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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艺术赤子吴冠中
作者:韩小蕙

《新华月报(天下)》 2007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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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画坛,吴冠中的名字是一个闪光的坐标,标志着成就、勇气、个性、超越……88载春秋飞度,他用如椽巨笔记录了人生的悲喜甜酸,也记录了时代和艺术的沧海桑田。
       想要跟上吴冠中先生的脚步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他马上就将驶入88岁的生命航程,但其创造力不减,在那仍然辉煌的跃跳中,彰显出生命力的蓬勃饱满。
       不定型的思维无限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马年的大年初一,吴先生把那第一本画册送给我时,他闪耀的目光如火焰一般明亮、灿烂!我珍重地捧起厚厚的画册,翻开来,发现一共选印了64幅作品,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全年365天,平均每5天就画出一幅新作,而那年,吴先生已经是83岁的老人了!
       当时他还对我说:“这还不包括废掉的不满意之作。我不重复老路,不抄袭自己,必须有了新想法才动手,不然就不画。”
       我问他为何总要这么“逼”自己?又为何总能捕捉到新的东西?他让我看画册的《自序》,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定型的形象有限,不定型的思维无限,由思维引申形式,虽难产,婴儿却应永远是新生态。”待我念完,他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找不到最满意的表达时,是我最苦恼的时候。有时候,似乎找到了,内心里就特别快乐;可是它又离你而去了,你就又处于痛苦之中。我这一辈子都在寻找……”
       1919年,吴冠中降生于江苏宜兴一个贫穷的小村子,父亲是教书兼务农的一名穷教员,随着弟弟妹妹的不断增多,家里的生活越来越清贫。吴冠中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路考上去,经常是第一名。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选派战后第一批留学生赴欧美留学,吴冠中瞄准了留法绘画系的两个名额,果然又如愿考上了。他成为父亲的骄傲与希望,乡人也都说:“茅草窝里要出笋了。”
       他和绘画的关系,可说是生命里的基因,前生投缘的关系——绘画不是他的学业、专业、职业、事业、伟业,而是他的呼吸、他的生长、他的活着、他的身家性命、他的存世意义。有三个细节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一是抗战时期在昆明,敌机来轰炸,全校师生都上山去躲避,只有吴冠中苦苦恳求图书馆管理员,让他将自己反锁在馆内,临摹古人画册。那独自对话经典的自在滋味,至今仍在他心头畅快地荡漾着。
       二是上世纪60年代,一次南下广东写生回京,吴冠中将他画的一包画立在座位上,自己则站在旁边以手相扶。站了三天三夜,下火车时腿、脚都肿了,可是他心里高兴,庆幸作品们终于平安到家了。
       三是上世纪70年代,吴冠中的岳母在贵阳病危,他好不容易请下假来,携妻前往探视。途经阳朔时,他太想画桂林了,遂中途下车,盘桓一天。谁知天雨不停,他叫夫人打伞遮住画板,俩人则淋在雨中,任雨丝打湿衣衫。后来刮起大风,画架实在支不住了,怎么努力也画不成了,极度失望之下,吴冠中竟哭了起来!
