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的敦煌异地展览正在中国美术馆举行。126个木箱，2943公里行程，近30件敦煌真品、百余件珍贵复制品、摹本在精心保护下，长途旅行，到达美术馆全面改装后的“新家”
“太震惊了，太感动了，又回到了敦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教授金唯诺有些颤颤巍巍。他从1953年开始和敦煌结下不解之缘，其中国美术史研究也始自敦煌。1月22日，“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天，他似乎又看到了敦煌。
这种幻觉不但源于展馆内外精心布置的颜色、灯光，也源于远道而来的壁画临本、彩塑复制品和真品。展览当中，人们可以看到敦煌研究院珍藏的敦煌花砖原件10件、敦煌石窟彩塑真品9尊、出土文物10件、复原洞窟10个、彩塑复制品13尊、敦煌壁画临本120幅，占据美术馆一层全部9个展厅。经过全面改装的中国美术馆，正门外有莫高窟牌楼等比例复制品，而整个美术馆外立面，都用喷绘有洞窟外景的网格布包裹上，只露出脱胎于莫高窟九层飞檐的特色飞檐，远远看去，似乎真将莫高窟搬到了中国美术馆所在的五四大街上。
■文物一离开敦煌，天就下雪
2007年12月28日，敦煌柳园火车站，摄氏零下17度，大雪。敦煌研究院展览部的盛海不断往手上哈着热气，撮着手，但还是冷。他和其他60多个同事同时在装车，把展品送上即将东去的火车。“太冷了，我们自己临时买了雷锋戴的那种棉帽子，还是冷得受不了。”
“每次文物离开敦煌都要下雪。上一次是去广州，4月份，也是鹅毛大雪。4月下雪，即使在敦煌也很稀罕。”说着，盛海呵呵笑了起来，“估计是不愿意离开，不过只要装好车，雪就不下了”。包装、运输、布展，盛海和同事们一路盯到美术馆，到了北京就和美术馆的布展人员汇合，联合作业。他们还专门带了十多麻袋敦煌河床里特有的澄板土——这种土是石窟艺术必不可少的原料，除了布展时的具体需要以外，敦煌人瞅着，也让北京观众看看最原汁原味的敦煌。
隆隆东去的火车，挂了5个车皮。盛海在敦煌研究院做包装运输已十多年，他的印象里，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文物运输了，“简直是巨大”。“上一次是2000年，有3个车皮，但还是没法和这次比。”5个车皮听上去非常惊人，和展品数量似乎不太相称，盛海解释道：“一辆车皮可以装60吨，我们的珍品总重量加起来其实不超过40吨，主要是包装的箱子，和加固空间之间的体积大。要用棉纱把木箱之间的空间填充起来，就得要那么多地方”。文物最大的莫高窟158窟的巨型涅卧佛复制品分成4段，虽然巨佛是玻璃钢材质，但分量一点没有水分，光是佛头就差不多2吨重，加上包装，“这尊佛占了差不多1/3个车皮”。
包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时间回溯到2007年的10月，盛海和同事10个人，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包装这些展品。他们的工作非常繁琐细致，要尊重每一件展品自己的尊严，文物尤其如此，彩塑、出土经文、酒账单、敦煌洞窟里地上铺的花砖……每一件都至少已经经过了1000多年的风霜，要格外仔细地呵护。而临摹的敦煌壁画临本，也有不少是上世纪50年代的老先生们的心血之作，他们看到壁画经过这几十年时间，已加速老朽，将来很有可能只能依靠他们当年的临摹一窥敦煌壁画胜景。1954年到现在，一个甲子之间，完全复制的洞窟只有12个，其中状态最好的10个都要前往美术馆。“每一件展品都有自身的特点，比如说雕塑，有泥胎彩塑，也有木雕彩塑，嘴唇和鼻尖这样的轮廓部位，要用棉纸先裹一道，耳朵也要加上托垫，眼睛也是，都要用棉花垫上，以防止搬运过程中有震动和翻滚。”盛海对这一切如数家珍，“棉纸和棉花都不能是化学材料处理过的，一定要敦煌原产的棉花，没做任何加工的”，这样，才不会侵蚀和损伤千年文物。
