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危机效应的扩散，不单农民工大军将遭遇失业和滞留的问题，追讨欠薪、游行示威等行为的扩大化，也难免埋下社会隐患。政府部门已展开积极应对，成立欠薪应急保证金，建立劳动纠纷预警机制……
10月21日，东莞樟木头镇宝山工业区的合俊玩具厂外，俨然是一个小型招聘会现场：道路两旁、报摊、小食店门前都被厂家的招聘摊位所占据，多辆小巴停靠在大道旁，车身上贴着“立即参观厂房”的标语，还有不少抢不到摊位的工厂正在到处派发招聘传单——他们的目标是合俊集团破产后面临失业的7000多员工。
但前些天却鲜少有人下定决心应聘，因为对这几千工人来说，比失业更重要的是被拖欠了3个月的工资及加班费，不少工人已陷入身无分文的境地。
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展，樟木头政府决定紧急垫付薪酬，安抚工人的情绪。目前已向全部工人垫付了8、9、10三个月的工资及加班费。
至此合俊事件暂时平息下去，珠三角制造企业倒闭潮带来的劳动力过剩危机却只初露端倪。
产业转移下的动荡生存
转移、倒闭的影子笼罩在珠三角上空已非一朝一夕。作为樟木头最大的玩具厂商，合俊的破产并不是珠三角制造企业倒闭危机的序幕，更不是终曲。但它因为规模之大，受影响人数之众而广受外界关注，从而把珠三角企业倒闭潮背后的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命运摆在了公众面前。
“工厂倒闭、农民工失业等问题，不是产生于金融海啸时期，而是从珠三角拟定产业转移思路时就开始显现了。金融海啸不过是在短期内加剧了这一矛盾而已。”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表示。
在珠三角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大批实力相对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或者上百家企业成批地被转移出东莞、深圳等地，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大量农民工失去了原来的就业机会，辗转于这些动辄倒闭、搬迁的企业间流离失所。
只不过，曾经一段时间，农民工的这些不安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民工荒”论调之中。
而实际上，在产业转移升级的“阵痛”中，企业难招工是事实，大量农民工在珠三角打拼的过程中失去了生活的稳定感与安全感也是事实。
金融危机引发倒闭潮
合俊事件刚发生时，广东省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李卓明曾向媒体表示，合俊集团的倒闭只是个别事例，是因为其企业经营的内因出了问题，而并非行业经营情况出现严重恶化。
然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依然是金融危机。
无独有偶，在合俊宣布破产的第二天即10月17日，另一家香港玩具企业百灵达也宣布关闭了宝安的工厂，1700多名工人被欠薪，厂区一度出现骚乱。
事实上，不管是“合俊”、“百灵达”还是其他代工企业，都同样面临着出口退税政策变化、《劳动合同法》实施、人民币升值及金融风暴等多重困境，两家工厂的境遇不过是珠三角众多出口加工制造企业的一个缩影。
就以处在风口浪尖的玩具行业为例：珠三角的玩具企业大多以OEM为主，自有品牌非常少，而且多数依赖出口欧美及日本。合俊在樟木头两家工厂的产品有70%以上销往美国，包括为全球最大的玩具商美泰公司提供OEM业务。
而受近期金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恰恰就是美国、欧洲和日本。海关数据表明，今年来中国对美、欧和日本的出口同比增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今年4月以来，中国对欧洲的出口累计同比增长已连续5个月下滑，从年初的33.4%降至25.6%。
如果说此前在产业转移压力下，珠三角体现的是没有实力的小型企业纷纷倒闭的洗牌效应，那么合俊的倒闭，则开始显现出另一个趋势——大型代工企业也开始熬不过这个寒冬了，正如徐鸿飞所说，“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纯代工企业的规模越大，风险往往也越大。”
就在合俊和百灵达倒闭后的这一周，龙岗港声电子厂、宝安宜进利工厂、坪山创亿玩具深圳有限公司、西丽西洋服装厂等都纷纷传出倒闭的消息。
大型制造企业的倒闭，所产生的意义与连锁效应，与小企业无声无息的消失不可同日而语。合俊集团与其背后的供货商、物流商之间的联系，如同一副休戚相关的多米诺骨牌，合俊一倒，后面又会有无数的小厂随之倒下。
大企业倒闭背后，有多少供货商会因为资金断裂而不得不步破产逃逸的后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一旦破产，最后又将有一批工人将面临欠薪、失业的困境。
当金融海啸打乱了珠三角产业升级的步伐，珠三角企业的倒闭和裁员浪潮才刚刚拉开序幕。可以预见，危机持续蔓延下去，农民工大军带来的不仅是失业和滞留的问题，追讨欠薪、游行示威等行为的扩大化，也难免埋下社会隐患。
