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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程度是市场化程度的一个标志，企业家们面对这个问题感到多少有些惶惑。
       从事办公家具和茶叶销售的李书文，在央视的“创业秀”节目《赢在中国》中夺冠。可现实中，他的生意并不十分顺心。“我们这个行业，竞争不是充分，是白热化，竞争得已经没有饭吃了！”
       河北大午集团监事长孙大午则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在民间的低端竞争是激烈的、充分的；但是高端竞争是不充分的，还有行政、自然等垄断现象。”
       他说，农民们办的养鸡场、养猪场，竞争激烈，利润很低。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的原种鸡恐怕是全国唯一的，我们一年孵化2000多万只小鸡，我们认为国家的畜禽良种补贴应该有我们的，可是我们却拿不到”。
        “有人说搞企业就是搞关系，经营企业就是经营关系，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小企业有小的关系、大企业有大的关系，没有这些关系，在一些事情上我们就得不到政策上的支持。”孙大午说。
       在另外一些行业，真正的市场竞争几乎没有发生过。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告诉记者房地产行业的竞争“不充分。”
       “首先，企业数量非常多，集中度非常低，万科只占2.5%左右，在房地产行业从来没有20%的领头企业占据80%市场份额的情况。房地产行业前10家，前20家企业，拥有的总市场份额10%都不到。”
       “这个行业非常特殊，决定竞争力的不是企业实力。”他说。
       竞争要讲平等的市场地位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说，三一最大的竞争压力来源于恶性竞争，就是非理性竞争。它已经使一些产业走到了尽头。比如说家电产业，当价格战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电企业发展壮大的宝贵市场机会也就白白流失了。如果不是靠辅业，比如房地产，整个家电行业是亏损的。
       向文波提出，市场竞争中要讲平等的市场地位，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三者不处在平等的竞争地位，就不可能产生良性的平等竞争。“我们企业的利润有相当一部分被恶性竞争消耗掉了，比如出口产品价格很低，摩托车相当于论斤卖，出口一辆只赚50块钱。”
       “不平等的竞争地位是民企的隐忧，一些国有企业可以用很低成本获得各种资源，还可以获得免税政策。这些免去的税收，对我们没有政策优势的民营企业来讲，就是不平等竞争的成本。”
       所以如果没有严格的市场秩序，没有竞争主体的平等地位，也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在完全竞争领域，应给所有竞争主体平等地位。
       建立诚信机制迫在眉睫
       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来到中国的外企，普遍认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最薄弱的一环是诚信机制缺失。
       在中国，政府采购的公开透明机制正在逐渐推广，中央部委和大型国企上了200万元的采购计划，都是公开招标。“中央部委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采购中心，对办公用品供应商只确定大名单，不指定具体企业，我们也入围了这个大名单。” 世界最大的办公家具连锁销售企业史泰博设在北京的分公司总经理张恩晔说。
       通过公开机制，创始于美国的史泰博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唯一的指定家具供应商。
       在享受这些大进步带来的商机的同时，史泰博也遇到一些“小麻烦”。张恩晔说：“我们打的官司，都是对方收到货后拒不付款。打个电话订了货，交张假支票；报了案，一般也解决不了。这是我们最头疼的问题。”
       “这种简单的骗局，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已经非常少见，现在我们还要抽出精力来应付这些问题，所以头痛。”张恩晔透露，史泰博一度想把在美国实行的30天无条件退还条款引进中国市场，“但考虑到诚信机制的现况，我们目前阶段也不能贸然出台。”
       “在一个社会建立诚信机制，可能只靠法律还不够，需要多方面努力。”
       日本JVC中国投资公司企划室主任尾崎抱怨：“我们感觉商业方面最艰难的地方，倒不是其他厂家的竞争，而是现金的回收。”由于遇到现金回收难题，JVC甚至放弃了在中国市场的电视销售。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今年两会上的提案是“尽快建立信用体系”。
       “现在有多少合同签了不履行啊！再有一个是造假贩假，个人信用卡花的钱能不能及时还给银行，贷款能否及时还上都是问题。只有建立诚信社会，中国社会和市场经济才有希望。”
