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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50年前上海名店大迁京
作者:黄加佳

《新华月报(天下)》 2008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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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照相馆”、“红都”、“四联”、“美味斋”、“浦五房”、“老正兴”、“普兰德”……几十年来,这些老字号已成为北京人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已忽略或忘记,它们并非北京土生土长,而是半世纪前响应“繁荣首都服务业”的号召,从上海大举迁徙而来。
       ■当年北京竟做不好一套西服
       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的一封来信。信中,小尼赫鲁表示了对北京制衣业的不满。原来,他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连改21次仍不合身。而这已经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类似的“抗议”了,很多西方外交官对北京的服务业都很有意见。为了挽回影响,外交部派专人陪同小尼赫鲁到上海改制西服(从清嘉庆年间起,上海就有专门的西服店。当时,国人将外国人称为“红毛”,为“红毛”缝制衣服的裁缝就被称为“红帮裁缝”)。这次,上海市政府特意找到有“西服圣手”之称的“红帮裁缝”余元芳为小尼赫鲁改衣。余师傅不负众望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鲁穿上后非常满意,当场要余元芳再做一套,并且为他的妻子、儿子、兄弟、岳父也都各做一套。
       后来,小尼赫鲁又给外交部写了一封表扬信,信中说他到过很多国家,也买过很多西服,但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舒适、挺括的。
       长久以来,这个故事一直在上海制衣业老师傅中流传,也成就了一个“红帮裁缝”的神话。但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这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解放初期,当老辈儿北京人还沉浸在“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的过往繁华中时,现实的北京服务业可以用“全无行业”来形容。全市服务业仅有两万多家,其中一半是饮食业,鸡毛小店、通铺大炕、食品担子、剃头挑子以及提篮叫卖的串街小贩,支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上海却早已是另一番天地。由于开埠早,且租界云集,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就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时装、发型和各种商品的潮流都与欧洲同步。
       上海南京路上先后成立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它们不但装潢考究、橱窗争奇斗艳,而且聚集了全世界几千种商品,号称没有顾客买不到的东西。在欧风美雨下浸润的上海,比遗老遗少聚集的北京时尚得多。
       当时,很多喜欢西洋范儿的北平人还特意到上海做衣服。直到解放初期,这种状况还没有发生变化。为了改变北京服务业落后的面貌,适应日益频繁的外交活动,更好地服务中央和北京市民,1956年周总理提出“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在这样的背景下,遂有大批服装、照相、美发、洗染、餐饮业的上海名店陆续迁京之举。
       ■把最好的店迁到北京
       
       接到总理指示后,北京市政府马上责成北京市第二商业局与上海市第一商业局接洽,研究把上海知名服装店迁往北京事宜。经过考察,北京方面确定了包括“鸿霞”、“造寸”、“万国”、“波纬”、“雷蒙”、“蓝天”等在内的21家服装店,支援北京。很快,第一批上海店铺迁京工作开始了。第一批一百多人浩浩荡荡坐着火车离开了上海。4月13日,第二批上海服装业人员也来到北京。当日,《北京日报》以“适应首都人民改进服装的需要上海二十家著名服装店迁到北京”为题写了一篇报道。
