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和怎么样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不但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今后的走向。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国经济在最近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正因为中国经济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成就，中国的重要国际地位才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世界的承认。但是，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从经济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资源短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环境的恶化更不用说了。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是腐败的蔓延，另外一个是贫富差距的扩大。以上这些，是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我们天天都能接触到的现象。
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这里说的消费不足不是说绝对量增长不足，而是相对于投资的增长不足。近30年来中国人消费绝对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但是因为投资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消费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不断下降。目前，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已经大大偏离正常状态。这样就造成了一系列例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等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致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等等。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它会造成我们跟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使自己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的资源和环境。
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或流动性泛滥，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或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在2007年下半年以来开始浮出水面，变成一个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危险。
从中长期的观点看，这一问题的危险性还在于，它会使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我们必须尽力地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防止我们大好的经济成长形势出现逆转。
为了解决上面讲的这些问题，首先要研究它们的根源何在。经济学界最近一些年进行了两次大的讨论，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根源有了比较明确的判断。
2003年到2005年曾有一次关于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得出的结论是，采取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或者叫旧的工业化道路，一定会造成刚才所讲到的内部失衡。运用经济学已有的各种经济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来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必须转变我们的增长模式，否则就一定会造成我们刚才讲的内部失衡。经济学家提出的这些意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十一五”规划中。
在2006年到2007年关于宏观经济态势的讨论中也对前面讲到的外部失衡的根源和应对办法作过深入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仿效东亚一些国家的做法，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内需不足。这种政策在早期对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是，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调整，不能在情况变化以后实现外汇形成机制和其他一些机制的市场化，就会和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造成内外失衡、货币过量供应以及由资产泡沫破灭造成的金融风险。为了解决宏观经济中的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转变发展模式的难点
转变发展的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只不过口号虽早已提出，却长期没有做到。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但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主要原因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它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我认为最重要的体制障碍有四点：
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信贷资源，因为我们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已经明确，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在资源配置中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我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所谓市场起作用就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起作用，因为这种价格是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但是现在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党政领导机关按自己的意图配置的。
第二点，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不光在党政机关考核干部时如此，社会舆论也是如此，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
第三点，是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连，从收支两方面看都是这样。从财政收入看，各级预算的主要收入是所谓生产型的增值税，生产型的增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速度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使得我们的各级政府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上。从财政支出看，在2006年财政部召开的 “财政体制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讨论会上，一些学者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见解，他们说中国的政府支出结构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大约有70%落在县或县以下财政的肩上。这不但使这些公共服务提供的情况很差，而且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不提高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否则日子就过不下去。这里附带说一句，支出责任在中国通用的说法叫做事权，财政部门早就提出来了，事权过度分散，要集中起来。但是这给人的直接感觉是他们要收权，所以支出责任往上收、由更高级的政府部门来承担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最后一条正好是前面三条的反面，就是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这表现在价格没有市场化，很多生产要素的价格是行政定价或者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而行政定价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因为要素价格压低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而土地、资本、劳动力价格的扭曲促使了资源以浪费的方式进行生产。
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如果上面这个结论正确的话，出路在哪里也就很清楚了：出路在于消除旧体制遗留，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也就是像十七大所要求的那样，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目前我们碰到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取向的改革造成的，而是由于改革没有到位造成的。其实事情是很清楚的。比如说前面讲到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是因为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和福利得不到保障，其中一个问题是由于行政机关作梗，社会保障体系迟迟没有建立；有的改革决定得到了推行，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没有贯彻到底。比如国企改革、农地产权改革、房地产问题等。
第二个问题是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如今在一些很重要的部门存在着行政垄断的情况，这是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符的。与此同时，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的情况近年来也十分盛行。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行政部门的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
第三，从市场化改革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把我们的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虽然十五大就提出来要建设法治国家，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不只是建立法治国家的问题，还有一个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都提到日程上来了。建设法治国家有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执法。从立法的方面来说，数量是不少的，但是从一些基本的立法看来，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怎么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独立司法，难度可能比立法还要大一些。但是对于一个现代市场经济，所谓非人格化交易占主要地位的市场经济，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不能得到保障的。那么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证自己财产的安全性，就只有勾结官府。为什么这些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呢？恐怕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法不彰，行政官员的个人权力具有非常大的作用，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不受约束的权力会导致腐败，这确实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怎么来约束权力呢？唯一的办法是靠法治。
总之，我们要靠改革开放建立一个好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能不能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取决于各方面的努力，而这里政府机构端正自己的行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进一步推进我们的改革，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一方面要营造一个好的气氛，实现由广东省委提出来的，用解放思想来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和机制体制的障碍，来推动改革开放和新一轮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也要在这个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大潮里面尽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当然，经济学家所能够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不认为经济学家可以包打天下，因为社会生活是具有多个方面、多个子系统的大系统。经济学家只能从经济学的视角提出自己的专业见解，汇集在整个社会的智慧库里面供决策参考，这也需要社会各界对经济学家有所理解。经济学家所秉持的原则应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每个经济学家只代表自己说话，对自己观点负责。所以所谓“三个经济学家会有五种观点”是完全正常的。舆论一律只能扼杀学术创新。特别是要考虑到，现象和本质是有区别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也是有矛盾的，因此，“理末易明、善末易察”，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穷尽真理，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妄称自己就代表真理。加上每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背景、教育背景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方法不一样，所以就有不同的观点。应该要提倡理性思考，相互切磋，这样也许能使我们的观察比较准确，提出的解决办法比较全面。
最后我想指出，关键的关键还在于党政领导机关自身的改革。党政领导机关最重要的职能应当是要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职能，这些职能都需要完善。我还是赞成有些经济学家说的，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全能”的，应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 “有效”，是说它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提供公共产品是低成本的。
（本组文章摘自1月21日《经济观察报》,所有文章由演讲者本人修订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