       傅军在提案中说，第一是政府要带头讲信用，政府如果不带头讲信用，全民都不会讲信用；第二就是要建立征信系统，要有个人信用记录，要有黑名单制，提高违法成本；第三是允许舆论监督；第四是执法要严。“这是我们企业界最关心的。”
       有个平等对话的机会就不错了
       30年来，企业法治环境方面的每一个进步，都让企业家们欣慰。
       河北大午集团自1997年以来，连续和地税局打了5年官司。1997年10月28日，管辖大午集团的徐水县地税局在对大午集团连续3次查账后，在一没有查账结论，二没有税务处理决定书的情况下，突然下达了一个限大午集团3天之内补交偷税漏税138万元的通知书。大午集团不服，遂向市、省地税局逐级反映，税额也从138万元直线降到17万元。
       省地税局经请示国家税务总局后作出批复，认为徐水县地税局对大午集团公路、路面硬化等按15%税率征收投资方向调节税是错误的。这场官司打了5年，一路打到国家税务总局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前后花费上百万元，得到一纸保定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书”。
       “这场官司能开庭审理，我觉得就是胜利。因为税务官司的司法解释权在税务局，行政、司法一体，作为民营企业，能有个与政府职能部门平等对话的机会已经不错了。”
       冯仑则向记者指出，立法上的粗线条，给行政部门解释法条留下了太大的自由裁量权。“立法之后，基本上通过两种方式在执行当中加以完善，所以我们立法的法条都比较粗。第一个方式是司法解释，通过判例进行细化；第二个由行政机关制定实施细则，就是行政法规。”
       但冯仑认为，总的说来法律是越修正越公平了。“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打了一些房地产项目的产权官司。3年以前，这类官司我们企业赢的比较多，业主和其他客户赢的比较少；最近三年，随着物权法还有其他以民为本的法律出台，我们企业赢的概率在减少。这就是社会大环境对法治、对市场的影响。”
       宏观调控教我们学好
       从“皮包公司”到现代企业，企业本身也在白热化的竞争中成熟起来，这个过程，冯仑同样描述得非常生动：“每调控一次，有一部分企业死掉，但中国企业更深的生命活力也在其间复苏。”
       2007年11月，名人实业通过资产市场公开挂牌竞购，购买了上市公司青岛双星的鞋业生产部分资产，上市公司的主业转为汽车轮胎生产销售。这家名人实业成立于2002年9月，汪海是第一大股东，占股21.88%，并任董事长；包括汪海在内的双星5名高层管理人员合计持有名人实业46.78%的股份，其他10名自然人持股为20.22%。此外，双星集团工会持有剩余16.5%，国有企业双星集团持股16.5%。
       汪海说：我希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今后对双星这样竞争性行业的公司少一些约束。就石油、煤炭等基础工业命脉而言，国家加强控制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每天都要自己到市场上找饭吃的公司来说，限制过死只会影响企业发展。”
       国家叫停管理层收购（MBO）后，在集团公司旗帜下，既有民营公司，又有国资公司，这种混合所有制形式并不罕见。甚至连民企出身的万通地产，也主动邀请了国资企业天津泰达集团入股合资。冯仑解释道，“我愿意跟国有资本合作，成为一个混合经济，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我相信混合经济希望是最大的。”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也许是个例外。总经理任建新辞去公职“下海”的时间，与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民企精英王石、柳传志、鲁冠球几乎同时，这些人旗下的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公司纷纷改制，成为企业家自我实现的主流。
       如果任建新将其领导下的“蓝星清洗”完全按照民营科技企业的路径发展，个人资产自不待言。但时至今日，任建新只拿20万年薪，不持有中化集团旗下任何一家公司的股权、期权；中化集团也没有任何“混合所有制”设计。
       任建新这样解释自己的执着：“虽然蓝星是在完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企业，但每一次关于国企改革的政策调整，都为我们通过并购国企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所以不能说现在的中国化工集团是凭我一己之力做大做强的。”
       规模更小一些的公司，反而在现代企业制度上“超前发展”，更加与世界接轨。
        2005年大午集团搞了企业改制，对企业的治理模式进行了改革，成为现在他所谓的“私营企业君主立宪制”。按照“私企立宪”的制度设计，集团设立董事会、监事会、理事会，三会并立并行，相互制约。监事会对企业有所有权和监督权，由产权所有者、工会主席、法监部主任、财务总监和其他聘用人员组成；董事会有最高决策权；理事会有执行权。董事长、总经理是由选举产生的，每届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监事长实行继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