈一直坐在他旁边，虽然从始至终未有一言，但我知道那是表示她对爸爸的支持，就像有些单位的领导在发表重要的讲话时，左右要坐着众多的班子成员，那是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展示。
       爸爸说：“家里遇到了难处，你能帮大人分担忧愁，我和你妈妈都深感欣慰和感谢。身为一个刚刚十岁的长子，这很难得。但是，凡事都有限度，帮你妈妈将家里养鸡生的蛋卖掉，再贴补一些紧缺的粮食，这似乎可以勉强说得过去；若是再买了蛋去卖，国家的政策就不准许了，那叫投机倒把，一旦被人发现惹出事来，别说你，只怕我和你妈妈都承担不起这份罪过。所以，从今往后，你还是只按你妈妈吩咐的去办，至于别的招法，就是能赚再多的钱，也绝不许再干了。”
       投机倒把的词一出口，令我大感震惊。那个年月，这个罪名罪，在我的心目中几乎同于杀人放火。爸爸在铁路局机关当干部，开的会多，读的书看的报也多，他的话不会有错。
       妈妈没说一句话，却一直在抹泪。以我的猜测，也许那是妈妈在表达她对我的感激和歉疚吧，因为这个事，毕竟是她告诉给爸爸的，虽然爸爸并没打我骂我，但那番批评放在今日，就有了戒勉或严重警告的意思。
       三星照
       我的跑车板卖鸡蛋的生涯只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后来国家的经济形势好了一些，家里的粮食也不那么紧张了，加之报纸和广播中打击与取缔黑市交易的声音一日强似一日，已经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所以家里养鸡生蛋的直接效益就是变为隔几天饭桌上可有一小盆鸡蛋羹了，生酱也炸了鸡蛋酱。坦率地说，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年的经历，困难时期留给我的最深刻记忆是辛苦而不是艰涩，因为我每周至少可得到一个鸡蛋的营养补偿，如果在火车上卖得好，那就几乎是每天都可吃到一个鸡蛋!最明显的外在效果就是我的个子迅猛蹿长，几乎可以跟黄眼儿齐肩平头了，在班级的站队已从前几名撤到后几名。可能也跟跑车板有关，黄建国的眼珠子在不知不觉间竟不那么黄了，可同学们还是黄眼儿黄眼儿地叫，他也毫无办法。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当时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患上了黄疸性肝炎，那种病是因为血液中胆红素增高引起的，病人的皮肤、黏膜和眼球的巩膜随之发黄，所以被人通称黄病。两个瘦弱少年在人民列车的铿锵声中悄然成长，就好像万亩贫瘠土地上的两棵秧苗，因获得了根须下不易让人察觉的丰富肥料，那枝那叶便茁壮得很扎人们的眼了。
       
       虽然不再卖鸡蛋，但我和黄建国无票乘车的生涯却只是起步。仅靠父亲一人工资的家庭经济仍是窘促不堪，城市里的粮食和副食供应虽有好转但也仍是凭票供应，一人一个月三两油，逢年过节半斤肉，人们身体里缺少的营养太多太多。怀里揣着妈妈塞给的有限的钱，春天，我们去乡下买回豆子，秋天，我们背回了刚从地里刨出的红薯，春节前，我们甚至用破麻袋拖回家硕大的牛头和乱七八糟的猪下水，让邻居的婶婶大娘们生出许多惊叹。用同样多的钱，办回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远远高出别人家一截的事，我们的暗器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不买票坐火车，到相对僻远的乡间去。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我和黄建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单兵作战，而是像两匹孤独的马驹，只要出了厩门，就自觉不自觉地凑到了一起。因为我们要远行，仅靠一匹马驹的能力很难找到茂盛的草场，更难抵御随时可能遭遇的风雪雷暴虎豹豺狼。我们需要鼓劲，需要安慰，更需要彼此的支持与协助，就像势单力薄的单干户终要合成互助组，就像两根小竹棍并在一起才是可夹鱼夹肉的筷子。八家子那样的集市我们已不屑去了。信心随着经验一起积累增长，因为我们发现，火车上无票乘车的队伍其实很庞大，但主要是那些休班在家的铁路员工，他们故意将油渍麻花的工装服披挂在身，横冲直撞于大大小小车站的出入口。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铁路吃铁路，这似乎是早就通行于所有行业的公理。当然，像我们这样的半大孩子是少数。但这也正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没票也没钱，我们是铁路职工的孩子，我们可以信口编造出许多让人同情的理由，我们死猪虽小但不怕开水烫，那些车站或火车上的工作人员便只好睁只眼闭只眼，顶多吆喝上一声“小心让我下回再看到你们!”我们心里笑，脸上却做出老实沮丧样，哼，不信下回还能碰上你，也不信你下回还能认出我们!你就别敲铜盆吓唬耗子了，我们这两只小耗子已经成精作怪，早就不怕这种小把戏啦!
       突然的一夜之间，无票乘车成了普及全民震憾世界的大风景，那就是红卫兵大串连。在此期间，我和黄建国，还有班级的其他同学去过北京、上海、杭州、南昌、广州、武汉、成都、西安等等等等，凡是能通火车的省会城市差不多都被我们“视察”了一遍。作为早已成了精怪的这些铁路中学的学生，傲视于那些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乱撞的红卫兵们的优越之处就是，不管列车上挤成什么样子，我们总能安然地各守临窗的一个座位。办法嘛，说出来其实极简单，始发列车进站前总要经过入库检修，我们不过多跑几步路，抢在列车出库前钻进车厢，然后就怡然自得地守在窗前等着观看如涌潮扑向车门的人群了。
       我和黄建国插队下乡的那一年是十八岁，去的地方离家不远，而且通火车，也就两三个小时的行程。这似乎跟按学校按班级的统一调派有关，铁路职工子弟中学嘛，总得找个离铁道线近能听到火车叫的地方。听说为争取到这一点，铁路局尽了极大的努力，包括答应给安置知青的县城和公社优先调派车皮。这一近，就给铁路知青经常往家里跑提供了便利之路，十天半月的，我们总要跑回城里去住两天，给肚里增加一点油水，松解松解疲惫的筋骨。至于火车票嘛，没有文件规定，更没人在大会小会上宣布，但在家长和知青们的心目中却达成了惊人的共识，铁路职工家的孩子嘛，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大有作为，还买什么票呢，就好像进了自家房门还敲门，岂不显得外道吗?这个共识还影响到大多数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只要让他们承认了你姓“铁”，那就绿灯放行，一路畅通了。
       但这“共产主义”的好日子并没维持多久。铁路局来了军代表，军代表是个老八路，在部队里当着副军长，以严治军著称，据说对为时尚不久远的红卫兵运动深恶痛绝。他坐火车亲自巡察一番后拍了桌子，“这叫牛犊子拉车，乱套!半军事化的企业就要实行军事化的管理，以严治路，就要先从这无票乘车抓起!奶奶的，一帮小毛崽子，还没王法了呢，我看谁再敢跟我造反有理!”为严格推行此令，他从部队调来大批官兵，开进沿线车站登上所有列车，他不能让他的命令变成一纸空文。
       这些背景资料我是从爸爸口里知道的，我所亲身感受到的气氛则是壁垒森严如临大敌。那晚，暮色垂临，我和黄建国跨下车门。下车的旅客不少，多数是知青，男男女女足有上百人。三等小站嘛，几组线路，不长的站台，没有地道，横空却架着一道看起来很单薄的天桥，要想出站，那是必经之路。但当过红卫兵的知青们谁守这个规矩，跨下车门，东南西北，便直奔了广阔天地。可那天的情况很特殊，站台对面停了一列货车，与刚停靠的客车正好夹成一条狭长的走廊，凝目细看，站台的前方和后方站满了身穿草绿色军装的士兵，一个个笔挺威严，密匝匝封堵了昔日可自由来往的去路。天桥登梯处已站了两位车站工作人员，正放声地喊，“下车的旅客不要拥挤，请经由天桥按顺序出站。没买车票的旅客请抓紧补票。”
       这叫瓮中捉鳖，四面团团围紧，只留了那么一个出口，插翅难逃了。少数买了车票的旅客往天桥走，大批的知青们则挤在站台上不动，低声的议论与咒骂声嗡嗡嘤嘤。我对黄建国说，今天要倒霉了。黄建国问，怎么说?我说，老老实实补票呗。黄建国冷笑说，老爹成天跟着大轱辘转，窝囊不窝囊?我说，看来今天就得认了。黄建国说，愿认你认，顺着腚沟子流大汗，一天挣不到三毛钱，显你趁啊?他说的是实情，别看我们插队的地方交通还算便利，但分值却很低，出工一天也就挣两角多钱，年终还很难兑现。我咕哝说，那可咋好?黄建国前后看了看，又望定我，低声说，把你大棉袄脱下来给我。我问，啥意思?黄建国说，先别问，快脱，别让当兵的看见。
       站台上乱乱糟糟，高挑的几盏灯也昏昏不明，想不让当兵的看到我脱衣很容易。我身上的棉大衣是爸爸前些年在车辆段工作时发的，后来他进了路局机关，这棉衣便给了我，左胸上还显赫地印着路徽和安全生产几个字。这一点，黄建国就没法跟我比了，他爸爸是运转车长，要跑车，工装难下身，所以就享受不到我这父衣子袭的待遇了。
       黄建国穿上铁路棉工装，将黄书包塞给我，低声吩咐：“听着，跟大溜儿行动。”
       我没听明白他的话，更不知大溜儿将怎么行动，却眼见着黄建国已拨开身边的人，大步向着列车尾部走去，还扯开嗓门喊： “还发什么呆!赶快经天桥出站，都给我听好了，今天谁也别想捡国家的便宜!”
       我惊呆了，黄建国要干什么?疯啦?可站台上的那些知青插友们却以为他是车站上的工作人员，避瘟神般地纷纷避闪，任由他迈着八字步一路直冲冲地往前走去。
       黄建国继续高声亮嗓地喊：“不许钻车!听到没有?知不知道钻车危险?敢钻车的加倍罚款!”
       知青们怔了一下，立即就明白了，这响彻站台的吆喝等于提醒，眼下的唯一逃脱之路就是钻车，从对面的货车或身旁的客车下面钻过去，咫尺之外就是可扑展翅膀的自由天地。人们好像炸了群的羔羊，呼地一声扑散开，各寻了遁身的去处。执勤士兵的哨子尖厉地叫起来，随即就是奔跑而来的脚步声。那一刻，我呆了一下，就在一个士兵要抓住胳膊时，我一缩身，便闪到了客车厢下，由于慌急，脑袋还被车厢底梁重重地撞了一下。其实底梁距离地面足有桌子高，低低头缩缩身，谁都可以钻过去，尤其对于铁路职工家的孩子，孩提时几乎都玩过这种既刺激又可图近便的把戏。
       顾不上疼不疼了，钻过列车我就顺着铁道往插队的方向跑，身前身后还跑着几个人。我一边跑一边往后看，不知黄建国是不是也跑出来了。没想，黄建国突然从铁道边一棵大树后闪出来，哈哈地笑：
       “还跑什么，一帮惊枪的兔子!”
       我喘息着，问：“你、你也跑出来啦?”
       黄建国得意地笑：“我可没跑，咱哥们儿是从他们眼皮子底下走出来的。”
       
       我说：“他们没问你呀?”
       黄建国说：“问我什么?就咱，正经八百的铁路工作人员，《铁道游击队》白看啦?”
       看他那得意的样子，我可以想见他经过那些执勤官兵身旁时大摇大摆走出车站的样子，不能不在心底生出佩服。这个黄建国，真是生错年代啦!