       这样的悲切,在2005年,在吴先生家中,又真实地上演在我眼前。那是国庆节期间,他大病后身体有所好转,我去探望他。那年春上的一场重感冒引起一些并发症,大夫强迫他住进医院。对于这辈子一天也没闲过的吴冠中来说,不能画画了,就整日烦躁不安。后来争取回到家,却发现孩子们怕管不住他,干脆把大画案撤了,于是吴先生更加痛苦不堪。
       我望着他越发消瘦的身躯在衣衫里面强烈地抖动,虽然腰板还挺得笔直,但胳膊细得只剩下了骨头。于是我竭力寻找着,想拣几句能够宽慰他的话。不待我开口,他又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我就是进入不了老年生活——叫我养花、打牌,不行!叫我休息、不做事,不行!回想这辈子最幸福的时期,就是忘我劳动,把内心里的东西贡献出来的时候。现在思维、感情不衰败,还越来越活跃,可是身体的器官老了,使不上劲了,这是最痛苦的晚年。”
       不过,在那段“最痛苦”的日子里,吴冠中也不管不顾,左冲右突。最后,火山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辉煌的岩浆喷发而出,一泻千里——他又一次绝处逢生,找到了“字画”的新形式。
       比如一幅作品,画面上只有“土地”两个字,但它们不仅是写出来的,也是画出来的,是字和画的合一。它们与吴先生过去的书法、绘画都不一样,但一眼又能看出还是他的笔墨,吴冠中神韵在焉。
       时隔一年后,我再次去看望他。一进门,就发现吴先生的这批“字画”又有了新变化,“又滚动式向前发展了”。比如《羊肠道》,除了这三个汉字之外,画面上又添上了荒草、野花、灰的色块和黑的线条,这些都是吴冠中绘画中的基本语言,如今它们又都搬家回到了这里。吴冠中把字和画浑然结合起来了,字,仿佛是骨架,支撑起天庭宇宙;画,宛如血肉体肤,浸润着大地的每个角落,使人生长出了全世界都被拥抱的感觉。谁能想到,这些字画竟又一次开启了吴冠中“衰年变法”的艺术闸门呢!
       
       血液里的“不安宁粒子”
       吴冠中的血液里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做“不安宁粒子”,或者也可以说是“不安分”吧。他的血液只要一经“艺术”这个导火索点燃,马上就会沸腾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含羞草,一碰就哆嗦。”
       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执著,不在他身上发生点事,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小的挫折和坎坷当然不断有,后来比较重大的就是那场至今仍在争论的“笔墨等于零”的讨论。
       吴冠中当初确曾想到了会引起不同意见,可也没想到会掀起这么大的波澜。那时,吴冠中经过多年的思考,终于对“用笔墨衡量一切”的标准提出否定,他指出:“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这话怎么理解呢?两个层次,一,构成画面,其道多矣,点、线、块、面都是造型手段,黑、白、五彩,渲染无穷气氛,孤立的色无所谓优劣,品评孤立的笔墨同样是没有意义的。二,笔墨只是奴才,它绝对奴役于作者思想情绪的表达,情思在发展,作为奴才的笔墨手法永远跟着变换形态。所以,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正如未塑造形象的泥巴,其价值等于零。”
       此话一出,争论四起,甚至超出绘画界,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事件。批评吴冠中的声音很响亮,老、中、青,画家、理论家都有,也有吴冠中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老战友,他们的观点是“应该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不能用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国粹”。
       吴冠中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学术之争,越争越接近真理。他说:“笔墨本来是手段,但是中国绘画界逐渐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用笔墨来衡量一切,笔墨成了品评一幅画好坏的唯一标准,这就说不过去了,因为每个时代、每个时期的笔墨标准不一样,怎么衡量?比如唐宋的笔墨就不同,到底哪个比哪个好呢?不好说。所以我说,笔墨要跟着时代走,时代的内涵变了,笔墨就要跟着变化,要根据不同情况,创造出新的笔墨,还有其他新的手段,为我服务。”
       我问他:“不学笔墨,学什么呢?”
       他应声而答:“学表现。要学会怎样表现出自己的感情,不择手段,择一切手段,表达视觉美感及独特情思,产生出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的风格。能把自己的感情很好地传达给别人,能打动人,就是成功了。在这过程中,笔墨是自然形成的,笔墨按题材分,应是感情产生笔墨,而不是用技法套感情。”
       我又问:“零是什么?”
       他又不假思索答:“零是标准。没有统一标准来代替,没有共性的价值等于零。”
       问:“您的标准是什么?”
       答:“作品的感情。不管是用什么手段表现的,只要传达出来了,就是好的。在我,语言、手段、工具,都不是主要的,我是看效果,看能不能感动人,震撼人。”
       吴先生最后强调说:“我的意思是强调发展,要不断前进,不发展是保不住自己的。必须发展,必须革新,不然就是死路一条。”
       
       这也就是吴冠中不断逼迫自己“变法”的内在动力吧?
