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第一人”的沙飞是个传奇，也是个悲剧。
沙飞，原名司徒传，祖籍广东开平，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广州潮音街，在广州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
沙飞生在一个商人世家，家庭幸福而温暖。他兄弟姐妹6人，其中4个男孩、两个女孩。沙飞是长子，在亲朋好友、街坊邻里的眼中，这是个长相富贵、前途无量的小家伙。
1926年沙飞在无线电学校毕业，时年14岁。一天，他去黄埔军校拜访无线电高级班教官、族叔司徒璋。陆军军官学校大门上，“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的对联霎时震撼了这位血性少年。他从司徒璋处得知北伐将要开始，毅然决定从军，在军队电台当报务员。
迷上小黑匣
虽然被写入历史的沙飞以他的战地摄影而广为人知，但是引着他走上摄影之路的那部相机，却是为蜜月旅行而买，满是温情和甜蜜。
1933年3月30日，进入汕头电台工作的沙飞和同事王辉在这座滨海名城登记结婚。然后请了一个月假，带着新买的照相机去度蜜月。
沙飞迷上了这个小黑匣子。 他在汕头电台担任特级报务员，因为技术好，懂英文，他每月的薪水有150块大洋，比普通的报务员高一倍，工作安稳，收入优厚。而掌管全家财权的王辉对丈夫搞摄影也很支持，专门从家里拿出500元给他买好的摄影器材，并在家里搞了一个暗房。她是沙飞摄影作品的第一个观众。
1936年，沙飞举办了第一次个人影展，这一年，沙飞也迎来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年初，沙飞拿回家一本外国画报，里面几幅照片拍的是1914年6月“萨拉热窝事件”的场景，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他激动地说，一个摄影记者拍下了这历史的一幕，我要当摄影记者，我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1936年11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用一整版发表了沙飞的6张照片，题目是《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
1937年6月《中华图画杂志》发表沙飞拍摄的《敌人垂涎下的南澳岛》两整版7张照片，并附南澳岛地理形势图。
这些作品都是1936年6月他徒步走遍南澳全岛时拍下的。虽然多以民情和风光为主，但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风光摄影的范围，被研究者视为全国最早一组以“国防”题材为主题的摄影作品。
“沙飞”的诞生
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沙飞第一次见到了他十分敬仰的鲁迅，并藉此为中国摄影史留下了一张经典照片——《鲁迅和木刻青年们在一起》。这是沙飞拍摄的第一组新闻照片，也是鲁迅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组照片。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当天下午，鲁迅遗体被移至万国殡仪馆。在灵堂正面挂着的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为鲁迅拍摄的大照片下面，就是沙飞在鲁迅去世前11天拍摄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
沙飞异常尊敬鲁迅，同时笃信有关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说法，这也为他后来的悲剧举动埋下了伏笔。
沙飞要发表他拍摄的鲁迅的照片，想给自己起一个笔名。他渴望浪迹天涯，去体验下层劳苦大众的生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拍出好的作品，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对，就叫沙飞！
“沙飞”诞生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5日，当时身在桂林的沙飞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了《摄影与救亡》一文，文中写道：“在国家如此危难的今日，要挽救民族的沦亡，绝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得到的事。……摄影……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记录抗战
8月底，沙飞到达山西省省会太原，随后在李公朴成立的全民通讯社中担任摄影记者。1937年12月，沙飞在河北阜平正式参加八路军。
9月26日平型关胜利的消息传来，沙飞作为全民通讯社的特派记者，抵达驻扎在五台县城东边不远的一个小村——河东村中的八路军115师采访。当时，115师师长是林彪，政委是聂荣臻。
八年抗战中，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沙飞拍摄了很多堪称经典的作品，其中如《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白求恩大夫在手术中》、《聂荣臻和日本小姑娘》等，都曾被收入中小学的课本，成为中国人的时代记忆；他创办的《抗敌报》和《晋察冀画报》，就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画报》的前身；他制定的严格的底片管理制度，为今人留下了大批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