       四喜财
       我在乡下干了五年，然后选调回城，去的是市木材公司下属的一家大型储备库兼木材加工厂。木材储备库占地面积大，建在了市郊。那个地方叫冯家，离城二十多公里，坐火车要跑上两个区间。区间也是铁路上的专业术语，就是从一小站到另一小站的距离。
       从此我就是通勤职工了。木材公司给住在城里的职工每人发了一张通勤票，全年定期，上面有个人的照片。有了这张票就了不得啦，进出车站掏出来晃一晃，一路放行没人细看。就因这没人细看，我周日再为家里去乡下买农副产品，就愈发浑身是胆雄纠纠，去乡下看那些尚留在农村的插友时也好亮出通勤票张扬显摆。可别小看这张不起眼的票，我怀揣了它，利用假日或串休日还去过不少旅游胜地，比如北戴河，比如泰山，最远到过山西，爬了五台山。有时遇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仔细验票，人家问，冯家在哪儿?我还以一副不以为然的痞相，反问，那你说在哪儿?工作人员翻起眼皮看看我，把票一退，就算放行了。一个区区不挂名的郊区小站，他当然难以确定在中华大版图上的具体方位，这便是他的虚处。我以虚避虚，做出理直气壮的样子，此一招屡试不爽。细想想，经验与诀窍还是来自黄建国，跟了忽悠的会哄哄，随了唱的会哼哼啊。
       可我的逃票师傅黄建国却远没有我的这份幸运了，他留在了乡下，而且极可能还要永久地留下去，究其原因，则是因他自己，怪不得别人了。就在我选调回城的头一年初秋，他回家看生病的母亲，独自跑回了城里。按以往的习惯，知青点的人从城里回乡，常常是午后上车，傍晚下车，赶回青年点是在入夜时分。可那次，黄建国回来时我们已在吃早饭，而且他落汤鸡一般浑身精湿，还不住地打喷嚏，钻进屋子忙着换衣服。我扔下饭碗去问他，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一夜没睡呀?黄建国答，他前半夜就回来了，可正赶上下雨，就躲进了路边的一个窝棚，那窝棚四面漏雨，就把他浇成了这个德行。我心里疑惑，昨夜确是下过雨，还挺大，雷雨交加，雨前我们还跑到场院苫盖了一阵粮食，但雨来时是在子夜前，那个时候他早应该跑回青年点了。见我这样问，黄建国便显得有些不耐烦，说隔道有雨你懂不懂?这儿半夜下雨，火车站那边也得等到半夜啊?我再问，反正也浇湿了，你就抓紧跑回来呗，还傻了巴叽地守在窝棚里沐浴天霖啊?黄建国越发焦躁，说你烦不烦，看我浇成这样你看着高兴是不是?啊——欠——
       可我的疑惑半月后就得到了证实。那天，青年点突然来了一个乡下姑娘，说是来找黄建国。留守做饭的女同学问你是谁?姑娘坦率地说我是他对象。女同学大惊，黄建国有对象啦?这是新闻啊!便解下围裙急奔了村东高粱地。正在挥镰的黄建国一听女同学吵儿巴火地叫他快回青年点见对象，脸刷地就白了，又瞪眼呵斥，什么对象，少胡说八道!女同学哈哈地笑，人家自己说是你对象嘛，好事，挺漂亮的，就是脸黑点，别掉进煤堆里就行，小心不好找。说得正割地的知青和社员们笑翻了天。
       听说那天黄建国一回到青年点就把那个姑娘扯进了男知青的房间，不仅关了门，还上了闩。中午我们回去吃饭时，做饭的女同学挤眉弄眼地指着房门，示意大家快去看，可房门推不开，我们只好扒窗户。姑娘背对着窗户坐在炕沿上，垂着头，看不太清楚，但从侧影看，浑浑圆圆的挺丰满结实，虽说脸庞确是黑些，也还清秀。姑娘可能在哭，不住地抹眼睛。黄建国则站在地心，不住地挥手让我们快滚蛋，看情景真是和搞对象有关了。
       姑娘是过晌我们又下地时离去的。傍晚，黄建国坐在我旁边不说话，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我问：“你真搞对象啦?”
       黄建国嘟哝说：“那天，我也就是随口说说，没想她还认真了。”
       我追问：“哪天?”
       “就是我坐车没赶回青年点，被雨浇了那天。”
       我再问：“原来那天你没赶回来，是去搞对象啦?”
       黄建国再嘟哝：“不是大小季儿，正巧赶到那儿了嘛。”
       原来那天黄建国仍是按老习惯乘坐傍晚的列车返回青年点，但快到站时，车上突然验票，并将没票的旅客都推搡到餐车上。来铁路局军管的副军长调派官兵执行过一段任务后，因考虑到部队要拉练，而且总派官兵执勤对车站的形象也有负面影响，便另起炉灶，机动灵活地搞起了“掺沙子”。“掺沙子”是当年很流行的一种政治手段。副军长的具体做法就是从铁路抽调一部分工人去地方上当工宣队，再从地方企业抽调工人来铁路上执行任务。这批地方上的工人早对福利待遇相对优厚的铁老大又嫉又怨，这次派他们上了火车，首当其冲的目标便是对准了我们这些经常无票乘车的铁路子弟，出手凶狠，可比老猫戏鼠，又可比傻子抓蛤蟆，不攥出尿不罢休。黄建国一看火车已进站，执勤的那些人又横眉立目不肯通融，便史无前例地主动从腰包里摸出票子，说快给我补票，我要下车。站在一旁的黑脸姑娘也急将钱递上去，说我也到站了，先给我补吧。没想那工人竟嘿嘿一笑，说你们不是好占国家的便宜吗?你们不是人民铁路的孝子贤孙吗?还补什么票啊，好好坐车吧，今天我让你们把便宜占个够!说完又大声对守着车门的人吆喝，把门给我看紧喽，没有票的谁也不许下车!
       车停了，又开了，轰隆隆越驶越快。姑娘看着窗外，急得直跺脚，眼泪都哗哗流下来了。黄建国安慰说，哭管什么用，大不了从下站再走回来。姑娘说，我妈正病在床上，看我天黑不回家，还不急死呀。黄建国问，你不是知青?姑娘摇头，说我妈病了，让我进城去找我舅借钱买药，我还是头一次自个儿坐火车出远门呢。我舅在铁路上开火车，他送我上的车，还说不用买票，有人问提他就好使。黄建国叹息说，以前好使，今儿就不好使啦。姑娘问，大哥，你是哪个青年点的?黄建国报了地名，那姑娘立刻说，我家在六里桥，与你们那儿就隔一道河，我一会儿下车跟你一块往回走，行不?
       没想两人的这番低声对话都被一旁正戏弄老鼠的猫听进耳里，未等黄建国回答，猫已转身粗声大气地奚落姑娘：“我说你挺大不小的姑娘还知道个寒碜不?没见过男人啊?眼看天就黑成锅底样了，你跟他搭帮走，就不怕他是个臭流氓把你拖进高粱地开了苞呀!”
       猫的话音未落，脸颊已挨了黄建国重重一拳。众猫见状，急扑向这只胆大包天的耗子。耗子的双臂被按住了，脸上也挨了几拳，但腿脚却还在踢蹬反抗，直踢得餐桌上的调味瓶子四处翻飞。怒不可遏的黄建国扯嗓大骂：“我操你妈，你们才是臭流氓!当众侮辱妇女不是流氓是什么!爷今天就不下车了，我要去铁道部告你们，我就不信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
       被圈赶到餐车里的无票乘客多是血气方刚的知识青年，见有人挑头，立即同仇敌忾，摩拳擦掌，骂声震天。无票乘车固然缺理，但认了错补了票后，顶多再加些罚款；但执行公务人员不懂规章，将无票乘客强拉过站，又当众欺辱妇女，便过分了，孰重孰轻，一目了然。心中早对路外人员上车胡为怀有不满的列车长急忙从前面赶过来，先是对黄建国和那姑娘赔礼道歉，又对怒目而视的众人亲切安抚，见列车又缓缓进站，便不失时机地急令打开车门，请大家赶快下车，闭口再不提补票的事了。
       黄建国带着那位姑娘进了候车室，才知夜间返程的都是直达快车，能在我们下乡的那个小站停车的只能等到第二天早晨。依黄建国的意思，那就等吧，两个区间，少说也是四五十里路呢。可姑娘央求黄建国，大哥还是带我回去吧，早到家一分钟也让家里人早一分安心，咱俩快步赶，估计过了半夜总能到家了。
       
       黄建国心软了。姑娘的话总有着以柔克刚的威力，尤其是对黄建国这样还没谈过女朋友的小伙子。两人上路了，顺着道肩一路疾行，一路说笑，先是笑骂火车上那些虚张声势的东西，接着就聊起彼此家里的情况。黄建国知道了姑娘叫于金霞，初中没念完，见学校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教室里连块完整的玻璃都不剩，便绝意不念了。黄建国还知道于金霞家里是下中农，五口人，姐姐出嫁了，除了爸妈家里还有个弟弟读小学。
       夜色浓黑，秋风飒飒。当头顶响起隆隆的雷声掠过刺眼的闪电，带着浓浓雨意的凉风也扑面而来时，两人才有些慌了。正是漫荒野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好像黑夜中的茫茫大海，闪电的乍亮中，那随风起伏的秋庄稼便成了汹涌的波涛。于金霞吓得又要哭，夜色中也不再怕羞，拉住黄建国的胳膊一再地问，大哥，这可咋整啊?黄建国强作镇静，借着闪电的光亮，发现了铁道旁不远处有一个高高耸立的窝棚，那窝棚有点像江南的吊脚楼，四根粗柱将人字型的草寮高挑在秋庄稼上空，那里夏天时肯定开过瓜园，窝棚便是种瓜人守卫果实的岗楼与哨所。黄建国拉着于金霞往窝棚跑，安慰说，不怕，咱们先找地方避避雨，这季节的雨长不了，雨一停咱们就接着赶路。
       两人刚刚爬进窝棚，粗大密集的雨鞭便横扫而来。比雨更凶猛的是狂风，那窝棚本已多日无人栖身，狂风一起，棚顶的油毡纸和茅草霎时翻飞而去。雨水如注，劈头盖脸，黄建国和于金霞急蜷躲到窝棚一角。比风雨更可怕的是炸雷，那一天的雷响得邪乎，又焦又脆，一声声震耳劈响，似耀眼的金蛇在头顶不断地盘旋狂舞。黄建国和于金霞都是读过书有些自然常识的人，知道在无遮无掩的田野高阜之处遭遇雷电的危险，劈击毙命不过是瞬息之间的事情。尤其是于金霞更是大惊大骇，一月前，就是在她家的那个村子，有一男孩就是在荒野被雷击死的，浑身炭黑，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于金霞亲眼见过那个孩子的死状，所以哪还顾得羞涩，在一声接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声中，吓得抱了脑袋往黄建国怀里钻，浑身都抖起来了。
       随着雷雨来的还有冰雹。若说四面临风的窝棚还能遮挡一些风雨的话，对砸落而下的冰雹几乎就丝毫不起作用了。冰雹足有秋后的枣子般大小，如碎石溅飞，如弹雨横扫，劈头盖脸，密密层层。于金霞抱头惊叫，喊疼喊怕。那一刻，黄建国一下将于金霞推翻在窝棚一角，然后伏身掩压在她身上，就像战场上掩护炮火中的战友。
       雷电远去，冰雹渐息，秋风秋雨却仍在飒飒不休，天地间的温度陡然降下十几度。于金霞想推开黄建国，但黄建国却伏在她身上不动，那健壮的身子竟烧灼起来，呼吸也变得粗重。于金霞以为他病了，发烧了，便再推，还不住地问，黄大哥，你怎么了?黄建国的手却突然伸向于金霞丰满的胸部。于金霞怔了怔，明白了，身子也腾地烧起来，并下死力地推他，嘴里喊，你!你干什么!你流氓!可这种时刻，一个女孩子哪里是一个健硕男子的对手，且已被压在人家身下。黄建国越发昏头涨脑肆无忌惮，一把扯开了于金霞的裤带。于金霞哭了，大声求告，黄大哥，求求你，别，可别呀!我日后还要嫁人呢!黄建国气喘吁吁地说，那你就嫁我，咱俩搞对象。于金霞推拒说，想搞对象也得以后说，你今天说的话不算数!黄建国吼，谁他妈的说话不算数，就打雷劈死他!
       一切就那么发生了。事毕，于金霞蜷坐在那里痛哭，黄建国赤裸着身子抱着她，用自己的身体为她挡雨取暖。天亮前，雨住风停，两人上路，一路都无话。黄建国将于金霞一直送到六里桥村口，然后回到青年点。
       但那天，黄建国只跟我说了因逃票被多拉出几站，回来时跟于金霞同行并遭遇雷雨的事，关键环节他则避而不谈。上面我描述的那些细节是他后来才断断续续跟我说的。当时，我对于金霞以对象的身份专程跑到青年点的事起疑，便追问，你是不是跟人家……整了什么事?黄建国瞪眼否认，没有，绝对没有!我追问，你没跟人家“打架”?黄建国怔了怔，竟哧地笑了，还伸手打了我一拳，去你的，你懂什么叫“打架”?我再问，没“打架”人家大姑娘家家的能跑来说是你对象?黄建国吭哧了一下说，我当时只说想跟她搞对象，她也……没说同意不同意……
       关于“打架”，是我们刚下乡时闹出的笑话。一个女知青看两只狗在交配，动作挺怪异，便好奇地问身边的农村大嫂，它们在干什么?大嫂不好直说，便说狗打架呢。正好一个乡下汉子走过，听后不由大笑。大嫂气得瞪他。汉子问，你瞪什么瞪，想打架呀?这个笑话流传甚广，演绎的版本也很多，直到前些日子我看到一个手机段子，也是这个笑话老树新枝的翻版。当年知青下乡，闹出的这类笑话多啦!
