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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富之争，弥合比疏离更重要
       有调查显示，多数人对富人印象不佳——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近日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7916名参与者中，有65.3%的人坦承自己在看待某一件事时，会因为当事人是富人还是穷人而看法有所不同。
       前不久，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报纸上表明了他对穷人与富人的态度，结果，老先生挨了一些网民的骂。其实也不只是茅于轼先生，任何专家学者的“穷人富人论”基本上都会成为舆论炮轰的目标，问题或者并不在于他们的观点如何，而是这种“分而论之”的逻辑容易放大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社会鸿沟。这是一个两难假定：帮穷人说话吧，富人觉得没有安全感；替富人说话吧，很容易招致民怨沸腾。
       有人戏言，“奥拓车主打人是人民内部矛盾；宝马车主打人，那就是阶级矛盾”。可见情感决定姿态。而一切的制度、法令都不能超越人伦纲常。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情感的滥觞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其最坏的结果是侵害所有者的产权（使用权、收入支配权和转让权），从而打击所有者的积极性。
       譬如十几元钱的一斤肉，很多穷人是吃不起的，政府当然可以强制定价一元一斤，但明年，很可能所有的人都吃不到肉了（包括穷人）。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我们盲目地讨论穷人吃不到肉的正当性、或者富人吃肉的非理性，实际上都是荒诞的。当下，我们最需要的是专家学者拿出悲悯情怀来构建一个命题：“在不抢富人口中正当之肉的前提下，如何早日让穷人吃得起肉”——毕竟，弥合比疏离更重要。
       值得欣慰的是，中央“调高、扩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改革框架已然廓清。尽管我们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前景可以期待。而与这些美好分配政策相配套的，需要我们的制度、理念、法令一应跟上，努力弥合横亘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距离。别忘了，本次调查还发现，尽管舆论对富人多有否定，但92.9%的人仍然“希望成为富人”。（邓海建）
        （摘自8月14日《工人日报》）
       有尊严的司法何惧说三道四
       “在‘齐二药’事件中，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及时上报药品反应，是负责任的，不应该承担不负责任的药品企业的责任。”如果没有事先的身份交待，读者可能会误以为这段话是中山附三院的新闻发言人在为自家医院鸣不平。事实上，这是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的公开宣示。
       其时，与“齐二药”相关的几宗诉讼正在广州开审，政府部门发言人对未决案所表达的倾向性意见迅即引发了舆论批评。
       解读媒体及评论界对毛群安言论的反应，可以得出颇多信息。
       一是权力制衡理念已在近年来的思想启蒙中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并逐渐深入人心。这一背景之下的大众媒体已习惯于对行政权保持警惕，一旦行政权行使不当，相应的批评就会快速释放出来。二是独立审判的理念在司法之外获得了广泛的价值认同，法院一度抱怨和抵制的“媒体审判”，正在还原为媒体监督——监督对象已不再固定为行政权或司法权，而是更关注于整个公权力的不当行使。
       正如西哲早已指出的，所有权利都面临着被侵犯和被抑制危险。这一判断对至今仍在国家权力谱系中颇显弱势的司法权也适用。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力，是司法对于自己的义务。真正履行这个义务，司法就不仅是自主的，而且也是有尊严的。
       独立审判的关键不在司法是否被干扰，而在司法能否抗干扰。法院应善于运用法律来保护司法的价值，并最大限度地运用法律来制约行政权的越界。只要法官严守护法精神依法审理，只要法庭拿出能经受事实与法律考验的裁判文书，民意就会站在司法一边，共同抵御来自司法之外的种种压力。（王琳）
        （摘自8月16日《南方周末》）
       “天价地王”发出的“寡头警示”
       在一个依赖资源“稀缺性”（主要针对城市土地价值）来卖高价的经济领域，谁都明白掌握资源入口——在竞拍土地环节抢得先手，就可以获得土地价值规模效应的最大化。于是，各地有关“地王”记录不断被刷新——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房地产领域正演变成一场“预期经济”，即无论是政府、房产商还是部分炒房者、经济学家，都预期房价上涨趋势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改变，这其实是经济学界“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理论。他们假定每个经济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均为合理，同时各经济主体在形成预期时使用了一切可以获得的有关信息尤其是当前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理智的整理。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外部随机干扰的话，人们的预期几乎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房地产领域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准则，是完全建立在“看涨”理论基础上，并且形成对其理论的崇拜。
       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房产商一种静态预期，是一种将民众与社会经济承受力无限夸大的预期，是认为民众节衣缩食也要不惜代价买房的社会心理评判，甚至是对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底线的挑衅。而更为本质的是，“土地争夺战”是变相的“民生资源垄断”。由于土地竞拍制度所形成的高资本门槛，导致大量中小房地产企业逐渐被挤出门外，只剩下几个大房地产商有实力进行角逐，事实上形成了少数利益集团的博弈，而出现了一家或多家联盟垄断的苗头。
       当土地资源日益集中于几个大房地产商手中，以至发展出和电力、石油等行业相似的“房产巨头”甚至是“寡头”的时候，资源囤积、待价而沽乃至炒作行为就不可避免。此时，谁还能奈何那几个大房产商？这样反过来形成了房产商“绑架”房地产经济整体走向的局面，房产巨头们在面临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调整时，甚至可以效仿石油、电力巨头集体上书，利用场外活动与利益交换，影响公共决策，形成政策博弈垄断。
       笔者认为，只有引入更多的土地供应方式，形成多元的土地供应市场，以全新的土地供建体系来疏解民众的住房焦虑，当是保障民众居住权的务实选择。（毕舸）
        （摘自7月30日《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