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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强压之下，是不许随便说话的。老百姓总有不少话要说的，憋不住，就得想办法找个空子，不受约束地说出来。于是便出现了民谣，多是像顺口溜那样唱出来的。古时流传下来的：“县里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种民谣就传了很久。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抗战。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但对共产党却不断压制和攻击，防止它声势壮大。我在四川就听过一曲讽刺国民党的传谣：“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国民党政府一直退到四川，以重庆作陪都。虽然在前线紧张作战，而那些政府军政人员依然腐败，投机倒把，花天酒地，吃喝玩乐。这时“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句话到处流传，引起群众的愤恨。民谣大多是带讽刺性的。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诱发幽默语言的广为流行，人们也就善于运用讽刺。
       新中国建立后，在新制度的建设中，遇到不少困难和挫折。在一些不正常现象以及领导的失误，以致一时的动乱，引起群众的不满，就会出现讽刺的民谣。我们的行政制度很不完善，到处都会有拖拖拉拉的各种现象。在办公室上班的，就有：“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一天。”在选用人才以至判断是非上，就有不正常现象，引起：“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句话传得很广。我常到广东，就听过：“北京人敢说，上海人敢穿，广东人敢吃，东北人敢干。”
       在农村，体制上的变动不断，先由单干转互助组，再组成生产队，合作社，然后又变人民公社，之后又从人民公社解散出来，变来变去，有明的，有暗的，很是复杂。人间关系同样复杂，议论纷纷，传谣多得很。在几次政治运动中，城乡各地谣传都不少。那时农民都是集体干活，结果流行的是：“下地一阵风，干不干活都记工。你走我也走，工分七八九。”农民和干部之间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如：“队长用钱一句话，出纳用钱随便拿，会计用钱纸上画，社员用钱求菩萨。”对干部的工作作风说的是：“小队干部田里干，大队干部地头站，公社干部骑车转，县里干部隔着车窗往外看。”挖苦村干部有时很可笑，传的是：“前面走来个大干部，身上穿的抖抖裤，当面是日产，后面是尿素。”“日产”“尿素”是装化肥布袋上印着的字。村干部得到这些白色布袋，染成深色的，做成裤子穿。但袋上的字还能隐约显出来。
       许多农村干部经常要到县里去开会，听传达。很多情况从传谣中可见。如：“省里开会半个月，县里传达三五天，乡里贯彻一顿饭，村里落实一袋烟。”也有正面的劝导，如：“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
       那时，因为农业政策时常变，造成损失。这就传出：“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说是不变了，又来文件了。”还有：“有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不仅农民，市民里总有向各级政府官员求助的事，会遇到各种官僚作风的阻碍。
       从报刊报道就见到这样的传谣：“门难进，人难见，口难开，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对那些贪污腐败现象的传谣，在报刊上也常见，如：“烟搭桥，酒铺路，甭看你公章大，顶不住熟人一句话。”这还是几十年前的话，现在用烟酒铺路就不够了！一般说的还有：“滋溜一响，有话好讲；酒足饭停，不行也行；饭饱酒醉，不对也对；嘴巴一抹，事情办妥。”“酒盅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拿，要啥批啥。”讽刺某些领导的有：“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地位低，收入不及体力劳动者。传谣就有：“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还有：“工人农民拍手笑，二道贩子哈哈笑，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