政府可以做什么
“这就是考验政府调控手段的时候了。”郑梓桢认为，合俊事件，虽然表面上处理完满，但其实却暴露了政府在农民工劳动保障问题上的预警和应急机制还存在着很大问题。
合俊集团2008年的中期财报公布早已显示，今年上半年集团亏损高达2.0561亿港元，总负债高达5.3230亿港元。而樟木头镇宣教办公室主任蔡建彬及副镇长徐鸿飞都亲口向记者承认“几个月前就通过税收、出口量等的变动发现合俊出了问题，也曾前往调查了解情况”。
然而，拖欠了工人3个月工资的合俊高层仍然在一夜之间走得无影无踪，留下一个烂摊子让政府和纳税人“埋单”。
徐鸿飞曾向媒体表示政府面对合俊问题的无奈：“政府虽然发现公司有问题，但没有充足的证据也不能去抓人，况且抓人要走司法程序。”
然而，广东早就有为保障农民工权益而制定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提取制度，只是各地政府部门一直没有执行，执行的细则也不明晰。其实，发现企业可能出问题，只需依法要求其提供员工工资保证金，就能未雨绸缪，预先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在合俊和百灵达事件里，政府100%垫付员工工资，充其量只能作为个别案例的应急措施，绝不能成为常规。
据悉，“合俊”倒闭事件发生后，东莞市拟成立工资垫付保障基金，以分担企业欠薪逃匿工人工资垫付的风险。而深圳宝安区则设立了总额为一亿元的欠薪应急保证金，同时建立劳动纠纷预警机制，对亏损的规模以上企业实施监控。
如果这一机制在整个珠三角真正顺利推动起来，起码能在失业潮大规模爆发前预先杜绝因薪酬纠纷而可能发生的种种社会动荡。
结构性失业
那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下，珠三角企业倒闭潮会否促使我国告别劳动力短缺的“民工荒”时代，进入以农民工 “失业潮”为标志的劳动力过剩时代？
“过去的‘民工荒’本质其实也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部分企业过分压榨劳动者，劳动报酬远低于劳动价值，这些企业就应该招不到工人，是应该被淘汰的。中国人口的真正命题是劳动力过剩问题。”郑梓桢说，“从来没有‘民工荒’，只有 ‘教育荒’、‘法律荒’。”
如果把劳动力市场分为高级专业劳动力市场、熟练技术劳动力市场和初级劳动力市场三类，那么前两类劳动力市场在我国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第三类即普工则将会呈现供过于求。而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恰恰大部分都属于第三类。
辍学打工——挣钱结婚——带孩子打工，这成了农民工家庭的一个怪圈。“我们的孩子，最后很可能也是重复着这条路。”已育有两个孩子的领班阿昌有点无奈，“不是不想让孩子读书，但农民工的孩子进不了城市的公立学校，民办学校又经常被关闭，更重要的是也交不起这些贵价学校的学费，只好把一对儿女留在老家。”父母不在身边，加上农村教育条件相对落后，这些留守儿童能够通过教育摆脱传统命运者少之又少，最后多半还是“追随”父辈早早辍学打工。
而与此相对的是，在内外交困的经济大环境下，以往大量雇用低水平劳动力的制造企业要么转移、倒闭，要么就只能瘦身过冬，或者狠下心来进行脱胎换骨的产业升级。
显然，无论企业选择哪条道路，教育水平和技能较低的普工都将是首先被挤出产业升级进程的对象。在劳动力过剩的大背景下，未来更严峻的可能是结构性失业问题。
然而，产业升级的步伐不可能因为“阵痛”而停下来，即便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依然会长期困扰着社会，农民工大军亦只能顺应形势，走向分化。
“出路之一是通过培训进行技能升级。”郑梓桢认为，这是目前调整结构性失业最可行的途径。
早在2006年，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就已经在全省组织实施了“广东省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计划”与“广东省百万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工程”：“农民工培训计划”的主要对象是已在本省城镇务工的农民工(含城镇户籍外来劳动力);“百万工程”的主要对象是未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本省农村富余劳动力、新生劳动力和农村退役士兵。
显然，劳动力过剩的压力不可能全部由珠三角城市消化，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应该有所作为。“出路之二是顺应产业转移趋势，从珠三角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的新兴厂区；出路之三是促进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化新农村的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