1935年8月25日，沙飞巧遇聂荣臻准备将三团在东王舍车站解救的两个日本小女孩派人送还敌方，他马上拍下了这个难得的镜头。然而，令沙飞意想不到的是，当日军接到这个小女孩，竟对那个曾收留小女孩的村庄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一下子屠杀了数百名村民。这一惨剧对沙飞的刺激很大，也使他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与日俱增。
沙飞在115师的采访是聂荣臻亲自安排的，聂荣臻也是他第一次战地采访中的采访对象。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中，沙飞深受聂荣臻器重，两人感情很深。沙飞绝对想不到，在相识12年之后，他的生死问题却要由聂荣臻来决定。
枪杀日本医生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给他治病的是日本医生津泽胜。这时的沙飞经常想起鲁迅被日本医生害死的说法，对津泽胜这位日本医生极不信任，甚至已经出现了偏激的心理，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此时的精神已经不正常。
1949年12月15日，悲剧发生了。这一天，在按照沙飞要求诊病之后，津泽胜给他开了两种药，接着转身出门，刚走了二三步，沙飞对着他开了一枪，无辜的津泽胜顿时横倒在门口。接着沙飞吃吃冷笑着从床边走到津泽胜跟前，对着他的头又开了一枪，打中脑门正中。
事发后，如何处理沙飞的请示很快摆在了聂荣臻的面前。他当即提出：“沙飞精神是否正常？”然而政治部副主任、军法处代处长张致祥带回来的消息却是：“沙飞在医院检查神经健全”。
片刻，聂荣臻说：“挥泪斩马谡，厚葬沙飞，他贡献大。”当对沙飞处以死刑的判决最终下来时，聂荣臻当场落泪。
后来在沙飞平反过程中，聂荣臻批示：“沙飞已经处刑。当时我不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确有精神病，应予以平反。”
沙飞之死
沙飞的死刑是在1950年3月4日上午执行的。他在临刑前提出四项要求，其中一项是执行时不下跪，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不是犯人、敌人。
这个要求被满足了——和平医院的司机焦恩开着美国军用吉普，把沙飞拉去一处荒地。到现场后，两名军法处的人同沙飞一起下车。走出二三百米后，一个人站住了，又走了百多米时，两个人也站住了。其中一个军人向旁边走开几步，回头向先停下来的那个军人举了举手，军人立正，向沙飞的背影行了个庄严的军礼，然后举起了步枪……
这一天，沙飞38岁。
这位一生以记录时代为使命的摄影师，在人生的最后一天却没有能留下一张照片。但现场有一个年轻的女兵，透过指缝看到了行刑的一幕。枪声响过，惊恐的人群突然清醒了似的，跑向他倒下的地方。后面的军人跟步向前，两个军人将他慢慢地翻过了身，正了正军帽，拉平整个军服，用纱布轻轻擦去他脸上的黄土与血渍。女兵和周围的人一起哭了起来。一辆马车过来，两个军人和赶车的老人抬下棺木，拿绿色军毯铺在棺木内，安放在旁边已挖好的坑中。“人们动作轻缓，谁也没说一句话，好像怕惊醒正在熟睡的人似的，很安静，静得能听到每个人轻微的呼吸和喘息声。”
后人期待彻底和解
那份死刑判决书是压在王雁（沙飞之女）一家身上的一块大石。他们认为，沙飞在开枪打死津泽胜大夫之时，是精神病发作。
上世纪80年代初，王雁全家开始为纠正沙飞的错案奔波。70岁高龄的母亲王辉，积极写有关材料，到北京面见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大哥王达理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信，在广州各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在报刊上写文章，介绍几乎无人知晓的沙飞；在北京当教师的姐姐王笑利, 整整7年，奔走于法院、医院、父亲的战友、亲友之间。
1981年初，《中国摄影》杂志发表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的文章《沙飞——开创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摄影革命家》。这是摄影界时隔30年后首次公开评价沙飞。
1986年5月，沙飞错案正式纠正。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罗光达主编的《沙飞摄影集》。
最后一个心结
与为父亲恢复名誉付出的精力和心血相比，与津泽胜家人的彻底和解似乎更加艰难。
田子和，日本名池谷田鹤子，是曾在八路军队伍中服务的日本籍内科主任津泽胜之女。
王雁和田子和曾是北京八一学校的校友。1982年，王雁到北京参加校庆，碰巧遇上田子和。双方都愣住了，流下泪来。随后，王雁向田子和伸出手，田子和犹豫了一下后也伸出了手。但是后来他们托朋友再次试图约田子和见面，却被拒绝了。王雁他们写给田子和和她母亲的信，她没有看完，也没有带走。
不过坚冰还是在融化：2005年8月24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王雁在北京见到了《聂荣臻和日本小女孩》中的主人公——美穗子，同时认识了美穗子家乡都城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来住新平。之后她和来住新平在北京、石家庄见了两次面。来住新平表示，想尽最大努力争取在适当时机，使沙飞与津泽胜的后人早日握手言和。
（4月22日《广州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