       半月后，于金霞再次光临青年点。那天是傍晚，来的却不只是她一个人，还跟了她的父亲和两个乡下小伙子，都铁塔般精壮，每人手里还都提着锹镐，那锹板更磨得光洁雪亮宛若镜面，在晚霞中映出血一样的光彩。黄建国一见来人这般模样，脸立刻变了颜色，连说话都结巴了，急拉于金霞进了青年点。那几个乡下汉子不说话，只是横成一排站在青年点院子里，手里拄着锹镐，死盯着房门的眼睛里却透着鱼死网破的杀气。我看大事不好，慌忙召集所有男知青，每人也抓了锹镐，都蹲在房门前，装作刮擦锹镐上泥巴的样子。而女同学们则远远地躲着看，一个个花容失色，连话都不敢说了。
       足足有两顿饭的工夫，于金霞独自走出来，脸上还挂着泪痕。她走到父亲跟前，低声说，爸，回去吧，建国答应一个月后结婚。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院子里的人都听到了。她父亲闻言，用鼻子哼了一声，把镐往肩上一搭，转身就走，两个小伙子也紧跟上。走到院门时，于金霞的父亲又扭过脸，脸上换了装出来的笑模样，大声说，同学们，金霞和建国结婚时，你们都来喝喜酒，我就不一一请啦!
       那夜，我陪黄建国坐在村外的高冈上，仰望夜空中的繁密星斗，他不说话，我也闷着。时值深秋，夜已很凉，草窠里的秋虫叫得有气无力半死不活。两人带的老旱烟都卷光了抽没了，他总算憋出了一个臭屁：“妈的，只一回就种上了，哪曾想啊。”
       这就等于把一切都承认都交代了。我深深地叹口气，说：“是啊，只指望坐火车不买票能省俩小钱儿，哪曾想还让你白捡了这么大的便宜!”
       黄建国起身往回走，扔下话：“中了哥们儿，你别埋汰我了，我知道我这亏吃大啦!”
       黄建国和于金霞的婚礼是在青年点举行的，实际上却是于家操办。于家杀了一口留待过年的猪，那猪才半大，百十斤，正长骨架，没多少肉，当地俗称克郎。于家还杀了几只鸡，鸡却挺肥，肉汤里浮了厚厚一层黄油，抢了秋膘嘛。黄建国家里谁也没来，只说都在忙，婚礼上宣读了他爸他妈寄来的贺信，写得热情洋溢，祝贺儿子儿媳幸福美满，在革命的道路上携手互勉，共同进步。只有我知道黄建国根本没敢把结婚的事告诉他爸他妈，因为那封信是由我代笔操刀，再塞进城市里的邮箱寄过来，遮遮人眼目而已。
       为了支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生产队特意将一处库房腾出来，修修补补，再抹上一层大泥，刷了石灰，给黄建国做新房。队长说等来年向上级申请下木材指标和宅基地，再给他们盖新的宅院。结婚后，黄建国就搬出去单过了，青年点每月将他的粮食称出去。说句厚脸皮的话，那一阵，我刻意注意的是于金霞的肚皮有没有变化。从小的光腚哥们儿，这么一扎根，就等于把招工回城的念想彻底掐断了，乡下的女孩子哪个不想和城里来的男知青搞对象啊!我几次问黄建国，不是人家变着法儿的讹你吧?黄建国肯定地说，没讹，她这两个月真没来。我傻呼呼地再问，她没来什么?黄建国踢了我一脚，说你个生牤子，不懂别问。
       入冬的时候，于金霞的肚子果然挺起来，显然怀了。看来黄建国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挺到位，先把住了种子这一关，早播早种还保了苗。那八字宪法是水、肥、土、种、密、保、管、收，据说是经毛主席御笔钦定的。我们这些男知青私下里忙着替黄建国给孩子起名字，大家一致叫好的是“六月”，不管男孩女孩都可叫，还挺别致上口，但深层次含义却透着无聊知青的刻薄。当地有一个玉米品种叫六月鲜，早熟却低产，因秧棵矮，乡下人又叫老母猪跷脚，意思是猪一扬头一跷脚就能吃到棒子。每年阴历六月，乡间青黄不接最害粮荒，这六月鲜正可救一时的紧急，所以农民们还是要在房前屋后种一些，况且收下它，腾出地还可抢种萝卜白菜，也算复种了。
       
       家里有了孕妇后，黄建国不再好好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时常天不亮就不见了身影，入夜后才回家，不是说老爸心口疼，就是老妈扭了腰，都等着他这个大孝子回去照顾。可每次黄建国一回到家，他的小屋子就飘出煮肉的香气，招惹得连猫狗都去他家门外厮咬徘徊。有时我忍不住口水，也溜过去，每次总能分享一顿口福。须知，那年月，要想荤腥落肚，就得过年啊。黄建国给人们的说法是，老爸老妈听说儿媳有了身孕，攒下副食票买的。可我却知黄建国必是故伎重演重操旧业了，他跑车板，窜市场，从甲地去乙地，再从乙地奔丙地，省的是车票钱，赚的是价差。一个人要顾三张嘴，谁知要颠簸出多少辛苦啊。
       第二年春天，于金霞生了一个女孩。听说，为给孩子起名字，两口子没少吵架，最后，黄建国一跺脚，自己跑到公社给孩子落下了户口。回来时，他抱着孩子来到青年点，手里还拿着户口本，笑哈哈地说，叔叔姑姑们快来看看你们的小六月，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啦。我心里一惊，急抓过户口本，那孩子的名字不是黄六月又是什么?同学们一时都哑了嘴巴，窘促得不知说什么好。我捅了一下黄建国，低声说，你何苦嘛，同学们不过是开开玩笑。黄建国仍哈哈地笑，我真心实意地感谢大家赐名，六月，不错，真的不错，有纪念意义嘛。可大家都看到了，笑哈哈的黄建国的眼睛里，已漩动了苦涩的泪意。
       那年秋天，我选调回城。那次选调的幅度很大，我们青年点一下就走了六个。按黄建国的家庭成分(那个年月很讲究这个)和表现，本来他是有足够竞争力的，可就因为结了婚扎了根，什么也别说，一票否决。几次知青评议和贫下中农推选，他连面都没露。我们走的那天，生产队特意套了一挂大车送站，很多社员和同学来送别，黄建国仍没来。在人欢马叫的热闹中，我特意跑去他家，可门上挂着铁锁，一家三口都躲出去了。我猜想得到黄建国的心情，那些天，于金霞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包括他们还不懂事的孩子。
       五魁首
       刚回城的头两年，我每隔一两个月，总要利用星期天跑回插队的地方去，看看乡亲，看看同学，主要还是惦念老朋友黄建国。说句心里话，除了那份心情，腰里揣了通勤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前些年尽做无票乘车的鬼祟事，冷不丁有票在手，便如同穷汉子捡了狗头金，不显摆烧得慌，不用活用足更觉亏得慌啊。
       先回去的那几次，我总是要买些糖果糕点或小衣小裤之类带给六月，有时没买什么，就塞给于金霞三五元钱，让她替我给小侄女买。可一来二去的，黄建国不让了，他把我从青年点的饭桌上拉下来，一直拉进他家去，进屋就喊上酒上菜。那酒菜可比一穷二白的青年点好多啦，有鱼有肉，有时还有大对虾，六个头一斤的，绝对野生的，按时下的行市看，那就是海中极品啦!
       黄建国一边斟酒一边说：“兄弟，你的心意我和你嫂子领啦，可你一月挣那俩工资也不容易，千万就别再勒肠刮肚啦。我跟你碌碡砸碾盘，石(实)打石(实)地说，我眼下想方设法划拉到手里的钱，一个月盘点一下，比你们回城的六个人加在一块还多呢，这你不能不信吧?”
       于金霞打了他一下：“咋没等喝就吹起来了?”
       黄建国说：“我吹了吗?我一个礼拜出去两趟，哪次回家交你手上的少了二十啦?你问问他们的工资是多少，一月也就一百九十大毛，学徒工，都是这价，过一年涨两块，三年后才是三十八块六，这没错吧?”
       也许是借着酒力，也许确是想说服我以后再不要往小六月身上花钱，黄建国把我回城后他的一些想法和光辉业绩都说了。看到同学们一拨又一拨地回到城里去，他痛苦过也绝望过，甚至和于金霞商量过离婚，等他选调回城后再复婚。但后来咨询过政策，说只要是结过婚的，尤其已有子女的知青，选调时都不在范畴，这事也就罢了。黄建国找到的心理平衡点就是赚钱，你们回城当工人老大哥有政治地位，那我这屯老二就留在乡下争取吃饱喝好吧，我不能没了政治地位再让老婆孩子挨冻受饿是不是?他不再指望挣生产队的工分，他把时间与精力基本都用在跑车板上。比如他发现一个靠海的小镇虾皮很便宜，一元钱一斤，他买上十斤二十斤，背到火车上，再用废报纸分成小包，每包二两，窜到车厢里卖，五毛钱一包。虾皮那东西腥咸适度，老少皆宜，在火车上可随口下饭，带回家还可做调味品，况且他分成小包后出手便宜，一元钱就可买两包，所以每次都轻松出手。至于坐火车，他当然还是不买票，能蒙就蒙，能躲就躲，实在蒙躲不开，那虾皮足可做糖衣炮弹，乘务人员得些好处，面对的又是正宗的铁路子弟，也就枪口抬高一寸，放他一马了。别看这虾皮一包只挣两三毛钱，可利润大，几近百分之百，集腋成裘，他的腰包就迅速鼓了起来。
       黄建国再一项倒卖的重点是肥猪肉。他跑乡间的集市，专买那种白亮亮状如豆腐的肥膘肉，坐车带到城市去，街道里的婶婶大娘们非常欢迎。那是个缺少油脂的年代，我们所在的这个省份，城市居民每月每人只供应三两油，逢年过节凭票每人也才可买到半斤或一斤肉，家庭主妇们急需补充油脂的不足。黄建国对症下药，“贼”不走空，利润也相当可观。
       那年冬天，我再去青年点。刚进屯，就有蹲在墙根晒眵眯糊的老大爷告诉我，哟，你来啦。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你哥们儿正挨批判呢。我忙问是谁。老大爷说，张口闭口喊最铁的还有谁，快去看看吧。
       我急忙跑到生产队部，见已满登登挤了一屋人，炕上坐满的是爷们儿，地心站满的是半拉子(半大不小的小伙子)，窗外还围着抱孩子看热闹的妇女。黄建国背靠北墙而立，墙上贴着横标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打击投机倒把”，是用废报纸写的。我估计这标语肯定出自我们哪个插友之笔，没直接将老同学的名字张扬上去，算是留了一点情面。再看黄建国的表情，我绷紧的心弦登时松弛下来。他一副嘻皮笑脸，很没当回事的样子。有老农问，建国，你给大伙好好说说，你在外面是怎么把别人的钱绕到你腰包里的?黄建国说，这话不对，咱一没偷，二没抢，更没绕，咱是专把屎克郎往秃脑门子上摆，明明晃晃，一清二楚。在乡下有人愿低价卖，咱买了；进了城，又有人愿意高价买，咱呢，也就卖了。彼此都愿意，两好见一好，就像丫头小子搞对象，摇头不算点头算，还绕个什么呀?又一老农说，你既有这本事，何苦做贼似的自个儿在外面这么偷着整呢，干脆，大伙选你当个副队长，专管副业生产，往后你就带着大伙一块干，大家多少都挣点，总比一个个都憋得登登的强吧?
