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籁士同志离开我们已有10多年了，我十分怀念他。他是我国语文学界和出版界的前辈，著名的语言文字专家和文字改革活动家，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创导者和杰出领导人之一。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我国的语文事业和文字改革工作。
他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出版家，在开创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上，同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有幸曾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他对编辑出版工作的强烈的敬业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他质朴淳厚、光明磊落的品格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稳重严谨、一丝不苟的作风，使我深受感染和教益。
叶籁士原名包叔元，1911年生于江苏苏州，1929年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时，参加了“左联”东京支部，结识了一些日本的左翼人士。回国后积极投入组织和宣传世界语运动的工作。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下属的中国世界语者联盟（“语联”），成为该联盟的负责人之一，主编《世界》月刊。1937年初，叶籁士为新知书店编辑《语文》月刊。抗战爆发后，他于年底离开上海到武汉，参加由周恩来领导、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国际宣传工作。1938年9月，叶籁士由冯乃超、胡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和几位世界语学者一起创办了世界语国际报导刊物《中国报导》半月刊。
1941年皖南事变后，党组织决定让叶籁士撤离重庆调往香港，行前由周恩来、邓颖超同志指示到港后的工作，叶籁士到港后和香港新文字学会和世界语学会取得联系。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寇占领，他被困于九龙，处境危险，后经组织营救，离开香港进入广东东江游击区，不久转移到广西桂林。1943年，叶籁士从桂林到上海，因去解放区未成，就暂留上海隐蔽。
1945年3月，叶籁士奉命进入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在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任编辑部副主任。1946年初，他随新四军军部北撤至山东解放区临沂。军部和山东军区合并后，他担任山东新华书店副经理兼编辑部主任。当时解放区的各地新华书店，都是包括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机构。1948年，随着解放区各机构的调整合并，山东新华书店改组为华东新华书店，叶籁士仍任副经理兼编辑部主任，并兼任华东局宣传部编审科科长。
1949年4月，叶籁士随解放军渡过长江进军江南。5月上海解放，华东新华书店随军进入这个全国文化荟萃的大都市，叶籁士和王益、刘子章、万启盈、宋原放等同志一起．接管了国民党的正中书局。1950年3月，华东新华书店改为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1951年1月，全国出版印刷发行机构实行专业分工，新华书店一分为三，编、印、发分家。华东总分店的编辑部和出版部独立出来成立华东人民出版社（即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叶籁士任首任社长。
1952年12月，叶籁士奉调到北京，任人民出版社第一副社长兼第一副总编辑。1954年1月，他又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兼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1955年被任命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从此一直在文改工作岗位上，以后又任文改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等职，直到1987年离休。
从1946年进入山东新华书店到1954年离开人民出版社，叶籁士在出版界虽然只工作了短短8年，但作为一位有开创性的领导人，他在编辑出版工作岗位上作出的建树，将铭刻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
其实，早在1932年，叶籁士在为“语联”主编《世界》月刊时，就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工作者，他后来又主持编辑《语文》杂志和《中国报导》半月刊，他高瞻远瞩，又踏实细致，并善于运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文字，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新文字运动，把刊物办得既有思想性又有可读性，深受国内外读者的欢迎。
