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1日是第九个“国际母语日”，这一天，联合国大会宣布2008年为“国际语言年”，其口号为“语言，至关重要！”从“母语日”到“语言年”，似乎预示着：母语已开始超越其母语使用者的范围，在国际语言舞台上“短兵相接”。而有幸赶上了经济发展快车道、乘坐上孔子学院快车的汉语，毫无疑问已成为今年最抢眼的“明星”。
2月6日中国除夕，春节的喜庆仍未驱散南部地区暴雪冰冻带来的寒意，万里之外的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却挂上了温暖的中国红。这是第26届巴黎语言博览会的开幕日，在这一国际语言和文化交流的盛事上，中国作为主宾国带来的“汉语”和“孔子学院”成为了点击率最高的两个关键词。
据史料记载，远在2600年前，孔子就曾带领他的弟子坐着马车周游列国,甚至有过“乘桴浮于海”的梦想。然而终其一生，他的足迹也没有走出过今天山东、河南两省的地界。而当时间跨入21世纪，孔子却搭上了文化传播的东方快车，作为中华文化的形象代言人，随着以他名字命名的200多所孔子学院一起，真正开始走向世界。
■走出象牙塔
从韩国首尔市繁华的江南大道向左拐，有一条安静的巷子，进去不多久，就能见到一座砖红色的写字楼建筑，悬挂着一幅“孔子学院-中国语教育中心”的标牌，这里就是2004年11月挂牌的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这个“第一”并非偶然，孔子在韩国早已家喻户晓。始于朝鲜王朝时期的“乡校”至今在各地尚存200余处，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成均馆则是韩国最负盛名的儒学研究教育中心。
国外学术机构开展汉学和中国问题研究由来已久，然而以中国政府名义在海外创设文化传播机构却始于20年前。1988年7月和９月，根据毛里求斯和贝宁政府的要求，中国文化部首先在两国首都路易港和科托努设立了中国文化中心，引发了当地民众对以汉语、武术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此后10多年，由于当时中国国情和国力限制，建海外文化中心的工作停顿下来。
2001年４月，当时主管文化和教育的副总理李岚清与法国时任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在巴黎签署了一份《会谈纪要》，建设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计划被重提议事日程。2002年12月29日，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成为中国政府在西方国家设立的第一所文化中心。
这之后，中国的海外文化传播开始从学术象牙塔里逐步走出来。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商贸和旅游往来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开始来到中国，汉语水平成为了他们来华的第一道门槛。国内的对外汉语专业也开始遍地开花，然而还是有些难以“消化”。教育部门感到，有必要主动走出去。从2002年开始，教育部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开始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并开始考虑借鉴德国歌德学院、法国法语联盟、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等机构推广本民族语言的经验。2004年3月，国务委员陈至立提议,以中国儒家文化代表人物孔子的名字将这个即将诞生的机构命名为“孔子学院”。
与文化部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项目相比，教育部的孔子学院项目着眼于语言文字教育，似乎更实用，面向的阶层也更宽。更大的优势在于，教育部下属的众多直属高校，为基层工作的具体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使得后者逐渐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主力军，数量增长迅猛。截至2007年底，全球已建孔子学院210所，其中，亚洲64所，欧洲73所，美洲51所，非洲16所，大洋洲6所，2006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也正式更名为“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并成立办公室作为常设管理机构（简称“国家汉办”）。这四字之差表明，被动的“教学”开始转向主动的“推广”。
■“孔子”之争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处的李卓负责联系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他当初读大学时学的第一外语就是马来语，因而他现在的工作也是顺理成章。然而令他头疼的是，至今马来西亚还没有一所正式挂牌的孔子学院，这让他感到遗憾。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在他们眼中，“孔子学院”的名字听上去更像是一个宗教机构，主要任务是推广以孔子为主要信奉对象的“儒教”，而不仅是汉语。
这样的担心在国外并不少见。在德国柏林一座公园的孔子雕像底座上，就用德文写着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当然已经涉及到价值观。有人认为这象征着中国可怕的软实力，有人则认为这是宗教侵犯。国家汉办副主任赵国成在采访中告诉我们，这仅仅只是一个名称，她的主要工作还是开展汉语教学和文化交流。而用汉办主任许琳的话说，只要在国际上办汉语学校，就自然有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
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汉学家罗梅君认为，“对于德国普通民众来说，孔子就意味着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持有类似看法的西方学者不在少数。实际上，在孔子学院内部，孔子也从来没成为单一的崇拜对象，除了标准像更为惹人注目以外，孔子和老庄、毛泽东在中国文化课本里出现的频率应该不相上下。中国文化这道大餐，和洋洋大观、百无禁忌的中餐菜谱一样，开放得很。
而在中国学者、外交学院教授曲星看来，之所以命名为“孔子学院”，更大的深意在于外交上，因为孔子是大陆、台湾和海外华人都认可的中国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这对于推广中国的和平外交思想很有好处。孔子主张的“和谐”、“和平”，强调的“和而不合”正是中国外交所奉行的‘和而不同’的哲学基础。