       人们轰地笑起来，笑得窗外的妇女羞红了脸，有泼辣大嫂骂，开会呢，不许胡说八道，回家跟你老婆登登去!人们便笑得更响。这里也有个乡村的典故，说一个农妇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想跟邻居借点钱买粮，又知邻居也不宽绰，便委婉地说，大哥，我这两天紧得嘎嘎的。那大哥回答说，我也正憋得登登的呢。乡间的笑话，多涉点黄，意到为止，不可多想。穷苦的年代，不这般自讨一些乐子，又怎么活呢。
       等笑声落下，黄建国扭头问生产队长：“队长，这可是贫下中农的呼声，你要是让我当了副队长，我一定使出牛马之力，多少能让大家的腰包鼓溜起一些，一年之内见效果，行不?”
       队长绷着脸说：“这个批判会可是公社要求开的，你严肃点，别嘴巴啷唧的好不好(东北方言，嘴上不严肃，巧辩诡辩)？这回你跑城里去投机倒把，让人家派出所抓住，又叫公社把你领回来，够丢脸的了，还是深刻谈谈你的认识吧，不然公社也不能让你过了这道关。”
       黄建国立时垂下头，还瘟鸡似的耷拉下两个膀子，做沉痛反思状：“是，我错了，我放松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我对不起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我死有余辜，但我不能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就死，我想在死之前再为广大贫下中农做点啥，哪怕咱队上一人手里多揣进一元票子呢；我罪该万死，但眼下也不能去死，因为家里还有老婆和孩子，我那败家娘们儿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我那孩子也小，还不能跟社员们一起改天换地挣工分，所以我还得死皮赖脸地活着，总不能再把那娘儿俩拖累给大家吧。为了表达我真诚悔过的决心，我给诸位叔叔大爷大哥大嫂大妹子大兄弟敬一根烟吧。”
       
       黄建国说着，便从衣袋里摸出两盒香烟，那烟盒红亮亮，里面还裹着白亮亮的锡箔纸，是牡丹牌。他撕开烟，一人一根递送。老农们接烟在手，舍不得抽，横在鼻子下使劲地嗅，又拿在眼前仔细地瞧。有人喊，省中华，市牡丹，工人阶级大生产，咱老农只配卷旱烟，建国你牛×啊，这可是州官的水平啦！
       黄建国应话说：“我牛粪吧。这是准备在外面给能熊住咱的人打溜须用的，今儿个就溜须老少爷们儿，拜托大伙说一声黄建国检讨得挺深刻，就中啦!”
       黄建国散烟散到门口，与我四目相碰。他怔了一怔，随即给了我当胸一拳，笑骂：“你小子，大伙吃只蚂蚱也落不下给你一条腿儿!好，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去替我写上一份深刻检讨，这回可不愁过不了公社那道关了!”
       那天，挨完批斗的黄建国拉我回家，进了屋就喊于金霞快备酒菜，还从炕橱里摸出一瓶酒。我的天，国酒，贵州茅台呀!一瓶足顶我半月的工资!我急按建国开瓶的手，说留着留着，留过年带回家给大叔喝，可能老爷子这辈子还没享过这个口头福呢。建国说，过年的我已提前送回家，这一瓶专是等你来喝的。美酒滴滴饮下肚，斗私批修话无数，这酒你一定得喝。我说，不喝这酒我也替你写检讨。建国的嘴巴啧啧起来，翻眼瞪我，说看你说的，好像我真想拿这酒换你几个破字儿似的。实话跟你说，就是你写出天花来，我也不会交那个狗屁检讨书，谁愿咋着咋着，咱哥们儿大嘎秃子打立正，一手擎着啦!人家南方早就不提投机倒把这个词儿了，自由交易的事比咱们这边做的也大得多，哼，也就咱东北吧，还抱着死教条当经书呢!
       那是我今生第一次喝茅台。美酒下肚，神采飞扬，建国又嚷着要划拳。我阻止，说可别顶风上，人家刚批判过你，你就在家里山呼海叫地喝大酒，还整封资修“四旧”这一套，你自找着让人家再把你拉回去弯腰撅腚啊?建国说，咱压点声，酒令也玩时髦的，我看哪个犊子还敢跟咱们扯哩哏儿楞!我问，划拳还有啥时髦的?建国比划着起来喊，一元化呀，两分法呀，三结合呀，四伟大呀，五洲同呀。我故意说，地球上七大洲四大洋，那两个洲就不同啦?建国说，那两个洲冰天雪地，除了企鹅和北极熊，连个人影都见不着，你跟谁同去?连毛主席都说五洲震荡风雷激，你小子敢说毛主席说的不对?我们两人哈哈大笑，齐齐将杯里的酒干下去。
       应该特别说明的是，这是1978年的冬天，“四人帮”已经粉碎两年多，极左的阴霾还弥漫在祖国的天空，但毕竟，劲风在吹，乌云在散，云朵的缝隙间已不时闪射出一道耀眼的光芒了。
       六六顺
       我在市郊那个叫冯家的地方干了四年。头两年，我心满意足脚踏实地，将粗大的圆木加工成有棱有角的方材板材，但很快我就厌倦了，疲沓了，站着这山望着那山高了。我不能起五更睡半夜总跑通勤把大好青春都扔在车轱辘上啊，我不能满足于手抱肚顶满身树油子只认个红松白松硬杂木，我也应该有更远大的理想追求啊。思来想去左右权衡的结果，我把目标盯在了市报社，我要当记者或编辑，我的内在依仗是读初中时作文写得好，而且这些年我一直爱读书爱看报，只要坚持练好这份内功，我不信没有出人头地之日。
       人生的目标确定后，我的业余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基本就伏在了家里的小桌上，像一只雨后的蜗牛，在稿纸的格子间坚韧而顽强地向着既定的目标蠕爬。我这人智商不高，但有一个优点，就是韧性较强，俗话说就是一根筋，顺着一条道能够跑到黑。报社的编辑对我说，你的文字基础不错，但这么无头苍蝇似的乱飞乱撞不行，要多注意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挠头说，我整天在木材公司的大院里转，哪有那么多的线索呀?编辑说，我这里倒不缺线索，可报社人手紧，记者们又不愿跑那些穷乡僻壤，不知你愿不愿去?我忙表态，说只要不影响我正常上下班，让我去哪儿都行。编辑说，有句丑话要说在前面，因为你是业余通讯员，报社不会支付差旅费用，这也得委屈你了。我再表态，说这不成问题，咱好歹也算出自铁路世家，就是你给了差旅费，我还懒得去排队买票呢。这话把编辑说笑了，还伸出巴掌在我肩头拍了两下。多年以后，再想起说过的这番话，我便感到脸热，当时还是年轻呀，连起码的矜持都不懂。你有什么可显摆的呢，不过像娄阿鼠似的鬼祟祟惶惶然逃票乘车，那也值得张扬吗?
       客观地说，以我的韧性和吃苦精神，那两年我接连在市报发表了一些新闻通讯稿，而且篇幅越来越大，发表的位置也越来越显著，有的还被省报加了按语转载并获得了年度优秀新闻奖。因有了这些硬性条件，我先被报社借调当了见习记者，后来便彻底结束了跑通勤的艰辛，衣袋里揣进了正经八百的记者证。用黄建国的话说，你小子出人头地啦!
       那一年我三十岁，不光可算晚婚模范，还被人称为快乐王老五了。也不是我歪瓜裂枣愁销路，此前给我介绍女朋友的也不少，但就是因为单位在远郊，又是个连工匠都不如的锯材工，择偶条件便大打了折扣。我心里发狠立誓，洒家若是调不回城里，那就宁肯耍单独练了!
       “五一”放假，黄建国对我说，反正你光棍汉在家也闲得挠墙，跟我去沈阳玩两天如何?正好我有个生意上的朋友，欠着我一个人情，早就邀我去呢。我跟黄建国去了沈阳，游故宫，逛北陵，吃的挺生猛，喝的也挺欢畅。实话实说，去沈阳的时候，我们二人还是没买车票，玩的就是心跳嘛。但回来时，建国的那个朋友便把事先买好的票塞过来，而且是软席。建国笑嘻嘻地说，你看你，整这个干啥，纯粹是浪费呀!
       开车的时候是傍晚，快到家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广播里突然说，不知哪位旅客将孩子丢在了车上，请丢失孩子的旅客马上到餐车认领。软席车厢紧挨着餐车，作为记者的新闻敏感，我立刻起身，问黄建国不一块去看看热闹?黄建国慵懒地说，今儿真喝高了，肚里的酒到现在还没过劲呢，愿凑热闹你自个儿去吧。
       去餐车看稀奇的旅客不少。据列车工作人员说，孩子是放在一个柳条筐里，柳条筐塞到了车座底下，因孩子哭，才被列车员发现，可能是被人有意遗弃，从柳条筐和包孩子的小被子看，遗弃孩子的是乡下人。我挤到前面看，那只柳条筐正放在餐桌上，孩子则抱在列车长怀里。列车长是个女的，挺年轻也挺漂亮，显然还没做过母亲，抱孩子的姿势很笨拙。
       我看了一会儿，返回软席车厢，对黄建国说：“这爹妈也够狠心的了，还是个男孩呢。”
       没想一声男孩，黄建国立刻来了精神：“我操，真是个带把儿的?”
       我说：“没错，刚才孩子尿了，给换褯子时，我亲眼见了。”
       黄建国问：“多大?”
       我说：“也就一两个月，刚出月窠吧。”
       黄建国再问：“缺啥零件不?”
       我说：“五官齐整，四肢健全，别的可看不出了。”
       黄建国起身，拉我：“走，跟我再看看去。”
       我坐着不动，问：“咋，你还想抱回去当儿子呀?”
       黄建国说：“那得我亲眼见了再说。”
       我说：“那你也得回家跟嫂子商量商量再说吧。想要儿子，嫂子不会给你生啊?”
       黄建国说：“她还生个屁!上头喊独生，一对夫妻一个孩，生过的都得做结扎，她早叫乡里抓了去，挨过那一刀啦。”
       我和黄建国再去餐车。可此时，孩子已抱在了一位农村大嫂怀里，旁边还站着一个粗黑的汉子。那大嫂正拿着从柳条筐里找出的奶瓶喂孩子，一边喂还一边高兴地说：“这趟门出得值，白捡了个大胖儿子，俺还寻思这辈子就得当绝户了呢。”
       汉子问：“俺打听过，眼下收养孩子也不能想咋就咋，你们车上还给出个手续不?”
       女车长说：“我可以先给你们出份临时证明，等我回到单位后，再办正式手续。后天，还是这趟车，你说在哪站等都行，我再把正式材料换给你。至于你们夫妇能否争取下来领养的批准，那就得看当地民政部门啦。不批准，还得把孩子交给福利院。”
       
       汉子连点头：“这好办，后天俺上车找你就是了。俺家先前的那个丫头是上学时，叫塌下来的房梁砸死的，乡里早说让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可我想个球办法，败家老娘们儿心脏有毛病，是我替她挨过的那一刀。种儿都没了，还种个什么地?”
       人们哈哈笑起来。人一高兴，顺嘴胡勒，啥话都敢说，也不在意场合了。
       黄建国凑到大嫂跟前去，仔细看孩子，还伸手在孩子腮帮上爱惜地摸了摸，然后拨了拨汉子，示意他去人少的地方说话。汉子大咧咧地说，有啥话你就说，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话。黄建国附耳嘀咕了几句什么，没想汉子立刻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直声亮嗓地喊，不行不行，别说你给一千，就是一万，咱也不能干那种缺德事。那不成人贩子了?犯法呀!
       两口子抱着孩子离去了。黄建国很是沮丧地坐在餐桌旁，对我说：“脚前脚后，就差这一步。要是你第一次过来时，我也跟过来就好了。”
       我安慰他说：“该你的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煮熟的鸭子也得飞。”
       黄建国说：“飞不飞是鸭子的事，总得让咱下锅煮一煮呀!”
