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政策成就了你的企业
—— 什么是企业家们想要的市场经济
编者按
改革开放30年来，围绕市场经济“口水”纷纭。不妨回到其原初的形态---集市，去清醒清醒。不准私自做生意的时候没有集市，一旦准许买卖，集市自然形成了，并且由有形的集市发展到无形市场。就是这个无形市场给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好处，同时也带来了层出不穷的难题。
机遇和动力蕴藏在无形市场中，挑战和风险掩埋在无形市场中，那么的有魅力，又那么的让人难以捉摸。人们发现，不可捉摸、没有规则、没有规律的无序市场，并不是真正的市场。无形市场的好坏也有了一个无形的标准：是否公正地体现价值规律。做到这点才称得上好的市场经济，法治的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等等名词，由此衍生。
我们通过对十几位企业家和几位经济学者的采访后，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为我们的市场经济再提提“档次”？
“改革开放30年，哪些政策成就了你的企业？”记者向30位在各自的行业中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提出同一个问题，得到了不同的答案。
“1982年，政府鼓励农民在搞好生产的同时发展多种养殖，允许养猪，提倡养猪，我们的故事由此开始。”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说。
“1984年，青岛市搞的‘利税承包’试点放在双星，让我们活了下来；1988年，拿到自营出口权后我们就发了。”青岛双星总裁、改革开放后第一届“十佳企业家”里硕果仅存的汪海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鼓励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政策是我们这些出口导向型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新华联董事局主席傅军说。
来自湖南的全国人大代表、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提到了改革开放之前打下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基础，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果没有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基础，没有独特的产业比较优势，中国就没有能力承接全球分工带来的产业转移。”
每一个企业赖以成功的原因，看似偶然。而30年来中国企业的“野蛮”生长仍有共同的原因，有“企业家中的理论家”之称的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绘声绘色描述了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
皮包公司被《公司法》收编
在房地产界，现在有名的“地产大鳄”也好，经营奇才也好，大都经历过从海南“逃生”的
情节，冯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为什么大家都到海南淘金？冯仑的话很直白：“因为那时候只有在海南这个最大的特区才能
够注册皮包公司（即无执照、无场地、无资金的“三无”公司）。在《公司法》出来之前，
只有特区才有这样的政策。”
。
“我们在海南办了万通，就是三无公司，这样的公司在北京肯定办不下来。然后就是验资，都刚从‘一大二公’时代过来，验资你得借钱，我们在海南的银行借了一笔钱，在北京，这些钱借不到。”
一时海南聚集了无数怀揣创业梦想的人。当时海口只有30万人口，却注册了两万家公司，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为内地观念所不容的“皮包公司”。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批创业者积累了创业经验，得到了初步市场锻炼，然后开始进入内地。
注册了公司，从无产者起步的企业家们第二步就是找钱，弄到启动资金。1992年底左右，国家体改委颁布了一个股份公司成立的有关规定和条例，“正是有了这个文件，国人开始知道除了自己的钱，还可以用股东的钱，可以用社会的钱。”
“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企业跟资本市场慢慢就建立起关系了，后来上市公司就多起来了，证券公司也随之出现了。没有股份公司，你就没办法发行股票。”
根据当时的政策，冯仑发起北京万通股份公司的时候，还要经过人民银行批准，财政局去万通进行资产估值，发批文；体改委也给他发了一个股份公司的筹备批文，
“1992年，我做股份公司，杨小凯（已故经济学家）说，《公司法》还没有，你怎么就算是股份公司呢？我说先做了再说。最后他说我给你一个《公司法》看看，他就把澳洲的《公司法》给我看。后来国内的《公司法》出来了，我给他看看，他很高兴，他对这部《公司法》非常褒扬。”
《公司法》出来以后，最重要的是明确了出资人的权利，董事长是法定代表人。“我们就知道了董事长应该干什么，总经理干什么，董事会管5件事，经理大概做6件事，分得很清楚。”冯仑介绍说，1995年，他和王功权、潘石屹等几个朋友分开，各自组织公司，依据的就是《公司法》。
