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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就业问题？不是；是看病问题？不是；是腐败问题？也不是。当今最大的问题——是对问题缺乏警觉。这不是鄙人的高见，是李瑞环同志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他今年4月份新版的《辩证法随谈》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问题是对问题缺乏警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一句老话，也是一个真理，我们应该牢记。”这段话发人深省。
       长期以来，有些国人总有那么一种“天朝老大”的优越感。封建时代有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就是“天子”，是天下人都要顶礼膜拜的。直到八国联军打进中国，才稍微清醒一些，但也认为是“儿子打老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时有那么一种危机感，举国上下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可时间一长，老祖宗的“精神胜利法”又开始滋长蔓延，慢慢产生了洋洋自得的心态和盲目乐观的情绪。“文革”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些人还认为“形势大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时至今日，只愿意讲成绩，不愿意讲问题的老毛病仍然存在。在许多地方和单位，无论汇报还是总结，论起成绩来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罗列得详详细细，分析得头头是道。可一讲到问题，便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把问题当成绩讲，用放大镜放大后大肆宣扬，用虚假的成绩把真实的问题掩盖起来。比如科学技术水平，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科协副主席、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院士认为，我国在地质学、机械工程、冶金工程技术和航空产品、航空技术、航空科研能力四大学科领域均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即使是新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歼10战斗机，与美国的F—22、F—35相比，在技术水平上也相差一代（见2007年3月21日《人民日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李国杰称，根据他的判断，实际上在很多核心技术上中国至少比国外落后两代以上，包括中国的芯片、计算机等（见2007年4月17日《羊城晚报》）。可现在的新闻媒体，不但不报道科学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差距，反而抓住一点点成绩大做文章，歼10飞机问世，连篇累牍宣传其性能如何先进，给人的感觉是世界领先、全球第一，把全国全世界都给“忽悠”了！
       夸大成绩，掩盖问题，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走麦城”已成为当前一些单位、部门和地方的一种通病，“批评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不光是汇报、总结不讲问题，领导作报告不讲问题，就是党内民主生活会也不讲问题了。似乎说问题就有问题，不谈问题就没问题，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辩证法认为，问题是客观存在，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有问题是正常的，没问题才不正常。有问题不可怕，有矛就有盾，“办法总比困难多”。可怕的是有问题却不正视问题，躺在“问题”上盲目乐观，固步自封，对问题引起的危机浑然不觉，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危机四伏。
       “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对问题保持高度警觉，实际上是在激烈竞争中防范最不利可能，争取最有利结果的一种科学态度、一种清醒的预见意识和防范意识、一种进取精神、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新加坡地小人少，没有资源，其崛起的原因很多，重要的一条就是忧患意识。新加坡在宣布独立时，只是一个破渔村、贸易站和海军基地，困难重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新加坡政府领导全体国民在夹缝中求生存，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和东南亚的工业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和交通中心，拥有世界第一大货柜码头、第二大电子中心、第三大炼油中心。忧患意识是新加坡的立国、强国之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一学新加坡人的忧患意识，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未雨绸缪，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我们才能不断地前进和发展，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反之，如果对问题总是缺乏警觉，熟视无睹，当问题慢慢积聚，然后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时，那你还捂得住么？
       ［汪新才荐自《长沙晚报》2007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