       我不想为这事跟他争辩，拉他回去。黄建国却摸出烟，往我嘴里塞了一根，自己也叼上，说：“软席不让抽烟，这儿正好有烟缸，坐哪儿不是坐呢。”
       说话间，那汉子和大嫂又回来了。这次孩子不是抱在大嫂怀里，而是又放进了柳条筐。汉子对女车长说：“车长你看好，孩子我们可全须全尾地送回来了，一根汗毛都不少。你们愿咋处理咋处理，往后可不关我们的事了。这是你刚才出的手续，也还给你。”
       人们把奇怪的目光齐刷刷地投过去。女车长问：“刚才还欢天喜地的，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大嫂嘟哝说：“我们庄稼人，拉扯一个孩子不难，可要接到手就给孩子治病，可就抓瞎了。大家都看看，这孩子的爹妈留下了条子，俺们也是刚见的。”
       女车长把孩子从筐子里重又抱出来，放在餐桌上，打开襁褓，果然在小被缝子里发现了一张纸条，是黄色的牛皮纸，巴掌长，两指宽，折叠着，还用别针别在被子上，看样子那狠心又细心的父母是怕纸条被揉碎或丢失，才特意选了牛皮纸并用了这种方式。纸条上的字是用圆珠笔写的，下笔笨拙，上面除了注明孩子出生的年月日，特别强调“孩子天生衣脏有病，只盼好心人给他一生平安。”我猜“衣脏”应是“胰脏”，也是难为这对儿没多少文化的父母了。
       我和黄建国对视了一眼，一时无言。
       女车长叹息了一声，重把孩子包好，问黄建国：“这位大哥，不知您还有什么想法?”
       黄建国苦笑着摇头，拉上我就往软席车厢走。走到车门口时，停下脚步，扭头看了看，突然又转身回去，对女车长说：“那就把孩子给我吧。”
       女车长说了声：“我替孩子的父母谢谢您了”，再将孩子往柳条筐里放。我重重捅了一下黄建国的腰眼儿，使眼色制止他的草率。黄建国低声对我说：“先抱回去找医院看看再说，大不了再送到福利院去，反正正式手续也没办。”
       这个猴精鬼怪的黄建国呀!
       我们离开餐车时，年轻漂亮的女列车长对我一笑，轻声说：“我读过你的文章，你是记者。”
       女车长的话让我熨帖，尤其那一笑，竟让我的心悠悠一动。
       黄建国已在城里租了房子，乡下的房子也还留着，他媳妇于金霞带女儿有时来城里住，住腻了便回乡下去。从沈阳回来后，我几次给建国打电话，主要是问那个孩子的事。建国说已去医院看过了，大夫说孩子还小，可定期注射一些药剂补助胰脏功能，待孩子大些再做手术，看样子问题不是很大。听建国和于金霞的口气，我挺感动，一个被父母遗弃的病孩子，落到他们两口子手上，真就算掉进了福窝，黄建国会挣钱，于金霞有抚养小六月的经验，用时下的话说，硬件软件都不缺，全啦。
       心里感动，我便写出一篇通讯，《列车载着爱心飞驰》，足有三四千字。文章在市报社会版发出后反响不错，报社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有读者还主动问眼下那个病孩子需不需要什么帮助，还有人介绍医院和药物。说心里话，我写那篇文章的最初动力，存有一份褒扬哥们儿的私心，我当然不会在文章里把黄建国夫妇没有儿子的遗憾写出来，我只写他面对被遗弃病婴的同情与大义，他要为社会承担一点责任。此外，不便对人言的是，只要我一想起这件事，那个年轻漂亮的女车长的音容笑貌就在我眼前浮动，尤其是那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下笔写文章时，也好似那女车长就站在我面前，她的那一声深切的叹息，她抱孩子时怜爱的目光，都在我的笔下有了淋漓酣畅的抒情与议论。后来文章被转载了，尊敬的总编同志拍拍我肩膀说，文章能被转载，说明社会反响不错，不要骄傲，继续努力吧。人家根本没接招儿，我也就只好讪讪而退了。
       那是1980年，政治气候就是如此，乍暖还寒，无可奈何呀。
       待从拙文发表又被转载的兴奋中冷静下来，我才猝然意识到自己的疏漏，到底还是年轻，出马一条枪啊，只以为是好心做好事，怎么就没想到抱养孩子的人家往往最怕的就是被别人知道孩子的身世，待孩子长大后，真要追问起自己的身世，岂不是因我才铸成如此大错?我急打电话给黄建国，说了自己的顾忌并深表歉意。没想建国哈哈大笑，说屁大的事，你想多了吧。我和你嫂子住的是租房，附近邻居谁知黄建国是哪路神仙呀，大不了日后再换租几个地方，那份报纸用不上半年也成了擦腚的纸，十年八年后，谁还想起问这事。只是你老兄日后别再替我忽悠就行了。我说，要是早想到这一层，这一次我也不会写。建国仍哈哈笑，说这一次可是歪打正着，多亏你写了这么篇文章。我去民政部门给孩子办领养手续时，起初人家将信将疑，还找过铁路上的人调查，等我拿出报纸，事情立刻就一顺百顺了。哪天我还得请你喝酒呢。
       后来黄建国果然又在城里换租了两处房子。等那个孩子五六岁时，他又在我们城市新建的住宅小区买了楼房，让我帮他找关系买户口，将媳妇和女儿、儿子都办回了城里。庆贺乔迁燎锅底那天，他把昔日的知青插友都请了去，那面积，嗬，二百来平方米，那装修，我的妈，金碧辉煌，惊得我们这些老同学只会说，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不能扔呀(民谚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又慨叹塞翁失马，安知祸福。黄建国还特意将儿子推到众人面前，郑重介绍叫十月，引得同学们一阵大笑。他儿子嘟囔说，我是三月生的，其实我应该叫三月。众人便笑得更加响亮。
       还是说1980年的故事。那年夏天正热的一天，我在报社编稿，门卫打电话说有人找我，我说请他进来，门卫说人家请你出来。我急赶出去，心头不由怦然一动。找我的人正是那位年轻漂亮的女车长，只是那天她没穿职业装，改穿的是一袭淡绿色的连衣裙，因此更显出了女孩子的窈窕俊秀。她先向我伸过手来，自我介绍说：
       “还记得我吧?我叫单婕。”
       我问：“是不是你们车班又有了什么动人的事迹?”
       单婕脸一红，笑了：“如果确实有呢?”
       我说：“等日后有机会再乘坐你们的车，我一定认真采访。”
       单婕说：“日后也许很遥远，今天我先跟您谈谈好不好?”
       我看看腕上的表，犹豫说：“今天都快下班了。”
       单婕说：“下班后的时间正好自由支配。前面不远就有一家冷饮店，我先去那里等，你下班后就来，可好?”
       一个我早心仪的漂亮女士相邀，我没再推脱。我们相对坐进冷饮店，面前摆上了冰淇淋，我将采访本和钢笔掏出来。
       单婕脸又红了，说：“收起你的家什儿吧。我今天要说的话，你可能一句不差都会记在心里，也可能你认为一个字都没用，那就彻底忘掉算了。”
       我怔住了，不知此话何来，一时又猜不透此话的具体指向。但单婕的笑因羞涩而更显妩媚，不由又让我心动。
       单婕低着头，长睫毛遮着眸子，不看我，手里的小匙却在不停地搅着碟里的冰淇淋。她说：“今天我休班，专程来找你，不是为了车班的事。我来只想跟你说一句话，我想跟你谈朋友。”
       
       我因毫无思想准备而大惊，只觉突然气短。“这……你知道……我现在有没有女朋友呀?”
       单婕抬起了头，黑亮的杏眼直盯了我：“你没有，肯定没有。咱们铁路住宅区也就巴掌大的那么一片地方，在大都市里的人看来，不过是个大堡子，谁家的那点事还能瞒住人啊。我早知道你发过誓愿，不调回城里不处理个人问题，我还听很多婶子大娘夸你从小仁义能干，挨饿的年月连你妈偷偷给你的鸡蛋你都舍不得吃，而是分给弟弟……”
       我只觉脸上烧起来，真是哪壶不开专提哪壶啊。我打断她，问：“如果我调不回来，像新四军似的，就那么在冯家浜扎下去呢?”我用的是当时还在流行的样板戏《沙家浜》里的一句台词，并稍稍作了一点改造，严肃对话里便不自觉地揉进了一些轻松调侃的成分。
       单婕笑了：“那我就等。郭建光有话，等到那云开日出，家家都把那红旗挂，再来探望你这革命的老妈妈。我来找你之前也发过誓，此行如果不能如愿，那就一直等到你结婚，我再把自己处理掉。我还不至于连处理掉自己都困难吧？”
       单婕显露出来的机智与幽默让我惊喜，她用的也是《沙家浜》里的台词，而且话里已隐含了海誓山盟非你不嫁的意思。据我所知，铁路上选拔女列车长时，除了业务能力、外交能力(请不要误会，不是国与国之间的那种外交。此处似应用交际二字更准确，因事涉我的夫人，我觉得用交际二字心里不舒服。)之外，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相貌要端庄秀丽，体态也要挺拔匀称。这有点像选空姐，但人家航空公司是把话说在明处，选拔也做在明处，而铁路上选车长则像眼下一些地区或单位实施某项发展策略，是只做不说。我这样说，读者诸君一定会信服，因为凡是坐过火车的人，都可眼见为实，那些身着笔挺的铁路员工装，佩带绿色菱型臂章的女列车长确实不失为巾帼中的精英。具体落实到坐到我对面的这位单婕女士，大家一定也可猜想到她是怎样一个人了吧?年轻，漂亮，帅气，干练，而且不失机智与幽默。
       我问：“就是因为我从小学会了跑车板，把鸡蛋给了弟弟们吃吗?”
       单婕说：“当然也不全是。你写在列车上捡孩子的那篇文章我看了，看了好多遍。其中我最感动的部分是你对我的理解。你怎么只从我的眼神和一声叹息中，就那么知道了我的心呀?”
       我调侃说:“好在你不是沙奶奶，那就差辈儿了。但愿我不会让你失望终身”，然后便丢下了小匙，把手放到了桌面上。单婕立刻也丢掉小匙，我们俩人的手便匆匆地进行了历史性地一握。
       那年夏秋之交的一天，黄建国回到城里的家，给我送来整整一麻袋青苞米，是大马牙，老品种，肉厚味甜，特别适合烀着吃。黄建国说，是你嫂子在菜园种的，特意让我给你带一些来。我问，你咋没给我带来点六月鲜?我记着你种那个最拿手。黄建国笑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我跟他说了一阵话，心里默默掐算，问，我明天有个外出采访的任务，想不想跟我一块出去走走?黄建国问了我要去的地方，点头说我也正好有笔买卖，本来是想在家待两天再去的，既同路，就提前行动。
       那天，上车后，我拉着黄建国直奔餐车。餐车工作人员早认识了我，点头一笑，便安排我们坐下了。开车后，忙完迎送旅客的单婕赶过来，见了面先埋怨我，怎么也不先打声招呼?我说，常来常往的，还打什么招呼。这位大哥你不认识啦?单婕这才注意到黄建国，急后退半步，敬礼：“黄先生好”。我纠正说，别先生先生的，太生分，叫黄大哥。单婕便又和黄建国握手，问我，还是去软席车厢吧，今天旅客不多，挺清静的。我说，不去了，我们都没吃早饭，你叫后厨弄两个下酒菜，再开一瓶酒。我们坐车说话喝酒三不误。
       单婕应声去了，黄建国把脑袋凑到我跟前，低声问：“没想到，你小子都混到这个份儿上啦?都说记者是无冕之王，不过几篇破文章，可整的比铁路局长都牛啦!”
       我故作淡然一笑：“别瞎说，我请你喝酒，虽不自掏腰包，也是有人要花钱的。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位女车长还行吧?”
       黄建国怔了怔，扭头看在后厨门口安排伙食的单婕，问：“啥意思?”
       我说：“大哥要是看着没啥意见，年底前我可就把她娶进家门当媳妇啦。我今天拉你来，就是请大哥参谋参谋。”
       黄建国眼睛瞪得有鸡蛋大，拍了一下餐桌，随口就整出“我操”俩字。我的筷头子迅即出击，重重落在他的手背上。笑骂：“你往后可是大伯哥了，嘴巴可得干净点。”
       黄建国做掌嘴状：“兄弟教训得好，不知者不怪，往后不敢，再不敢了。”又凑到我跟前低声说，“‘五一’出的那一趟门，我捡了个儿子，你捞了个媳妇，收获都不小吧?”