       服装业迁京后,理发、照相、洗染、餐饮等服务业的迁京工作也陆续展开:照相业迁“中国”、“国泰”两家;洗染业迁“普兰德”、“中央”两家;理发业迁“华新”、“紫罗兰”、“云裳”和“湘铭”四家。
       1956年7月6日,上海理发、照相、洗染业的师傅们,带着家伙什儿,坐着同一列火车开赴北京。
       ■“阿拉上海银”初到京城
       初到京城,上海师傅们都很兴奋。趁着新店还没开张的空隙,他们游览了心仪已久的故宫、北海、颐和园,体会到跟十里洋场截然不同的悠游、闲适的老北京风情。但兴奋过后,许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吃不惯、天气太冷。不过,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关怀却使他们倍感鼓舞。刚到北京不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北京饭店设宴款待了部分上海迁京人员。面对领导的关心和群众的期望,新店的筹备工作很快开始。从上海来的20多家服装店被合并为七家开张。“金泰”、“鸿霞”开在东四,“蓝天”开在王府井,“雷蒙”开在八面槽,“造寸”开在西四,“波纬”开在前门,“万国”开在东交民巷。这些地点不是核心商业区,就是挨着外国人经常出入的使馆区。中国照相馆、普兰德洗染也被安排在王府井大街上。“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这4个迁京的理发馆,最初的计划是在东城、西城、崇文、海淀各开一家。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大家一商量干脆四家联合开一家大理发馆,名字就叫“四联”,取四家联合之义。直到“文革”前,“四联”的牌匾上除了“四联理发馆”5个字外,还有一行小字写着“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联合”,地点就选在金鱼胡同33号。
       ■上海师傅手艺就是好
       上海迁京店铺开张以后,在北京市民中掀起了不小的轰动。
       当时,去“四联”理发可是件奢侈的事儿。“在‘四联’理个发要八毛钱,其他理发馆才两三毛,剃头挑子就更便宜了。”1956年已在公安局工作的王铭珍受命承担一场国际会议的保卫工作,第一次担任这么重要的工作,王铭珍决定到“四联”理个发,精神精神。那时候,他可真是乍着胆子去的,在他印象里,在“四联”理发的不是教授就是官员。一进门,理发员就笑容可掬地迎了上来,“说话都是上海口音,跟侯宝林的相声似的,洗头都说,‘打一打好吧?’”王铭珍笑着回忆。“‘四联’从上海带来10把美国进口的大椅子,坐着倍儿舒服。还有每人8条毛巾,上海师傅活儿好,服务也好,让你花了钱心里也高兴。”
       
       从云裳理发店迁来的康邦章记得“四联”刚刚开业的时候,每天早上开门之前门口都会排起大队。有一年临近春节他们更是早上五点钟就营业。一直忙到夜里两点才下班。夜深了,师傅们也回不了家,只好到附近的“清华池”忍一宿。可是,刚躺下没半个小时,就被叫起来了。原来,“四联”门口的队伍已经排到米市大街了。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北京人有正月里不剪头的习俗。康师傅笑着说:“那个月我挣了120多块钱,都超过处长了。”
       距离“四联”不远的中国照相馆同样非常火爆。每天早上四五点就有人在门口排队,即使下午三点就停止发号,生意依然会持续到晚上十点。那时候标准像、全家福、礼服照、婚纱照,“中国照相”全都有。比起北京的照相馆,“中国照相”的礼服更时髦,布景更漂亮,用光也更加讲究。当时,人们都以有一张印有“中国照相”字样的照片为风尚。
       一位70多岁的老顾客回忆,当年他去部队报到路过北京,特意赶到这里照了平生第一张照片。为了这张照片,他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差点没赶上火车。
       上海名店不但带来了高超的手艺,还带来了很多上海独有的经营理念。北京史地民俗协会的常华记得,那时所有迁京店铺牌匾的显著位置都会写着“上海迁京”4个字,中国照相馆还会把印有自己名号和价目表的小卡片放在店中,任顾客随意取阅。“当时他们的广告意识已经很强了。”
       ■“周总理来了!”
       1956年10月的一天,在中国照相馆暗房工作的徐松延正准备出门,迎面进来几个人,为首的一个看着非常眼熟,还向他微微点了点头。等这几个人走进去后,徐松延才反应过来,“这不是周总理吗!”
