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什么用处?这个轻佻的责难常常令号称智慧的历史学家感到气恼，因为回答这个责难并不容易。现代历史学被限定为只能是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纯粹客观记录，对历史学家的写作意图予以坚决抵制。有的历史编撰者和研究者们，在“客观”、“真实”的标准要求之下，排比罗列史料，再缀以几句事后诸葛亮式的诠释，就构造出自己的历史学。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日积月累才可能建造一座“通天塔”，揭示“天道”的秘密。
对这种剪刀——浆糊历史学，读者自然有理由质问这样的历史用处何在?于是，人们开始自发地创造属于他们的历史。对市民而言。男人们从曾国藩、三国中找到了争权夺利的策略和计谋，或者狠、忍这类的人生“哲学”，为自己打气鼓劲；女人们和辛苦的白领们从孔子和庄子中寻求精神抚慰。用他们来稍稍舒缓一下残酷的职场生涯积累的紧张情绪。
在古代，历史学不仅没有遭到这样的诘难。历史学家还常常被视为智慧的象征。在但丁的《神曲》中，罗马史家塔西佗具有洞察一切的智慧和理性。在中国的传统中，“史”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可以知兴衰，可以“资治”。“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可以“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大饥荒期间，刘少奇曾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被写入史书的恐惧。
与古代相比，现代史书的撰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被认定为是一个不断进步和演变的自然过程。“人”逐渐被逐出了历史。这当然是现代学科发展进步的结局。历史记载的内容和精神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古代传记体的史书常常记述人的德性和作为。如勇敢、荣誉、智能、节制等。而且，史家总是怀着对天道敬而远之的清醒，“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岂有苍苍不可问之天哉”。王夫之说得更干脆：“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由是我们得知古代的史家并非不讲“理”的。正是在他们的撰述中我们懂得了古老的习俗、律令和制度是如何浸润于民族的血液之中。我们也体会到了：“耕种土地的贫农。其血管中有着好几个时代的血液。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古代和现代历史撰写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历史编撰者身份的变化，黑格尔对此有很精辟的说明：现代的历史家多是头脑单纯的编年史家，他们绝不参加积极的公共生活，相反地，古代的历史家却是积极参加公共生活的。
更为重要的是。古代的人对历史的看法也与现代有着很大的分别。古人曾说：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正如识者所见：“在古代世界里，如果把一种文明比作一个政体。撰写政治史的根本作用就是为一国文明理出来一个秩序，换言之。就是为一国文明立法。那么，撰写政治史的传统可谓是这个政体的宪法。其实，大凡政治史撰家似乎都具有为民族立法乃至为万民立法的意图。”曾国藩也曾经说过，何为经世?习礼而已。在中世纪的修道院里那些默默搜寻、注释古代希腊、罗马典籍的作家曾经是基督教最害怕的敌人，因为“他们在对古代典籍不动声色的爬疏和研究中延续着古代世界的生命。从而培植了能够抵制乃至颠覆基督教文明秩序的最坚韧的力量。”而在这些典籍当中最鲜活、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记载着他们祖先嘉言懿行的那些异教史书。
文艺复兴对人的解放，往往被阐释为确立了人的欲望的正当性，把人从神和上帝的笼罩下解放出来。粉碎了中世纪教会的蒙昧统治。文艺复兴的另外一面却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在那个时代，解放人，是为了恢复人在希腊、罗马时代的德行和成就那样的功业，是对一个伟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想望，是对基督教贬抑人的言、德、功和毒害人的政治品格的仇恨。他们对人的解放不是为了让人像动物一样的纵欲。而是为了让人恢复对自由的渴望和信心。
就此观之，或许我们就多少可以理解为什么孔子做《
春秋》而能够使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司马迁敢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历史是我们的宗教，而今天，史家再也没有这样的史识。我们的宗教将何以延续?
[杨松荐自《南风窗》2007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