加入WTO以后，中国面临的整个竞争环境变了，中国开放的格局更大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来，万通要有‘全球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WTO以后，我们面临的环境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民营企业不仅融入了中国经济的主流，而且和全球化的竞争格局开始有了密切接触。”在这样的背景下，万通作为一家中国地产公司，参与了“9·11”事件中被撞毁的纽约世贸中心的重建。
国企“松绑”给海尔未来
“1984年12月26日，我来到青岛电冰箱总厂时，当时的情况是亏空147万元，产品滞销，人心涣散。当年春节是到农村大队借钱，才使全厂工人过了一个年。”张瑞敏向记者说起了海尔的起点。
24年后，海尔集团是世界第四大白色家电制造商，在全球30多个国家建立了本土化的设计中心、制造基地和贸易公司，全球员工总数超过5万人。
除了产量，更让张瑞敏骄傲的是海尔品牌已成气候。2005年8月，海尔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中国十大世界级品牌”之首；2006年，在《亚洲华尔街日报》组织评选的“亚洲企业200强”中，海尔集团连续第四年荣登“中国内地企业综合领导力”排行榜榜首；2007年，海尔品牌价值高达786亿元。
早在大家还在追求产量的1985年，海尔针对当时电冰箱市场品种繁多、竞争激烈的形势，提出了“起步晚、起点高”的原则，制定了海尔发展的“名牌战略”。张瑞敏亲手“砸冰箱”，保质量。
1987年，海尔冰箱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招标中，战胜10多个国家的竞争对手，第一次在国际招标中中标。1988年12月，海尔冰箱在全国冰箱评比中，以最高分获得中国电冰箱史上的第一枚金牌，从此奠定了海尔冰箱在中国电冰箱行业的领头地位。1991年，在全国首次驰名商标评比中，问世仅仅6年的海尔品牌被评为“全国十大驰名商标”。
1999年4月30日，海尔又率先突破第三世界家电企业贴牌加工的既定命运，实施走出去战略，在美国的南卡州建立了生产厂；随后3年里，又在意大利、巴基斯坦、约旦、印尼、突尼斯等9个国家建立了工厂；2002年1月8日，“三洋海尔株式会社”在日本大阪成立；2002年3月4日，海尔在美国纽约中城百老汇购买原格林尼治银行大厦作为北美的总部；2007年，海尔已经在全球建立了9个研发设计中心、30个制造中心、22个贸易公司，实现了设计、生产、营销三位一体布局，完成了自己的“微笑曲线”。
海尔的不断发展是一个不断“松绑”的过程。多年来，海尔改制的问题一直处于争论中。而海尔物流的私营性质与海尔整体的国家、集体所有制嫁接，成为一种替代安排，起到了创业者激励的作用。
有效的扶持是不撒胡椒面
如果说万通的发展是对民间创富力量引导规范的结果，海尔的壮大是国企“松绑”的成果，北大方正则代表了改革开放的另一类产儿。
“方正对国家支持的感受是相当深切的。”方正董事长魏新说。
方正得以立身的技术都是以北大教授王选为研发带头人的团队开发的。当年，国外对激光照排技术实行封锁。不得已，国家决定自主创新。激光照排技术立项的时候叫“748工程”，该工程“是由周总理亲自批示的”。
技术难题攻克了，市场对这套新技术并不认可。危急关头，又是国家出面支持。方正卖出去的第一套激光照排软件是国家指定卖给《经济日报》的。一个新兴的产业链由此形成并走向成熟。
方正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国家的支持。比如，方正是中国软件企业里唯一一家知识产权示范单位。2007年2月，北京市政府推出创新型企业百家试点，方正又是文化创业类的示范单位，也是文化出口重点单位。
国家大力倡导自主创新战略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方正得到了更多的支持。2003年“中国制造”开始成为一个话题的时候，魏新就率先提出了“拉美化忧虑”。2004年，方正主办了第一届中国企业创新年会，并联合一些国内企业发布了创新宣言。所以，当2005年10月中央强调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并把自主创新提到了一个国策的地位时，魏新“非常激动”。
实际上，中国能够诞生一些“后发制人”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韩国经验。魏新透露：“广东金融系统曾协调了很多资金，支持华为。华为拿到了钱，才有了后来的扩张发展，才能逐渐靠自主知识产权去世界上打市场。”
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更多的三星和现代？魏新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太大，所以对单个企业而言，感受到的国家扶持力度不会很大。”他认为，有效的扶持政策是选择几个重点企业，不撒胡椒面。“应该拿出几千亿元作为企业专项研发经费，或者把这笔钱拿出来做准备金，给银行，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贷款保证；或者由政府向银行付息，鼓励这类企业去搞研发、搞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