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比，虽然传承了总体目标，但是重点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
在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提出两年之后，中央基本完成了对其进行全面阐释的工作。
10月11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这次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并做出了五方面部署。
“时隔两年，中央已经从重视社会建设的理论，飞跃到了开始进行熟练操作、运用社会建设理论的阶段”，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说。
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既有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相互关照、确立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战略意图，又是针对社会建设和管理相对滞后、社会矛盾多发、高发的现实而采取的政治举措；更是为了改变人们尤其是部分干部中存在着的、习以为常的漠视社会管理服务的思维模式和工作偏向。”
“因此，这是近年来一次集大成的中央全会。”
顺序之变
既然是“集大成”的中央全会，必然有着超越往常的特殊意义和全局意义。
根据叶笃初的统计，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算起，在历经五个届次的35次中央全会中，主要讨论经济事务的有15次，政治事务3次，文化事务2次，党的建设15次(包括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准备提交下届代表大会文件草案等)。惟独这次内容是专门研究社会事务。
新华社的报道称“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实践再次有力地证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信赖。”
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曾在两次会议上对社会事务进行了重点研究。一次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一次则是去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
前者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后者通过“十一五”规划，对经济社会事务做出了具体安排。然而，如果细细品味十六大，十六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关于执政目标的内容，人们会发现，其中的顺序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中，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位居第一板块四大目标的首位；五中全会位列首位的表述是：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到了六中全会，构建和谐社会九大目标和任务的第一项变成：“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
而六中全会的这一首要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中只位列第二板块的首位，在“十一五”规划中位列第七位。
在今年公报中，“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位列第二；在去年五中全会，“城乡居民收入水准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只名列第六。“和谐社会”路线的第三项目标是“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在五中全会上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贫困人口继续减少”则仅列于第五位。
在“和谐社会”目标中位列第四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在五中全会上，则未见表述。
和谐社会的前四大目标，在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蓝图中均有所提及，但是，与六中全会相比，其位置普遍靠后。包括中央党校教授在内一些学者对本刊说，从中可以明显看到，五中全会仍然在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部署前进，到了六中全会，政策发生了全面调整。
研究者们相信，中央施政目标的这一重大变化，昭示着未来14年间中国社会的走向发生了重大改变。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截止时间是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截止时间也是2020年。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表示，这次全会，标志着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论已经成型。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之后，中央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画出了中国的未来走向。
但是，和谐社会的构建并不意味着对小康社会的否定，二者之间更多的是传承关系。
在本次全会九大目标的最后一项中这样表述：要“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从讨论到操作
先做大蛋糕还是边做边分？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改革开放28年来，这种核心争论从未停止。
上世纪80年代，面对“大锅饭”的格局，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带动社会均富，效率优先成为主导。进入90年代，效率优先依旧，而兼顾公平饱受争议，特殊利益集团由于手握或者靠近公权力而成为一骑绝尘的先富集团，因为公共产品匮乏而导致的社会不和谐因素逐渐增加。进入新世纪，居民财富的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部分官员腐败，医疗、教育费用居高不下，住房价格快速飙升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成为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的焦点。
2004年8月以来，国企改革大讨论、医改大讨论、教育大讨论、住房大讨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交锋中，倾向公平优先原则的呼声越来越多。
