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迎接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会，两座大型现代化运动场馆——水立方、鸟巢在京城北郊拔地而起，成为新北京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由此往南两公里，就是蒙元帝国首都——元大都的北城墙。尽管北京建城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45年所建西周燕国都城(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畔西周古城)，但是北京城今天的格局却是在1287年落成的元大都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元大都的北城墙如今尚在，有些地方仍高达13米，仿佛向游人诉说着老北京700多年来的沧海桑田。
■在交流与冲突之间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古希腊人的体育盛会，许多比赛项目源于古希腊文化。马拉松比赛就源于希波战争的马拉松之役，比赛距离是一位希腊战士从马拉松到雅典报捷的里程——42.195公里。公元393年，古典奥运会被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下令废止。
19世纪末，现代奥运会创始人、法国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男爵将现代体育与希腊古典主义相结合，成功地复兴了消失15个世纪的奥运会。自1896年起，每4年一次，由各会员国轮流举办。2008年8月，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圣火将在北京古城墙下点燃。届时，北京城将迎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世界级体育盛会。同时，以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明也将与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交流。
古往今来，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冲突往往同时并存。1988年，汉城奥运会就曾引发过一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众所周知，韩国人喜欢吃狗肉，结果引起世界动物保护组织和以狗为友的西方人士的强烈抗议，甚至扬言要抵制汉城奥运会。韩国政府急忙下令，关闭汉城(今称首尔)所有狗肉餐馆。
与中国餐馆相比，韩国的狗肉馆也许是小巫见大巫。我们的广东老乡似乎无所不吃，被戏称为：“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四条腿的只有板凳不吃。”我们的北方老乡对“下水”的爱好，更令西方朋友作呕。中国人用自己的筷子给客人夹菜，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亦被西方朋友视为恶俗。
我举这些例子，无非是想说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无论生活习惯还是价值观，东西方文明之间都存在着许多冲突和矛盾。当西方人大口咀嚼牛肉时，他们知道以牛为神灵的印度人是怎么想的吗？
■战争冲突或公平贸易
纵观世界文明史，东西方文明的对话与交流往往采用两种形式：战争冲突或公平贸易。东西方文明每一次文化大交流，几乎都以两大文明之间一次大规模东征或西征为背景。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导演的电影《亚历山大大帝》，被人戏称为“美国式的‘样板戏’”。这部好莱坞大片讲述的就是东西方文明的一次重大冲突——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雄主亚历山大征服波斯，摧毁了古波斯文明。然后，亚历山大东征中亚，当地许多历史文化名城毁于一旦。希腊远征军抵达北印度后，军中疫病流行，官兵厌战，亚历山大才停止东征，并于公元前324年春返回巴比伦(今巴格达以南90公里)。
东西方文明每一次重大冲突之后，往往伴随着一次大规模文化交流。希腊文明就是随亚历山大东征传入东方的。古希腊人在东方建造了70多座希腊移民城市，史称“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其中40多座已被考古学家发现，希腊移民城市向东最远一直分布到阿富汗西北的阿伊哈努姆(Aikhanum)古城。
北印度和中亚的希腊侨民后来入境随俗，皈依佛门，在公元前1世纪创造了著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这门艺术实际上是希腊与印度两大古文明相结合的产物。随着佛教的东传，犍陀罗艺术又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楼兰LE墓地新发现的公元3世纪佛教壁画，就属于犍陀罗艺术。20世纪初洛阳汉魏故城发现一件犍陀罗语佛寺碑铭，说明犍陀罗佛教艺术向东最远一直传到洛阳。由此可知，中国与西方两大文明是通过犍陀罗艺术首次发生接触的。
历史上，东西方文明之间一次规模最大的冲突发生在13世纪初。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的蒙古铁骑几乎横扫了整个欧亚大陆，在世界史上开创了一个蒙古时代。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化问题，实际上是从蒙元帝国开始的。
谈到蒙古西征，西方人至今不寒而栗，谓之“黄祸”。由于蒙古四大汗国以元朝为宗主国，所以西方人往往把蒙古西征犯下的血腥罪行归咎于中国人。殊不知，中国人也是受害者，在蒙古灭金之战和宋元战争中，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无辜百姓死于非命。
如前所述，东西方文明的每一次重大冲突，往往伴随着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交流。今天中国多民族大家庭形式，就是在元朝定型的；西藏并入中国版图、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也和蒙元帝国直接相关。忽必烈定都北京后，这座东方历史文化名城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并且迅速取代长安、洛阳，成了丝绸之路的新起点。横亘欧亚大陆的蒙元帝国驿站的建立，使商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畅通无阻地从长江流域直抵幼发拉底河，甚至行进到多瑙河。马可?波罗就是利用蒙元帝国驿站系统，穿越波斯全境，然后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今伊朗吉什姆岛)到北京的。
■亨廷顿的“预言”