       单婕返身再回来时，黄建国规规矩矩起身，还端起了酒杯，称呼也很有前瞻性地做了改变道：“弟妹，我知你正当班，今天就不敢敬酒了，只是提前祝福吧。我们哥儿俩，从小就像两只蚂蚱，都在草窠里蹦，可蹦到今天，人家变成了一只会唱歌的金翅大蝈蝈，我却成了到处啃庄稼的大蝗虫。等你休班在家，大哥我再另请你们畅饮。”
       那天，黄建国喝多了。我知他的酒量，号称一瓶不倒，他那天不过半斤落肚，不知怎么就两腿没根地飘晃起来。扶他出站时，他半坠在我的身上，吵儿巴火地喊：“兄弟呀，要是把你媳妇比成树上的金丝猴，我家的那娘们儿
       整个儿就是荒山沟里的老野猪一个!”惹得身边的人不住地回头看，还有坏小子哈哈笑。
       七个巧
       国家政策大调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黄建国像一条窜游在山涧小溪里的草鱼，随波而去迅速游进了江河湖泊。他的胃口大了，体态也雄壮了，动作越发敏捷而勇猛。他开始把大卡车带进村里去收购粮食收购肉蛋收购纯绿色的山野货，先还是一辆车，后来就是三辆五辆，收了全村收全乡。很快，他不倒卖这些盈利不大的东西了，开始倒运服装，倒运钢材，倒运煤炭。有一段时间，听说铁路分局的机车燃油出现紧张，他甚至把这事都承包了下来，听了让人乍舌，不敢相信。
       黄建国的全部“事业”其实只是一个皮包，而且他的资金也很少立账走银行，他只是“对缝”，就是国家对此明令禁止后，他也仍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找了买主，再找卖主，一手交钱，一手接货，他从中赚差价，名曰中介费。有一天，他突然自己开了一辆日本原装的尼桑轿车去我家，我说，你的无票乘车的历史终于可以结束了。他说，黄鼠狼骑兔子，一码(马)是一码(马)。这东西，只图个心理平衡，给别人装个样子，当道具。出门嘛，我还是愿坐火车。我再问，大款坐车总得买票了吧?他哈哈一笑，反问我，那你呢?这是钱的事吗?
       在这事上，可以说我和他息息相通。到报社工作这些年，领导上从没让我在外出采访费用上犯过难，时常还有接受采访的人主动问我，有没有条子让我们为新闻事业做做贡献?出家人不打诳语，饭条子我让人家处理过，出租车条子我也小有腐败，但就是没掏出过火车票。咱是铁路子弟甚至还是铁路家属，这是一种骄傲，如果再掏出火车票让人家处理，岂不自打了嘴巴?请问问电业局的职工，让他家花钱用电，他心里舒服吗?再问问航空公司的家属，他们出门乘飞机打几折?甚至每年总有那么一两回，可享受零折的待遇吧?行业特权或曰内部福利，据说可对内部职工产生凝聚力，此话社会上多有分歧和争议，一时讨论不明白。
       我对黄建国这么当二道贩子很有些想法，并郑重向他建议，手里既不缺钱，与其当候鸟，哪儿有吃的往哪儿奔，不如建起一家什么工厂搞实业，一家人也能常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黄建国不以为然，反问我，那你说除了国家垄断的行业，还有什么实业能稳赚不赔?鸡蛋今年两元八一斤，明年就兴许一块九；钢铁厂风一阵雨一阵，也有赔得咧嘴活号的时候吧?要说老太太擤大鼻涕手拿把掐的事，我看也就这做买卖了，啥俏咱整啥，啥挣钱咱琢磨啥，纵观市场经济的风云，就没有啥也不赚的时候。也许过两年，有人说新鲜屁能治癌，那就连狗屁都有人收购，你信不?我无言以对，自知难以说服他。黄建国在做生意上绝对是个精灵，这些年他赚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但他肯定赚了，而且赚得盆满钵满腰包溜圆，人家抓住了耗子，那就得承认人家是只好猫。
       
       让我为黄建国产生深深忧虑的完全是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那次我去大连采访，入夜时由接待单位的宣传干事作陪进了一家酒店，在大厅里找了一个双人座席。举杯相碰间，我突然发现右前方靠厅角席位的一位客人背影很熟，凝眸细看不是黄建国又是谁。黄建国坐的也是双人餐位，对面是一个很年轻很漂亮的女郎。若按常规，我会惊喜地冲过去，并邀他们一起同餐对饮。但就因为有这女郎，又不知女郎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我只好暂且按下他乡遇故知的冲动。当然，冲动暂按好奇却持续着。很快，我发现了不正常，甚至很暧昧了。黄建国不时伸出手去，将女郎的手拉住，好一阵不松开；更为甚者，两人对饮过酒，黄建国还伸手在对方粉红的脸蛋上拍了拍。女郎似躲非躲，还闪动明眸往四下看了看却不恼，黄建国则哈哈地笑，笑得肩头都在颤动。这些年，我在社会上也算经多见广，知道一些买卖人在外面跑生意，或自带女秘书，或应酬于公关小姐之间，对世间许多事已见惯不怪。这女郎是他的什么人?不会是女秘书吧?因为黄建国早跟我说过，他是独行侠，并要将独行的生意进行到底，他说买卖上的事越隐秘越好，许多事坏就坏在知情者身上。公关小姐?似乎也不像，因为我看他的主动性更强一些，连埋单都是他掏的腰包。
       那顿饭我吃得不好，连宣传干事特意给我要的鲜海蛎子都吃得没滋没味。看黄建国拉女郎起身，我也跟宣传干事告辞，推说晚上还要另会朋友。出了酒店，我眼见两人奔了一辆橘黄色小轿车，女郎开了车门。我心里暗暗吃惊，两人都喝了酒呀，她还敢开车?可能黄建国也想到了这一点，他急跨两步，从女郎手里抢下钥匙，抢先坐在了驾驶位置上。这是英雄救美，还是要同归于尽?落到他肚里的八加一难道就不是酒(九)了吗?
       橘黄色的小轿车在滨海的街道上行驶，我坐在出租车上一路紧紧跟随。车窗开着，清凉的海风迎面扑来，播放器里唱的是邓丽君软绵绵的歌曲“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都说男人有钱就学坏，我的从小撒尿和泥的朋友真就这样滑入下坡道了吗?
       小轿车开进一个高档小区，还缩进了一楼的车库里，然后黄建国便揽着女郎的腰进了楼门，五楼的一个窗口很快亮了。那一刻，我的心情格外沉重，坐在出租车里好一阵发呆。这是我情同骨肉的弟兄啊，我该怎么办?跟上去，那是自寻尴尬，显然不合时宜；那就只好另找机会，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或好说或强劝或者干脆臭骂他一顿，反正总不能眼看着同患过难的弟兄从悬崖上滑落还不伸把手吧。记得当年我由见习记者转正时，报社社长迟迟不肯签字，原因就是报社给编采人员都下了任务，每人必须完成拉进二十万元的广告任务。建国听说我的壳卡在这里，当时就拍了胸脯，不就二十万吗?稍等半个月，中不?后来我知道，他替我拉的那份广告，是他从自己已谈妥的生意中少要了老大一块利润才拿下的。可如今，眼见着仗义疏财的弟兄在堕落，我将怎么办?民间早有话，“劝赌莫劝嫖，劝嫖两不瞧。”我若简单劝诫不仅于事无补，极可能还要从此丢了朋友。可我若故作不知，哪还对得起哥们儿，对得起金霞嫂子、六月侄女和十月侄子吗?
       那些日子，我犹豫着如何劝谏，却迟迟没有行动。不久后的一天，金霞嫂子突然找到我家来。那天，我在家急赶一篇稿子，她说是先打了报社的电话，知我在家才找上门的。自从搬进城里高档小区，风吹不着，日晒不着，吃穿上又富富有余，于金霞保养得挺滋润，胖嘟嘟的脸有红似白，连手背上都出现了酒窝窝，腰身圆滚滚，若再长了高鼻梁深眼窝，就是典型的俄罗斯大嫂啦!
       于金霞擦着汗，进门就急吼吼地说：“你快帮我找找十月吧，那个败家崽子，都三天没回家了，急死我了!”
       我在电脑上点击了文件保存，问：“他没去上学吗?”
       于金霞说：“电话我都不知打多少遍了，老师说三天没见他的影儿了，学校也急着呢。”
       那年，十月应该是十五岁。我再问：“听建国说，那孩子恋上网。你没去网吧找找?”
       于金霞说：“全城都找遍了，六月现在还打出租车满城转呢，光打车钱就花了好几百，可哪见他的人影呀!看他回来，我不打断他的腿!”
       “建国知不知这个事?”
       “他出去半个多月了，手机也关着。谁知他又钻进哪个耗子洞去了!”
       我设想着十月可能去的地方，甚至想到了孩子可能遭遇的不测，不由自言自语地嘀咕道：“这孩子……可像谁呢?”
       于金霞接我的话：“还像谁，像黄建国呗。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整天鬼魔眼障的，一屁仨谎，跟他爹一模一样，窜不了种!”
       我撩起眼皮，直直地望定于金霞。她的记性再不济，也不至于把十月的来路忘掉了吧?
       于金霞说：“你不用那样看我，我知道你啥意思。反正事情也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和建国也从来没把你当外人，今儿我就跟你兜底说，十月就是我和黄建国的亲生儿子。当年，我怀孕后，建国先找人做了B超，知是儿子后，就铁心要生下来。但又怕乡里不让生，生了也难落户口，就先带我去北边山里亲戚家猫了几个月。等十月出了满月，他就整了那么一出，把孩子送到火车上，再把自己装成一个领养了病孩子的大善人。十月身子骨啥毛病都没有，说胰脏如何如何，那都是扯蛋，怕别人捡了不撒手蒙人眼的。那天，我就在火车上，你们坐软席，我把孩子放到一个座位底下，就提前下车，另坐大客车回家去了。铁路上给作证，你给写文章，这就齐了，他合情合法地白捡了个大儿子，不光一分钱不受罚，还落了一个好名声。”
       我听着于金霞的这番叙述，目瞪口呆，恍若梦中。这可说是个弥天大谎，而且设计、编导、表演得可谓天衣无缝独有新意。黄建国既是编剧又是导演，还出色地出任主演，而我和单婕，则傻乎乎地被他拉来客串，自然也就有了很本色的表演。如果把这事比作喝酒划拳，人家清醒我大醉，好在天公做美，在这个事件中成全了我和单婕的好姻缘，也算闹了个一比一的平局吧。
       但我心里仍不舒服，非常不舒服。黄建国这是在玩皮影戏，耍人呢，根本没把我当成他亲如骨肉的好兄弟。他若是事先就把真实想法告诉我，我难道不会尽心尽力相佐相助吗?记得半年前，我和单婕一起去黄家串门，回家后，单婕就把一大摞照片簿都翻出来，我问她找什么，她指着我小学毕业时几个要好同学的合影说，这就是黄建国吧?我怎觉得十月跟黄建国小时候长得那么像?我不以为然，说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天意如此，听说同在屋檐下，时间长了，连两口子都越长越像呢。单婕捧着相簿，看了好一阵，说也许不那么简单吧?
       原来真不简单，黄建国玩了个绝版的弯弯绕!
       那次，一天后，小十月回到家里，原来是去外地会网友。在一个嘴巴没毛的小牤子，竟练起了这一套，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呀!
       又半月，黄建国怀里揣了瓶“道光廿五”来找我，据说这酒是因辽西锦州的一家酒厂在动迁时，在地下挖出了一瓮道光年间深藏的老酒而得名。他看我脸色不阴不阳的，先主动提起当年捡孩子的事，说事先没跟你揭盖，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更不是存心想蒙你。你想啊，计划生育可是基本国策，演砸了，我一个无业游民怕个球，大不了认个罚。你可就不同了，你是报社的大记者，你端着国家的铁饭碗呢，那可是丁点闪失也不敢出呀。就是穿了帮漏了馅，你既不知情，顶多算警惕性不高受骗上当，挨几句批评写份检讨了事。要是真让领导知道你是瞪着眼睛踩稀屎同谋做案，你还不得吃不了兜着走啊?我家的那个败家娘们儿也是狗肚子，装不下二两香油，这事跟你说什么!
       听黄建国这般说，想想也在情理，心里多少熨帖了些。但过后再想，你既然怕我沾上责任抖落不清，又何苦非得拉上我去给你一路配戏?你自拉自唱不就得了?有了这些想法，我就觉心里隔了一层膜，想揭都揭不下去了。
       
       那天，我们还是坐进小酒店，建国拧开那瓶“道光廿五”，说这酒不比茅台、五粮液口感差，非得要和我一醉方休。老板娘提醒说不可自带酒水，他摆着手说，我出开瓶费行不?我心里有事，便有意少喝。建国端着酒杯问，你咋还装上秀咪啦?要不咱哥儿俩划两拳?
       酒过三巡，我不想再绕，虚枪晃过，直指要害：“我再问你一件事，你在大连泡崖小区的那户房子，不知还想对我做出怎样的解释?”