       记得是在1993年，我的月工资补贴共500元，而代人卖服装的，不识字的女子的月收入是800元。我的哥哥是一家很大的汽车制造厂的总工程师，前几年去世，他的最高月收入只有1100元，比我的工资少得多。
       有一段期间很不正常，工厂很乱。我就听过这样的传谣：“党是我的妈，工厂是我家，没钱向妈要，缺啥家里拿。”在“文革”期间的传谣滑稽可笑：“青年男女新婚配，买回枕头红一对，新郎是造反有理，新娘是革命无罪。”其中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都是印在枕头上的字。
       那时候能看的戏只有八个“样板戏”。电影也都是一般化的情节。这时流传的电影是：“老队长带错路，小青年犯错误，支部书记是个女干部，最后抓个大特务。”
       “文革”终于结束，“四人帮”倒台，民谣就传开了：“江干了，桥断了，乌龟王八完蛋了，造谣公司解散了。”人都明白，其中的“江”、“桥”、“王”、“谣”指的是“四人帮”这四个家伙。“谣”是“姚”的谐音。
       现在流行的有讽刺执法犯法的：“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许多商品弄虚作假乱提价。于是流行：“哪个牌子名气大，换了商标就提价。”许多药品越来越贵，则是“换个名字就提价”了。
       朋友间开玩笑也有流行的话，如在宴会上就有：“老婆有交代：少喝酒，多吃菜，够不着，站起来。吃不完，往家带。”
       ［汪新才荐自《北京晚报》2007年4月9日／宋德禄图］
       出了国才知道
       □冷今
       在国内时，了解“外面的世界”并不难，然而，认识的误区只有在国外住久了，慢慢地体会才能逐渐消除。下面十个方面如果不出国，我是不会知道得很清楚的……
       一、英语不努力学，是掌握不了的。出国以前我以为到了国外，有了英语环境，自己会不费力地通过语言关。然而，除了小孩子，成年人欲消除语言障碍谈何容易？难怪许多在国外生活了半辈子的老侨，其英语程度还属初级。
       二、从中国出口海外的食品，是给华人吃的。在国内时，经常看到这样的宣传:某某传统食品远销世界五大洲，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到国外才知道，中国的食品绝大部分只有在华人超市里见到，是以华人为销售对象的，西人除了偶尔到中餐馆打打牙祭，平时几乎不买中国食品。
       三、在国外完全脱离华人圈，是不大可能的。国内人有这样的误解:到了国外，交的是西人朋友，接触的是西文，吃的是西餐……其实，除了华人稀少的城镇以及生活于校园内，或者嫁了老外，在中心大城市，你的生活范围很大程度是在华人社区。
       四、频繁变换职业身份，没有什么了不起。本人粗略计算，来加拿大六年多，自己从事过不下十个职业，从快餐店服务员到赌场发牌员，从中文教师到电话推销员，从送晨报的到送比萨饼的，从流水线工人到公司小职员……频繁地转换身份，而且职业属性五花八门，对于我来说原来是不可想象的，而对于新移民是再正常不过了。
       五、汽车洋房，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过去国内报章经常报道某某“海外爱国人士”，如何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放弃汽车洋房，毅然决然回归祖国云云。原来在国外，只要你是劳动者，汽车洋房人人有份。
       六、上电视上报纸，没什么了不起。在国外，报纸电视是私营企业，公开透明。所以这里的新闻媒体大家办、大家看，没准一不留神你就成了焦点人物，不信明天你中了六合彩，后天大小报纸都有你的照片。
       七、牙齿保健，不能不重视。在国内，什么时候牙痛了才去看牙医，平时根本不在乎，很多人都有用牙咬开啤酒瓶盖的“英雄壮举”。出了国才发现西方人的一口白牙，似排珠，赛玉贝，咱们真是相形见绌，“难于启齿”，所以花心血让下一代一定爱护好自己的“门面”。
       八、西方政要，没有什么可神秘的。我在多伦多大街上见过加国总督伍冰枝，除了有两个粗壮男子5米之外相随，人家伍总督和老公牵手漫步，俨如平民。在一些场合，与市长、省长、议员握个手、合个影，也并不难。而在国内，森严壁垒的政府部门，警车开道的领导出行，相比之下，你会有许多吹牛的资料。
       九、与西人交往，并非想象得那么容易。国内人以为我们在国外都有一些西人朋友，其实不然，与西人较深层地交往，除了语言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文化的隔阂。谁都对身边事务的关心程度甚于外域，普通西人热衷中国文化、渴望结识华人朋友的少之又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哪里都一样。
       十、高学历知识分子，做普通工作不新鲜。“龙陷浅滩，虎落平阳”，高知做蓝领在国外司空见惯，我见过印度的哲学博士开出租车，东欧的音乐家干装修，中国的计算机工程师在肉联厂杀猪……人为了生存，要能屈能伸，很多时候学问不能当饭吃。
       ［杨松荐自《看世界》2007年第4期］