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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深(吉林)
       看过邵燕祥的《人丢了，该找谁》（见本刊2007年第11期）一文，实感邵老虽已暮年依然对中国时政之关注，想就此说说。我曾经就有个大学男同学丢了，我还曾去派出所/电视台/政法委/公安厅求助寻人，但是至今无果，所以读起来这篇文章很有感触，只是我的感受与邵老的结论和建议有些出入。您说要通过建立新机构来加以协调，协助解决丢失人口问题，但是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叠加机构不仅仅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而且大多是无济于事的。有了纪委和监察部门，但是还是有了纠风办，那么纠风办违纪怎么办呢？是不是再加个纠纠风办办啊？所以丢失人口方面的事情，原则上讲，就是公安牵头，临时协调有关部门进行处理。之所以希望新设机构不外乎源于现行机构工作效率不良，所有的部门都推诿了，有的推脱说是经费问题无法解决，所以不给你玩活。甚至有的单位没人接电话。即使是媒体还要等等看，看有没有新闻价值有没有领导批复，后来不了了之。这样耽误下去不能出事的事情也出事了，不是吗？！改革不是一和二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在现行基础上找到一个一点五呢？
       沉 石（四川自贡）
       读了《一位小姑娘的当官梦想》（《杂文月刊·选刊版》2007年11期）之后，我久久地处于悲愤之中。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悬殊，官本位状况下的特权行为，使富有爱心的小姑娘受到蒙蔽和误导，“梦想当官”以帮助受穷的老师。纯洁而稚嫩的心灵受到“不公”与“特权”的浸染，使我悲叹不已。
       文中关于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消费侵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数据触目惊心！再加上修建豪华办公大楼及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任意挥霍国家税收，还剩下多少能真正用之于纳税人？为什么这种害国害民的行为得不到禁止，反而有增无减？我愤怒至极！
       一位浙江农民说，城乡教育的不公是最大的不公。遍布我国广大农村的乡村小学，尤其是穷乡僻壤的小学，设施之简陋，教师待遇之微薄，从“一”文中可窥一斑。我曾是一位长期在山村小学代课的女教师，月薪比享受低保待遇者更为微薄，到了退休年龄即被解职而未给分文，我禁不住落泪，世道怎能如此不公！而现在才知道，这样的情况绝非仅有。
       这位“形容憔悴，有着庄稼人一样黑瘦面孔”的乡村代课教师李小朋，十年来都仅有40元月薪，虽穷但铁骨铮铮，拾得4000余元而不昧，劳心劳力地寻找失主，这样高尚的品德本应赢得社会的赞颂。然而，竟然有人说他为求自己“转正”而作秀！此种污言秽语意在损人却自我露丑，我既鄙夷又深感无奈。
       悲叹！愤怒！无奈！当前的“不公”与“特权”常使我彷徨，唯有寄希望于十七大指向的新图景，期待着力于民生、民权、民主的制度建设给人民带来好光景。如此一来，这位乡村小姑娘定能实现其梦想而不一定去“当官”。
       杨孔翔（山东曲阜）
       读过冰雪先生的《压力最大的10类中国人》（刊于《杂文月刊·选刊版》2007年11月），心中荡起阵阵涟漪，十类不同的人，承受着不同的压力，他们所受的压力来自于哪里呢？不管是守法的学生、教师、下岗工人……还是贪官、婚外恋者，同样都承受着压力，这些压力，其实是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
       因为好学生标准就是学习成绩，学生应当牺牲一切做学生的自由，死心塌地去学习，所以就有了许多压力；因为教师的标准就是升学率，升学率关系着晋升、薪水、名利，所以教师因此充满压力；因为下岗工人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自身的出处境到处碰壁，所以天天面临生存的压力；因为婚外恋者要脚踏两只船，内外都要打理，所以要忍受掌握感情平衡的压力；因为上网成了最吸引人的文化阵地，所以网民只好忽视了健康问题；因为中年人已经半截入土，还要养老的、护小的，每天都需要绷紧每一根神经，这种压力无与伦比；因为专业技术人员在单位里“物美价廉”，需要“春蚕到死丝方尽”，所以要经受不断地精神充电和物质付出的考验；别看酒店每天笑哈哈的，其实他们生意好时，赚钱是算出来的，公款吃喝的钱难要啊！生意差时更挣不了钱，光是房租就承受不了；烟民吗,也不容易，明知烟有害，偏偏天天吸。国家提倡戒烟，可是，看看各个烟草企业，哪一个不是国家利税的支柱，我吸烟有害身体健康，浪费金钱，可是这是爱国的行动啊;至于贪官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贪的多了，习惯成了自然，就愈加谨慎小心，难免生出东窗事发前的压力，但愿这种压力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或许贪官会越来越少。
       这样比葫芦画瓢，我把各种压力罗列了一遍，只是感到，一些压力不是正常的，本来就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压力，往往是把政策误解了或处于弱势群体不得已承受了额外压力，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当然贪官与婚外恋者，不可同日而语。希望早一日没有或减少这些不正常的压力。当然，贪官没有了“压力”也是好事，他们无所顾忌地贪污，也加速了法律对其惩罚的速度，于国于民都是件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