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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是我们人性中缺少了的一种意识，在人际关系的价值体系中，“回报”往往是我们基本的做人道德，即便沦落到丐帮之族的乞讨之人，都讲究礼尚往来，投桃报李。连邻居间的借盆儿米面都奉行着“平盆进来满盆出去”的标准，有点儿良心的人更懂得“受人于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个理儿。可如今我们感觉人们连无须破费一个铜板的“精神上的感恩”都舍不得了。
       据8月29日的《文汇报》报道，如今不少人不要说感恩的意识没了，就连礼节意义上的一声“谢谢”都省略了。某地5位贫困受助的大学生。在受助一年后，若无其事，忘了资助者，连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打。西彦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个余香应该有接受玫瑰者的一个微笑回报吧，如果只是烧火棍子一头热，那么人性中的爱是无法传递的。
       我们人性深处为什么缺少了感恩呢?有社会学家说是“商品拜物教”的蔓延的必然。在我看来倒是我们一度的感恩过了头儿，我们曾经“感恩”的对象并不是我们感恩的主儿，我们感恩过圣君明主，但圣君明主没让黎民百姓享受过阳光雨露：我们感恩过的那些“一袋米”、“一桶油”似的节日慰问，但这种作秀留不下让人感恩的“余香”，只能让本想感恩的人知道你不是我的“救世主”。
       如今我们资助上不起大学的贫困生，多是政府和群团组织牵头的一种“组织行为”，作为个人直接一对一的资助并不普遍。受资助者觉得，你以组织的名义，用国家的钱、大家的钱，采赞助我，不过是一种贫富差别的平衡、调整，政府和组织也给予了那些赞助者们相应的荣誉和称号，这也算是社会和组织的回报吧，至于我个人吗，中国有俗语，“大恩不言报”。我大学毕业了。就业都难，拿什么回报你?空嘴说好话，又不太符合国人的“投桃报李”人际关系，只好沉默吧。
       如果就是王大妈资助了李小虎读完了大学，李小虎还会不知感恩的吗?李小虎还会连声“谢谢”都不说吗?这样的中国人太少了。如果我们应该回报、感恩的对象都像王大妈那样明确，我们还是忘了感恩，那么我们的人格、道德就会受到大众置疑、谴责，这样的代价人们能付得起吗?
       有些资助就是一种组织行为，就是一些富人该做的慈善事业。我们的体制已造成了一种制度上的不平等，不少贫困是由于体制上的欠缺造成的。我们政府现在提出的“让每个贫困学生都能上得起大学”，并不是政府的施舍，而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还需要他们的人民时他感恩吗?
       不要放大几个拖欠了助学贷款的“待业大学生”的“失信”行为，他们的文凭、档案不还抵押在学校吗，他们的难处我们就不能多想一点儿?哪一个发达了的人不以有感恩的机会为荣，不要说心灵深处的感恩，就仅仅是形式上的一种感恩仪式，都会让人感动，都会提升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增加一个人的亮度。在我们不具感恩之念时，我们也知道“礼尚往来”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处世原则，总是占人家小便宜的人，是遭人讨厌的。即便再小气的人，也轻易不敢借了人家的谷子还了人家的糠。
       商品经济发达，不是人们丧失感恩的直接原因，在以平等、公平的交换规则下，人们的无私奉献，那是“感动中国”的事情。不少人不知感恩，有时就是那个感恩的对象被模糊了，甚至被异化，异化成一种“政治”对象了。哪朝哪代都能找到忘恩负义的“陈世美”，这不是哪个时代惹的祸，“反右”“四清”“文革”的那些年代，没有“商品拜物教”的蔓延吧，可那时我们的人性深处也没人人都闪烁着感恩的光芒吧。
       我们最该感恩的对象就是人民，可如今有些专家、学者呆在空调屋里、喝着女秘书端来的咖啡，写着批判人民的子弟不还“人情债”的文章，这样的人就知道感恩吗?
       [菲菲荐自《金华日报》2007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