       黄建国一怔，问：“你……还知道些什么?”
       “房子里还住着一个女人，挺年轻，可能比我的六月侄女还年轻。她开着一辆橘黄色的小轿车。”
       “你怎么知道的?”
       “莫问。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黄建国垂下了头，直直地望着眼前的酒杯，那杯是二两装，满着。他突然抓起杯一仰脖，便将满杯酒都倒进喉咙里去。他重重地蹾下杯，红着眼睛说：“这事不假，有。你想说什么骂什么，只管来!”
       黄建国的回答，让我的心像被钳子钳住，又狠狠地拧了两下。我说：“手里有了钱，这不是错，关键是怎样把握住自己。古人早有话，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金霞嫂子是在你人生最困苦的时候跟的你，为你养儿生女，操持家务，你这么胡闹别说对不起谁，只怕连自己的良心都对不住。咱哥儿俩活到这个岁数，也算过了多半辈子，扑腾到最后总还得回到老婆孩子身边安度晚年。还是悬崖勒马，好自为之吧。”
       黄建国又抓酒瓶，被我坚决地按住了。他说：“你说的这些大道理，我都懂。所以我才没学陈世美休妻弃子，我养着她们，养她们这辈子，可能还得养她们的下辈子。可兄弟你咋就站着说话不腰疼?咱哥儿俩从小一块撒尿和泥，论脑子和腿脚也没差到哪里去，可到后来你娶的媳妇如花似玉知书达理，我娶进门的就非得是老母猪它二姨?要不是她娘家人提着锹镐逼成亲，我也不至于一辈子非咽下这口泥汤水吧?我一想起这些破烂事，就心灰意冷，啥念想也没有啦。人来世上，只走一遭，既没念想，那就别再亏了自己，趁着还没七老八十走不动爬不动，那就得乐且乐吧，可别临闭眼时回头想，一辈子啥也没落下，都亏了，那才大不值呀!”
       我的心在往下沉。真没想到，他的症结原来是在这里!我的妻子贤淑漂亮，竟对他的争强好胜之心形成了重大伤害，并成了他甘心堕落的助推力。我们曾一路同行，人生分歧的路口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我们还有可能重新走到一起吗?我真不知再跟他说什么好了。
       八匹马
       那次喝酒之后，我和黄建国见面的机会明显少了。他回市里，除了逢年过节，很少再主动来我家一坐，我也有意回避不见他，也不见金霞嫂子。道不同，不可与谋啊。
       几年后的秋天，我为采访又去大连，乘的是夜车。按惯例，我们城市的始发列车都安排在第一站台，不必走地道。但那天很奇怪，检票口电子牌上却写在第三站台上车。我随人流走地道到了第三站台，又见有工作人员拿着电子喇叭喊，请去大连方向的旅客经出站地道，去第一站台上车。这是搞的什么名堂?故意遛旅客的腿儿吗?我听身旁的旅客也在一路跑一路骂，比我心里的骂词难听多了。
       我手忙脚乱地绕上第一站台，又急向车厢门口的列车员打听列车长在哪里，我手上没车票，要请列车长给我安排卧铺。可公鸡下蛋的怪事仍在继续，列车员不告诉我列车长在哪里，却大声喊大张。乘警闻声赶过来，警惕地看着我，问什么事。我把路风监督员的证件掏出来让他看，乘警口气友好了些，说开车前车长一定会过来，你等着吧。
       利用等车长的那片刻，我发现了站台上列车前部的非比往日之处，那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警察或身着铁路员工服的人，正好将前部紧靠行李车的两个车厢警戒得连只苍蝇也难靠近。哦，原来今天车上有大领导或重要客人，难怪!
       车长终于赶过来，很抱歉地说：“知道是姐夫大驾光临，等急了吧?”
       我小声问：“是哪路神仙驾到，这般兴师动众啊?”
       车长说：“单姐回家没跟您说?”
       单婕年纪大了，不再适合跑车，调回列车段当了车队长。因有了这层关系，许多年轻一代的列车长都认识我，对我姐夫长姐夫短地叫，透着亲切，当然，也有对我妻子的敬重与巴结在里面。
       我说：“工作上的事，她回家很少跟我说，我也不问。”
       “人大代表视察，先到咱市，又要去外地，正巧赶上乘咱车，荣幸呗。”
       “今天是不是……要让你为难了?”我问。
       “临时摘下两节硬卧，换挂了软卧，今天确实是紧张些。不过软卧上还有个包厢是给前方站预留的，您先坐，如果前方站不上客人，那就最好了；要是上了呢，我再想办法。我只怕折腾来折腾去的，影响姐夫休息。”
       我停下脚步：“那我今天就……不走了吧?人大代表要休息，壁垒森严的，我别添乱了。”
       “看姐夫想哪儿去了。今天别说是您，谁来，我也不敢往那两节软卧上领啊，铁路局早有命令。我是说车上原来的那节软卧。”
       说话间，我们已上了软卧车厢。临拉开包厢的门，列车长又小声对我说：“还有个特殊情况，这个包厢里已先坐进一个人，是铁路局的稽查。您进去后只管坐，尽量少跟那人说话，我的意思您明白吧?”
       我点头。我手上没车票，她心知肚明。把我与稽查安排进一个软包，有点猫鼠同笼的意思，铁路稽查可是专管无票乘车的，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了。
       我做梦都不会想到，软包门打开，与我迎面相视的会是黄建国!我怔了怔，他也发了一下呆，随即就起身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喊怎么会是你。我笑应道，我也没想到会是你呀。列车长见此情景，抿嘴一笑，掩上包厢门，走了。
       软包里的空间本来就有限，门一关，越发显得乌烟瘴气，原来茶几上的不锈钢垃圾盘里已按熄了两个烟头。全国列车早已实行禁烟，旅客实在忍不住，也只能去两节车厢的接头处去过君子之瘾，敢堂而皇之坐在软包里吞云吐雾的，可能也就是铁路上的特权人物了。显示着黄建国特权的还有茶几上的两听啤酒，是青岛易拉罐，还有两个果盘，一盘荔枝，一盘五颜六色的果脯，都用保鲜膜罩着，还没开封。
       我和黄建国已有半年多没见了。我问：“听说坐进这包厢的是个稽查，没进门我先胆突突腿转筋。你老兄的胆子可真够肥的了，晒干了也足有窝瓜大。”
       黄建国做了个鬼脸，嘻嘻地坏笑，透着得意：“这撒谎，也得像你们写文章，要做大做强，在头版头条登出来，那就没人敢不信了。”
       我望着茶几上的啤酒和果盘，问：“这是溜须你大稽查的吧?”
       黄建国拉过手提包，从里面摸出一瓶五粮液，说：“咱哥儿俩难得相逢，还是整这个。”
       我问：“你不嫌沉啊，出门还带这个?”
       黄建国说：“怕夜里睡不着，临睡前闷一口。”
       列车在夜的原野上疾行。我们以高挑的塑料瓶盖做杯子，他一杯，我一杯，没滋没味地喝，说些不咸不淡的话，两人都刻意地回避着一些话题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就像铁路上行下行的两条线路，尽管让人看着贴得很近，但两列相向疾驰的列车擦身而过时，是绝不会有什么刮碰的。想到这一点，我心里生出很沉重的痛楚，昔日淘气包同在火车上蹭车板卖鸡蛋的少年，又在乡村的同一口大铁锅里搅过马勺的弟兄，彼此并没有因为切身利害发生过任何冲突，两颗心为什么就离得这么远了呢?
       黄建国说：“别这么喝了，没意思。咱哥儿俩还是划划拳吧。我有最新潮的酒令。”
       也好，比划上，吆喝起来了，心里就不必搜肠刮肚找话题或戒着小心防踩雷了。我装作饶有兴趣的样子：“说说看。”
       黄建国比划着说：“一中心啊，两把抓呀，三要讲呀……”
       “打住打住。”我急忙制止，“门外听去不严肃。还是来传统的，哥儿俩好，六六顺，轻车熟路，也上口。”
       我们开始划拳，划得挺认真。在列车舒适的轻轻摇晃中，我只觉有一股酸酸热热的东西从心窝深处往上翻，先是涟漪后是浪潮，竟越来越汹涌。童年时坐在铁路边，青年时坐在农家的热炕头，我们就这么划过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那该多好。谁会想到人到中年，我们在软卧包厢里重操此道，却是借以打发尴尬与无聊呢!
       
       有人敲门。我起身打开，门外站着一位身着笔挺铁路员工服的中年人，我特别注意了他头上的大盖帽，是三道红杠。这红杠杠有些像部队军官的肩章，不同级别的军衔便有不同的杠和星。这么看，他肯定是有些来头的大领导，因为列车长的杠杠只是一道，我的夫人也不过两道。而此时，列车长正站在三道杠的身后，神色显得有些惊慌，还给我使了一个眼色。
       我主动出击：“是不是声音大了?请放心，我们注意。”
       三道杠行了举手礼，表情严肃地说：“对不起，影响了二位先生休息。请出示一下车票好吗?”
       原来是领导亲自验票。我将路风监督卡送到三道杠手上。那卡上盖着铁路局的钢印，是路局宣传部的朋友帮我办的，名曰特邀路风监督员，据说聘请范围极有限，因此到了车站和列车上，就充分享受到了远接近送的热情。
       三道杠认真看过监督卡，还到我手上，再一次郑重敬礼：“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我刚要客气两句什么，没想他又说，“可是，恕我冒昧，路风监督卡并不能代替有效乘车票据，不知我还可以看看您的车票吗?”
       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我的心紧了紧，丢人啦!站在三道杠身后的列车长急忙接话说：“这位先生上车前，已经向我申明无票，并主动要求补票。”
       三道杠冷冷地说：“那为什么不抓紧派人过来补?还要领导亲自去吗?”
       列车长说：“车上眼下已无任何铺位可补，这个包厢是预留，这位领导只是暂时在这里休息。至于怎么补票，要通过前方站后才能确定。”
       列车长嘛，百里挑一，久经考验，个个不缺阿庆嫂般的机敏。在家里，我就从来不敢跟我的夫人打嘴巴官司。
       三道杠再次将手伸向黄建国：“这位先生，您的票我可以看看吗?”
       在我们对话的这一刻，黄建国一直大大咧咧地坐在那里看热闹，还剥了荔枝往嘴里送，见问，便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证件。我估计那便是稽查证，上面注着有效区间和时间，那区间极宽泛，几乎可抵达大半个中国。有效时间一般情况下则为全年定期。黄建国有言在先，撒谎也要做大做强。他的这个稽查证是从哪里搞来的?是真是假?但愿别惹出祸来呀!
       三道杠看黄建国的证件比看我的还认真，看完还审视地望了望黄建国，然后才恭恭敬敬地将证件呈还：“影响二位休息了，非常抱歉。”
       软包门重又关严。我们一时都难重新捡起划拳喝酒的兴致。黄建国仰在行李上，抚着头发嘟哝说：“操，生孩子不叫生孩子，下(吓)人，吓出我一脑袋头发。”
       黄建国在乡下比我多待了几年，加上又娶了乡间的媳妇，这些年荤荤素素的，张嘴就是疙疙瘩瘩的俗言俚语俏皮话，听来倒也鲜活生动。
       我问：“你那个什么证是从哪儿搞的?”
       黄建国说：“我又没有你那样有能耐的太太，穷得就剩钱了，花钱呗。大街墙面上到处都有办证的电话，只要肯出票子，进联合国大楼的证件都有人给你造。”
       我把玩着茶几上的酒瓶，说：“这是何苦。不喝这五粮液，去大连你能坐两个来回了。”
       黄建国哼了一声：“大舌头说话，肥(谁)也别说肥(谁)。你买车票也不是没人给你报销，又何苦让人家小车长替你编白儿(东北话，撒谎)?也是今天火烧冰窖，该着。往常，只要一亮这证件，咱哥儿们绝对是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我苦笑笑说：“今天车上有人大代表，铁路上自然加强了管理力度。”
       黄建国说：“那就是一脚踢出个屁来，正赶裆（当儿）上，谁也别怪了。”
       应该说，这是那天我和黄建国巧遇，交流得最知心的几句话了，后来我甚至无数次揣想，那会不会是我们之间此生的最后一次交谈呢？
       黄建国弯腰从铺位下拉出一只拖箱，又塞进我的铺下，说：“一会儿我若是中途下车，拜托你把这个箱子带上，先放在你家里，日后我去取。记住，千万别给我老婆，也别跟她说。”
       我奇怪，问：“怎么抽冷子就想起了下车?”