1946年初，叶籁士到山东新华书店工作，进入了出版界。当时解放区的出版工作十分薄弱，设备简陋，条件很差。他和王益、华应申等同志一起，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工作。
作为编辑部的负责人，叶籁士首先根据不同的读者对象，规划了高级、中级、初级3类选题，拟订了一个出书的总体设想，除了政治理论书以外，还有文艺书、科学知识书、农业生产技术书、教科书等。书店为广大干部重印了解放社版的《列宁文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中央政策文件等。同时组织出版了《大众文库》、《新华小文库》、《战时小丛书》、《文艺创作丛书》等一批适合各类读者需要的书。此外，他们还为工农兵读者编印了两种期刊——《群众文化》和《翻身道理》。
在此期间，为了打开广大读者的视野，沟通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作者和作品的关系，叶籁士还创编了《新华文摘》，这是全国各解放区出版的最早的一种文摘刊物。他利用山东烟台和上海之间航运的有利条件，搞来了国内外的进步报刊，精选了国统区发表的进步文章和介绍国外情况的文章及报道，在《新华文摘》上刊登，还请在中国舞蹈人物画及素描方面颇有影响的阿老等美术家创作了彩色漫画、战争形势图等在封面、封底、封二、封三上用石印印出来，增加了刊物的生动性，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欢迎。
叶籁士还参照日本书店出版的活页文选的形式（解放前北新书店和开明书店也采用过），出版了《新华活页文选》，这样就能较快地将中央文件、重要社论等及时出版，价格又低廉，出满一年，还编印全年的《文选》目录和序号，免费送给读者，为读者服务。
叶籁士编书编刊的基本方针是:在政治思想上，要健康有益并有一定深度；在文字上和写法上，要通俗化和群众化，一定要让读者爱看，看得懂，看了有用。这也是他领导编辑出版工作时的一贯思想，不仅要求大家努力贯彻，他自己也始终身体力行。
山东新华书店（后改为华东新华书店）在他和王益、华应申、宋原放、姜彬、徐律、阿老、陈静之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打开了局面，书店有两个书刊印刷厂，还不断派人到上海秘密采购白报纸、铜模和印刷器材，扩大印刷生产能力。以1948年下半年为例，在战时的严酷环境下，半年就出版了图书117种，620多万字，110万册。可见当时出书已成一定规模。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华东新华书店全班人马进入上海，叶籁士仍是书店副经理兼编辑部主任。我是在这年6月经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分配到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工作的，过去我从未搞过编辑出版工作，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叶籁士是一位忠厚长者，思想缜密，作风民主，从不疾言厉色，但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绝不放过任何差错。
有两件事使我终生难忘。一是当时我写字随意潦草，很不规范，他发现后向我严肃指出：你做的是文字工作，写字端正清楚是一个编辑的起码职责，字不在乎写得好不好，但一定要让别人看得清。凡经你手编发的稿件，必须保证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清晰可辨，不然到下一个环节，排字、校对造成差错，主要责任在你，切勿掉以轻心。从此以后，我就不敢再大意，写字、改稿尽量注意字迹清楚规范，慢慢养成了习惯，受益匪浅。
二是我审读过一部英文译稿，书名叫《蓝色多瑙河》，译者已出过多部译作，我看整个译文比较通畅，认为这是个老译者，不会有错，只大致抽对了部分原文，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写了一个评价很高的审读意见，准备发稿。当时编辑部懂外语的编辑很少，我的英文基础并不好，但却很自信。译稿送叶籁士处终审，他翻阅后觉得译文并非如我所说的那么好，就请陈原同志帮助复审。陈原仔细审阅后，发现误译错译很多，几乎每页都有好几处错误，此稿必须重译方能出版。当叶籁士把陈原同志的意见和改得密密麻麻的一些译稿给我看时，我羞愧得无地自容。这次教训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我对待书稿再也不敢自以为是，草率马虎了。
叶籁士同志经常告诫大家的一句话是：“粗枝大叶是编辑工作的大敌”。
叶籁士非常注意干部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同时也特别重视书稿的质量。他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一起，制定并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编辑出版工作管理制度，后来这些制度在实践中又逐步完善，切实保证了书稿的质量。
在整个出版工作上，叶籁士特别致力于通俗化和群众化的工作，注意工作实效和宣传普及工作。