       这一年,周总理应越南、柬埔寨等7国邀请组团出访。出访前,被访7国通过外交部索要总理的简历和标准像。但周总理对于建国后照的照片都不满意,标准像迟迟定不下来。这时,总理在报纸上看到上海迁京中国照相馆对外营业的广告,便对工作人员说:“咱们抽空到中国照相馆照个相,上海的设备和技术比北京要好。”
       
       
       这天下午,总理有外事活动,工作人员建议他见外宾前可以先去中国照相馆照个相。当时担任周总理卫士长的成元功回忆,总理只有两点指示:第一不要兴师动众,第二不要影响照相馆的正常营业。
       周总理到照相馆后直接上了二楼,当时中国照相馆经理姚经才和同事张孔嘉正准备给一位解放军同志照相。解放军同志看到总理不期而至,马上站起身请总理先照。总理却说:“按秩序嘛,谁先来谁先照。”轮到总理时,见姚经才他们有些紧张,总理温和地说:“你们是第一次给我拍照吧?熟悉就好了。你们是专家,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照好。”姚经才一口气给总理拍了16张全身和半身像。总理非常满意,直到现在周总理那张经典的标准像还摆在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里。
       比起中国照相馆,“雷蒙”、“波纬”等服装店接触国家领导人的机会就更多了。当时,“波纬”、“蓝天”、“雷蒙”等服装店都属于北京市友联服装厂旗下。位于东交民巷的“波纬”经常接待各国使节,而八面槽的“雷蒙”更多的是接待中央领导和出国使团。
       郑祖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57年周总理到“雷蒙”做衣服的情景。总理一进门便与在场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并询问他们在北京生活习惯不习惯。总理说:“我知道你们爱吃大米饭,如果米不好买跟我说,我跟北京市委打招呼。”后来,北京市果然对上海迁京人员放开了大米供应。郑祖芳现在还坚信,这一定是周总理关照的。
       20多年中,在郑祖芳的记忆里,周恩来做的新衣服屈指可数,而他拿来翻新、织补的旧衣服却很多。他记得,总理有一件深灰色的舍味呢中山装,两臂和胸口经常接触桌面的部分已经磨得发亮了,但总理坚持不做新的,而是让工作人员拿到店里翻新。经过师傅们精心改制后,衣服像新的一样,总理看到还特意询问,不会是重新做了一件吧?
       周总理逝世时,邓颖超专门派人到店请给总理做过衣服的师傅参加追悼会。“邓大姐把我们安排在了家属的队伍里”说到这里,已经80高龄的张永福哽咽了。
       ■带动北京服务业提高
       上海迁京店铺开业以后,受到北京市民的热烈欢迎。北京的同业可坐不住了。不过,面对真才实学,北京的同行们挑起了大拇指。
       开业以后,中国照相馆把精美的样片摆在橱窗里,引来许多同行前来观摩。由于要求来店学习的人太多了,中国照相馆没有那么多力量接待,便索性开办了学习班,专门培养北京各区和全国各地的学员。是对工艺、质量的一丝不苟,成就了中国照相馆在同行心中的地位。
       不仅是照相业,上海迁京老店在美发、服装等各个行业都成了北京的标杆。就在这样一来一往之间,京沪两地的师傅们交流着技术,北京的服务业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改名改出世界名牌
       转眼间,“文革”开始了。跟全国所有行业一样,服务业也受到了影响。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人们做出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事。为了表明“左”,理发馆不给理向右分的发型,烫头也被取缔了,就连理发用的大镜子也被糊上了纸。全国上下都梳一样的发型,“四联”师傅的手艺没了用武之地。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里,婚纱照没了,礼服照也没了,却多了不少拿着“红宝书”跳“忠字舞”的相片。
       不久,好些老店铺的名字也都改了。东安市场改成了东风市场,鹤年堂药店改成了菜市口药店,“美味斋”改成了上海餐厅……
       位于东交民巷的波纬服装店坐不住了,他们琢磨是不是也应该改个名字?那时候,东交民巷已经改名叫“反帝路”了,有人提出,干脆叫“反帝服装店”吧。“反帝服装店”的名字刚贴出去几天,外交部有意见了,他们说:“来店的外宾很多,不少是友好国家的,叫‘反帝服装店’不太妥当,能否把店名改一改?”