       黄建国淡淡一笑，说：“也不是我想下，再说吧。”
       这话说得有点让人犯迷糊，是谁让他下车呢?
       列车减速，车身因过道岔在摇晃，进站了。我拂开窗帘往外看，企盼这个站最好没有手持软卧票上车的旅客。包厢门笃笃响起，随即就被从外面拉开。这次站在前面的不是三道杠，而是两名威严的乘警，三道杠表情冷峻地站在门外。
       乘警冷硬地对黄建国指令：“请你收拾好东西，马上随我们下车。”
       黄建国故作镇静地问：“怎么个意思?”
       乘警说：“怎么个意思，你下车后去跟派出所说。”
       黄建国坐着不动：“总得有个理由吧?”
       乘警冷笑：“这你自己应该清楚。”
       作为昔日的同学和朋友，此时我不能不说句话了：“如果认为他的证件有问题，补票行不行?据我所知，他去大连确有急事，必要的话，还可以罚款嘛。”
       三道杠说：“这跟补票与罚款无关。事涉司法调查，现在我不好当面向领导同志详细汇报，请多谅解。”他又面向黄建国催促道，“最好不要让警察动用强制性手段，列车在本站停车时间不长。”
       黄建国扭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透着无奈，然后往手提袋里塞东西。他起身往门外走时，又特意叮嘱我：“刚才说的那个事，拜托了。”
       事后，列车长告诉我，那个三道杠是铁路局的稽查，因有人大代表乘车，所以奉命随乘。他先怀疑黄建国所持证件有假，又用手机请示路局稽查处的领导确认，才做出了将此人送交车站派出所的决定。之所以没在停车前采取行动，主要是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意外，惊扰了人大代表休息。听此一讲，我摇头叹息，原来是假李鬼碰上了真李逵，那就真是火烧冰窖，该着啦!列车长问，姐夫好像跟他挺熟，什么关系呀?我掩饰说，老同学，也是多年没见，正巧碰上了。列车长想了想，放低声音说，我跟稽查和乘警也是这么说，不然，人家还打算请您一块下车接受调查呢。我坚决反对了，并给您打了保票。以后公安部门也许会找您取证，您有些心理准备才好。
       我只有喟然长叹。还说什么呢?
       大碗酒
       从大连回来，我让妻子打听到，黄建国被送交铁路公安部门后，因认罪态度较好，所持证件确是花钱买的，排除了参与伪造嫌疑，加之也没有持证上车冒充执法的证据，便没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只是罚了他一笔款，并送到铁路上的一家采石场劳动教养，时间是半个月。那些日子，我几次想去采石场看望他，但左思右想始终没去。那种场合，建国又是那种身份，见面难免难堪，好在时间不长，等等吧。
       算计着到了黄建国结束劳教的日子，我借了一辆车，特意带了一瓶白酒和烧鸡熏猪蹄，肚里还装了一火车抚慰他的话，专程去接他。可到了采石场才知道，黄建国只在那里待了几天，就走了。理由极简单，他看采石场输送石碴的设备太陈旧落后，主动出资捐买了一台新的。这是实打实的立功表现，提前结束劳教，劳教所有这个权力。我当即给他家打去电话，问建国是否回到了家里，于金霞大惊，竟连建国被教养的事都一无所知，还说他既出来了，怎么连个信儿都不告诉家里一声?他不要我可以，可闺女儿子是亲生的，他也一甩手都不要了呀?
       黄建国的拖箱在我手里，他说要来取的，我只好等。但黄建国从此如黄鹤一别，杳无音信。我无数次打过他的手机，里面都说对方关机，但没说这个号码已取消，这很意味深长。我甚至想过专程去大连，到泡崖小区找找看，但前思后想还是作罢了。
       两三个月过去了，黄建国仍是没有消息。这期间，市里有家大型企业组团去欧洲考察并签订合作项目，因此前我多次采访报道过这家企业，出于答谢，也考虑对这次活动的后续报道，总经理便把我的名字也纳入了随团名单。活了半辈子，我还从没走出过国门呢，这个机会可说是千载难逢。我兴奋着，拿了签证申请去找社长签字，可社长迟迟不肯动笔，看我的眼神也怪怪的，说以后还有机会，这次就派别人去吧。我想不通，真的想不通，这事不用报社花一分钱，我多年不休假，时间上单位也欠着我呢，要论工作态度和人际关系，不敢说在报社无可挑剔，但总算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吧。这是怎么了?我一次次去找社长，单位说不通，就去他家里，甚至手上还提了些礼品，可社长仍是嘻嘻哈哈的老一套。要求交付出国护照的时日已在一天天逼近，我再也忍受不住，都立眼跟社长拍了桌子。社长被逼无奈，总算说出一句话：“并不是我的这支笔如何管用，就是我签了字，公安局那边也不会给你办呀。”
       
       我傻了，听出了弦外之音，我这是被纳入了公安局的内控名单啊!这问题可严重了，比让不让我出国随团采访严重百倍千倍!若不赶快把事情搞清楚，谁知这口黑锅我还得背多久?我通过朋友，一直找到市公安局局长，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按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话说，就是一定要讨个说法。
       那天，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亲自跟我谈话，坐在他旁边的竟然还有缉毒大队长，这个人物和这种身份更让我吃惊。
       副局长说：“你向局里申诉的情况，局领导很重视。我们今天既找你，那就开门见山，实话实说。市局缉毒大队近几个月在侦破一个案子，嫌疑人外号叫黄眼儿，本名黄建国。据我们所知，他跟你以前是老同学，还是个来往比较密切的朋友，而且在被送铁路采石场劳动教养之前，他跟外界近距离接触的最后一个人也是你。再具体点说，在他没被送去劳教之前，并没进入我们警方的视线，待南方警方请我们协助捕捉这个人时，他已经提前出了教养所，此后就石沉大海，下落不明。据我们所知，这个人脑子很灵，警惕性很高，据有相当强的反侦察能力，所以一进劳教所，他就不惜花钱，以赞助的名义取得管教人员好感，得以提前逃脱。你去采石场接他，理所当然受到警方的怀疑，并希望能从你这里获得他的线索。事到如今，我们也不必再瞒你，这几个月，你一直处于我们警方的严密监视之下。通讯工具也处于我们警方的监听状态之下。但现在，我们也可以明确告诉你，经过多方调查和了解，公安机关已确信你和黄建国仅仅是同学和朋友关系，没有介入或者说没有主观故意介入贩毒犯罪活动。我们不同意你办理签证出国，完全是出于案件侦破的考虑，希望你能理解，也希望你能协助公安机关，尽快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你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我们也相信你有这个觉悟。”
       我从副局长面前的烟盒里抠出一支烟，点燃，一口接一口地吸起来。我平时很少抽烟，但心绪难平时，还是觉出了抽烟镇静的好处。黄建国，你这个东西!少年时，你空手套白狼，用我手里的鸡蛋换你口中的美味，那时你就让我吃惊；青年时，你在漫荒野地的风雨时捞回一个媳妇，你又让我吃惊；人近中年，你为躲超生惩罚，跑到火车上将亲生子当遗弃儿抱回家，更让我吃惊；而今天，你制造出的新事端彻底让我瞠目结舌了。黄建国，你个姥姥的，你就耍你的小聪明，你作，这回你要作到头了吧!你凭着对铁路上的熟悉，机巧地躲开行李安全检查，竟把列车当成了你携毒的工具；你知道铁路稽查位虽不高权却挺重，你还知软卧车厢轻易不受检查，你就弄张假稽查证坐进软卧包厢去；特别的超人之举是你明明知道那趟列车坐着人大代表，是铁路上的重点列车，你偏玩了个灯下黑，就好像当知青时你迎着众多军管士兵故意大呼大嚷，装成铁路工作人员横冲直撞。你的超群拔类的精明若是用在正地方，肯定是众多同窗友人的骄傲，可你偏往邪道上耍，而且一次比一次用力狠重，这回你终于耍到悬崖边上去了吧，贩毒五十克便是杀头死罪，鬼知道你是否还有勒马回头的余地呢?
       接下来便是我和缉毒大队长的谈话了，主要是他问，我答。大队长问黄建国家人的情况，问和社会上哪些人交往，他常去的是哪些地方，我据我所知，秉实回答。大队长还问到除了城里的这个家，黄建国是否在外地还有住处，我便将黄建国在大连的那处房子说出来。大队长说，那处房子我们已经做过调查，早在几年前他就卖了。我心里感叹，看来警方的工作做得真是很细，我所回答的那些问题也许人家早就知晓了。
       大队长突然又问：“不知黄建国是否寄放过你手中什么东西?”
       我立刻想起了那只拖箱，谈话结束后就带缉毒大队长和两位干警去了我家。那个拖箱用密码锁锁着，放在书房里一直没动。公安干警是行家，当着我的面，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将锁打开了。拖箱里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再就是一袋饼干，用塑料袋包着，还有两袋萨琪玛，印制精良的包装袋还没开封。大队长拿起萨琪玛掂了掂，指示干警打开。包装袋很容易就撕开了，萨琪玛表面还裹着一层玻璃纸，也是原装状态。干警用目光请示，大队长点头，那层玻璃纸也被撕掉，再将萨琪玛掰开，真实的内容便暴露在众人面前，原来萨琪玛被从里面挖出凹位，一个黄纸包正好藏在里面。大队长说，这是海洛因，五百克，那一包萨琪玛就不用打开了，带回局里。
       我不再吃惊，心里的感觉只是恐惧。这是一千克毒品，足够掉二十回脑袋的了，从我的家里起出去，而且是我从毒贩黄建国手里接过来，一直存放在我的家里。黄建国，你口口声声是我哥们儿呢，你坑人不浅啊!
       大队长看出了我的脸色不对，安慰说：“你不必想那么多。我们局长已明确说明，你没有主观故意，法律上是不会追究你的责任的。其实，这两包东西，我们早料到黄建国会转移到你手里。我们迟迟没找你，就是想以此为钓饵，诱使黄建国回来自投罗网。至于今后你该怎么做，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我问：“如果黄建国投案自首，有没有可能免于死罪？”
       大队长说：“但愿他能有立功表现，法院量刑时应该会有所考虑。”
       我恨黄建国。如果说数年前知晓了他捡孩子的真相，我心生的是怨气，那这次就是恨，很恨，极恨!他万不该在落入警方之前，将足以致人于罹难的罪证转移藏匿到我手里。如果不是公安机关明察秋毫，我岂不是将长久地陷于难见尽头的巨大黑洞之中?这一圈“划拳”，他输惨了，亡命天涯，有家难回，也把我灌得大醉，被蒙在鼓里懵懂晕眩。
       但是，我仍真诚盼望我的这位昔日的朋友不致因获重罪命丧黄泉，哪怕被判个死缓。如此结局的前提眼下只有一个，黄建国赶快自首归案，并戴罪立功，争取法律的从宽处理。如果我能得知他的联系方式或在归案前见他一面，我一定在第一时间告诉他：自首，立功。
       于金霞又一次找到我。迎着探询的目光，我知道她想问什么，只能以摇头作答。我问，家里的生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于金霞黯然地说，那倒没有，他留下的钱，足够我们娘儿几个花的了。我只是想知道他的下落，哪怕打回家一个电话……
       全喝了
       我家附近有一条铁路专用线，荒草蔓延，锈迹斑斑，直通一家化工厂，三两天才有几节油罐车被送进或拉出。傍晚，我常和妻子去那条专用线上散步，或踏着枕木，或漫步道肩。那天，我看到两个十多岁的小男孩各抱着一瓶啤酒，面对面骑坐在钢轨上，正笨笨拙拙地划拳唱令，不由站在那里呆住了。
       “哥俩好啊，三星照啊……五魁首啊，六六顺啊……”
       一个妇女顺着铁道跑过来，远远地就喊就骂：“你个不着调的东西，屁大点儿就跟你爸学这个，你不怕火车开过来把你轧死呀……”
       两个小男孩跳起身，飞逃而去，很快就没了踪影。而我则仍站在那里发呆，很久，很久……
       责任编辑 张竞毅
       【作者简介】孙春平，男，满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江心无岛》、《蟹之谣》、《阡陌风》，中短篇小说集《路劫》、《老天有眼》、《怕羞的木头》等，作品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东北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人民文学奖、小小说“金麻雀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