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傅聪 阅读傅雷”
100年前的今天，一个哭声特别响亮的孩子降生在江南望族，因此长辈们给他取名为“雷”。
他日后成为当代伟大的翻译家、文学评论家、音乐鉴赏家。作为翻译家，人们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做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
可是，这些都不及他的另一个身份著名，那便是“父亲”。
他的儿子对古典音乐有着先天的狂热，21岁为中国赢得了第一个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奖项，如今被称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肖邦的最佳演绎者”和“钢琴诗人”。他写给儿子的“家书”脍炙人口，上世纪80年代至今，5次重版，19次重印，已感动了数百万国内读者。这本“家书”既是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坦荡刚毅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
这对父子便是傅雷与傅聪。
傅雷已去了，而音乐还在。对傅雷百年诞辰最深情的怀念，莫过于音乐。5月9日，南方某报主办的“聆听傅聪 阅读傅雷”纪念傅雷诞辰100周年傅聪钢琴独奏音乐会将在深圳音乐厅登场，傅聪将第五次来到深圳，以他善于雕刻细节的手腕在乐声中描摹与父亲永远相通的那颗“赤子之心”。
■历史暗夜中平静离去
时间定格于1966年9月2日夜。就在那一夜，傅雷、朱梅馥夫妇留下遗书，双双自缢。无边的历史暗夜中，他们平静离去，却是广陵散似的绝唱，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惨痛的一页。
多年后，陈村写过一篇名为《死》的文章。他和傅雷住在同一条江苏路上，生命中有12个年头和傅雷的生命重合，却始终没有见过这位译匠。陈村曾在图书馆借阅《欧也妮·葛朗台》，但那本书没有封面和扉页，没有译者的名字，他也不知道在离他家很近的地方，就是译者的家，小小的花园内曾种满怒放的月季。在书房里，傅雷每天工作10个小时，孜孜，勤勉不辍，翻译《幻灭》，用精致端整的楷书为儿子抄写6万字的《艺术哲学》，写几十万字的家书。所有的一切都在那一夜停止了，花园内的月季被粗暴的手连根拔起，书房内的山水画和条幅撕成碎片，践踏在无知的脚下。一个艺术家精心构造的理想世界，自溺于黑暗的洪水。
■“老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
1981年，《傅雷家书》第一版由三联书店出版，27年来，5次再版，19次重印，发行量已达100多万册。就是这部浩浩荡荡的遗著，让人们认识了500万言译著之外的傅雷——“翻译家”远不能概括他的全部，这是一位被深深遮蔽的文学评论家、音乐鉴赏家、美术策展人，以及20世纪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某种意义上，后面这些头衔较之“翻译家”更值得探究，一如“傅雷心灵”比“傅译”更难以替代。在那些文字背后，傅雷通过他的个人命运，努力将20世纪的一些蛛丝马迹摆在我们面前，努力将过去了的中国的某些角落摆放在我们眼前。——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于傅雷之死的反思才刚刚开始。
一切命运都取决于个性。1963年7月22日，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写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二语可为你我写照。”这是《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中无名氏的诗，也是傅雷一生未曾舍弃的理想。
事实上，作为“五四”一代的典型中国知识分子，傅雷从未放弃他的社会责任与公共关怀。抗战胜利以后，愤于国民党的腐败，他曾参与“民主促进会”的筹建。1945年冬天，他曾与朋友创办综合性的《新语》半月刊，一共办了8期。其间，他在《新语》、《民主》、《周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过许多批评时政的文字……直至今日，也很少有人会把那些洪钟大吕般的文字，和这位温文儒雅的翻译家联系在一起。
然而这是真实的傅雷。慷慨悲歌、刚直不阿，是傅雷性格中最具识别性的要素。同时代人说起傅雷，总是“孤傲如云间鹤”。郁风一次和傅雷辩论，反驳不倒，情急之下，说傅雷是“老顽固”，而傅雷郑重地、一字一字地说：“老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傅雷在精神道德上是有“洁癖”之人，正如他所强调的“classic”，不仅仅是古典，还带有使他自豪的最优秀、最完美、第一流的意思。一种高尚的美学一旦成为宗教，就不能容忍人性的一切邪恶奸诈。
■一生在两个理想之间彷徨
尽管如此，与司马迁、“竹林七贤”、徐文长、李贽、龚自珍、鲁迅等一大批东方知识分子相比，傅雷其实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叛逆”。他当初选择翻译巴尔扎克，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而考虑更多的是政治安全。饶有趣味的是，这个具有“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的作家却写了大量的既不“革命”，也不“辩证”的东西，这使得傅雷的翻译一时竟难以为继。
他在1964年一封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郑效洵的信里，这样谈到他的翻译：“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的作品，可谓遗漏无多”，可是另有一部分，“或宗教意味极重而以宣传旧社会的伦理观念、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为基调”；“或艺术价值极高，开近代心理分析之先河，但内容专谈恋爱，着重男女之间极细微的心理变化”；“……诸如此类名著，对我国现代读者不仅无益，抑且甚难理解”。他的结论是，不宜再译。
这其实是一种双重人格在艺术理念中的投影，一方面，西方进步的思想艺术使得任何妄自尊大的人都不可能闭目塞听；另一方面，来自某种先天的抗拒，又使他无法放弃对传统文人理想的本能留恋。正如傅雷对自己的定位“intellectually(理智)是纯粹的东方人，emotionally(情感)＆instinctively(本能)又极像是西方人”，事实上，在他的一生中，崇尚“真善美”的西方人文主义与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士大夫情怀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一直在深深纠结。
■可以跨过“傅雷心灵”吗
细看傅雷的最后几年，便不难理解他精神步步退守的轨迹。作为一个国家信念濒临崩溃的老人，晚年又遭到了儿子“出逃事件”的沉重打击，傅式“家国”教育梦似乎彻底破灭了。此时的傅雷，已经不大可能再相信除了个人奋斗以外的事情了。他的编年史家告诉我们，大约从1959年起，他基本上闭门不出、埋头著述。在贫困和神经衰弱、关节炎、眼病等多种疾患的折磨中，译出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和《幻灭》三部曲等多种著作。此外，他开始用大量的时间研习书法，搜求碑帖、字画和各种小古董，并专注于嫁接艺术，酷爱月季、玫瑰，并成功地培育出英国玫瑰达50多种。
这是一个传统士大夫的最后选择。也就是当“治国平天下”、甚至是“齐家”的梦想也相继败落以后，正是这些拓片、碑帖和异类花鸟掩护了这位英雄向精神丛林的深处撤退。在那里，它们为自己的灵魂敷药。
傅雷的一生，一直希望在坚定的共产主义立场上找到一条让中国富强的路，建立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舆论。这种寻找，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而今再看“傅雷遗产”，其重心或许在于，以正大又博大、高远又高贵的中西人文遗产守护文明价值，守护生命意义，在今天还有没有可能？还有没有力量？通往人的自主、尊严与美好生活的道路，可以跨过“傅雷心灵”吗？傅雷以他的死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呢？
（摘自4月7日《深圳商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