       为了给门店起名,那时已经从“雷蒙”调来的郑祖芳骑车转了好多条大街,他看到街上的店,不是叫“卫东”、“红卫”,就是“首都”、“人民”。灵机一动,取“红色首都”之意,叫“红都”如何?回到店里,他把这个想法跟大家一说,一致通过。后来他又请自己的一个擅写书法的亲戚,模仿毛体写了“红都”两个字。
       没想到,这个名字竟然一鸣惊人,成了世界名牌。
       当时,由于纯手工制作,做一套西装要四天时间,很难满足市场的需要。有时候,一批订单要三四个月才能交工。为了满足外事活动的需要,店方规定只有外宾和持有省部级以上介绍信的,“红都”才给做衣服。那时候谁要是有一套红都西服,可是身份的象征。常华记得,有一年他的五哥跟随医疗队援助坦桑尼亚,做了一身红都西装。临行前,五哥特意穿着西服来辞行,那精神样儿让常华羡慕不已。
       198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访华。一下飞机,布什就撩开西服,用标准的汉语,对前来迎接的中国官员说:“红都,红都!”“红都”的师傅们通过电视看到这个新任美国总统的时候都认出来,这不是当年那个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吗?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作为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布什,经常和妻子骑着自行车光顾“红都”。而他的前任布鲁斯更钟情于“红都”,在任期间一共在“红都”做了六七十套衣服。
       ■改革初年开风气之先
       1976年,“四人帮”粉碎了。老字号们纷纷改回了原来的名字,而老手艺是不是也能恢复呢?人们心里没谱。
       1976年底,“四联”开始偷偷地恢复烫发了。那时候,店方规定烫发必须持文艺团体介绍信。即便是烫发,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做大波浪,只能烫点儿小花再给扎起来。就算这样,托关系、走后门烫发的人还是络绎不绝,甚至连外地的人也赶来“四联”烫发。1978年9月,“四联”盖起了二层小楼,新店开张,楼上楼下挤了好多人,都是来烫发的。店里新置的四台电烫机忙得不亦乐乎。赶巧儿,一个外国电视台的记者路过此地,不知道聚着这么多人是干什么呢?走近了一瞧才知道,敢情这是排队烫发呢!外国记者赶快扛来摄像机,里里外外一通拍。一拨外国记者走了,又来了一拨……当时,“四联”师傅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人家发现了新闻:中国人可以烫发了,这说明中国真的开始开放了。
       趁着这股东风,中国照相馆也放开了。1979年,消失了十多年的婚纱照又出现了。当时已在中国照相馆工作的姚建忠记得,那时候一套婚纱可不像现在那么花哨,既没有造型,也没有化妆,就是新娘穿上婚纱,新郎穿上西服,规规矩矩地往那一站。一套照片只有四张,还是黑白的。不过,价钱却不菲,照一套要三十多块钱。“当时,那可是普通职工半个多月的工资啊!”
       可就算这样,新人们也纷纷赶来拍照。每天一大早开始排号,一天能照300多对儿,其中还有不少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改革开放初期,上海迁京的老字号们又一次走在了全北京服务业的前面,开风气之先,引领了时尚潮流的转变。
       ■“小上海”变成“老北京”
       2006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位摄影人欢聚一堂。会上,10位曾为新中国摄影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摄影家被赋予中国摄影大师称号。中国照相馆摄影师姚经才,是这十个摄影大师中唯一一名在照相馆工作的入选人。这时,姚经才已经去世多年了。
       现在已经人到中年的姚建忠在中国照相馆外拍部工作,与父亲一样他经常会为国家领导人拍照。在给温家宝总理照完相后,有人向温总理介绍,这就是当年给周总理照过相的姚经才的儿子。温总理十分高兴,说:“子承父业,好好干!”姚建忠感到了作为大师之子的压力,但这压力中更多的是人们对于中国照相馆这个老字号的期望。
       如今,王府井大街上,中国照相馆的门脸并不显眼,时常有路过的游客会在橱窗前驻足观看。那里摆放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标准像,如油画般精致。很多人都会恍然大悟地说:“原来,这张照片是这里照的。”虽然今天市场上新兴的艺术摄影、婚纱摄影、儿童摄影比比皆是,但是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人还是会光顾中国照相馆。
       它左近的四联美发,抵抗着“韩流”“日流”的冲击,依然固守着自己的独特风格。虽然一楼店铺坐着的大都是些怀旧的中年人,但美发厅三楼新辟的“新概念工作室”却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
       坐落在东交民巷的“红都”,现在早已不是出国人员的专用服装店。它以一种更加平民化的姿态出现在今天的服装市场中,“红都”还是精致与讲究的代名词。
       潮流在变,人们的生活方越来越多元化。现在的上海迁京老字号们已经很难再现当年盛况,但几十年来它们为繁荣北京服务业、丰富北京人生活而作出的贡献,已作为全国人民支援首都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永远铭刻在北京的记忆里。
        (摘自1月8日《北京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