这次展览，无价之宝众多。盛海提到的木雕彩塑，就是晚唐的1尊本是八臂、现只存六臂的观音像。敦煌的木雕彩塑本就稀少，这尊经历劫掠幸存的杨木雕塑极为难得。10块从敦煌附近各个遗址、墓地出土的莲花砖，时间横跨隋唐五代，天马、龙凤、蔓草等种种造型，是千年平面艺术的活化石，同样要用最精心的包装保护起来。钤有“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的“酒账单”记载着北宋年间敦煌政府官员的一段招待账，对彼时的生活有再现之效，和其他的佛经、文人传记等等原文一样，是敦煌学研究的瑰宝。盛海等人对所有珍品都倾注了心血。“文物重点做包装，复制洞窟模型版用的是木质板子，用箱子装，箱子都是特制的，然后一层一层搭起来，共126个木箱。”
■美术馆的“归家”
杨立舟是美术馆老馆长，一看到美术馆新装，老人激动不已，“当年戴念慈老先生设计美术馆时，理念就完全脱胎于莫高窟的九层飞檐，现在可算回到根上了”。
这次敦煌展的整体设计，是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副馆长马书林带着韦枫和廖鑫玮等美术馆设计师几次前往敦煌调研的结果。“基本上，我们把精品中的精品都拿过来了，从魏晋到元初，精华都在这儿了。”马书林很自豪。他们所设想的，是按照年代顺序，把石窟和壁画临本放在不同的展厅当中，之间再用颜色、灯光等形成不同的节奏和过渡，让人们感受到岁月的更迭。而美术馆外包装完全为一个展览而做巨大改变，在美术馆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但马书林觉得很值得：“美术馆和莫高窟本来就有亲缘关系。”老馆长杨立舟甚至认为，如果美术馆有重新修整的计划，现在的外观应该是重点考虑的方案。
当盛海们在敦煌的大雪中装车的时候，美术馆的韦枫和其他设计布展的专家也在忙碌。“外面的牌楼、大处的布置方案，第一次去就定下来了。后来不停修改，和敦煌专家商量，碰到意见不合的地方，就得讨论，不过最后都很顺利。”在等待敦煌展品到北京的过程当中，他们到工厂定做组装部件，用了10天时间施工。改造美术馆的外立面，是最让他们头痛的。“北京的风很大，这几天还刮大风，一会儿施工方还要过来，和我们一起检修”，这是韦枫接受完采访就要去做的事情。除了气候因素，美术馆本身的建筑结构也给他们出了难题，“美术馆不像首博、国博，建筑年代比较早，没有那么多的预埋架，没有很多预设的配件可以挂靠我们包住外立面的材料”。那也就是去年12月间，路过五四大街的人们总是看到美术馆被各种脚手架包围的原因。
然后，火车在2008年的第一天到了北京，1月5日开始，盛海和其他50多个敦煌的同事跟美术馆的同事汇合，开始紧张地拆包装、布展，一直忙到18日晚上。出现在美术馆正中间圆厅的158窟涅卧佛，让每个参观者都为之惊叹，宁静之中有让人窒息的信仰和美的力量。而这个位置的确定，在韦枫看来也很巧，“主要是按照年代安置的时候，这尊大佛正好处在中唐，正好处在圆厅”。尽管这尊巨佛是按照4：5的比例复制的，其体积之大还是让人震动，“佛头进来的时候，真是壮观！”韦枫到现在还记得，大家当时有多震撼。被拆分好的巨佛，要重新安放到一起，放到美术馆特制的底座上。盛海们带来的澄板土这时派上了用场，用来“在中间的缝上补腻子，补色”，如此这般之后，韦枫和盛海们成功地让后来看佛的人每次进来都要问：“这天衣无缝的大佛是怎么搬进来的啊？”
盛海有些惋惜，因为一些石窟的高度太高，复制洞窟用的壁画临摹板用不上，只好收到美术馆库房里保存。不过“那只是很少一部分，美术馆其实空间不低，只是石窟太高了”。韦枫等人于是用喷绘来代替了那些木板。还有一些石窟，韦枫和其他设计师采用了分解的办法，“把顶降下来，四壁往后退，这样拉开后，有一种结构和节奏的感觉”。
还有特别的设计，是把绘有飞天的藻井结构倒过来，形成一种倒扣的金字塔形状的灯箱，而且形制巨大，有远古的神秘感觉。美协老专家李松特别激赏，认为是“古典风格和现代设计完美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个“完美的结合”，当时让韦枫他们特别痛苦，“因为飞天都是往藻井中央向上飞的，倒过来以后飞天的脑袋就变成冲下了。调这个图对我们来说太难了，必须找敦煌专家帮忙，让飞天再次向上方的中心看齐”。最终，韦枫还是觉得有些遗憾，“你仔细看的话，拼接缝的地方还是不够完美”。
但，正是从这个倒置的藻井开始，人们将经历一段千年的时光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