回望两年前的四中全会，和谐社会这一理念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那次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翌年2月19日，胡锦涛来到中央党校，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做了长篇讲话，从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全面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任务、切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加强和改善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四个方面入手，达成了对核心领导团队的思想统一。
当时一些敏感的媒体认为，在随后召开的“两会”上，中央将会具体诠释何谓和谐社会。但这些媒体只说对了一半。
在那次“两会”上，胡锦涛的确以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方面对和谐社会进行了高度概括。但具体诠释却一直等到一年零七个月后的六中全会上才做出。
在叶笃初看来，很多人当时并未领会胡锦涛在省部班讲话时的最后一段话。在那段话中，胡锦涛用“九个如何”(例如，如何建立健全有关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如何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等的积极作用，形成社会管理的整体合力)来对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也提出了新课题，给省部官员们布置了“家庭作业”。
方向明确之后，各地关于和谐社会的实践开始加速。
一个名为和谐社区的网站搜集了全国各地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经验，和谐社区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京、沪、粤、浙、鲁、苏等地甚至对和谐社会进行了更为超前的阐述。“例如，深圳就对公平正义从四个方面做出了细致的解释”。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告诉记者。
“地方实践为中央的政策出台，提供了决策的依据”，叶笃初说，“全会也在公报中对此做出了肯定”。
一年零七个月之后，叶笃初发现，这“九个如何”，与六中全会提出的九大目标和任务基本形成了一一对照。
“和一年前的五中全会、半年前的‘两会’相比，六中全会前的杂音少到了几乎没有的地步”，康晓光说，“这表明决策层的态度是：该讨论的已经讨论完毕，现在是出牌的时候了”！
从目前不足一成的社保覆盖率到14年后的全民社保，福利型国家已经从梦想转为行动。相应地，中央还承诺“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拓宽利益诉求渠道”，让社会阶层之间是互向开放、平等进入；高阶集团无法设置人为的进入障碍，各阶层之间有制度保障下的互利互惠，而非对立。
尽管在全会公报中没有提及，但是，全会召开之前，关于特殊利益集团成为和谐社会障碍的消息不胫而走，包括中央党校教授在内的多名学者表明了上述立场。
在全会结束数天之后，一些学者也清晰地看到，尽管全会出台了全面阐释社会公正的理念，出台了大量维护社会公正的措施、机制，但是，依附于社会基础结构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消亡远非普通措施、机制所能解决。有鉴于此，很多专家在对和谐社会远景表示肯定的支持的同时，也表达了“效果如何，还得看实践的检验”等期望。
（《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39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延伸阅读
“和谐指数”是这样炼成的
社会是否和谐可以通过一个指标体系被测算出来——10月12日，在力倡和谐社会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闭幕次日，北京市统计局《2001-2005年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数监测报告》出炉。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于秀琴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后将在每年9月公布北京市社会和谐指数。
据了解，北京市统计局是目前国内多个正研究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政府、研究机构中，第一家完成指标体系建构并拿出测算结果的单位。
验证和谐民意不可或缺
于秀琴所指的测算体系，包括三个大类20个指标，是北京市统计局从去年开始研究，并经国家统计局、北京社科院多方讨论，几次修改后才确定体系框架。
三大类指标中，两大类是反映社会冲突的客观现状、反映社会冲突协调机制效果的客观指标，包括贫富差距、环境资源、社会保障、舆情反映等子项；另一类是主观指标，包括幸福感、对和谐社会认同度等六个子项。
根据统计局的抽样调查，46.9%的市民认为社会和谐，42.9%的市民认为社会一般和谐。这个结果显示，市民的主观感受基本符合依据两类客观指标所得出的结论：北京社会发展总体和谐，社会冲突协调机制效果明显。
遍地开花
自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后，各地政府已经逐渐放弃唯GDP论，开始关注更重民生的“软指标”。
从去年开始，已经有多个地方政府着手进行这些“软指标”的研究工作。
去年，南京市传出一个“社区和谐度”研究：依据包括96项指标的一套评价标准，南京玄武区锁金村街道测出“社区和谐度”达91%。
今年1月，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拿出一个包含社会发展、公平、保障等六方面39个指标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公开征询意见。10月13日下午，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在市委常委会议上要求抓紧制订和完善这个体系。
西安市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则提到要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
各地政府准备将和谐社会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的构想，被解读为对“民生”的关切。而不少专家则建议应慎行。
中央党校社科部主任严书翰向记者表示，这套指标体系刚投入研究，缺乏完整的理论支持，本身还不成熟，各地政府如果对测算和谐指数一哄而上，可能变成“唯GDP论”的另一种重复，不但研究结果不可信，而且可能“做得越多错得越多”。他建议，不如将一些反映民生状况的硬性指标，如社会保障、受教育程度等加入政绩考核体系。
目前还没有一个适用于全国范围的考核体系，中科院的一位社会学家表示，从这个现实层面看，各地政府依据不同体系得出的和谐指数之间尚不具可比性，还不能用于考核政绩。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事社会和谐问题研究发端的中国社科院专家朱庆芳透露，11月底，她也要推出一个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涵盖全国范围。（王骞）
（《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4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