195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党中央要求各地大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他立即组织编辑部殷国秀同志编写《〈婚姻法〉图解通俗本》，初稿写出后，送请十几家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叶籁士亲自多次修改，同时邀请上海美术界张乐平、赵宏本、特伟等画家配图。全书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出版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全国共发行了1800万册，对《婚姻法》的宣传普及起到了很大作用，这在当时出版工作上可说是一项盛况空前的创举。
195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发布后，全国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活动，编辑部立即动员起来，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密切配合下，组织力量编写了3本书，一本是图解本，一本是讲话，一本是说唱。叶籁士亲自抓图解本，他决定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条例》插图的基础上，以图为主，用极简明的文字注解、释义。并请原作者和画家补画修改，最后请华东局宣传部的有关领导一起审稿，逐字逐幅仔细推敲，在较短时间内突击定稿，发稿后又动员印刷厂和书店大力配合，10天内就出书，一个月内发行了600万册，总共发行了900万册，取得很大成功。 这两本书开创了通俗宣传党的政策的范例，后来中央宣传部召开了一次讨论通俗读物出版工作的会议，专门请叶籁士同志去介绍上述书稿编写和出版经验，向全国推广。
在华东人民出版社期间，为了开展通俗书刊的编辑工作，叶籁士特地邀请著名文字学家、通俗文字专家倪海曙同志到社里担任副总编辑，并调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成立了以倪海曙兼主任的“文化学习编辑室”，叶、倪两人都亲自指导这些新来的同志如何做好通俗读物的编辑工作。
1952年12月，叶籁士离开华东人民出版社奉调到北京，担任人民出版社的第一副社长兼第一副总编辑，第二副社长兼第二副总编辑是王子野。当时担任社长兼总编辑的胡绳同志因忙于中宣部的工作，除出版社的大政方针外，实际上不管社内的具体事务，故由叶籁士主持人民出版社的全面工作。
人民出版社是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也是我国首要的社会科学著作出版机构。工作重、任务紧、要求高，叶籁士为此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特别重视图书质量和编校工作。
要提高图书质量，首先要抓好编校这个环节，同时要形成制度，严格执行。人民出版社逐步建立起来的从选题规划、组稿、审稿、发稿、装帧版式设计，到排版、校对、印制、发行等一整套规章制度，特别是严格的三审制和三校制，发稿的齐、清、定制度等，都是在叶籁士时代打下基础的。
我是1953年3月从华东人民出版社调来人民出版社的，一进社叶籁士同志就要我到总编辑室任秘书。分配给我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把各编辑室送上来给几位副总编辑分别终审的书稿，先从文字和规格上检查一遍，把一下关，凡不符合发稿付排要求的，如字迹潦草不清，规格不统一，稿件不完整等等，一律退回编辑室重新改正，必须达到“齐、清、定”以后，再送交总编们从内容上进行终审。
这项工作我大约干了一年多，开始打回去不合格的书稿较多，后来各编辑室都开始注意，不合格的书稿逐渐减少，“齐、清、定”也形成一种制度，成为防止和减少差错，提高书稿质量的有效措施。
叶籁士同志还善于团结著译界人士，他和各方面的关系都处得很好。他在人民出版社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两年，但在领导全社同志完成重要的出版任务，树立优良的社风等方面，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作为一位语言文字学专家，他在人民出版社期间还有一个重大业绩，就是积极倡导将书籍竖排本改为横排本。其实早在1937年他主编的《语文》月刊上，就采用横排的形式了。但他在50年代提出这一倡议时，却遭到有关部门和著作界不少同志的反对，他们认为汉字从来都是竖排，横排不符合古代延续下来的文字阅读传统，大家都已习惯看竖排本，不能随意改变。当时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斯大林全集》以及其他出版物，几乎都是竖排本，其他出版社也很少用横排形式的。
但叶籁士却力排众议，在社内社外不断宣传解释，从文字排列的必要性，阅读方便，甚至从医学角度谈到眼睛看横排比竖排舒服得多等等，反复说明正文用横排的种种好处。他对此事的执著、坚持，我当时是体会极深的。最后终于在胡愈之、叶圣陶等出版总署领导和专家们的赞同和支持下，报请中央批准后，开始先在人民出版社试行，并很快在全国推广普及。这一造福中国人民的文字出版工作重大改革的实现，叶籁士是功不可没的。
1954年1月，叶籁士同志被调去中央宣传部，从此离开了出版界。随后他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以后就一直在文改工作的领导岗位上辛勤耕耘，直到1987年离休，时年76岁。
1994年2月，83岁的叶籁士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不论作为一位语言文字学专家还是编辑出版家，他一生的言行品德，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摘自《出版史料》2007年第4期，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