很显然，作为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汉语学院”的名字显然不具备“孔子学院”这样强大的感召力和诱惑力。
实际上，孔子学院还远没有到系统输出价值观的程度。据罗梅君教授介绍，目前在德国，关注点主要还集中在中医、电影、气功和风水等相对实用的方面以及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上，而对于孔子的思想却关注甚少，仅孔子的德语译名就多达6种。
而据许琳主任介绍，汉语教学确实在孔子学院中也就是一半的工作。在很多地方，人们是把孔子学院当作“小中国”来看待的，几乎每天都有很多当地人到孔子学院来看看，其需求各种各样：社区里有人买了中国的商品，像什么高压锅、中国鞋之类，看不懂中文说明，就会拿到孔子学院来问上面写的是什么；有人打算到中国去旅游，也会先到孔子学院来咨询应该去些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去那里，哪些地方有哪些好的特产；还有人要到中国办事，临时来学几句简单的打招呼的话，问问在中国需要注意些什么，有哪些忌讳，好避免因为言行的误会把事情办砸。孔子学院，更像是一个窗口。
孔子学院似乎被赋予了过多的期望和联想，甚至被看作为儒学儒教复兴的体现。然而这样的争论对孔子学院的建设者来说却是一个遥远的话题。
■后来居上的秘诀
孔子学院最初的借鉴对象——德国歌德学院经历了五六十年的发展，目前总共还不到200所，平均下来一年也就开办个3所左右。而孔子学院仅经过3年的发展，就已超过210所，算下来平均每4天就开办一所，是歌德学院发展速度的30倍。个中秘诀何在？
事实上，孔子学院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院”。与具有独立馆舍的歌德学院不同，除了德国杜塞尔多夫等少数几个地方以外，绝大多数孔子学院都是依托于国外某大学的汉学系或相关机构，与中国国内的一所大学结对合作建立。孔子学院的硬件全部由外方负责，中方主要负责提供品牌授权、质量标淮、相关资料，以及提供教师帮助开展当地的师资培训等。对新设置的孔子学院，中方投入一定数额的启动经费。而年度项目经费则由外方承办单位和中方共同筹措，双方承担比例一般为1∶1。
众所周知，特许经营是比直营更快的“圈地”方式。这种合作办学、特许经营的模式的确使得孔子学院在短期内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与此相比，歌德学院采用的却是“直营”，而非“特许”，不仅资金主要由德国政府提供，从盖楼到组织教学也几乎全部是“亲历亲为”。这自然使得两者的数量增长不可同日而语。就连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院长阿克曼也不得不承认，孔子学院的这种做法的确“非常聪明”。
■500所之后:倾斜的供求天平
据汉办估计，到2010年，全球将建成500所孔子学院。而现在积压在汉办案头、排队等待审批的就已经超过200所。如果说特许经营模式只是加速了孔子学院的扩张，那么对如此多的海外“加盟商”而言，其背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对此，美国罗得岛大学的校长说得非常坦白——我不是为你，而是为我自己。罗得岛大学是所培养工程师的学校，“现在中国的各种大工程是世界上最多的，学了汉语，我的毕业生才有更好的机会。”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常务副校长也表示，像早稻田这样的私立大学，要办孔子学院完全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因为“在以后的经济一体化时代，日本人会早上去上海上班，晚上回东京睡觉。”这些话也许并非夸夸其谈。
如果说孔子搭乘的是一辆文化快车，那么铺轨的却是经济。在韩国，包括三星、LG在内的一些著名企业已开始将汉语水平作为人员招聘的重要依据；在英国，汇丰银行从2001年起就每年投入大量资金支持中文学习项目。孔子学院诞生以后，汇丰银行很快就联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办了英国第一所孔子学院，共同参与投资的还有太古集团、渣打银行、英国石油公司和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由于搭上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力日益强大的顺风车，孔子学院的发展超出了原先的预想。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遇到了种种问题。
据德国《每日新闻报》报道，德国孔子学院成立后，将中文列为主修的大学生增长了两三倍，但一年后学生人数急剧下降，主要原因是中国教师迟迟不到位，而且也没有统一的语言教材和教学大纲。谈到孔子学院快速发展的难处，汉办副主任马箭飞也说，教师和教材一直是制约瓶颈。
的确如此。与全球强劲的汉语学习需求相比，孔子学院供不应求的压力越来越大。仅填补教师缺口就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几年前，国家汉办公派到国外的汉语教师还只有六七十人，现在已经增加到几千人，然而比起国际汉语热对教师的巨大需求，缺口仍然很大。据国家汉办预测，到2010年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预计将达到1亿，而全球汉语教师缺口将超过400万。
这还只是数量上的。《每日新闻报》还指出：由于中国教师不了解西方文化和地域的差异，使得教学无法符合学生的需求。在2007年3月的“国际母语日”纪念大会上，一些学者也指出，孔子学院的教师不仅需要有很强的汉语表达和对外教学能力，还需要具备较高的中国文化素养，并对所在国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均有深入了解，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然而，对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教师来讲，单是“具备较高的中国文化素养”就已绝非易事。
面对持续升温的海外需求，如何在保证数量增长的同时确保质量？这是任何一个特许经营连锁品牌在发展中期都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孔子学院当然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学院热正如当前的经济热一样，虽然不需要“急刹车”，但是也许需要“软着陆”。
（摘自《世界博览》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