       最重要的是思想
       吴冠中其实还有一个人生理想:当一名作家。
       他最佩服的作家是鲁迅,认为鲁迅先生的作品既有思想又有感情,具有唤醒中国人灵魂的震撼性力量。
       88个春秋飞度,吴冠中早就成了大画家,也成了著名作家。但他认为,做成“家”不是目的,做成“大家”也不是人生理想。最重要的是思想,一个优秀的文艺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
       不了解他的人看他整天写写画画,涂涂抹抹,一辈子和颜料、色彩打交道,殊不知,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只为艺术而艺术的“技术主义”的画匠,也不是一个单纯吟诗弄月的“自我娱乐”式的文人。他的眼睛紧密关注着时代的进程,思考从未停止过。在多年的接触中,他的思想经常是灵光一闪,随口就跟我谈起他对许多事物的看法,不乏心得独运的真知灼见,我在这里复述几节与大家共享:
       ■我有两个观众,一是西方的大师,二是中国老百姓。二者之间差距太大了,如何适应?是人情的关联。我的画一是求美感,二是求意境,有了这二者我才动笔画。我不在乎像和漂亮,那时在农村,我有时画一天,高粱、玉米、野花等等,房东大嫂说很像,但我觉得感情不表达,认为没画好,是欺骗了她。我看过的画多矣,不能打动我的感情,我就不喜欢。
       ■艺术到高峰时是相通的,不分东方与西方,好比爬山,东面和西面风光不同,在山顶相遇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毕加索能欣赏齐白石,反过来就不行,为什么?又比如,西方音乐家能听懂二胡,能在钢琴上弹出二胡的声音;我们的二胡演奏家却听不懂钢琴,也搞不出钢琴的声音,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视野窄。中国画近亲结婚,代代相因,越来越退化,甚至变得越来越猥琐。
       ■画家走到艺术家的很少,大部分是画匠,可以发表作品,为了名利,忙于生存,已经不做学问了,像大家那样下苦功夫的人越来越少。整个社会都浮躁,刊物、报纸、书籍,打开看看,面目皆是浮躁;画廊济济,展览密集,与其说这是文化繁荣,不如说是为争饭碗而标新立异,哗众唬人,与有感而发的艺术创作之朴素心灵不可同日而语。艺术发自心灵与灵感,心灵与灵感无处买卖,艺术家本无职业。
       风格是作者的背影
       吴冠中在晚年,透露了一个秘密:当年他赴法国留学时,本是抱定“不打算回国了”的想法,因为当时在国内搞美术毫无出路可言。但在巴黎待久了,他越来越觉得那灯红酒绿、“画人制造欢乐”的社会与自己不相干。“祖国的苦难憔悴的人面都伸到我的桌前!”于是,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无论被驱在祖国的哪一角落,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诚地做……”
       “文革”中,有一次听说他当年留在巴黎的老同学赵无极已成为名画家,回国观光时作为上宾被周总理接见,吴冠中真不服气。那时的吴先生正下放在农村劳动,还患了严重的肝炎和其他病症,经常通宵失眠,体质非常坏。当时他自己和夫人朱碧琴都感到他已活不太久了。吴冠中索性重又任性作画,决心以作画“自杀”,结束生命也值了。不料后来奇迹发生了,多年被医生治不好的肝炎,居然被疯狂的艺术劳动赶跑了,他的健康竟一天天恢复了。“天意从来高难问”,吴冠中也终于脱颖而出,成为享誉国际的绘画大师。
       很自然地,人们都会问:“如果吴冠中当年留在法国,会怎么样?”还有研究者想知道,吴冠中对自己的一生——道路、选择、成就、身前身后名等等,有着怎样的自我评价?
       历史是不能“如果”的。吴冠中也不是一个耽于昨天的人。他甚至说:“明年怎么样?顺其自然。风格是作者的背影,自己看不见。”
       (4月4日《光明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