1993年夏，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Huntingdon)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和争论。后来，亨廷顿把自己的观点整理成一部书(中译本题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亨廷顿的主要观点是：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冲突，不都缘于物质利益，文明的不同也可以引发冲突。儒家文明(指中国人)和伊斯兰文明(指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可能会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他声称儒家文明是对世界秩序的潜在威胁，并预言中国的崛起必将寻求恢复历史上对东亚的霸权。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禁让人想起20世纪初盛行一时的“黄祸”论(Die Gelbe Gefahn)。据鲁迅考证，“‘黄祸’这故事的来源，……是出于德皇威廉的。他还画了一幅图，是一个罗马装束的武士，在抵御着由东方而来的一个人，但那人并不是孔子，倒是佛陀”(《准风月谈·黄祸》)。这幅图的德语名为Volker Europas,wahrt Eureheiligsten Güter(欧洲人，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产吧)，由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起草，宫廷画家赫尔曼·克纳科弗斯(Hermann Knackfuss)完成，并下令雕版印刷，广为散发。画上以《圣经》故事中上帝的天使之长、英勇善战的米迦勒(德国的保护神)召集欧洲列强的守护神表示西方，号召欧洲人为保卫自己的财产而战；以佛祖释迦牟尼(指印度)驾着巨龙般的黄云(指中国)，象征来自东方的威胁。威廉二世还把此图送给沙皇尼古拉二世(Nicola II)，提醒俄国人警惕中国。因此，亨廷顿的论点一问世，理所当然地遭到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士，尤其是中国学者的强烈反对。
《文明的冲突》一书问世后，尽管没发生世界大战，却爆发了一系列颇具宗教冲突、文明冲突色彩的局部战争，如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尤其是美国“9·11”事件，似乎一一印证了亨廷顿的预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国人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我们确实可以从中学到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东方智慧和哲理，但是所谓“儒家救世说”，以儒教立国，甚至要倒退回“五四运动”以前的说法，则令人堪忧。近年愈演愈烈的“尊孔热”，似乎在为亨廷顿制造口实。如果在海外办的孔子学院以德国的歌德学院模式办学，以语言教学为目的，当然没问题。如果孔子学院以教会方式办学，以传播儒教为宗旨，那么这正是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家所担忧的，认为中国人在搞民族主义。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我们反对西方文明优越论以及西方人以武力推行其价值观，那么我们凭什么要把儒家的价值观强加给西方人呢？
退一步说，稷下之学的“诸子百家”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真正代表，曾经在春秋战国至汉初创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四库全书》中的“子书”就是那个伟大时代的产物。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一家之言强加给中国人，尔后成为中国历朝统治者愚弄百姓的工具，“五四运动”就是要搬掉这块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上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逐步和平崛起，中华民族即将迎来又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复兴时代。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不可阻挡，不可能倒退回“五四运动”以前。
■丝绸之路与奥林匹克
我们认为，尽管东西方两大文明存在极大差异，但是并非亨廷顿设想的那么悲观。纵观世界文明史，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可以有两种形式：战争冲突与公平贸易。
古往今来，中国人一直寻求以公平贸易方式与西方世界交往。两千多年前，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古老的中国与印度、波斯、埃及三大古文明之间，首次架起了文化交流的虹桥。中国丝绸向西一直输出到欧洲，风靡罗马城；而罗马、波斯的金银和玻璃艺术品、印度佛教，则沿丝绸之路输入中国。1292年通惠河开通后，北京万宁桥(今北京地安门外后门桥)成了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商人们还可以取道京杭大运河，水陆兼程到福建泉州，然后乘海船到波斯。马可·波罗就是从这条路送蒙古新娘阔阔真下嫁伊利汗国大汗，然后直接从波斯返回家乡威尼斯的。
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东方人对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贡献，那么奥运会则是西方人为世界和平敬献的一份厚礼。奥运会让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文明、不同宗教的运动员欢聚一堂，倡导“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并以“和平、友谊、进步”为宗旨，这正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
总之，2008年奥运会在东方古都北京召开具有划时代意义，必将促进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对话与交流。如果我们把东方文明创造的丝绸之路公平贸易，与西方文明创造的奥运精神及和平宗旨相结合，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世界和平新秩序的重建，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 林梅村）
（本组文章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